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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詩回顧與展望
　　龍泉明
　　詩歌作為心靈的藝術，在幾千年的古代中國，一直倍受重視，在諸種文體中，詩是發展得最為充分的一個文體。中國傳統文體歷來以詩為中心，詩是最顯赫的文體，詩的顯赫，甚至于使白話小說和戲曲等文體長期處于不被認可的卑微地位。詩的顯赫，也使一切非詩文體無不被詩所籠罩，無不透射出詩性的光輝。詩在古代之所以如此發達，一直居于文學的正宗地位，是因為在以農業經濟為主導的古代社會，經濟的落后，物質的匱乏，使人們注重從精神上求生存，注重修身養性，所以“不學詩，無以言”、“以詩名世”，等等，成為人們的普遍觀念。加之詩歌以抒情言志、陶冶性情、平衡內心為審美的標準和規范，正能滿足人們的某種精神需求。在那普遍重義輕利、重內輕外、重精神輕物質的社會，詩能得到奇特的發展，并形成悠久的詩騷傳統，中國由此成為世界上公認的“詩國”。
　　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從經濟結構上看，還是一個農業型社會。中國詩歌雖然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即在語言上由文言變成了白話，在形式上由格律體變成了自由體，但在詩的基本品格上仍承續著古詩抒情言志的傳統。在中國現代社會，詩所受重視的程度不亞于古代，特別是在戰爭年代，“詩是炸彈，是旗幟”，成為響亮的口號，正如詩人魏巍回憶當時創作情景時所說：“盡管戰爭頻繁，生活艱苦，有時連桌子、凳子也沒有，肚子也不太飽，可是寫詩的勁頭倒足得很，簡直是充滿了詩的靈感，直到現在想起來，還使人精神振奮”。（《晉察冀詩抄·序》，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50、60、70年代，不但詩歌所受重視的程度有增無減，而且群眾性的詩歌創作熱潮不斷涌現。1958年的大躍進民歌運動就是一個典型。在這一年里，全國各省都出現了不少詩歌縣、詩歌鄉、詩歌社，村村都有“詩臺”和“詩歌園地”，全國許多地方都形成了“千人唱、萬人和”的詩歌創作局面，甚至出現了“一夜東風吹，躍進詩滿城”的景象。精神意志的高漲，使人們出言吐語即成為詩。“要問民歌有幾何，擠滿高山填滿河。”在那瘋狂的年代，人們制造了詩的神話，盡管不無荒唐，但沒有詩國的先前的優越條件決不可能達到如此程度。到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一個詩的迷狂期，在那時，詩派眾多，旗號林立。諸如“海上詩群”、“非非主義”、“莽漢主義”、“撒嬌派”、“野牛詩”、“特種兵”、“霹靂詩”、“邊緣詩群”……，這足以看出詩人對詩的熱衷和對創新的熱切追求。詩人于堅在幾年后回憶說：“八十年代，中國熱愛文學的人多到不正常的地步，寫詩的朋友可謂是浩浩蕩蕩，像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從五湖四海集合起來的革命隊伍，我也曾在這種群體性狂熱中感受到某種身為詩人的榮耀慰藉。”（《詩人于堅自述》，《作家》1994年第2期）。在80年代中期，處于急風暴雨時期的年輕人懷著尋找價值的焦灼和反叛情緒，發動了又一次詩的“大爆破”運動。在現代中國，由于長期的精神大于物質、主體高于客體的政治運動和文化語境的影響，造成了詩的一個又一個奇特景觀。
　　但是，自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商品經濟的發展，高新技術的突飛猛進，人們逐漸從注重精神轉向注重物質，從注重內在世界的探尋轉向注重外在世界的關注。這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一轉變，直接造成了對長于內心抒寫的詩的威脅，或者說，工業社會的物質化、機械化、數字化，是與詩相對立的，直接對詩產生消解作用，所以，詩一下從崇高的巔峰跌入了冷落的低谷。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熱衷于詩了，寫詩的人少了，讀詩的人更少了。不少詩人放棄了寫詩，而轉向于對外在世界進行觀照與敘述的小說與散文領域（如韓東、朱文等），還有些詩人跳進了商海，直接參與對物質的追求。廣大讀眾越來越對詩失去興趣，其審美趣味越來越朝著簡單化、通俗化、平面化和影像化的趨向發展。詩只在小圈子里流行，多半是詩人互相閱讀。于是，詩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詩的消費渠道越來越不暢通了。可以說，詩是當今讀者最少的文體，最不受歡迎的文體。有人說：“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可說是對詩壇現狀的有力嘲諷。詩正在走向邊緣，走向難耐的孤獨與寂寞。
　　有人說，在這大眾傳媒占主導的時代，詩歌的邊緣化命運是難以避免的。其實，詩歌走向邊緣，并非大眾傳媒所致，而是人們重外輕內，重物質輕精神的必然結果，在這物欲與權欲膨脹的時代，詩人難以葆有一顆詩心，沒有詩心，何以寫詩；讀眾心浮氣躁，怎能對詩發生興趣。傳媒的便利應該有利于詩的抒寫與傳播，但由于詩的翅膀被物所囿，難以起飛。中國詩歌在絢麗之極歸于平寂，在輝煌之極趨于淡化，自有其原因在，但并非是合乎邏輯的發展。
　　我一直對詩歌的存在與發展持樂觀的態度，這是因為：
　　一、在任何國度，都把詩當作最高貴的藝術。如果說藝術是一座金字塔，那么詩就是其塔尖。詩通向一切藝術領域，一切藝術無不具有詩意與詩味，在一定程度上，詩性是一切藝術必備的內質與條件。同時，詩被視為最精煉的語言藝術，即以最經濟的字句和最簡練的篇章結構把深厚的思想情感表達出來，所以傳統詩人注重煉字、煉句、煉意，提倡苦吟。除此，傳統詩歌還講究修辭，即注重運用象征、暗示、隱喻、想象等修辭手法，營造詩的境界，從而使詩具有“無言之美”與“無窮之意”。這種對詩歌的嚴格要求，使詩成為藝術的皇冠，它影響到一切藝術領域，對藝術的素質起著規約與提升的作用。所以，有藝術存在，必有詩存在，藝術不會消亡，詩也不會消亡，詩永遠不會缺席！
　　二、詩歌是重感興、重體驗、重品味的藝術，它對陶冶人的性靈，平衡內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在迅速走向物質現代化的時候，人們逐漸把注意力轉向物質和外在世界，這對詩的生存與發展多有不利，這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在物質現代化的時代，工業文明的弊端也會暴露出來，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運作，高新技術的推動，人們愈來愈看重物的價值，被物所左右，從而就會產生精神空虛，精神失落，而詩對此正好是個彌補；金錢的誘惑，物欲的膨脹，靈性的缺失，理性的擠壓，使人心發生變異與腐蝕，而詩對此正好是一副拯救的“良藥”。詩對人心的凈化，對人性和心性的安立，起著其它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這不是詩的時代，又正是詩的時代。我們應該讓詩給現代人以慰藉，讓詩走進現代人的心靈，讓詩充分滿足人們精神與審美上的需求。在冷漠的金錢關系與惡劣的商品市場環境中，詩更有存在的價值。現代社會、現代生活，不能沒有詩！
　　三、從現在的詩壇現狀來看，雖顯沉寂，但仍有不少年輕詩人在孤寂中做著卓越的努力，他們在重新感受現代生活氣息和復雜多樣的現實生活中，繼續著他們的藝術思考和探索。有深厚寬廣的詩學傳統這個基礎，有國外紛至沓來的詩歌養料供他們廣采博取，相信他們一定會開拓出詩歌創作的一片新的精神空間與藝術天地，創作出不愧于時代的詩歌。詩的黃金季節，一定會到來！
　　21世紀，是詩的世紀。泱泱詩國，一定會再現詩的輝煌！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文學的本土化意義及前瞻
　　趙學勇
　　當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時候，“全球化”成了整個世界的熱點話語之一。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型商品生產把人類帶進了一個五光十色、陌生新奇的物質文明的新天地，同時在精神世界我們也從此邁入了一個令人疑懼不安、憂心忡忡的新時代。經濟的“全球化”無疑對人的精神文化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與文化、人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隨之也出現了許多復雜的、令人迷惘也令人深思的新面貌和新問題。
