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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03)01-0091-08
　　孫中山晚年多次講到歐美比我們好的是科學，是物質文明，而政治哲學、道德文明是遠不及我們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演講中，提出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復我一切國粹”，以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1～254頁。）。孫中山的這一表述，頗為中外學者關注，并引發近年來大家對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討論（注：有關討論請參閱島田虔次教授《關于孫中山宣揚儒教的動機論》；李侃教授《孫中山與傳統儒學》；張豈之教授《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章開沅教授《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以上四文均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唐文權教授《關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向傳統政治文化歸拢趨向的若干考查》（《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孫中山晚年識量的幾點探測——以〈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10～11集）；姜義華教授《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趙春晨教授《從三民主義演講看孫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孫占元教授《孫中山與中國傳統文化》（張磊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冊，人民出版杜1999版）。）。筆者不揣谫陋，擬從孫中山的“國粹”觀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
　　“國粹”是日本明治時代新創的語匯，譯自英語"Nationality"，意謂“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華”（注：Martin Bernal著、劉靜貞譯：《劉師培與國粹運動》，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頁。）。黃節在《國粹學社發起辭》中說：“國粹，日本之名辭也。吾國言之，其名辭已非國粹也”（注：黃節：《國粹學社發起辭》，《政藝通報》1904年第1號。）。中國人最早接觸國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1901年9月梁啟超在《中國
　　　　　　　　　×　　　　　　　　×　　　　　　　　×是他一再強調的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孫中山認為，“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要使國家和民族長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國歷史為例，總結經驗教訓，說“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很明顯，他將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作為恢復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孫中山認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愛，再次是信義，最后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
　　孫中山對忠字作了新解釋，剔除傳統的忠君內容，注入新的民主觀念。他說：“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他嚴肅批評那種認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講忠字的觀點，強調：“在我們民國之內，照道理講，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中國古代以孝行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為先”。孝順是儒家倫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注：《孝經·開宗明義章》。）。《孝經》對天子、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規定，孫中山對此特別推崇。他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既然忠孝的觀念尚有如此的價值，提倡它也就成為必要。孫中山認為，“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樞紐的德性倫理。孫中山認為，“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說中國“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于什么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孫中山認為這些也是實行仁愛，但他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人講仁愛不如外國人的觀點，認為“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頁。）。
　　講信修睦是《禮記·禮運》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孫中山指出：“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他以商業貿易為例，說中國人談交易，彼此間不需要訂立契約，只要口頭上談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至于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因此，“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頁。）。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孫中山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頁。）。“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頁。）。他在1904年8月31日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對所謂的“黃禍論”作了回擊：“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1頁、第253頁。）。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得出結論說：“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對于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頁。）。
　　孫中山認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中國的舊道德，是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這些自然是應該恢復的。除此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所謂智能，在孫中山眼里就是知識和能力。他指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它。中國有什么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于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頁。）。他指出中國政治落后是因為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壓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還是由于中國人不講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后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頁。）。告誡國人要注意自身的修養。
　　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對儒家那套修齊治平的理論雖十分推崇，但也主張向西方學習。他說：“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于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于中國”（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頁。）。他強調指出，在恢復了我國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后”。但是，我們能否把歐美的長處學到手呢？他對此充滿信心。說“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么事都可以學得到”（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頁。）。
