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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以美國為老大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封鎖與夾擊越來越嚴重的險境，在觀望中等得不耐煩的中共高層，決心向胡適重炮轟擊，一舉將其轟翻在地，同時將殘留在大陸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凈以穩住新生的政權。于是，更大規模的批胡運動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導火索，則緣于一件奇特的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事件”。

1954年9、10月間，有兩個分別叫李希凡和藍翎的“小人物”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紅學家，時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研究員俞平伯，看不到《紅樓夢》偉大的反封建傾向，等等。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報》安排轉載。想不到《人民日報》的掌門人不明就里，竟膽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給予拒絕。隨后，李、藍二人再次發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適的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應該徹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澤東重視，認為要想在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徹底清除中國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崇拜心理，就必須徹底根絕胡適作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響。于是，毛澤東突破紅學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壺（胡）地把矛頭轉向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個大陸各階層宏大的批壺（胡）、倒壺（胡）、砸壺（胡）、摔壺（胡）等一連串的除壺（胡）運動。

此次批胡運動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揚兩位著名“文化班頭”與“奴隸總管”（魯迅語）掛帥，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澤東，從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針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歷史觀等，發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銳的、野蠻的炮火轟擊。郭沫若一馬當先，采取開會發言、與記者談話，或親自撰文等形式對胡適口誅筆伐。這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與本報記者談話，謂：“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起的討論，是當前文化學術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斗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斗爭。……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12月9日，《人民日報》以《三點建議》為題，再度發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謂胡適是：“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兄難弟，倒是有點像雙峰對峙，雙水分流”，要求大家通過對胡適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批判，“深刻檢查，隨時警醒”。

郭沫若的轟擊通過香港等左派報刊陸續傳到美國為胡適所知，胡對郭的做法開始尚摸不著頭緒并有些惱怒，后來仔細想想也就明白和釋然了。對于郭氏的為人，胡曾對他的助手胡頌平說過這樣一段話：“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當年郭沫若滿懷喜悅之情拿著夾肉的筷子跳起來了，而如今卻非常嚴厲地批判起胡適來。胡適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戲和作秀一樣的被熱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與當頭棒喝。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對于郭沫若的反復和善變，胡適有過若干次親身領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將胡適在抗戰使美時贈陳光甫詩中的一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諷刺胡適奉了蔣介石之命，做了國民黨的過河卒子。胡適看到這首改詩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懷，但也僅限于“懷”，尚沒有憑借自身的影響和權力進行反擊和報復。[21]學術界人士看到的是，這年5月，胡適仍慨然主張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中，且在后來評委會審查中為郭大聲疾呼，終使其過關斬將沒有落選。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長文《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個月后，81名院士選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一文，竟大罵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在此之前和之后，無論胡適為其作如何親近與大度的表示，因為政治的需要和關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會對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會不識時務地報以好臉色。他以嚴厲批判的方式表示對昔日朋友的無情，似乎這樣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場的堅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當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對跑到美國的胡適以及最高領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態度自是更加理直氣壯與豪氣萬丈。

繼郭氏之后，號稱正宗的“馬列主義史學健將”的范文瀾，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胡大會上，已是62歲高齡的老范頭發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當然非借重‘領導文化教育運動’的當今孔子胡適不可，胡適的身價當然可以漲價萬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聰明，看透這個奴才的不中用。不管兩個帝國主義誰愚蠢誰聰明，反正胡適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

在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的討伐運動中，迫于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殘存于大陸的“胡適派文人”，以及學術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紛紛表態，誓同胡適徹底決裂，并把手中的鋼筆或圓珠筆當做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胡適紛紛投擲而去。

同年12月，被魯迅譏諷為“李天才”的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在《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長篇檄文中，用他那與眾不同的“天才”筆法，先聲奪人，上來就是一個大問號：“胡適是什么樣的人？”緊接著回答：“胡適是一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說過‘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羅列了一系列胡適如何混賬的“證據”之后，李長之著重指斥胡適“到處販賣個人主義”，“他把個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認為日本之所以一躍而為‘強國’，‘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因此，他有‘傳記熱’。由重視個人而藐視群眾，敵視群眾，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實，這就是胡適的發展道路”。最后，李長之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借以嚇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狀：“是的，‘短兵相接’了。我們要迎接這個戰斗！迎接這個包括自己思想在內的戰斗任務！”[23]

