顧準日記患難之交相濡以沫 ——駱耕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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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之交相濡以沫
——駱耕漠訪談錄
邢小群
（駱耕漠先生今年89歲，是我國老一輩的著名經濟學家，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職。他曾與顧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同事多年。在文革中，駱耕漠被污陷為“叛徒”、“反動學術權威”，在自己的處境異常艱難的情況下，仍然給了顧準難得的幫助。他們之間的友誼，可謂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現在，駱老已經雙目失明多年，但他聽說《顧準日記》即將出版，還是欣然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我對駱老說，聽說，您在文革期間顧準最困難的時候，不遺余力地幫助、關心過他。今天想請您談一談。
駱老精力尚好，但是長時間地談話，對于他來說還是比較困難的事。駱老說，這個事，我愿意談。為了表達我們對顧準的紀念之情。
他說，抗戰時期，我是鹽阜地區行政公署財經處處長兼蘇北區黨委財經委員會副書記，那時顧準在沙家浜一帶打游擊。中央讓他到延安匯報工作，并給了他一個任務，讓他到淮海地區轉一下，然后再去延安。他去延安要經過蘇北一帶的封鎖線，在等待過封鎖線的機會時，他曾給我做過助手，任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他也曾在淮海地區行政公署任財經處副處長。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相識的。他從延安回來后，我們又在蘇皖地區見過面。但是當時彼此并不很熟悉。
真正比較了解顧準，是建國后在華東財委和在經濟所成為同事以后。
駱老主要談了顧準從干校回到經濟所以后的情況。
駱老說，1969年我和顧準等一起下放到河南干校。從東岳干校搬到明港軍營后，我們談話比較自由了，但也不能“亂說亂動”。那時顧準的身體還算好，沒有看出有什么病。當時到河南找我們外調的人很多，浪費人力財力，很不方便。周總理說，他們下去已經兩年多了，讓他們統統回來吧。于是，1972年5月，我們就回到北京。下干校時，很多人都將房子退掉了，而回來的人很多，包括軍宣隊、工宣隊，房子已不夠住了。沒有住房的人只能到親戚家借住。我也沒了房子，住在我弟弟家。顧準和江明在干校時就住在一起，他們又是不能住到外面去的人，到了學部，仍住在一起。那個房間有個小套間，顧準住在里面。顧準整天就是看書。當時正認真地看《圣經》，當然是作為學者在研究。并且，我看他還給商務印書館翻譯《龍巴特》。他比較困難，想掙點稿費。他經濟拮據，卻買了一個雙燈罩的臺燈。江明問他為什么買這種臺燈，還很貴？他不說話。后來我們才明白，是為了紀念他的妻子汪璧。一個座臺兩盞燈，仿佛她就坐在對面。
那時顧準雖然瘦了一些，但不像有了什么了不起的病。當時我那種身份也不便找別人談，每天去學部上班，就只到他那里坐坐。張純音住在顧準他們對面。有一次她對我說，顧準總是看書，身體好像衰弱了些。于是我、張純音、江明就設法帶他出去吃吃小館子，借此讓他走動走動。那時我妻子唐翠英也常燒一些紅燒肉，讓我用大搪瓷缸子帶給他吃。
記得我剛補發了工資，家里人分散四處還沒有回到北京。我請顧準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回來時太陽落山了，他說，我們走條近路回去吧。其實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樓前，他眼睛望著樓上一個窗戶，默默地停了好長時間。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過的地方憑吊，汪璧是在這里自殺的。我知道他們倆感情很好。早在1965年經濟所干部下放到周口店搞四清，有一次我要回家，顧準（因戴右派帽子監管勞動不能回家）對我說，你能不能去看看汪璧？順便請她找一下帶耳朵的棉帽子和圍巾給我捎來。我找到了汪璧。她說，我就給你找，麻煩你帶給他。文革開始后，他的女兒帶頭逼迫她媽媽與顧準離婚，想來孩子們和他妻子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創傷和壓力。