　　這一世紀性話題必然引起我們對中國文學前景的深切關注和思考。當下，人們最關心的議題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學向何處去，怎樣維護中國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尊嚴，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學在創建自己的“特色”時又不失“全球性”。實際上，這一極富生命力的話語討論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已經被現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先驅者們提出，并作為幾代中國作家在整整一個世紀間的實踐目標。只不過在當時它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重大關系問題被認識和實踐，即中國文學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如何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與個性，又如何使本土文學具有世界性。因此，它仍然是百年老課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延續。
　　在此，讓我們首先借用一位著名的美國小說家兼批評家赫姆林·加蘭在上上個世紀之交預言美國文學的20世紀未來時的一段話：“日益尖銳起來的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的對比，不久就要在鄉土（地域）小說反映出來了——這些小說將在地方色彩的基礎上，反映出那些悲劇和喜劇，我們整個國家是它的背景，在國內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學極大興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起來”（《破碎的偶象》）。加蘭所描述的一百年前的美國社會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現今的社會文化景觀相似。他對地域文化小說要從以鄉土小說為中心的基點轉向城市這個物質的怪物身上的預言，不僅成為20世紀美國文學的現實，同時也成為東西方20世紀文學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還將成為21世紀中國文學的未來。這并不是沒有依據的言說，而是就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來看，它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具有展示前景意義的豐富而深刻的精神資源。如果從極其顯眼的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所取得的矚目成就這一特定角度來看未來文學的發展，或許能給我們某種啟示。
　　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如果從題材表現上區分，不外乎兩大類：城市和鄉村。而在都市不甚發達的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氛圍中，都市題材的作品相對于鄉土題材的作品來說，從整體上又顯得較為薄弱。這是因為，中國是個農業國，幾千年傳統農業文化的深厚積淀，造成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距甚遠的歷史落差。即便是到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渴求現代化，但現代化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實現。他們心理中所承受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中被擠出”（魯迅語）的大恐懼、大憂患。現代中國作家的可貴精神品格表現在，他們不但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生存的危亡，同時意識到整個民族文化的危亡；他們不但在強勁的現代世界文化潮流中廣泛汲納西方文化、啟蒙自身，而且把啟蒙和拯救民眾（特別是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作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根本任務。作為新文學最初的實踐者，也是中國鄉土小說開拓者的魯迅，在其一開始進行小說創作時，就把小說主題定位在批判國民劣根性和弘揚人道主義的視界內。生活在王權意識中的國人魂靈的麻木，異化病態的扭曲性格，以及水深火熱的生存苦難，都使得魯迅在一提起那支犀利的筆時就充滿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情感。于是，強烈的啟蒙和拯救意識便成為“五四”以后中國小說的一貫性主題。魯迅之作為民族魂的意義，就在于他在中華民族步入現代文化的世界潮流中，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心聲；魯迅文學的示范作用和深遠影響，就在于他以全新的現代人的思想意識，以清醒的現代理性批判精神，開掘出中國歷史文化的積弊和國民的生存、精神狀態，這不僅使魯迅從鄉土中國的歷史深層獲取了無比豐厚的思想底蘊，而且由于峻切的批判性而與思想啟蒙精神獲得了內在的契合點，從而找到了自己文學的最佳位置。
　　今天，魯迅的精神遺產——他的全部魅力、價值和意義并沒有失去其歷史光彩和現實效應，而是昭示出巨大的潛能。21世紀的中國文學，無疑會有一個新的突破和與過去不同的特質。中國文學的面貌，與20世紀比起來，肯定是不會完全一樣的。未來的中國文學，是多種聲音的共生與共存。但“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兩種不同的文藝”，一種是“真實的”“不朽的文藝”，一種是“每年送出無數作品在市場上”的“流動性的文藝”（《叔本華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因此，我們相信，由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不僅是20世紀的“不朽的文藝”，即使在21世紀及更遠的將來，都將會“不朽”下去。這是因為魯迅文學精神的核體，不僅是基于自覺承担起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文化（文學）重建使命，還在于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以及他（他們）獨立自主的思想探索。魯迅對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深刻解剖，使他的行為方式并不急功近利，這才能使他在長期的對本土文化的省察和思考中，創造出阿Q這樣的代表國人魂靈的經典——“中國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個證據”（《俄文譯本〈內Q正傳〉序》）。從這一點看，魯迅從鄉土中國走向了世界。魯迅的偉大還體現在他首先是把自己作為批判的對象和目標，他所承担的痛苦要遠遠多于其他人，但這并不證明他會以任何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壓抑自己的精神發展和思想活力，他說“黃金的世界”是沒有的，也就決不可能到來，這樣，他便也無所謂絕望。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使他能以最現實的方式面對社會，在自己的創作中發揮最徹底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判功能，而這一點，恰恰是當今文壇所缺少的，也是21世紀中國文學所必須警覺的。當下，中國文壇所欠缺的正是魯迅的這種文化（文學）品格，其自身缺陷表現在：過分參照西方社會政治的、文化的和思想的模式，很少考慮作家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一最重要的精神旨歸，視個人的獨立自由和虛無縹緲的所謂“終極關懷”高于一切，而對人民群眾的種種疾苦卻漠然處之；個人化寫作的無限膨脹和自由主義的追求與歷史處境之間不可回避的關系被大大忽略了。在一部分人眼里，他們認同的是當今全球性的（其實仍然是以西方為主導的）后現代潮流，甚至在中國，構成一種后現代的文學現象，然而，卻不知即使在后現代的語境中，鄉土創作的價值和具體的內涵構成并沒有被消解，只是被推移到更深廣的未來時空。因此，今天講魯迅文學傳統對21世紀中國文學的意義，并不僅僅是指魯迅所創作的那些既定的經典文本，而主要是指一種歷時久遠的精神歷程及其發展的縱深程度。這或許是由魯迅所開創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文學給我們最豐富的啟示之一。
