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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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譯文] 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

[出典] 東漢王粲《七哀詩》其一

注：

1、《七哀詩》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2、注釋：

西京：指長安。東漢都洛陽，洛陽在東，長安在西，因稱長安為西京。

無象：無道或無法。

豺虎方遘患：豺虎：指董卓余黨李傕、郭汜等人。方遘患：正在制造禍亂。遘：同“構”。

中國：此指北方中原地區。

委身：托身，寄身。適：往。

荊蠻：指荊州。荊州本楚國之地，楚國本叫“荊”，古人稱南方民族為“蠻”，故舊稱荊州為荊蠻。

攀：謂攀拉車轅，表示戀戀不舍。

蔽：遮蓋。

顧：回頭看。

兩相完：兩者都能保全。

霸陵：漢文帝劉恒墳墓，地處長安東面。岸：高地。

《下泉》：《詩經·曹風》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下泉”，即“黃泉”，指地下。“下泉人”，此處也有暗指漢文帝之意。

3、譯文1：

西漢的都城長安城上空已是黑云亂翻，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制造事端。我忍痛告別了中原的鄉土，把一身暫托給遙遠的荊蠻。送行時親戚眼里噙著淚水，朋友們依依不舍攀著車轅。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一個婦人面帶饑色坐路邊，輕輕把孩子放在細草中間。嬰兒哭聲撕裂母親的肝肺，饑婦人忍不住回頭看，但終于灑淚獨自走去，“我自己還不知道死在何處，誰能叫我們母子雙雙保全？”不等她說完，我趕緊策馬離去，不忍再聽這傷心的語言。登上霸陵的高地繼續向南，回過頭我遠望著西京長安。領悟了《下泉》詩作者思念賢明國君的心情，不由得傷心、嘆息起來。

譯文2：

長安城內已經混亂得不成樣子，虎狼一樣的軍閥（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造孽生患。我忍痛告別中原故土，不得不寄身于那荊楚偏遠之地。送行時親戚悲痛不已；揖別的朋友們攀著車轅追逐著道別，依依不舍。走出門去不見人煙，中原大地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那路邊上坐著一個面帶菜色的婦人，無奈地把嗷嗷待哺的嬰兒放在草叢中。走了幾步，那饑婦人忍不住地幾番回頭看，嬰兒啼哭聲撕裂了母親的肺肝，躊躇許，還是灑淚獨自走開，不忍回來再看孩子一眼。饑婦人哀聲哭訴：我自己還不知道身死何處，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們母子兩人都能保全？但愿孩子遇見個好心人，或許他還可以活下去……不等她把話講完，我趕緊策馬揚鞭離去，不忍心再聽下去。登上漢文帝墓——霸陵高地繼續南走，我傷心地回過頭來，再望一眼那多災多難的長安城。我忽然領悟了《詩經下泉》一詩的情境和感受，深切體會到了作者思念賢明君主的心情，此時此境使我不由得傷感。

4、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四歲時來到長安，十七歲因董卓余黨作亂，南下避難，依附劉表，但在荊州十五年，一直不得重用。曹操攻下荊州時，劉表已死，他勸服劉表之子劉琮依附曹操，被任命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建安二十二年隨曹操東征孫權，因病死于途中，年四十一。王粲年輕時就很有才名。他早年曾經親歷戰亂，流離顛沛，對人民的苦難有深切的感受，作品內容充實，情調悲涼，成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中年之后，深得曹操信任，官至侍中，生活優裕，在鄴下與曹氏父子周旋期間，寫下了一些歌頌曹操功德的作品，失去了建安文學進步的思想光澤。

王粲一生以文才而聞名天下，在七子中文學成就最高。與曹植并稱為“曹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他為“七子之冠冕”，著有詩、賦、論等60篇。多篇作品收入《文選》。明代人輯錄其作品，編成《王侍中文集》流傳后世。

　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里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后，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為驚訝，弄不懂蔡邕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眾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才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隨曹操征討孫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曹丕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頓時，王粲的墓地上響起了一片嘹亮的驢叫之聲。這驢叫聲響徹四野，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千古絕唱。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其中說：“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可見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

王粲死于壯年，其死因被記載在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傳記中。其中言道，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王粲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么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藥。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藥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并沒有吃藥，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么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死了。

《七哀詩》起自漢末，以反映戰亂、瘟疫、死亡、離別、失意等為主要內容。《七哀詩》是民眾生活的寫照，與宮廷詩相對應，具有鮮明的民間色彩。《七哀詩》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可以見到的，以王粲的《七哀詩》為最早，其中《西京亂無象》一詩，最能代表漢魏風骨，堪稱典范之作。王粲用舉重若輕的筆法，記錄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讀來催人淚下，為杜甫《三吏》《三別》所祖。清人方東樹評價這首詩說："沉痛悲涼，寄哀終古。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感憤而作，氣激于中而橫發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