戰火已經燃起，短兵相接了！作為與胡適最親近的門生故舊也該投入戰場，撕破臉皮真刀真槍地直接展開肉搏，給“當今孔子”胡老師放放血了。向來受到胡氏寵愛的入室弟子羅爾綱率先站出來發難，說：“1950年，我又從家鄉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線，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么叫劃分界線。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后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24]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于廣西貴縣的羅爾綱是胡適眾所周知的得意門生，1930年于胡適任校長的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后，到胡家做徒弟。時胡適已辭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移家北平，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羅在“適之師家的工作，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1841—1895）遺集”。[25]此項工作完成后，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貴縣老家。1934年，羅爾綱重返胡府，這回胡適沒有給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偶爾讓羅幫一點抄抄寫寫的小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羅氏開始涉獵晚清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的學術研究，胡適耳提面命，苦心孤詣地栽培。羅爾綱進出胡府前后兩次約五年時間，學問大長，并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受到業內行家的矚目。1934年10月，羅進入胡適為院長兼所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員，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戰軍興，羅爾綱先回家鄉貴縣，后經胡適與陶孟和商量，輾轉來到昆明，繼之遷四川李莊門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清代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經過數年苦心鉆研，終成聞名中外的清代軍制和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

1943年春天，青年羅爾綱應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之約，寫了一篇跟隨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情誼至深的自傳式傳記《師門辱教記》，全篇約4萬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設書店出版單行本。關于此書因何取名《師門辱教記》，羅爾綱后來有一個專門說明，謂：“這是因為我著的《太平天國史綱》于1937年春出版了，適之師嚴厲地訓飭我偏于太平天國，有背史家嚴正的立場。那時候，許多太平天國史料還沒發現，我也和當時的人們一樣以為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是太平天國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負師教與他對我的希望，因把此書叫做《師門辱教記》。”又說：“適之師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時30分把書送去，到12時下班回家，就接到條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吳晗陪我出來說他聽了也驚怕。……當時的情況，我是‘站在適之師面前，默默的恭聽他的訓斥’，吳晗卻是坐在適之師書桌對面的客位，適之師只訓飭我一人，并沒有對吳晗說。適之師晚上的態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當時認為適之師的教訓完全對，我是辜負了適之師的教訓與希望，因此，把書名叫為《師門辱教記》。”

羅爾綱所說的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述：

讀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一冊。下午爾綱與吳春晗（南按：吳晗）同來，我對他們說：“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于不免時髦。”例如一三二頁說：“這種種的改革，都給后來的辛亥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我對他們說：“我們直到近幾年史料發現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

但此書敘事很簡潔，是一部很可讀的小史。

僅從胡適這段平實公允的文字敘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發生，但在羅爾綱看來，卻是一場足以震撼心靈的風暴。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國史綱》寫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羅氏拖著疲憊的身體，用晚上的時間寫成的。因預設此書的讀者是中學生，許多煩瑣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學術性質的考證也未收入其中。當1937年印出來后，羅爾綱興沖沖地捧著“大作”送給胡適，本想得到恩師一番贊譽，結果卻是當頭棒喝。胡適嚴厲地斥責道：“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

胡適雷霆震怒，羅爾綱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頂，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來羅氏在《師門辱教記》中說：“太平天國之役，19年長期大戰，毀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都市和農村，兵災疫癘的浩劫，生民流離的悲慘，我都搜集有此類史料，我為什么在此書中不作詳細的敘述呢？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殘酷的事實掩蔽了。……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于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只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它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正違犯了章炳麟所論經師應守的‘戒妄牽’的信條，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教訓……”最后，羅爾綱說：“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卻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著一種使人啟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慚愧和感念之情，羅爾綱發奮完成了獨具一格的傳記《師門辱教記》并得以出版發行。只是好景不長，就在此書印出不久，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計劃”中的桂柳戰役，桂局緊張，時在家鄉貴縣的羅爾綱帶了一本倉皇來到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白天繼續研究晚清軍制，晚上則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燈下，將此書再作修改補充，并于“嚴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來”。1945年2月3日深夜，羅爾綱在增補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說道：“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著羞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熱誠的心。如果讀者們能夠得到這個印象，那么這一次重印便不為多余的了。”[30]未久，羅爾綱把修改后的書稿寄往重慶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重印。