　　由此，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中國文學在21世紀的世界文學格局中如何具有自己獨特的品性，怎樣才能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始終認清你是“中國的”，而不是別的什么國家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中外文學史的歷史證明，一切偉大作家的創作都是以他們生活的地域作為“支點”，轉動著自己的文學世界，而他們最終又都不拘于地域，把目光投向更寬闊的宇宙，從而獲得了超越自身、超越地域、走向世界的巨大成功。從西班牙的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到法蘭西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從英國的哈代到美國的福克納和海明威，再到拉美的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幾乎世界上每一位成功的大作家都是地域小說的創作者。更何況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從魯迅、沈從文、茅盾、巴金、老舍到艾青、趙樹理、柳青、陳忠實、路遙……幾乎是地域特征決定了他們小說的美學特征。威廉·福克納是美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這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以自己的家鄉、美國南方的密西西比州奧克斯福為藍本，創立了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以此反映出二百年來美國南方的歷史變遷、人物浮沉、精神興衰。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位當代拉美文學巨匠，曾以他建造的“馬孔多小鎮”震驚了整個世界，“那里匯聚了不可思議的奇跡和最純粹的現實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馳騁翱翔：荒誕不經的傳說、具體的村鎮生活、比擬與影射、細膩的景物描寫，都以新聞報道般的準確性再現出來”（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詞）。馬爾克斯不僅以“馬孔多小鎮”為“支點”，轉動著他的文學世界，而且轉動著整個宇宙。
　　西方作家在他們的文學世界中（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或現代主義的）所特別強化的地域人文景觀，以及由此所顯示的人類的博大情懷，再一次提醒我們：必須正視、維護、尊重自己的土地和家園，只有那種從自己腳下的土地里滋生和升華出來的文學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這一點，也早已被中外慧眼獨具的作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所看中，并形成了一種穩態的審美價值判斷標準。加蘭曾精辟地指出：“藝術的地方性是文學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個人無窮地、不斷地涌現出來的魅力。我們首先對差別發生興趣；雷同從來不吸引我們。如果文學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學就毀滅了。”“今天在每種重大的、正在發展著文學中，地方色彩一定要出現在作品中”，這對“作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破碎的偶象》）。在中國，“五四”時期由周作人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學的“風土”和“土之力”、“忠于地”、“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的主張，也正是強調文學的地域特征以及由此所顯示的文學的審美風格。茅盾對此更是有力的詮釋者和實踐者，他認為文學的地域特色應該是“地方的自然背景與社會背景之‘錯綜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小說研究ABC》）。中國新文學從它的起始就格外注重文學的本土特性及實踐品格，先驅者們所提倡和實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學絕非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學，而是容納富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民族、心理、風俗……等各個層面的一切制約人的行為活動的、內在的人文現象和景觀。縱觀20世紀中國文學，我們幾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小說而言，任何失卻了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都相當地減弱了其自身的審美力量。魯迅的地域文化小說以其璀璨的人性內涵與憤懣的人文情緒，鑄造了“五四”小說的民族文化之魂，那種對民族根性的振聾發聵的靈魂叩問，可說是喚醒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時，亦以強大的哲學文化批判的思想穿透力，奠定了20世紀中國小說以文化為本、以文化為主體構架的文本模式。沈從文是從他的“邊城”走向世界的，他的“湘西世界”散發著悠遠的民族情愫的憂郁，以及由那特有的地域人文背景中透射出來的充滿浪漫情致和現實關懷的豐富的人性內涵。老舍的“鄉土情結”則充分體現在他對泥土味兒濃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作為其縮影的北京文化的批判和依戀，他把屬于平民社會的北京城而不是帝王之都的北京城帶入了人們的視野，這使得老舍的名字也就成了北京城的象征。而正是這一切，才使得世界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也使得魯迅、沈從文、老舍贏得了世界級作家的地位。
　　在21世紀紛紜變幻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國文學的選擇沒有任何理由顯得被動、忐忑和驚慌不安，也沒有任何理由顯得悲觀失望和無可奈何。我們有極豐厚深遠的中華文化遺產，更有魯迅等文化巨人所開創的現代文學傳統。讓我們再一次深情呼喚那種從本土孕育出來的充滿“土之力”及個性化的文學，它不僅昭示著中國文學的前景，也將無疑以它更豐富多彩更富有生命力的創造書寫鄉土中國的未來。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中文系
　　對于文化創造的期待與焦慮
　　李繼凱
　　意欲展望新世紀的中國文學，首先應該以“平常心”面對過去一個世紀留下的文學遺產。盡管有人對20世紀中國文學非常藐視，妄加貶低者有之，痛寫悼詞者有之，蓄意扭曲者有之，但筆者卻寧愿承担著譏諷，“回眸一笑”，寫下這樣樂觀的文字：
