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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1）

[1]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張榮芳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5、6、7]《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臺北《自由中國》，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劉乃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載《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劉乃和《陳垣的一生》，載《名人傳記》1994年第4期。

[11、12、13]《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適《我的兒子》，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三號，1919年8月3日。

[15]此為《中國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轉載胡思杜文章時所說，此文與《大公報》文稍有差異。

[16]《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六冊，胡頌平編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適此文實發表于ForeignAffairs(《外交事務》）7月號。

[18]《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胡頌平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關于胡思杜在美國期間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幾個胡適的好友知道內情，有人謂是被美國當局強行驅逐出境的。如羅爾綱說：“1948年4月，我從家鄉來南京醫病，胡適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來關照我：‘你見胡先生，千萬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國讀書，美國要驅逐他，胡先生十分惱火。’我問王崇武美國為什么要驅逐胡思杜，王崇武說不知道，他是同學來信關照他的。我見了胡適是問到胡思杜的。胡適說：‘思杜在美國學文學，還未學成，現因沒有錢，便回國了。’胡適是心里難過不愿說的。”又說：“看來北大同學所傳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謂‘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可信得多。”（羅爾綱《胡思杜》，載《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羅爾綱所言雖沒有可靠材料證實，但通過后來胡適與秘書胡頌平的談話，可知這個說法并非空穴來風。1961年5月14日，胡適在晚飯時突然對胡頌平談到了胡思杜，說：“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慶祝每位做母親的人，喝了這杯酒。”接著，胡適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國回來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國的父親節，我想起我的第二個兒子思杜，我打一個電報給他。父親節，兒子沒有電報給我，倒由我打電報給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學讀書的。誰知他這個學期根本沒有上課，他把我匯給他的錢全部跑馬跑光了，還欠了一身的債。結果為了兩張支票的事，險些兒被警察找去了，后來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來。他的兩個衣袋里全是當票，一張是我給他的一架打字機的當票。這個兒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兒子高兩寸，肩膀很闊，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闊，所以孟真特別喜歡他。后來他回來了，我也沒有責備他”。（《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戰勝利，南開復校，張伯苓繼續留在重慶和南京。1948年6月，張伯苓曾出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長，翌年辭職。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張去臺灣或美國，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趙光宸《張伯苓年譜》）。據說此舉與善于做統戰工作的南開校友周恩來有關。1950年5月，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在周恩來安排下，暫住傅作義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另類學生的攻擊。1950年9月中旬張伯苓終于回到天津，此時南開已被另類師生控制，對歸來的老校長情有敵意，許多另類學生認為張是“戰犯”，應按“戰犯”處決。只有一批南開故舊在情感上偷偷給予張一些慰藉和溫情。未久，南開校慶，已是75歲高齡的張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參加，但南開中學不許他跨進大門，而南開大學也只允許他在校慶后的小型活動中坐后排不顯眼的位置。經此一擊，張伯苓變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再也沒有抗戰初起時“因此挫折而愈奮勵”的神勇之氣了。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于郁悶、孤獨中凄涼地告別了這個世界，終年76歲。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2）

張氏去世不久，隨著思想改造運動展開，南開大學各院系便展開對張伯苓的批判，諸如“人格卑鄙”、“不學無術”、“興辦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等。1960年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對張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開大學六十年校慶，出了一個小紀念冊，竟無張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開大學出了一個簡介小冊子，才有張的名字與一張小照。其原因或如張的學生、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所言：“是張氏創辦南開及他的功績，即后人亦不能抑沒也。”（載臺北《中央日報》1987年4月6日）