盧原是北大文學院秘書兼文科研究所秘書，與胡適、羅爾綱皆交情深厚，此時正主持重慶獨立出版社事務，對羅爾綱這本小書極為推崇，非常樂意促成此事。盧氏接到羅的補充稿后，沒有馬上排印，而是寄給遠在北平的胡適校閱并請其作一短序。胡適看到羅的書稿，頗為激賞，滿口應允，但因事務纏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寫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慶盧吉忱，還另找人抄一份給羅爾綱。據羅爾綱回憶，胡在附信中稱：“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那時我覺得適之師這句話說得太重了，但后來事實表明他的話是真實的。”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適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這樣說道：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里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寫整理我父親鐵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借給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

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茍且，就是古人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古人說“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許是指古代曾作貨幣用的貝殼？）我很早就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夠“一介不茍取，一介不茍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一毫不草率不茍且的工作習慣。所以我很早就對他說，他那種一點一劃不肯茍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我在民國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別的信，曾說：

你那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茍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此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茍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松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茍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點出這種松懈的地方，幫助我們自己做點批評督責的功夫。

爾綱對于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怪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面，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的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一劃不敢茍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么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

……爾綱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里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

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當然是美好的，惜這圖畫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幅因時而易，隨時可以按不同意志與思想涂抹的顏料布。當批胡運動到來并呈“短兵相接”之勢時，這幅樂趣圖中的人物也跟著變形改色了。

為表示對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場，大徹大悟的羅爾綱于1955年抓住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千載難逢的契機，毫不猶豫地向昔日的恩師、今日的敵人胡適擲出了手中的投槍。羅氏說道：“人民給我以光榮，我得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想。”隨著這個感想而來的，是親身體會與頓悟：大革命失敗后，我來到上海，“轉學到當時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去。那時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選讀了一門莊子課程，這一部反動哲學，就首先把我拖到幻滅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虛無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國公學畢業了，我到胡適家去做他的私人書記。我又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莊子給我的毒，一句話說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沒有愛憎，使我感到一切虛無，使我成為行尸走肉。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給我的毒卻是一言難盡”。接下來，羅爾綱列舉了胡適流毒的案例與鐵證：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6）

他教我寫歷史必須超政治超階級，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偏不倚，方配做歷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騙，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綱》便是照他所說的立場寫的。胡適看見了這部小書，他還大大冒了火，把我大罵一頓，說我只表揚太平天國的光明面，沒有說到太平天國的黑暗面。我當時受了他的罵，不但沒有反感，而且以為自己是有違師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間書店要我寫自傳，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師門辱教記》敘述這一件事。我為了追求胡適荒誕的客觀立場的標準，竟使我多年無法去寫我計劃中的太平天國史。今天回想起來，當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樣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漢奸曾國藩的《討粵匪檄》與太平天國起義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稱曾國藩為反革命的英雄，與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齊觀等等荒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許，羅爾綱認為僅僅這一“鐵證”，尚不足以撂倒胡適思想和理論，于是再接再厲，又相繼列舉了胡適“為考據而考據”流毒，謂“胡適本人一切考據都是有目的的考據，他自己并不是‘為考據而考據’，但他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紙堆中去，所以他教人‘為考據而考據’”。但胡適的考據“是從唯心論出發‘大膽的假設’，他解決問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小心的求證’，而實在是‘大膽的發揮’”。又說：“胡適的考據，一般說來都是證據不夠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證據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緣傳考證》是胡適自以為得意的一篇考證，他看了現代人寫的一部筆記說《醒世姻緣傳》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設，從而大膽地去發揮，就作出了結論。嚴格說來，在這一篇考證中，連一條直接的證據都沒有。”[33]再之后，羅爾綱又列舉了胡適“超政治超階級”等荒謬、反動的思想觀念，最后終于明白了歷史是一種“階級斗爭的科學”，以及黨和政府領導的無比正確。謂自己經過各種學習和改造，終于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被從虛無幻滅的泥坑里拉了出來。

被拉出來的羅爾綱上得岸來，把投槍擲向胡適的同時，也對自己過去的人生進行無情的鞭撻和斥罵，他滿含深情地感慨道：“這是如何不同的兩個人生呵！一個是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一個是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斗的人生。兩個不同的人生繪出了中國兩個不同的時代：在舊時代里，革命向反革命進行斗爭，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參加了革命，反動的知識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這樣的一個落后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時代，在毛澤東光輝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進步，就連同我這樣的一個活死人，也恢復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