　　千禧之年的世紀回眸，使我們看到了20世紀時代風云的變幻和文學世界的斑斕，古老的中華民族經歷了歡欣而又痛苦的新舊嬗變，文學創作也經歷了曲折多變的歷史進程。百年中華文學的發展與演變，盡管有不少失敗的教訓和遺憾，但卻畢竟為我們留下了堪稱豐富多彩的文學遺產和深厚凝重的人文精神，在我們面前展示了一幅猶如“清明上河圖”的輝煌、奇麗的藝術畫卷，亦如春意盎然的百花園，使人情不自禁地駐足觀賞、流連忘返，并從中汲取豐富的精神營養。我們知道，20世紀中國文學是對通常所說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一種新的整合，在這樣的文學視野中，可以領略到渾然一體的革故鼎新、呼喚創造、告別古典、走向現代的文學史跡和文學風貌，可以從20世紀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中感受到強烈的文化創造的激情和叩詢人生、改造社會的熱切愿望。也許，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只是一種歷史長河中“過渡形態”的文學，但她仍然是搖曳多姿、碩果累累的。這里有各種各樣的文體，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以及雜合而生成的許多邊緣文體，顯示了現代意義上的文體系統的完整形態；這里有革命文學、個性文學、高雅文學、通俗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文人文學、民間文學、大陸文學和港臺文學等等，顯示了百年中華文學的豐富和文學格局的拓展；這里有流派紛呈、風格不一的有如群星燦爛一般的文學作品，相當充分地顯示了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績與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百年來的優秀中國文學，相當充分地展示了百年中國文學的流變和民族心靈的歷程，走向這些優秀作品，從閱讀和接受中可以得到心靈的陶冶和精神的提升。即使僅僅從近期國內外的文學評獎來看，說一聲“20世紀中國文學實際是很有作為的”，倒真的是實事求是，而非任意拔高。以華文文學或其他名義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不僅沒有貶低20世紀中國文學，恰恰相反，倒是墊高了她——不僅是外在的墊高，更是內在的墊高。這位作家的獲獎，使那些雖未獲獎但卻形如獲獎的作家——魯迅、老舍、沈從文、林語堂、巴金的名字更加響亮。
　　我以為，那些將20世紀中國文學看得很低的人，除了可能有政治偏見、殖民心態之外，主要是由于固執于文學的內視角，為文學而文學的象牙塔，遮住了他們自以為天下無雙的明眸。而在筆者看來，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價值判斷，很有必要從“文化創造”這一特定角度，來集中審視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它的文化價值的創造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欠等。這一特定角度的研究，對更加深入全面地認識20世紀中國文學，顯然是有一定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的，對“新虛無主義”的泛濫有批判和救正的作用。如果能夠運用“文化辯證法”，實事求是地說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創造的成就和局限，對世界文化（文學）的貢獻及存在的明顯不足，就可以對中國這一個世紀的文學給出客觀的評價，其經驗教訓對21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也有借鑒的意義。總之，從“文化創造”這一視域來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我認為，這一世紀的文學總的來說具有不可否認的嶄新的文化創造，在對新文化的不同形態（如民主文化、科學文化、自由主義文化等）的追求中，經歷了非常艱難曲折的過程，并且這一建構的過程在新的世紀里仍會繼續。新世紀文學對新世紀文化豐碑的建造必將作出更大的貢獻。
　　踏上新世紀的臺階，“回眸一笑”固然應該，“呼喚創造”則更為重要。面對新世紀，人們的理想激情在新春時節似乎特別容易受到激發，近期筆者見到了這樣幾幅新春對聯。一曰：“百年世紀翻新歷，一代英豪弄大潮”。在這里，我覺得也可以借此表達我們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深切期待。然而，我們在時間上也許很容易跨向新世紀，在文學創作上能夠真正翻開新篇章嗎？“一代英豪”又在哪里？他們能夠掀起有似“五四”新文學運動那樣巨大的文學新潮嗎？二曰：“龍騰萬里濟滄海，人跨千年趁好風”。作為龍的傳人，關于龍有著很多美好的想象和相應的藝術，對龍的期待實際也就是對我們自己的期待，在新世紀的文學領域，騰萬里、濟滄海的宏愿顯然具有走向世界的氣魄，然而跨向新千年的“好風”可有？是否恰好像諸葛亮借東風那樣，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三曰：“云蒸霞蔚鴻猷新世紀，海晏河清德潤樂華章”；四曰：“偉略雄韜新世紀前程似錦，藍圖美景大中華浩氣當歌”；五曰：“中華日照宏圖美，西部春來世紀新”……無疑，這些妙聯都殷殷表達了我們國人對新世紀的美好期待，自然我們借此也可寄托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強烈希冀。然而要使這些美麗的話語成為生活現實和文學碩果又談何容易？20世紀末盛傳的話語——“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即使不是夢幻囈語，也同樣感染有文化帝國主義的細菌，與西方中心文化意識在邏輯上同構同能，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在新世紀，我們追求的是新天地新世界與大中華的同在共榮，是和平發展前提下的“偕贏”或“全勝”，在文學上既要譜出我們的華章，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大國，但又絕不妄自尊大，重蹈“阿Q主義”的覆轍。
　　值此世紀更迭之際，人們都在關注著文化中國及其文學在新世紀和新千年中的前途與命運。期待著出現更多的文學精品和文學大師。而真正的文學精品和藝術經典，一定是一個歷史階段文藝大師最高創造能力的體現和表征。但大師的出現卻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刻意追求和主觀任命常常事與愿違。盡管我們對于文學前景或文學發展不應失去信心或者抱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而應充分鼓勵、釋放和發揮作家的創造力，鼓勵和張揚創造精神，從而促使文學振興，但我們卻不能操之過急，不斷“決裂”，不斷更替口號與旗幟，這樣反而會弄得文壇烏煙瘴氣，人困馬乏。要從事創造，就要重視積累，按規律辦事。從理論上講，個人的創造力和人類整體的創造力是相互影響、相互轉化和相輔相成的，無數個人的創造力構成了人類整體的創造力，而人類整體的創造力及其創造的成果，又不斷滋養著個人的創造力；人類社會天才和大師的出現，總是要以過往時代人類的創造為精神和物質資源的。同時，特定時代的文化精神氛圍，對于大師的催生，也有著巨大的制約和影響。時代文學的最高創造是要以個人的創造作為標志的，這就是大師創造的精品。而這些精品又無疑將進一步導引人類整體創造的進程。記得李大釗當年曾言：“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魯迅也曾強調說：新文藝是引導國民精神的火光。所以，文學的創造也必然承担著精神文化創造的前驅的責任。20世紀的“精神界之戰士”如此，21世紀的“靈魂工程師”也應如此。與真、善、美相親的良知和渴望創造、實現自我的沖動，必將使新世紀的作家在更加豐富的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文學成就。
　　然而“多有焦慮”卻是追求創造必不可免的心路歷程，也是當下不少作家心態的真實寫照。新時期以來，曾經被長期抑制的生產物質文化的生命力因受開放改革的刺激而空前活躍起來，但伴之而生的以休閑、消遣和享樂為主的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也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沖擊和覆蓋著市場，不僅使純文學藝術的創造受到了嚴重遏制，而且使純文學及其作家迅速邊緣化。失落、寂寞、無助的當代遭遇使作家們普遍產生了浮躁、惶惑、自信力喪失、不安于清貧等種種情緒，揮之不去的焦慮和世俗風情的誘惑，也自然會干擾作家創作主體的文學創造力的發揮。于是文學仿佛更加日漸式微，也更增添了文學愛好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担憂和焦慮。大體說來，有這樣幾種焦慮值得注意：