　　孫中山認為，“我們除了知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他列舉了中國古代指南針、黑火藥、印刷術、絲織品、瓷器、茶葉和建筑技術方面的拱門、吊橋等發明創造，來說明“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后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頁。）。
　　孫中山是一位胸懷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又不忘記中國對于世界人類應盡的責任。他提醒國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要濟弱扶傾”，“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頁。）。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所說的“國粹”，指的是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觀念；固有知識指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也就是《禮記·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條；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國古代人民的發明創造能力，如指南針、黑火藥、印刷術、絲織品、瓷器、茶葉和建筑技術方面的拱門、吊橋等。
　　瀏覽孫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國粹”遠不止這些。如對中國的語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義后，他在歐洲發表演說，說革命后將組織聯邦共和政體，“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范，同時仍取數千年前舊有文化而融貫之。”“漢文每字一義，至為簡潔，亦當保存；惟于科學研究須另有一種文字以為補助，則采用英文足矣”（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頁。）。在1919年出版的《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中，他嚴厲批評那種認為中國文化一無是處，連語言文字都要廢除的民族虛無主義情緒。說廢除中國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注：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0頁。）。此外，中國的詩詞、飲食、烹調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國粹”。
　　他對《禮記·禮運》篇中孔子所描繪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認為那是“人類寶筏，政治極則”，是“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據劉望齡教授遺著《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統計，該書輯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為公”字幅39件，加上字異義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進大同”等36件，共計75件，占整個輯獲量的16%，是贈人最多的（注：劉望齡輯注：《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中講革命軍人應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觀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當然也屬“國粹”。
　　他主張用中國傳統的考試制度、糾察制度“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并立，合為五權憲法”（注：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1頁。）。由此看來，考試制度、監察（糾察）制度，也可稱為“國粹”。
　　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講演中，他說為了改變當時中國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須利用中國根深蒂固的宗族主義和家鄉觀念做基礎，由宗族擴充到國族，由家鄉擴充到國家，以恢復民族主義。在他看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頁。）。宗族主義和家鄉觀念也應屬于“國粹”。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說過“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權”等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不過被后人遺失了。現在我們要推翻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統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國家，就是要恢復這些固有的思想觀念。如此看來，孫中山雖然沒有對“國粹”下一個定義，但綜觀他的全部著述，其“國粹”觀是相當廣泛的，指的是一切傳統民族文化的精華，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業需要和時代發展要求的思想傳統。
　　　　二
　　孫中山提出“恢復我一切國粹”，即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識”和“固有的能力”的主張，目的是為了喚醒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以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地位”。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是，孫中山的“國粹”思想從何而來？是否意味著他的思想回歸中國傳統文化？這實際上牽涉到對其晚年文化取向的認識。
　　姜義華教授認為孫中山晚年對中國儒家傳統道德和政治哲學的褒揚與其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是聯系在一起的，明顯受到羅素和辜鴻銘思想的影響（注：姜義華：《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這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思路。因為羅素(B.Russell)確曾說過“世界上不屑于戰爭之民族乎？中國人是也。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道德上之品行，為中國人所特長”的話（注：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譯文引自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參考金耀基著《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孫中山在五四運動后，對羅素、泰戈爾、托爾斯泰等世界文壇巨子稱頌中國文明的言論，一再加以肯定。
　　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前曾將儒家經典《論語》、《中庸》、《大學》譯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總督衙門論文集》）和《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識界產生重大影響。1915年，辜鴻銘的著作《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聞》社出版。該書的主旨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說以孔子道德倫理為代表的中國文明優于物質主義的西方世界觀，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論。該書一經面世，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國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國知識界引起轟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東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孫中山非常喜歡讀辜鴻銘的著作，夸獎他是近代中國“英文第一”（注：邵鏡人：《同光風云錄》，臺北鼎文書局1957年版，第239頁。）。孫中山的國粹觀受辜氏思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我認為還不能僅停留于此，若我們追溯孫中山的“國粹”思想，他對儒家傳統道德和政治哲學的褒揚，還明顯地受到20世紀初年國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現的其他東方文化優越論者思想的影響。
