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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均衡論既是分析工具又是基本理論。言其為分析工具，是因為西方經濟學分析的諸多經濟命題，如商品價格的決定、貨幣的供求、資源的最優配置、經濟的穩定增長乃至國際貿易、國際收支等，都與均衡理論有關。言其為基本理論，主要指經濟均衡理論被用于論證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達到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狀態，或者說是論證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能否使市場供求達到均衡、市場機制是否有效等問題。本文試圖在簡要考察均衡論與非均衡論之爭的基礎上，對其作為基本理論問題的論爭實質作一評述。
　　　　　　一
　　19世紀70年代，瓦爾拉斯以邊際效用理論為基礎，研究了完全競爭條件下靜態一般均衡的實現條件、實現方式以及動態條件下均衡變化的一般趨勢等問題，創立了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實際上，瓦爾拉斯的均衡理論表述了一個自斯密以來一直被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推崇的思想：市場價格的變動，會使有效需求等于有效供給，使所有市場都處于結清狀態。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后經馬歇爾、帕累托以及瑞典學派的修正、補充而得到發展，其主張的自由競爭的市場能夠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的思想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信條。但應本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而生的“凱恩斯革命”突破了傳統均衡觀，導致經濟理論出現均衡與非均衡的分歧與爭論。在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西方經濟學也就來回往返于一般均衡論和非均衡論之間。
　　“凱恩斯革命”對傳統的均衡觀的突破在于，他從“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出發，分析了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而引起消費不足，又因預期的利潤率有偏低的趨勢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從而引起投資需求不足的問題。由此他認為，如果讓市場供求力量決定工資、價格和產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可以趨向于均衡，但通常是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這樣，凱恩斯既否定了“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的傳統理論，也否定了通過市場的自動調節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教義。
　　更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尖銳地批評了從瓦爾拉斯到馬歇爾以及他們的后繼者超越現實的理論假設及把生產要素視為既定量的作法。他為自己確定的任務是批駁瓦爾拉斯定律和瓦爾拉斯總體系，發展一個關于產出和就業的貨幣理論。在這一理論中不肯定因素起著重要作用。因為，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體系中，認為預期和事實可以明確，風險也可以用統計方式計算。換言之，他們的市場機制理論，是以完全競爭為理論前提，以存在一個信息中心和價格制定者的“叫價者”，每一個參加市場的“經濟人”對現在及未來的價格有完全的信息，經濟中不存在不穩定因素為假設條件。但現實經濟生活是既不可能有一個“拍賣商”，也不可能不存在不確定性因素。凱恩斯抓住傳統理論這一要害，批評傳統理論是“企圖通過對未來知之極少這一事實的抽象方法來研究現在”〔1〕。這樣，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貫穿的是如果沒有“拍賣商”，價格就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使一切市場都出清的基本思想；采用的是不僅把價格，而且把數量也作為調整變量的基本方法；得出的是“就業不足均衡”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通例的基本結論。
　　凱恩斯對傳統均衡觀的突破，在西方經濟學均衡理論發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非均衡觀，擴大了理論界對均衡論的認識分歧。在此之后，西方均衡理論便沿著均衡與非均衡兩個不同方面不斷深化發展。一方面，以希克斯、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主流學派”，從凱恩斯沒有考慮在非充分就業均衡條件下市場體系與價格結構是否均衡，也就是凱恩斯宏觀理論缺乏相應的微觀經濟學基礎這一重大缺陷出發，引入了以完全競爭市場運行為特征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這樣就把凱恩斯的宏觀非均衡分析嫁接在新古典微觀均衡分析的理論結構之上，從而使“經濟理論回到推敲瓦爾拉斯的性質”〔2〕中去。另一方面， 以瓊·羅賓遜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與“主流學派”的做法相反，堅決信奉“歷史觀”，反對用一般均衡理論來解釋凱恩斯學說，力圖恢復凱恩斯的非瓦爾拉斯均衡思想。他們認為，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包括就業理論）是非均衡理論，他是非均衡分析的先行者。因為，歷史時間概念是“凱恩斯革命”的實質，《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主要論點就在于“打破均衡的束縛，并考慮現實生活的特征——昨天和明天的區別”〔3〕。 他們還認為，正是凱恩斯強調了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才能得出投資會產生波動從而使產量和就業會產生波動的結論。所以，“凱恩斯體系的價格理論（同某種所謂凱恩斯主義的價格理論是對立的）肯定不能用瓦爾拉斯相協和。”〔4〕