　　焦慮之一是難于創造。在當今世界，要想很好地繼承已屬不易，要有突破性的創造則更是難乎其難。面對著浩瀚的文學海洋，前人留下的文學高峰，后來居上的努力變得越來越步履維艱。如今的人們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科技的發達使這些早已不是神話，但要在文學世界贏得前所未有的輝煌，創造無與倫比的業績，則很難很難，于是相應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極大的焦慮。我們看到，在世紀之交的文壇，各種各樣的嘗試似乎空前多了起來，仿佛要掀起創造的熱潮，但大抵起點太低，且脫不開金錢的支配和商業的運作。例如，那位很容易使人想起文革中“白卷先生”的“紅燈少年”所不斷推出的一系列“作品”，以及如云美女的另類寫作，等等，就多是此種運作的結果。此類寫作由于基本違背了藝術的真諦，在文學和文化上很難說具有真正的創造性。即使那些刻意以西方文藝為師法對象的文藝，大體上也不過是“亞型態文藝”，相應的便出現了許多帶有外國作家作品光影的“亞型態作家作品”。然而，與這種西化“中心”相反的東方主義是否又真的適用、可行呢？在文學實踐中怎樣融通中西、別出機杼呢？這些也仍是令人困惑、難解的“世紀難題”。
　　焦慮之二是現狀困惑。世界性的各種危機和現實中的人生煩惱，使人產生了數不清的困惑。而在極大極多的困惑的糾纏中，人們最易產生的是破壞的沖動，而非建設的熱情，這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也會產生明顯的消極影響。同時，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命運似乎經過了太多的曲折和新時期難得的輝煌，已經使人的神經疲勞起來，不再關心，不再問津，只是偶爾或極偶爾地光顧一下文學的操場（不再是殿堂，更非什么圣壇），其目的還多是娛樂消遣和游戲，沒有了對創造文學新記錄的強烈期待，只有隨心所欲的宣泄、把玩文學的快感，有人徑直稱自己的作品為痞子文學，有人干脆將“痞子”作為名牌標記，冠于自己的姓前，成為網上文學大腕作家的筆名……，純文學期刊也紛紛“變臉”尋求可憐的市場份額，商品化使藝術女神嬌喘無力，氣息奄奄。現在的世界真“精彩”！最“精彩”的是相當多的“靈魂工程師”自身的變形與墮落：他們貌似清醒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其實大抵也不過是男盜女娼的同志而已，他們在寫有力的暴露或批判性文字的時候，以真正內行的口吻說著他們自己實際并不準備去實行的空話。他們寫這些話，大概只是為了滿足對其所暴露的世界一無所知的人們的“需要”，不，也許更是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態罷了。
　　焦慮之三是價值迷失。在20世紀，世界上最大的細菌是法西斯細菌，最大的悲劇是人之價值觀念的嚴重迷失。如大江健三郎發出的肺腑之言那樣：“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無論是國家主義還是超國家主義，只要成了法西斯主義就都成了可詛咒的非人道主義。可驚的是，對暴力的崇拜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都仍像瘟疫一樣流行。我們很容易看到，在國內存在著許多觸目驚心的價值毀滅現象，在國外的所謂“海外軍團”的言行中，實際也存在著很多的迷誤。如那位近來爆得大名的旅外作家，提倡絕對的個我自由與寫作自由，他在其長篇小說《靈山》第71節中便如此議論魯迅：“一代文豪魯迅，一生藏來躲去，后來多虧進了外國人的租界，否則等不到病故也早給殺掉了，足見這片國土，哪里也不安全。魯迅詩文中有句‘我以我血濺軒轅’（濺應力薦——引者），是我做學生時就背誦的，如今不免有些懷疑。軒轅是這片土地上傳說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國，民族，祖先解，發揚祖先為什么偏要用血？將一腔熱血濺出來又是否光大得了？頭本來是自己的，為這軒轅就必須砍掉？！”這種“如今”的懷疑、質問與捐棄顯然是超現實的，他的許多言行也早已證明了這點，但他對愛國主義傳統的徹底懷疑以及對魯迅愛國熱情的斷然否定，卻少有起碼的歷史感和明智的現實感，其中隱含的自我中心意識是如此固執確實非常驚人。人有盲點，看來這位確有所成的作家也不例外。誰不想天馬行空？誰不想自由自在？但如果脫離了起碼的現實生活，則不免流于天真或虛妄。歷史上，人們固然曾被左魔強奸得好苦，但對信仰、道德和真善美等人生與藝術支柱的推倒，并沒有使人“立”得更好，相反物化了異化了，成犬成蟲，還其樂融融。據說，如今青年人要做的“四有新人”是這樣的：一要有體型；二要有臉蛋；三要有個性；四要有金錢。這樣流行的人生觀（所謂“個性”實際也是包裝的世俗的），骨子里不過是“妓”們與嫖客的人生觀的泛化產物。所以基本可以這樣說，從消費文化主流來看，是“墮落”的人在“領導”著這個社會的時尚。這怎能不令人發指和悲哀呢？！
　　焦慮之四是“后”癥頑固。急切跟隨西方、效仿西方的沖動和努力，使近些年來出現了后現代主義話語的狂轟濫炸，急切地尋“后”迷“后”引發了徹底頹廢的另類思潮與盲目決裂的狂妄自大。給人們造成了某種錯覺，以為到“后”的陰影里可以找到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前進的方向，以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統統成了過去，以為痛快淋漓的解構策略可以為我們拓展出一片嶄新的天地，從而多少忽略了后現代主義本身的趨于極端的激進及其隱含的危機。激進導致的幻覺使“現代性終結”話語流行一時，使虛妄的狂歡與無奈的幻滅交并發生。其實，整個20世紀的主潮都是“現代性構建”，盡管其間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各種文學交錯并存，呈現出駁雜的復合的狀貌，但這條主線卻異常清晰，迄今依然是當務之急，仍然具有著強勁的發展態勢。盡管如此，在新世紀里，文學追求的“現代性構建”也仍將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困擾，只有恰到好處地因勢利導，才有可能把“后”的消解功能轉化為前進的動力。可是，誰有這樣的偉力？
　　焦慮之五是前途未卜。歷史樂觀主義作為歷史的主旋律確實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和懷疑，這不僅表現在對文學前景的瞻前顧后方面，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態方面，都引發了人們巨大的焦慮。而這樣的一些焦慮也會反過來作用于人們對文學的信心，加重而不是減輕人們對文學前途的憂慮，甚而言之，某種程度上還有了幻滅的感覺。只有一些被視為愚人者才堅持認為文學依然神圣。比如，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的雙重危機，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惶惑不安，而最大的不安就在于，有了這種不安卻仍然拼命破壞著身外和身內的自然，欲壑難填的貪婪與爾虞我詐的算計，將人類前途的黑暗昭示于天地之間，每念及此則使人不禁毛骨悚然。有學者指出，在因特網推進下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同時又是資本侵蝕“人文”的進程，也是西方侵吞“本土”的進程。在此新的價值構架下，人文學者將失去它固有的品格和意義，本土文化將失去它存在的理由和空間。在人類文化領域內，與自然界類似，也將面臨“物種銳減”的危險。在此勢態下，最富有個人特點、本土色彩的文學藝術，也遲早要被納入“資本運轉”的軌道，被賦予一種“工業生產”的模式。作品化為商品，審美不過是一種消費，精神的藝術遂為無休無止的休閑娛樂所取代。這種明智的提醒確實值得注意。貪得無厭的潮汐不僅卷去了許多貪官，實際也卷去了更多的民眾，二者的相互作用，更是加速了生態的惡化與沙化，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還在其次，人文生態的毀滅則最令人絕望。哀莫大于心死，此之謂也。心死或將死，文學的前途又在哪里？
　　然而渴望創造、渴望新生的期待和焦慮，就是心靈深處的掙扎和呼喚，誠如《影響的焦慮》作者布魯姆所言，追求創造者才會有影響的焦慮，從焦慮中脫穎而出才能有杰出的詩的創造。總而言之，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和相應的文化創造，在我們的期待和焦慮中，將更加寬容、更加豐富，也更有光彩、更有氣派，因為期待和焦慮也可以化為從事創造的動力！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武漢大學在職博士生