　　國粹思潮是20世紀初年以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等為代表的革命派內部一批精通國學的學者受日本國粹保存主義思潮的影響，“藉經史為革命釀造激情”，“研究國學，保存國粹”，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而且鮮明地提出以中國固有文化為主體，積極整合西方文化，發展民族新文化的具有前瞻性新思路。它主要針對甲午戰爭后，尤其是義和團運動之后，出現的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歐化主義思潮（注：參見鄭師渠著《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書中“前言”部分。）。國粹派作為一個團體，因其主要成員的分化和《國粹學報》等刊物的停刊而在辛亥革命后解體，國粹思潮也隨之沉寂。但是，以章太炎為首的一些學者仍然致力于“宣傳國學，保存國粹”的事業。他們的活動雖然受到激進的新青年的無情抨擊，魯迅也曾對此提出批評（注：魯迅：《趨時和復古》，載《花邊文學》，聯華書局1936年版。），但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師從經學大家俞樾治訓詁之學。十四五歲時，讀“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志。丁酉入時務報館，聞孫逸仙亦倡是說，竊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對山之妄語”（注：章大炎：《致陶亞魂、柳亞廬書》，湯志鈞編：《音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91頁。）。孫、章于1902年訂交，兩人當年曾討論過均田賦稅等問題。章氏說中國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優于歐美各國，“合于社會主義”（注：《章大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8頁。）。孫氏后來經常說他的民生主義有三代井田之遺意，顯然是受章氏的影響。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提出要喚起民族思想，拯救我們的祖國，“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注：《章大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2頁。）。雖然章氏早年曾有《訂孔》等文章，對儒學及孔子有所非難，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讀經，推崇中國傳統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說新文化與舊文化》一文中說：“我從前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莊，后來覺得這個見解錯誤，佛、老、莊所講的，雖都是心，但是孔子、老、莊所講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莊自己相較，也有這樣情形，老、莊雖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尋，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謀書》中說：“鄙人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信古文經典，與長素輩為道背馳，其后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中年以后，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參見湯志鈞編《章大炎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18頁、第634頁。）。孫、章兩人在辛亥革命后，雖因政見的不同而時有齟齬，但孫對章的學問還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孫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上的演說中說：“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蓋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孫先生旅京記》，上海《民立報》1912年9月13日。）這與章氏的說法如出一轍。他提倡恢復一切國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也是與章的“以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一致的。
　　孫中山生活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時期，他不是書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個實際的革命家。他雖然沒有寫過文化問題的專著，但他不得不對辛亥革命后出現的東西文化論爭作出回應。他接受了國粹派和東方文化派的某些觀點，特別是他們對中國傳統道德一味褒揚的觀點。這是從民族主義革命事業的實際出發，而對當時出現的歐化主義的矯正。
　　孫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經歷。在1890年《致鄭藻如書》中說他“留心經濟之學十有余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頁。）。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說他“幼嘗游學外洋，于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于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說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于圣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于胸中；于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巳窮求其一矣”（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頁。）。1896年11月，他在《復翟理斯函》中說：“生當晚世，目不得睹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韃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ｓū＠①，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說他“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21歲前又曾“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學”。并說他“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于教則崇耶穌，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頁。）
　　從孫中山的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礎，但更多的是受西式教育，且“所學多博雜不純”。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國革命史》中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注：《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頁。）他經常稱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等中國古代圣賢，說“中國有一個正統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注：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頁。）早年曾說其革命的目的是“復三代之規”。中華民國建立后，又說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歷史上之文明”（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頁。）。1917年7月21日，他在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說他的行易知難學說是繼承孔、孟的思想，“實中國上古圣賢遺傳之學說”（注：孫中山：《在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上海《中華新報》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來，孫中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學說“因襲”了中國的“固有思想”。這是他國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孫中山雖然推崇中國傳統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戀舊，注意對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評中國人的因循守舊，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抨擊封建倫理三綱之一的君臣主義。