　　在60年代，西方經濟學掀起了重新解釋凱恩斯理論的浪潮。其中，一些經濟學家如帕廷金、克洛爾、萊榮霍夫德等人，建立起非均衡學派。這一學派的建立，是對非均衡理論的發展。如前所述，現代宏觀經濟理論與傳統微觀的均衡理論之間存在矛盾。非均衡學派是在它們的矛盾之中產生的。30年代，凱恩斯為非均衡分析奠定了基礎，但是長期以來，正統的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一直企圖從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導出凱恩斯的結論。但結果是，所得出的重要推論“難以與可觀察到的現象協調一致”〔5〕。但非均衡學派則不同， 他們從凱恩斯的基本思想出發，在市場不出清假設下建立一系列非瓦爾拉斯的微觀經濟原理，然后又以適當的方式在這些原理上構筑起非瓦爾拉斯宏觀經濟框架，統一處理各種傳統的宏觀論題。因此，非均衡學派既不像“新古典綜合派”回到均衡分析，也不同于“新劍橋學派”否定均衡觀。簡言之，他們從價格缺乏完全彈性這一比較現實的假設出發，分析研究了“經濟人”所受到的各種數量限制以及這些限制對其行為的影響。也就是說，它是通過對“經濟人”行為的研究來闡明實現配額均衡的機制的理論。由于非均衡學派是在批判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引入數量調節，強調價格剛性，在市場不結清的假設下建立一系列非瓦爾拉斯的經濟理論，它對于協調宏觀與微觀經濟學的關系的意義是深刻的。
　　70年代，凱恩斯主義理論因無法解釋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而遭西方經濟學的非難，特別是一些中青年經濟學家對凱恩斯主義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發起猛烈的攻擊。他們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理論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創立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即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但是，理性預期學派本質上“是把理性的預期僅僅作為一種假設加以認可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圖象是，這個學派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的，包括個人的最優化和市場的供求平衡這兩個前提”〔6〕。也就是說，理性預期的均衡論仍然沒有脫離原有的均衡理論框架，有所不同的在于他們把預期看作合乎理性而已。因為，他們在研究現代經濟學中的價格總水平、產量與就業總水平的決定時，是以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分析為出發點，以微觀經濟學的心理預期為方法，以人們普遍存在有自發的預期為假定，以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工資、價格和利率具有充分的彈性為條件。
　　正當“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試圖從傳統微觀經濟學出發建立新的宏觀經濟理論大廈時，80年代初卻有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格里戈里·曼基（G·Mankiw）， 麻省理工學院的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Blanchard），斯坦福大學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扛起新凱恩斯主義的大旗。他們在堅持市場非出清條件下借用理性預期概念和經濟人行為最大化原則的假設，努力在正統的凱恩斯經濟學框架上構建新的宏觀經濟理論并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7 〕他們的理論實質是非市場出清模型，或稱非均衡經濟學，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市場隨時處于“結清”狀態的模型相對立。因為他們認為，由于工資和市場價格具有剛性，如果市場供求出現失衡時，工資與價格不能迅速反應促使市場達到出清水平，經濟將處于持續的非均衡狀態。這種工資價格具有剛性的市場非出清模型，既是回到凱恩斯主義非均衡理論，又是對名義工資剛性下的非市場出清模型的突破。同時，他們在尋找價格與工資剛性時，是從經濟當事人的最大化原則與理性預期假設出發，這也突破原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框架。因此新凱恩斯主義日益引起經濟學界的重視。
　　　　　　二
　　市場機制有效率還是無效率，實行自由主義還是實施國家干預，是均衡論與非均衡論及其政策主張的分歧所在。
　　主張經濟均衡論者一般認為，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可以達到宏觀均衡和資源的最有效配置。或者說市場經濟有充分的自我調節或自我矯正的力量，市場能連續出清，經濟能經常處于均衡狀態。它不僅能保證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正，而且能保證最大限度的福利和進步。這樣，國家只充當保護自由企業家精神的“守夜人”，而不必直接干預經濟活動過程本身。不過他們在論述這一問題時，或是將市場經濟體系作為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整體加以研究，力圖把握經濟體系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以說明市場機制的有效性；或是從經濟體系的局部來分析單一的商品市場的均衡。前者為一般均衡，后者為局部均衡。但他們都從不同程度上描述了經濟體系的各種數量和現象的聯系。
　　主張非均衡論者一般認為，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和價格缺乏靈活的伸縮性，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是有限的。經濟社會肯定會出現危機、蕭條、失業，而且一旦出現了蕭條和失業，將不是短暫的而是持續的。所以，有的西方經濟學者認為：“凱恩斯和瓦爾拉斯之間在有關失業的出現問題上的分歧僅僅是，在瓦爾拉斯體系中，價格的立即調整將會消除這種失調，而對凱恩斯而言，不完全的情報和無彈性的預期會使得這些最初的價格調整推遲進行，相反，經濟體系可能通過數量調整而作出適當反應。”〔8〕那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非均衡論者主張， 在市場機制作用不能自動調節而實現充分就業均衡下，就需要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通過采取一定的政策與措施刺激總需求，以便使總需求等于充分就業的總供給，達到或者恢復充分就業水平。不過要注意的是，他們沒有全盤否定市場的作用。如凱恩斯對經濟制度能否自行調節這個問題做出挑戰性的否定回答時，他只是簡單地否認了經濟活動和總就業水平在宏觀經濟上自行調節的有效性，他從未徹底否認在國際貿易和收支領域存在著有效的自行調節力量。甚至認為在微觀經濟方面，經濟制度或多或少地可以做到適當的自行調節。〔9〕