羅爾綱這篇滿含革命激情，內容思想均屬上乘佳構的發言文稿，以《兩個人生》為題，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此文于五四青年節這個特殊的節日刊發，充分體現當局刻意策劃安排，之間包含著更深層的政治意義。尚未行動或正在觀望的其他同類人物，見白紙黑字寫過《師門辱教記》的作者羅爾綱，如今親自赤膊上陣向他的恩師胡適開起火來，并在青年節亮相于廣大民眾面前，胸中亦“豁然開朗”。同當年羅爾綱在南京尊奉胡思杜為老師一樣，胡適的各色門生故舊也開始奉羅爾綱為老師，紛紛舉起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老匹夫胡適擲去。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7）

當此之時，胡適的另一個學生、抗戰期間畢業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對佛教頗有研究的任繼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按照“老師”羅爾綱的路數，借胡適對禪宗史“研究的謬誤”加以指斥道：胡適“為什么在《神會傳》中費了這樣大的力氣把神會捧到九天之上，說他有‘偉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首先，因為胡適在巴黎和倫敦抄回來了一些關于神會的著作，如果把神會捧得愈高，他‘發現’神會的功勞就顯得愈大。其次，神會是政客式的和尚，這一點和政客式的‘學者’胡適臭味相投。胡適欣賞‘神會的手腕高超’，‘神會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適特別佩服神會在佛教爭正統的爭吵中使用的‘戰略、戰術’高明，和他的主觀和‘大膽’。”又說：“在這些說明里，他所醉心歌頌的只是神會‘有手腕’、‘政治家’、‘大膽’、‘先聲奪人’等不顧事實，撥弄是非的手法。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適自己一貫采用的考據和研究‘學問’的方法。”

在羅爾綱、任繼愈等人的影響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領導人的誘迫下，1955年，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這年的《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的多條罪狀，如第四條：“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第五條：“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范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適思想和治學路數影響的夏鼐，這個時候可能仍記著胡適教導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嚴謹求實的治學為文精神，在列舉了幾條罪狀的同時，也不忘穿插進幾個典型事例加以佐實。如“胡適自己對于考古學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條關于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他在《古史辨》第一冊中說：‘發現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第200頁）這不僅表示他對于考古學的蒙昧無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現他的買辦階級的崇拜外國人的思想。但是，胡適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歷史學上是起著統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嚴重的。”又說:“因為胡適當時通過了他的門徒傅斯年控制了這個研究所”，所以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實用主義考據方法，“在考古學上也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

對考古學是外行的胡適，“只有一條關于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可供批判的毒素實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適的打手”傅斯年陪綁。毛澤東早在1949年就已將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這次夏鼐來個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時在臺灣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錄，成為不折不扣的、比紙老虎還差一個級別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顧慮。為此，夏進一步列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個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初期，只因為先有了一個‘殷墟文化層是由洪水沖積而來’這一‘大膽的假設’（《安陽發掘報告》第1冊），于是便搜羅了許多不可靠的所謂‘證據’來證明這假設。經過了他們的拗曲，層基的夯土成為大水沖積的淤土，夯土的錘痕成為波浪皺紋，柱礎的大卵石也認為是大水運送來的，還繪出一幅甲骨漂流沖積圖，甚至于一個墓葬中的尸骨，認為‘最可證明這洪水經過的事實’，‘他那張口喊救的樣子還可看得出來’。描述淹死的幼童張口喊救，雖覺很生動活現，但宋人的《提刑洗冤錄》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握拳’。縱使臨死時曾張口喊救，沖進去是帶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縮，一定合口握拳。又如發現了一個刻辭的頭骨，先大膽地假設他是麟頭，然后由書本中搜集了許多關于麟的材料，一寫便是洋洋三萬余言的《獲白麟解》（《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好像是鑿鑿可據。后來經生物學家鑒定，這獸頭原來是牛頭，和麟完全無關。我也知道，原作者后來也都承認自己的錯誤，但并未認識到這些便是胡適的實用主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的流毒。”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8）