[17]《胡適日記》影印本9月24日條，轉引《重尋胡適的歷程》，余英時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適與胡頌平談話，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適因病入臺灣大學醫院。12月10日，胡與前來照料的秘書胡頌平因其他的文章談到了當年贈陳光甫的詩。胡說：“那是1938年做的。那時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多，我和陳光甫兩人在美國華盛頓替國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貸）。我有一張照片。光甫說：你在照片上寫幾個字紀念吧！我就寫了這四句詩。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選舉‘總統’那年，陳孝威要我寫字，我因為這首詩只有24個字，就寫了給他。這是完全對抗戰發生而寫的。陳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臺》上發表了。當時有人把這首作為過河卒子‘胡適賣身給蔣介石’的話，大大的攻擊我。這首詩變成我最出名的詩了。現在《征信新聞》，又誤把它作為1948年在北平出來后做的詩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說的“有人”，不能說單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內的。

[22]范文瀾《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長之《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載《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24]《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胡適對羅爾綱的栽培，可謂充滿了摯誠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適從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所說：“如果我有什么幫助他（羅）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茍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松懈一點，就會出學習漏洞，就會鬧笑話。”胡氏的提醒，應該說不僅是對羅爾綱一人。“不茍且”三個字，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談何容易。幾年和十幾年后，學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識分子，在經過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幾乎全面倒伏，一個個走上了“茍且”之路。在這條路上所發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話”，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嘆息與悲愴情懷，即便如羅爾綱這樣一個平生以“不茍且”自勵的學者，面對胡思杜的公開聲明和胡適的朋友、學生與親人紛紛與之劃分界線的新的大背景下，也產生了“茍且”的念頭并且“有所為”。可以說，羅爾綱當時的想法和做法是有違“不茍且”的師教的，而在過后的回憶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頗有為自己開脫的意味。當然，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茍且”是大不易的。這個“大不易”絕不遜色于胡適所說的“抗戰不易”。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欲“茍且”尚且不易，何況“不茍且”乎？誠如史家唐德剛言：“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適自述》第8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3）

[25、26、27、28、29、30、31]《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32]《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據該書附1958年12月7日胡適寫的“后記”，說：“爾綱這本自傳是1945年修改了交給盧吉忱的。后來吉忱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寫的。可能是我的序把這書的付印耽誤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沒有印這書的機會了。1952年我在臺北，問吉忱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國，就把這稿子帶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幾年了。爾綱和我兩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這幾年里，朋友看見這稿子的，都勸我把他印出來。我今年回國，又把這稿子帶回來了。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

羅爾綱在該書所附的《關于〈師門五年記〉》中說道：“他（胡適）于1958年12月17日，在臺北過68歲生日，和北京大學成立60周年的校慶紀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師門辱教記》書名改為《師門五年記》，寫了篇后記，親題了書名，趕著付印，以為十日后作對賀壽人的回禮之用。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8年，68歲12月譜記：……在這個聚餐會上致詞的，有梅貽琦、黃建中、陳大齊、朱家驊、王世杰、羅家倫等人。聚餐前全體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賀壽，會后同學會上向胡氏贈送織錦簽名祝壽冊。胡氏回贈校友每人一本《師門五年記》。”

又，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2年2月24日記：“下午一時與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飯后回到住宅。……四點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頌平……問：‘吳健雄是中國公學的同學，送她一本《中國公學校史》嗎？’先生說：‘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飯時，我和他們談起《師門五年記》；他們從外國回來的四位院士。也送他們每人一本。”胡頌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劉大中。這天下午五時，胡適宴請院士酒會。致辭完畢，心臟病突發，倒地不起，當場去世。

[33、34]羅爾綱《兩個人生》，載《光明日報》，1955年5月4日。

[35]任繼愈《論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發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沒說”，因李濟、董作賓等發掘人員當時缺乏對殷墟地層，也就是考古學上所說的層位學的充分認識，把發掘出土的宮殿舊址當成是洪水沖擊留下的痕跡，這個錯誤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確的識別并改正過來。

[37]徐蘋芳《批判我的“白專道路”》，載《考古通訊》，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舊思想》，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載《人民日報》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2]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載《哲學研究》1955年1期。

[43]吳景超《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載《光明日報》1955年2月8日。

岳南 2013-08-21 09: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