　　有了上述簡單的區分，我們就不難認識“主流學派”和“新劍橋”之爭的實質所在。前面已提到，凱恩斯并沒有解決宏觀經濟理論的微觀基礎問題，這使得西方經濟學在較長的時期中，占主導地位的正統宏觀理論是凱恩斯的非瓦爾拉斯均衡分析，但微觀經濟學仍是傳統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希克斯、薩繆爾森等為消除這種矛盾，從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出發，來重新解釋凱恩斯宏觀非均衡理論。這實質上是把“均衡論”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論”結合起來。由于他們回到均衡論中，他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就表現出，在注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前提下，又重新認識到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與之對立的新劍橋學派，堅持了凱恩斯的非均衡觀，認為市場機制是個效率極差的調節器。“對于私營企業制度，在聽任它放任自流時，持續的充分就業是沒有保障的，而依靠政府的政策來控制它，為了緩和經濟活動的起伏不定的情形，則至少是有可能的。”〔10〕尤其在一個存在諸多壟斷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既不現實也行不通，市場機制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
　　同樣，我們也可以看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與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爭論和分歧所在。信奉理性預期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由于以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分析為出發點，以經濟當事人的最大化原則、理性預期和持續的市場結清為假定，就認定市場機制、自由競爭能夠保證資本主義解決長期協調，政府干預是多余的。因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被認為是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可以平抑過度的供給和需求的理論衣缽。相反，新凱恩斯主義以非市場結清為假定，實際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原凱恩斯主義的非均衡分析。所以就認為市場經濟缺乏充分的自我調節或自我矯正的力量，市場不能連續出清，經濟有可能處于持續的非均衡狀態。換言之，他們認為，如果依靠緩慢的工資和價格調整使經濟回到實際產量等于正常產量的狀態，就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造成失衡的原因在于市場協調失靈，即市場機制不能協調經濟中眾多的經濟人的行為。因此，在市場不能確保經濟處于有效率的均衡狀態時，就必須依靠政府的干預來消除協調失靈，來促使經濟向最優均衡狀態運動，保證社會資源得以充分利用。
　　　　　　三
　　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均衡與非均衡的爭論，實際上是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現實的反映。新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矛盾有進一步深化的趨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必須回答通過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能否達到供求的均衡和論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否達到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一問題。以瓦爾拉斯和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均衡理論正是這一社會經濟現實的反映。因為一般均衡理論旨在論證資本主義社會供求能達到普遍相等，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經濟力量和社會階級是互相依存、相互制約的平等關系，資本主義是能使社會各階級都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滿足的制度。
　　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階級矛盾并沒有因新古典主義構造一般均衡模型而消失，相反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尖銳化。現實的經濟世界給均衡理論提出種種挑戰。30年代的大蕭條，使新古典主義那種不承認資本主義自身存在任何產生不均衡的經濟因素，資本主義通過市場價格機制自發調節會使其自動達到穩定的均衡狀態的理論陷入危機。而凱恩斯面對排長隊等待救濟的工人而提出的“就業不足的均衡”的非均衡理論就成為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凱恩斯的非均衡理論的提出不僅是對新古典主義均衡理論的突破，實際上也是給均衡理論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到60年代以后，在重新解釋凱恩斯理論的浪潮中，非均衡學派的悄然興起絕非偶然。因為：首先，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失業和資源利用的不足，一些市場總處于非均衡狀態，整個經濟達不到一般均衡。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總存在著持續的不均衡。如美國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充分就業水平的失業率大約在5％左右，到70年代上升為6％。〔11〕在經濟衰退期，勞動力市場的失衡就更加嚴重了。如在1974～1975年衰退期間的失業率最大值為8.8％；1980～1982 年衰退期間的失業率最大值達到10.7％。其次，現代資本主義商品價格并不單純由供求關系決定。因壟斷的產生與發展，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加強，價格的決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最后，市場信號不完備性和市場信息獲取成本的不斷提高，價格信號也就不是唯一的信號，實際交易的市場過程不僅受到價格信號的引導，而且還啟用生產數量信號。非均衡理論就是從這種經濟現實出發，建立其“非結清市場”、“數量調節”的理論框架。由于它更能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自然就引起經濟學界的重視和普遍應用。