　　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內在關系
　　李怡
　　預測未來總是一件相當冒險的事情，因為歷史的未來并不總是按照“過去”與“現在”的經驗進行“合目的合規律”的邏輯運動，任何一個歷史的細部與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在根本上改變未來的面貌。所以，我以為我們今天所謂的新世紀的猜想其實也僅僅只是對于已經出現的但尚未“蔚然成風”的“現實”的描述。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我以為最值得注意并且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需要繼續關注的是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現代性”問題的提出，不僅僅是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界對于當下的世界性學術思潮的回應，而且更有意義的在于，正是這一概念的出現和前所未有的細致的分析，使得我們曾經有過的一系列模糊、含混的思想之爭可能被置于一個更具統一性的知識背景之上，爭論的多方都出現了更多的對話的機會。眾所周知，在走向“現代”的文化語境中誕生發展的中國新文學，正是以其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樹立自我形象的。在過去的闡釋中，我們曾經將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中的“現代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移作這一文學“現代性”的具體內容，以后隨著文學史意識生長，我們又趨向于在一個發展變化的維度上來認識“現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吶喊無疑又將更多的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的精神內涵注入其中。盡管到這個時候，關于“現代性”我們的知識還是相當籠統和模糊的。
　　應當承認，中國新文學的闡釋乃至中國的文藝理論與批評界對于“現代性”知識體系全面探討還在90年代以后，而饒有意味的又在于，這種全面探討的契機卻來自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的質疑者——中國式后現代論者“重估現代性”的呼聲構成了對中國新文學價值體系的挑戰。
　　中國“后學”的惟我獨尊的姿態在眾多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那里遭到了有力的狙擊，新世紀的到來也許會進一步顯示這些“后學”論者骨子里的“狂躁”之氣的不合時宜，我們將可能以更充分的理由來分析、回應、反駁這些后現代論者的“重估”之聲，但這樣的分析、回應、反駁卻也有可能突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正是中國“后學”的質疑與挑戰促成了我們對這一知識體系及這一知識體系觀照下的文學發展本質的深入認識，特別是后現代論者將“現代性”視作西方文化霸權產物的論斷又正好啟發我們從文化結構及民族文化的心理方面把握“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深層聯系。顯然，在以往一個較長的時期里，當“現代性”追求被我們視作中國文學理所當然的目標之時，現代性問題是與“開放”、“進步”、“走向世界”、“全球一體化”等輝煌的概念連在一起的；所謂“先進”的“現代性”的目標往往被作為落后的“民族性”的參照與對立。同樣，當90年代的后現代論者將復雜的現代性追求一律視作西方文化東方“殖民”的結果，并以所謂“中華性”的目標對抗所謂話語霸權的“現代性”，這其中仍然體現了十分明顯的“民族性”的問題。中國新文學發展與新文學闡釋發展的事實就這樣地一再證明著“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復雜糾結，可以這樣說，只有在與民族性的復雜聯系中，我們才可能比較全面地理解“現代性”的源起、本質及文化根據。
　　我認為，進一步探尋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內在關系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工作者反思自己的研究對象，反思自己的學術史與工作方式的重要選擇，也是我們真正有效地與“后學”的挑戰相砥礪、對話的基點。
　　當然，我們無法簡單認同后現代論者關于“現代性”的民族主義的判斷，但也不能滿足于長期存在的對于“現代性”的籠統認識，不能同意曾經存在的對于現代化與民族化“相互協調一致”的簡單的道德性判斷，我們完全可能通過這一課題，對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與民族性的復雜關系進行全面的梳理，我們的新研究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近現代以來的中外文化沖撞與新文學“現代”意識的誕生
　　我們力圖通過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的追蹤，展示“現代”意識產生的復雜的文化背景。這一“復雜”在于，我們既“輸入”了包括進化論在內的西方近現代知識體系，同時因軍事斗爭的失敗而從內心深處孕育了十分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歷史事實的復雜告訴我們，不是單純的西方知識的“輸入”而是中外文化的相互沖撞、是西方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匯構成了新文學的“現代性”，我們對發生史的追蹤將有助于更清晰地闡明“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深厚淵源。
　　2.民族性與現代性內在矛盾的相互關系
　　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即所謂世俗的現代性及審美的現代性（后者體現為對前者的批判）在中國新文學中均有明顯的表現。值得注意的在于，中國新文學審美的現代性往往與民族傳統文化有更多的聯系，即新文學對世俗現代性的批判不時流露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留戀。民族性與新文學審美現代性的內在聯系值得我們仔細辨析。
　　3.文學現代性與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的相互關系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被視作是現代性的最高表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古典文學恰恰存在著遙遠的應和關系。這樣，在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文學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徑。我們的工作是，清晰地說明這一路徑，從而剖析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的價值取向。
　　4.“重估現代性”與90年代文學“民族性”要求之關系
　　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追求在90年代的“重估”之聲中面臨著空前的挑戰，然而，這一場幾成“顯學”的“重估”運動有著相當復雜的文化背景，從表面上看，它固然是民族性要求上升的結果，但出自于中國“后現代”論者的這種“反現代”，卻依然呈現出了一種“進化論”的思維模式，于是，“民族性”的追求摻合進了世俗“現代性”的因素。重新檢討這一“重估”的源起及其闡釋體系，將加深我們對于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理解，也有利于我們對于新文學批評話語的認識。