夏鼐在文章中所說的《安陽發掘報告》，與后來成為業內笑柄的“殷墟漂沒說”、“安陽獲麟說”，都是當年李濟與董作賓等人親自發掘并提出的見解，與傅斯年沒有直接的關系，與胡適更不沾邊。夏鼐畢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證據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號，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觀和文化良知，不想佛頭抹糞，讓李濟、董作賓等與此有直接關系的師輩人物難堪，故出此下策，以緩解最高指示和來自郭沫若等人的壓力與脅迫，借此應付過關。盡管張冠李戴，但畢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師輩人物，且堪稱是自己受益終生的良師，夏鼐作此文的內心掙扎與痛苦可想而知。不過，隨著思想“洗澡”不斷深入與制度化、長期化、激烈化，許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憑著“聰明”與“和稀泥”蒙混過關的了。在隨后的日子里，被錢鍾書夫人楊絳稱為“洗澡”的人數越來越多，胡適、傅斯年、李濟等人在各種場所和報刊不斷遭到“憤怒的革命群眾”火藥味十足的口誅筆伐也就成為必然。透過當時的報刊，可以見出學術文化界在批胡運動中，涉及面之廣、之大、之深。如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在批判中歷數了自己所屬的“南高東大”（南京高等師范、東南大學)集團，對胡適集團的斗爭。說：“這一個集團特別把北京大學一個集團中的傅斯年、汪敬熙當作敵人，眼光很不差，這兩人不但是過去學術界的惡霸，而且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陣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張其昀其人者。”又說：“在反動政府時代，中央研究院每逢舉行評議會，假如沒有胡適之來出席，就覺得掃興。誰能夠同胡適之多握幾秒鐘手，多談幾分鐘話，就會覺得體面，人家看見了還要眼紅。而胡適之和蔣匪介石一樣，同是美帝國主義的臣妾呢！”[37]

胡適的學生輩人物，北大歷史系教授周一良，針對胡適提出的歷史“銅錢說”，批判道：“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的。而胡適卻認為歷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聯系的個別史實，猶如一堆銅錢，你怎樣擺弄，它就被擺弄成什么樣子。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不但無規律可言，而且歷史的真實性也根本不存在。”在北大歷史系召開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談會上，胡適任北大校長時的秘書鄧廣銘，對胡的學術研究更加細化地揮刀切割道：“試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經注》問題，而始終只是糾纏在書中某字為戴震所改動，某字為趙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動的問題上，既不是要恢復《水經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從此進而研究古代的地理，連趙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經注》的意圖尚不能及，談什么‘大處著眼’呢？”[39]繼鄧之后，在昆明、李莊時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學生張政烺接著起身歷數胡適的罪過：“胡適是政客，是反動的宣傳鼓動家，從來都不是什么學者……我在北大上學時，本來是瞧不起胡適的淺薄無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風，從來沒上過他的課，但在考證小說這一點落后思想上卻統一起來了。”見向來與胡適親近并深受對方厚愛的學生周一良、鄧廣銘、張政烺等輩，都不顧舊情，紛紛站起來，滿臉苦大仇深狀進行“滅祖”行動，早年畢業于燕大，原本與胡氏沒有多少瓜葛，時任教于北大歷史系的齊思和，也就感到沒有什么好客氣的了，于是緊隨鄧廣銘之后又補了幾刀：胡適說“商代是石器時代”、“屈原并無其人”。在他眼里，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爭氣”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賣國結論。

見小子輩都爭先恐后地向老師掄起了錚錚鐵拳，向達、馮友蘭等老字號人物，自然不能坐視其功，也紛紛蹦將起來向胡適的影子猛踹幾腳。向達認為胡適“其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唾棄祖國，認賊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現實。”而馮友蘭則指斥胡適處于對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的恐懼，胡說什么“漢帝國的創立者都是平民，劉邦是個不事生產的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吏，樊噲是個屠狗的。……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如張良、陳平是受過教育的”；“這一班鄉下人統治下的政治，確實有點可怕”。在向達與馮友蘭一陣拳打腳踢之后，胡適的好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吳景超，為顯其能而另辟蹊徑，居然刨墳掘墓，把胡適的母親從棺材里拎了出來。吳說：“他的母親，在十七歲時，違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給比她大三十歲的人做填房，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斗爭，不達到最后的勝利，決不罷休！”

在號角陣陣，險象環生的氛圍中，大多數學界中人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槍匕首向胡適的影子猛刺開來，一個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岳南 2013-08-21 09: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