可以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倫理道德在內，是持批判繼承態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學生會武昌起義紀念會上說；“中國數千年來，本一強大之國，惟守舊不變，故不及歐美各國之盛強”（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94頁。）。1913年，他在日本發表講演，說“中國之建國極古，惟因墨守舊慣，國政腐敗，已達極點。”（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頁。）“敞國自古以守舊有名，去歲革命，一舉遂破千年之舊習，而肇造民國。”主張排除數千年專制之種種惡習（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頁。）。1919年，他在《三民主義》中說：“我中國數千年來圣賢明哲，授受相傳，皆以為天地生人，固當如是，遂成君臣主義，立為三綱之一，以束縛人心。此中國政治之所以不能進化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頁。）他勸導那些妄想“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的守舊派，“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19～320頁。），他從來也不拒絕向西方學習，說“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眾一心、協力奮斗做去，還是可以追蹤歐美。”不然的話，我們就永遠不能發達進步，就會亡國滅種（注：《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5頁。）。
　　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是近代以來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嚴峻問題。孫中山對文化問題沒有專門的著述，但我們從他的講演、談話和著述中還是可以看到他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也就是“因襲”和“規撫”的態度，即既要“復三代之規”，又要“步泰西之法”，這是一以貫之的。但他晚年確實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倫理道德作過不少褒揚。這也不能說是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因為他從早年起就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向往，并且認同那種中國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質文明的觀點。他晚年看到民國成立后，雖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出現“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腐，四分五裂”的局面（注：孫中山：《就任大總統職宣言》（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頁。）。同時，西方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暴露了它本身不少靠科學和物質進步無法解決的問題，恰好那時興起世界范圍的東方文化思潮，所以，他主張用中國的道德文明、王道文化去補救西方的物質文明、霸道文化。
　　民國初年，孫中山在《國民月刊出世辭》中認為，要“使中華民國確列于世界文明國之林”，必須“外瞻世界之大勢，內察本國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圖民生之幸福”（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頁。）。1921年3月6日，他在中國國民黨駐粵辦事處的演說中，說其三民主義“是集合中外底學說，應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并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他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頁。）。他嚴厲批評那些“醉心新文化”、“排斥舊道德”的人，“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他取法乎上，擇善而從，會通中西，與時俱進，適應世界潮流。他告誡國人：“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后塵。”（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頁。）“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頁。）“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頁。）
　　總之，孫中山晚年的文化觀，是用中國的固有文化作基礎，積極整合西方外來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批判摒棄了中國固有文化中的專制守舊思想，又矯正了歐化主義者的民族虛無主義情緒。他雖然提倡恢復國粹，但不反對向西方學習，力求調適“國粹主義”和“歐化主義”兩種文化偏向。誠然，他把“國粹”表述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并不十分準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定和概括也欠精當且容易引起歧義。但是，無論如何，他那種民族自豪感和“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的態度，是令人敬佩的。他那種取法乎上，擇善而從，會通中西，與時俱進的文化觀也是值得我們珍視的寶貴精神遺產。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更加生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1～98K4中國現代史江中孝20032003本文從孫中山的“國粹”觀入手，對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討。認為孫中山“國粹”觀的內涵，就是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其核心是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這一思想明顯受到晚清國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中國文化優越論的影響。孫中山提倡恢復一切國粹是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他對國粹的褒揚是希望以中國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補救歐美的霸道文化、物質文明，也是對當時國內出現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矯正。盡管孫中山對“國粹”的表述未必準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當，但他取法乎上，擇善而從；會通中西，與時俱進；既提倡國粹，“因襲”中國固有思想，與民族虛無主義者劃清界限，又主張向外國學習，“規撫”歐美的先進學說，從而與崇古戀舊的東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區別。孫中山/國粹觀/文化取向/因襲/規撫/創獲江中孝，南開大學中國社會歷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天津　300071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1～98K4中國現代史江中孝20032003本文從孫中山的“國粹”觀入手，對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討。認為孫中山“國粹”觀的內涵，就是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其核心是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這一思想明顯受到晚清國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中國文化優越論的影響。孫中山提倡恢復一切國粹是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他對國粹的褒揚是希望以中國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補救歐美的霸道文化、物質文明，也是對當時國內出現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矯正。盡管孫中山對“國粹”的表述未必準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當，但他取法乎上，擇善而從；會通中西，與時俱進；既提倡國粹，“因襲”中國固有思想，與民族虛無主義者劃清界限，又主張向外國學習，“規撫”歐美的先進學說，從而與崇古戀舊的東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區別。孫中山/國粹觀/文化取向/因襲/規撫/創獲

網載 2013-09-10 2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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