　　我還認為，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當在保持自己的激情的同時繼續探索適合于自己的學術規范，這里的“學術規范”不是指那種回避現實人生關注的自我封閉，而是指將豐沛的人生激情潛藏在對于歷史事實的更充分的展示當中，我們需要對歷史事實的梳理和分析，需要新文學發展的更廣闊的“歷史主義”的視野。作為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內在關系的認識，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歷史復雜性問題，也更需要我們體現出一種“回到歷史”的耐心，我想，或許在新世紀里，中國現代文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進入和解答將會在一個新的基點上鞏固和完善自己的學術方式與學術陣地。
　　自然，我們在新世紀的首要的課題也是一個難題，其難就難在“現代性”追求自身的復雜性。現代性代表著人們的時間意識，但它卻又是一個腹地寬廣的話語系統，各種概念、取向、觀念彼此抵牾的情形時有所見，我們的研究必須對這種復雜性有足夠的把握和認識，并要恰到好處地透過這些“復雜”形成的意義間隙探尋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遠距離聯結。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個個語言的、思維的與文化的陷阱。
　　作者單位：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在職博士生
　　在傳統呵護下呼喚新的民族文學流派
　　嚴國榮
　　站在新世紀的門口，展望新世紀文學將要艱難前行的步履，失望中不失振奮，酸楚后不乏欣慰。新世紀文學在全球化的洶涌大潮中依然會揚起自己的帆，回歸到它自身的生長邏輯。雖然在百舸爭流中，它永遠不會再是弄潮兒，但這帆的質地更純正，色彩更斑斕，它將真正找到自己——一種能夠讓各種靈魂都得到慰藉的、充滿激情、理性、欲望與理想的語言藝術。
　　我認為，展示多元文化就是新世紀文學的主旋律。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信息的全球化決定了一切意識形態層面的人類文化現象都將呈多元化態勢，如政治、宗教、哲學、藝術等，文學更是如此。這不僅是文學的身不由己，更是文學自身的內在訴求。馬克思主義經典所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在新世紀決不再是被拉來當虎皮的大旗，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實而又殘酷的真理。隨著中國加入WTO，一切游戲規則都將有所改變。全面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和完善，將迫使滯后的政治體制改革加速。科學與民主理念的強化，依法治國精神的確立，文化、傳媒業的逐步開放，都將給文學多元化的真正到來提供制度、法理、人性覺醒上的支持。新世紀文學的時代主旋律就是多元化。多元化也是新世紀文學的唯一生路。可以預想的是，這種多元化將造就多元化的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文學現象、文學式樣，催生新的更加豐富多樣的文學產品。新世紀文學面對口味更挑剔、更加個性化的讀者或讀者群，將提供品種豐富、花樣繁多的南北大菜、各色小吃等全套精神盛餐。這種多元化是全方位的，甚至是良莠不齊的。但正是這種多元化，成為新世紀文學真正解放的基本前提。
　　基于全球化的背景，新世紀文學的發展，注定將經歷革命與改良，崇古與西化，浮躁與平靜，保守與前衛，爭斗與調和，模仿與創造等相互交織的痛苦的整合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會兒西風壓倒東風，“非理性”、“后現代”、“新歷史主義”……的歐風美雨可能成為某些作者、讀者的及時雨，追逐和模仿西洋風景成為文學時尚；一會兒，偽保守主義、新偽舊儒學、偽優秀傳統、新的辜鴻銘之流又會祭起“論衡”、“國粹”之類的陰陽劍，孤獨地狂舞一番；一會兒，或許某種經濟、政治因素引發的社會震蕩，又會使一些良知尚未泯滅的寫作者、思考者學習上個世紀文學巨人把文學作為“匕首”和“投槍”……。新世紀文學不僅要接過上個世紀的精神遺產——尚未完成的民主、科學和人性的“啟蒙”，還要面對西洋風景的全面侵入。在持續上個世紀的壓抑、迷失、苦悶、彷徨、浮躁、浮夸、短視、逃避崇高、盲目模仿等艱難選擇之后，經過涅ｐáｎ＠①，最終歸于平靜，常態。
　　這涅ｐáｎ＠①，便來自于優秀古典文學傳統的自然遺傳和潤物細無聲般的滋潤、呵護。是真正的《論語》文本意義上的孔學、《孟子》文本意義上的孟學（為了區別于后世那些傳、箋、注、疏派的經學、偽道學、偽新舊儒學）所倡導“仁者愛人”、“民為貴”的人道關懷，《墨子》推崇“兼愛”的“互愛”精神，墨子“突不冒黔”、農家“躬行實踐”的知行合一品格，《莊子》反對“以物易其性”、“喪己于物”的“人性”呼喚和反對“以仁害己”的批判立場，屈原“上下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持原則、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等等——所代表的先秦樸素的人道主義意識和人性關懷。季羨林先生曾經預言，新世紀將是東方文化（包括中國優秀古典文學傳統）大放光華的世紀。這不是復古派的自大、自戀，而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比較文學大師的真知灼見。現代西哲海德格爾、薩依德等也曾稱其思想靈感來自于《周易》、《老子》、《莊子》，這更不是嘩眾取寵的故作驚世之論，而是由衷的佩服。或許會有前衛派、先鋒派們說這是挾尊、挾洋自重，然而，生物學家和遺傳學家也從大量長期艱苦的實驗、研究中，給《漢書·地理志》所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以及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論述“種族、環境、時代”時所稱道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找到了科學、理性的依據。概而言之，人類各種族的審美好尚與差異，來自于人類始祖的動物性本能和棲居地環境的影響，即審美風尚也離不開生物遺傳的大規律。各民族的文化遺傳基因決定和維系著本民族的歷史、宗教、文學、民族性格、文化心理、行為方式等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生不息、繁榮發展的民族特征和差別化優勢，而這種文化遺傳基因集中保存在作為本民族歷史記憶和精神薪傳主要載體的文學這一語言藝術中。正是這些記載著民族文化基因信息的神話、傳說、史詩、戲劇、小說等集體性記憶、民族性記憶，如《圣經》、《荷馬史詩》、《吉檀迦利》、《詩經》、《離騷》等所體現的優秀民族文學傳統，使猶太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印度文明、華夏文明延續、發展、繁榮至今。世界上許多民族消亡或繁榮發展的歷史進程表明，大凡葆有自己優秀民族文學傳統和民族精神記憶的民族或國家，在世界文明近、現代化的過程中，呈發展、繁榮或復興的趨勢，反之則走向衰落、消亡或被同化。因此，記憶就是歷史，記憶就是生存和發展。
　　雖然，自秦漢以降，中國就是一個“以吏為師”的國家，“百代都行秦政制”，歷朝統治者表面上尊奉的是儒家，而實行的卻是法家那一套。法家的“術”與“勢”從來沒有把人民當作人，而是作為奴役的工具，如《管子》“七法”鼓吹的“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這種毫無人性的政教合一的皇權治術，經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正統化，把具有“愛人”、“民本”思想等人性光輝的孔、孟之學歪曲、異化成漢以后的經學、偽儒學、假道學。被發揚光大的是封建宗法制、等級制，一直到宋明理學被欽定成為正統，最后就發展成“以理殺人”這樣的道統，民族記憶也就被閹割、篡改、異化成“忠君報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及“三綱五常”式的集體記憶，企圖以君父代替個人，組織取代個體，徹底扼殺個體生命的價值和尊嚴，發展到極端便是“文革”災難的出現，便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種謊言、謬論在被重復一千遍后而成為“真理”。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性記憶被封建道統壟斷、歪曲、利用并閹割、涂抹成“君父”、“綱常”等封建皇權專制制度。