有一天，我到經濟所上班，吳敬璉倉促地趕來告訴我，他剛把顧準送到首都（協和）醫院觀察室。吳敬璉在干校營房時孤零零地自己住在一處，他和顧準多有交流。回北京后，有個政策，我們得了小病在學部衛生所看；大一點的病，到學部所在的區醫院。能讓顧準到首都醫院，看來他是病得不輕。顧準正在首都醫院半地下的觀察室。那里沒有關系是搞不到床位的。吳說：“我也沒有辦法。” 我一聽很著急。想來想去，想到抗戰時我在蘇北工作時，有過數面之交的楊純。在淮海區，楊純和顧準曾在一起工作過。她時任衛生部副部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吳敬璉陪我去找她，她正在開會。我就寫了個條子留給門房，大意是：顧準你是知道的。他現在病得不輕，正在觀察室里，我心里很不安。你能不能看在老關系上，請你的秘書關照一下……說實話，條子能不能起作用，我們不敢抱希望。第二天我到醫院觀察室去看顧準，人家說已經去了病房，我才長舒了一口氣。顧準住的是七、八人一間的那種中等病房。他靠在病榻上，見我進去，直作揖，感謝幫他進了病房。我和他講了找楊純的事，顧準也慨嘆再三。
顧準的病是在肺和心房外部之間長了個癌，醫院研究來研究去，感到手術很難做。他的弟弟陳敏之告訴他，做手術沒有把握。但是他決心要動手術。認為不開刀是死，開刀或許還有希望。
我和張純音打聽到協和醫院東邊有個姓李的老中醫，是看疑難病的高手，就去找他。李醫生讓我去協和醫院征得醫院同意；并要求有車接送才能出診。醫院那邊是同意了，我們這邊的小轎車怎么辦？我先是找到老伴的單位，希望他們能幫幫忙，回答說制度規定不行；又找到我在杭州監獄時的難友、原鐵道兵兵團政委張崇文同志。后來就是張崇文政委派司機接送老中醫，給顧準看了兩三次病。
當時北京人藝的著名導演焦菊隱同顧準在一個病房，有一次，焦菊隱對別人講：顧準看起來是很倔強的，但也有脆弱的一面。我與顧準交往中也感到顧準有很驕傲的一面，被他看得起的人不多；但也有很謙虛的一面。比如，他去延安經過淮海區，去時和回來就不大一樣，回來后謙虛了許多。他有很固執的一面，也有兒女情長的一面。他非常想念他的兒女，特別是想見見他的小兒子。但是兒女們因深受他政治問題的株連，對他成見很深，當時政治氣候還很左，他們都不愿意或不敢來見他。軍宣隊的人對他也很同情，在他病重時，就在一個字條上寫下：“我是有錯誤的” 的幾個字，讓他簽字。希望他兒子見了字條能夠來看他一下。開始他不同意簽字，經過大家反復勸說，才勉強簽了字。結果他兒子始終沒有來。顧準臨終前一天的下午，我帶著我的小女兒去醫院看望他。看到我的女兒，他自然聯想到他的兒女。在回家的上，小女兒傷感地對我說：“顧叔叔落淚了，一大滴、一大滴的……”
顧準臨終時講到他非常感激三個人；一個是林里夫，一個是李少甫，一個是我。林里夫和顧準都是“一·二八” 上海“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的發起人。當時在上海一“文”一“武”很出名，文委方面的周揚、夏衍他們都知道林里夫。建國后林里夫是《經濟研究》的主編。林里夫還是顧準的入黨介紹人。文革中被整得很厲害，但人也很硬氣。顧準病后，大家說是不是給顧準請個人照顧他。林里夫說，不用，我女兒在內蒙插隊，剛病退回來，就讓她來照顧。以后，他就讓女兒像侍候家人一樣每天在醫院守在顧準身邊。李少甫人很正直。30年代他在杭州經營了一個很大的火柴廠，生產的火柴夠整個浙江省用。抗戰初我們在浙江辦刊物，他說，我可以用做火柴盒的紙給你們換白報紙用。顧準病后，他專程從上海趕到北京看他兩次。
顧準病重后，科學院學部對他不錯。白天是林里夫的女兒照顧他，晚上學部經濟所派人到醫院值班。最后一個晚上吳敬璉在他身邊。第二天，我在去學部的路上，被吳敬璉叫住，他告訴我，顧準去世了。后來，我們一起去了醫院，看到的顧準遺體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了，非常難過。因我年齡大了，大家不讓我去火葬場。最后陳敏之及顧準的妹妹和他大女兒、我和我妻子、林里夫等人繞他的遺體一周，舉行了小小的告別儀式。
火化以后，陳敏之告訴我，顧準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經委、計委大樓西的那條小河里。他曾在這一帶工作過。他覺得河再小也是通往大海的。我們一塊兒到那條小河邊兒，小河邊兒沒有臺階，我只好拉住陳敏之的手，讓他探下身子把骨灰送到河里。他只撒了一半。另一半落實政策后，從人民公墓送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放在正局級干部停放處。這雖非死者所愿，卻安了后人之心。
顧準去世后，陳敏之說，大家對他這么好，他留下的東西，你們每人挑一件，留作紀念吧。江明說，我要那盞雙罩臺燈，以后，我會想到顧準工作時的情景。我說，我要顧準那把大算盤，那把大算盤跟了他多年，他算盤打得非常好，可以雙手打飛歸。陳敏之就把算盤送給了我。
駱老說話很吃力，很慢。前后竟談了將近四個小時。最后，他對我說，你寫多寫少都不要緊，關鍵是請表達出我的一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