　　70年代初，西方國家經濟積難深重，普遍陷入“滯脹”的困境，新古典主義趁勢復興。他們推崇市場機制的力量，認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更聰明”，主張盡可能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各種資源能實現合理的配置，經濟無論是在短期還是長期都能自動趨向均衡。然而80年代失業和經濟停滯再度成為西方國家的主要經濟問題，經濟實踐證明了新古典主義的市場連續出清假設與現實不符，客觀上又為凱恩斯主義“復興”提供了契機。經濟均衡的實現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而必須借助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的理論又有了發展空間。
　　但是，不管是均衡理論還是非均衡理論，都只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流通領域的供求關系的表面描述，并以此提出政策主張。他們不愿意也不可能揭示經濟出現均衡與非均衡周期性背后的內在原因。因此，他們既不可能開出根治資本主義矛盾的“藥方”，也不忘記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使命”。從本質說，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均衡與非均衡交替的內在原因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運動，即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運動使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生產關系尚能容納生產力，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勞動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等各種市場或整個經濟體系能實現均衡運動。這樣，新古典經濟學就在一般均衡理論下為資本主義唱贊歌。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化的發展，特別是在二戰以后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市場的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趨激化。
　　這時僅僅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不可能實現均衡運動。為了緩解矛盾，就實施國家干預經濟，結果是經濟出現時而均衡時而非均衡。因此，凱恩斯及后來的非均衡理論或均衡理論，要么認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要國家進行一定的干預，不均衡是可以消除的；要么認定只要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經濟就可以自動達到均衡。其理論辯護性不言自喻。
　　注：
　　〔1〕［英］凱恩斯：《就業的一般理論》，《財經譯叢》1984 年第4期。
　　〔2〕〔10〕［英］瓊·羅賓遜、 約翰·伊特韋爾：《現代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7頁。
　　〔3〕〔4〕［英］羅賓遜：《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經濟評論》1972年5月號。
　　〔5〕［美］羅伯·巴羅、 赫謝爾·格羅斯曼：《收入和就業的一般非均衡模型》，《美國經濟評論》1971年3月號。
　　〔6〕［美］D·貝爾、I·克里斯托爾：《經濟理論的危機》，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頁。
　　〔7〕為區分80年代以前的凱恩斯主義和80 年代以后的凱恩斯主義，一般用Neo-Keynesianism表示前者，用New-keynesianism表示后者。
　　〔8〕［英］布賴恩·摩根：《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 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35頁。
　　〔9〕［英］特倫斯·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頁。
　　〔11〕［美］查爾斯·L ·舒爾茨：《宏觀經濟決策導向——致總統備忘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頁。
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63～67,83F11理論經濟學郭其友19981998凱恩斯所提出的非均衡論，突破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傳統均衡觀。隨后，西方經濟學界圍繞著經濟均衡論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現實的反映，也是他們在實行自由主義或實施國家干預上的分歧的反映。西方經濟學/均衡論/非均衡論/論爭/實質廈門大學經濟系講師 作者：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63～67,83F11理論經濟學郭其友19981998凱恩斯所提出的非均衡論，突破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傳統均衡觀。隨后，西方經濟學界圍繞著經濟均衡論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現實的反映，也是他們在實行自由主義或實施國家干預上的分歧的反映。西方經濟學/均衡論/非均衡論/論爭/實質

網載 2013-09-10 2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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