　　然而，同樣自先秦而下，“人性”呼喚的聲音也并不微弱。孔子退朝后得知馬廄失火“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的詢問，表現出的是“重人賤物”的人文精神。孟子在回答淳于髡“嫂嫂落水是否援之以手”時，答語是“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離婁上》），體現出的是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墨子在解釋“仁”時指出：“仁，愛民者，非為用民者也，不若愛馬”（《墨子·經說上》）。就是說，真正的仁愛，就是愛人，不應該像愛馬那樣，愛馬是為了用它，愛人則不是為了用他，而是像愛自己一樣出于真心愛他，把他當作自己的同類。《莊子》一書中貫穿全書的是莊子“重生”、“養生”、“保身”的原始人道主義意識，是“不以物害己”、“不以仁義易其性”等視人的生命價值高于一切的“人性”光輝。漢代揚雄批評法家只把人當作工具時，稱“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到了明代，封建專制扼殺人性最嚴酷的時期，思想家李贄不僅以《童心說》呼喚不受封建禮教污染的“童心”（即人的真情個性）回歸，更以“異端”自居，被明朝皇帝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打成“思想犯”，就在于他公然指斥扼殺天性的封建禮教“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指出了偽道學扼殺人性的本質。一直到了上個世紀，文化巨人魯迅不僅以阿Q的形象概括出了國民的劣根性，更深刻地指出，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只透出兩個字“吃人”。……兩千多年來，人性關懷的“地火”始終像茫茫黑夜給夜行者引路的希望之光，不絕如縷，代代薪傳。這些先哲用他們的文字、聲音、甚至生命，保存、記錄并傳播著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最珍貴的文化基因——“人性”的呼喚和張揚。正是他們對這一體現著民族優秀傳統和集體記憶的拯救和捍衛，才使得新世紀新文學有了涅ｐáｎ＠①的火種。
　　當我們樂觀地為信息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歡呼，甚至錯誤地把全球化、一體化等同于歐美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全盤西化時，我們注定要為自己躁進、輕率、不加選擇地、被動地全盤接受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已經為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所多次證明。從邏輯上講，文化多元化與信息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是一對矛盾體，全球化、一體化的高效、統一必然導致文化的同質化而使之失去個性、活力。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一體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以能夠體現自己鮮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等集體記憶的優秀文學傳統參與到全球化、一體化大潮的角逐中，在優秀古典文學傳統的呵護下，經過對世界優秀文學因子的合理選擇、取舍，最后形成具有鮮明民族個性，包容世界優秀文學遺產的新的民族文學流派。以這種充分體現民族特性和差別化優勢的民族文學流派，構成多元化世界中極具張力的一極，以多元化對應一體化，使全球化、一體化與多元化成為一個動態平衡的文化體系。也只有民族性突出的民族文學流派，才會被多元化的世界文化體系所尊重，所接受。黃皮白心的香蕉式人格、香蕉式文學，只能在世界文學格局中如浮云游魂充當二等公民。因此，可以設想，中國在受過WTO的洗禮后，在經歷浮躁，復古，西化，跟風，突變，創造等一系列陣痛之后，新世紀文學會找到迷失的自我，回歸自己的正途。這一涅ｐáｎ＠①后再生的新世紀文學，必將呼喚自己的民族文學流派，呼喚用漢語這一母語進行思考和創造的本土作家，呼喚薪傳民族精神記憶和古典文學優秀傳統的有良知和正義感的民族文學作家，呼喚能夠充分體現出漢字和漢語的形式、結構美感等藝術魅力的民族文學作品。如果說政治的邏輯是穩定，經濟的邏輯是效率，法律的邏輯是公正，那么文學的邏輯則是張揚人性。因此，新的民族文學流派在新世紀的出現，既是回歸自身運行邏輯的必然選擇，也是它迎接全球化的主動應戰。這一新的民族文學的流派可能會以各式各樣的名稱出現，但其主要內容，就是秉承自先秦哲人到上個世紀文學大師魯迅一直呼喚的“人性”關懷意識；就是世界一切的優秀文學遺產那種開放的胸懷；就是“哀民生之多艱”式的憂國憂民傳統；就是“不指南方誓不休”式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我超越；就是“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英旨”；就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式的抒發真情，表現個性；就是“我手寫我口”式的通俗、率真；就是從《家》、《春》、《秋》到《隨想錄》所體現的寫實傳統和說真話的勇氣。概而言之，其核心就是歌頌人性真情，捍衛民族記憶，呼喚人的全面解放。在經過一個時期的磨練后，在這種新的民族文學流派的大旗下，必將產生用母語寫作的本土文學大師，必將會有以傳承民族文學遺傳基因、捍衛民族精神記憶為特征而享譽世界文壇的本土作家，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獲獎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本土作家必將獲得全世界的承認。
　　新世紀的文學將從精英化（貴族化）走向平民化，從大眾化走向“小眾”化。前者是指文學將不再是“御用的”“皇帝的新裝”或供“圈子里人”欣賞的“呢喃自語”，而會成為具有平民意識的、供一般民眾娛樂、審美的普通精神食品，后者是指文學不再是大多數民眾一致的選擇、愛好，而是讀者群更加細分化，文學將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和內容，去滿足各種口味的讀者群。新世紀文學將不會再出現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讀者饑餓癥，表現出千萬人爭看一篇《班主任》、《傷痕》或一部《第二次握手》、《喬廠長上任記》、《陳奐生上城》那樣奇特的盛況，它的繁榮將表現為以更多的文學式樣去滿足不同層面、不同審美趣味的讀者群，表現為給讀者提供更多的欣賞機會的選擇。
　　新世紀的文學不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它將回歸到娛樂、審美功能本身。作家協會將轉化成同人行會，不再會有“專業作家”這一有鮮明歷史印記的職業，“專業作家”會轉化成“職業作家”，并且數量極少，而更多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余事作詩人”式的作者。文學作品不再是簡單、生硬的宣傳、教化，其教化作用更多地會以審美的形式潛移默化地發揮出來。文學作品這一精神產品將成為大眾的精神消費品——即商品中的一員，而具有商品的屬性。這些變化不僅沒有折損文學在人類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反而更以它的貼近大眾，回歸自我而日益復興、豐富、繁榮，并以此表現出其不同于政治、經濟、哲學、宗教、科學、道德的獨立品格和審美特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下木
　　 作者單位：西安聯合大學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01.4.88～103
《求索》長沙96～100J1文藝理論20012001 作者：《求索》長沙96～100J1文藝理論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0: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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