5、這首詩寫得悲涼沉痛，真切動人，是建安詩歌中的名作。方東樹評為“冠古獨步”，不是沒有道理的。

    《七哀詩》今存三首，不是一時之作，這里選的是第一首。后代都把它作為最能代表建安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五言力作。公元192年，大軍閥董卓被殺后，他的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大肆燒殺搶掠，李郭二人又互相混戰，造成一場空前浩劫。王粲在南下避難，逃離長安不遠的路上，目睹了一幕悲劇，心中無限酸楚，便把這件事如實地反映了出來，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詩的開頭兩句概括在交待當時的局勢。“亂無象”正是軍閥橫暴，民不聊生的概括。詩進而對這種混亂局面指出其形成，是因“豺虎方遘患”所致，一下子就把對禍國殃民的“豺虎”即軍閥的憤恨表達了出來。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這四句，寫作者在混亂局勢下，無可奈何被迫遷移。作者本從洛陽流離長安，現又要離開長安，故云“復棄”；“荊蠻”是遠離長安的偏遠之地。特地指出加以點明，以顯示這次“委身”仍是出于無奈。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尤其兵荒馬亂之際，生離等于死別，“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就是寫出了離別時的悲痛場面。“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對當時長安四周數百里內不見人煙，“白骨盈積”的慘象，僅用十個字就作了高度概括。“無所見”正是為了強調下句的“白骨蔽平原”。這五個字極富概括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無限傷心慘目的圖景。“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詩人選擇了一個饑婦人由于萬般無奈，只好棄子逃難的場面。草叢中呱呱待哺的嬰兒，不久就要變成一具白骨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但棄子求生的饑婦人是否能逃脫餓斃的厄運尚不可知，她心中明白，等待著自己的同樣是死亡。這真是慘絕人寰。“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目擊者王粲在這慘絕人寰的饑婦棄子的事實面前竟因毫無解救辦法，也只好一去了之。詩最后寫作者登上霸陵，回頭遙望長安，傷心感嘆。霸陵是文帝的墓葬，文帝時代是漢代的太平盛世，因而，“下泉人”既是借用《詩經》典故表達“思治”求安，“思明王賢伯”的心愿，也隱寓了對賢明的漢文帝的懷念。

     《七哀詩》表達了詩人譴責軍閥作亂，同情人民痛苦，希望國家安定的進步思想。這一主題，是結尾四句點明的。這首詩運用了白描的手法，既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概述，又有饑婦棄子的典型事例的刻畫，這樣忠于現實的抒寫，使全詩的悲劇氣氛更加濃厚。

6、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外戚和宦官專權長達百年，形成了東漢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公元184年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爆發，東漢王朝派皇甫嵩、朱儁、盧植等率軍鎮壓。經過數年的拼殺，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東漢政權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起來。由于并州牧董卓的入京，盡攬朝政，廢黜少帝，另立獻帝，其專橫跋扈激起了東漢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對，出現了全國州郡興兵討董卓的軍閥大混戰。連年的征戰，出現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的悲慘景象。可以說，黃巾起義是導致三國時代出現的直接原因。

7、　《三國演義》的思想精華，居于首位的就是對國家統一的向往，這是《三國演義》思想價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能夠經歷磨難而不倒？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是唯一的種族不曾滅亡、文明沒有中斷的一個國家？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從周朝起，我們就逐步形成了向往國家統一，追求安定太平的共同民族心理。這種共同心理，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聚合力，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周代以來兩千多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屢次被“分”開，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在小說中，當天下大亂之后，那個時代的英雄們想的是什么？我認為就是以“曹孫劉”三方為代表的英雄們，順應時代的潮流和民眾的愿望，力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重新實現國家的統一。三方爭天下，爭的是什么？爭的是重新統一的主導權，而不是單純的斗智、斗心眼。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8、漢桓帝時有五千六百萬人口，到了三國混戰，黃河流域“十口驟減，十不存一”。三國合計，人口大約六七百萬。“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9、一將功成萬骨枯。

我們先來看我國歷史上人口的一些重大變化：

夏禹時期——1355萬！
秦朝公元前221年2000萬、

公元前206年3000萬
西漢末年：公元23年——5960萬！
西晉：281年——1616萬（跌得太慘了）！！！
隋朝：606年——4601萬！
唐朝：755年——5300萬！

北宋：1006年——1628萬（也跌得非常慘）！！！
1080年——3300萬！

南宋：1223年——7681萬！
元朝：1294年——5684萬（少了兩千萬，也厲害）！！！
明朝：1402年——6659萬！
1578年——6069萬！

清乾隆：1741年——14341萬！

1791年——30000萬！

上表的慘痛歷史，最突出的有幾點。夏禹時期就算公元前16世紀一直到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14個世紀整整1400年過去了，中國人口僅僅增長450萬人，緩慢的原因就是爭權奪利的戰亂。

公元23年到公元281年，中國人口凈減4000多萬，著名的三國分爭，人口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10、在每個中國人的一生中，“吃了嗎”這句話，說了、聽了成千上萬次。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于饑餓的忍受和抗爭，構成了中華民族歷史的主線之一。“野有餓殍”、“人相食”、“易子而食”、“饑民遍野”之類記載，史不絕書。千百年來，埋葬在九州大地上的父老鄉親，大多數是餓死鬼。

隨便拎出幾位古代詩人筆下的饑餓記錄、死亡報告：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曹操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王粲

饑餓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陶淵明

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 ——杜甫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李紳

所以，中國老百姓最大的幸福，是不餓肚子。所以，“精打細算”、“勤儉節用”、“飽時憶饑”、“恒思一粥一飯來之不易”等等，常被中國人寫進“家訓”之類。

11、《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約作于公元422年，那年他58歲，歸隱田園已經16年了。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晉宋易代之際，東晉王朝極端腐敗，內部互相傾軋，連年混戰，老百姓或戰死于沙場，或餓死或逃亡，出現“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狀。人們詛咒戰亂，詛咒君權吏虐，詛咒苛捐徭役，渴望能有一方安居樂業的凈土，這便是當時的社會現實。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他只好借助創作來抒寫情懷，塑造了一個與污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情趣。這便是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的原因。筆者認為，陶淵明的真正創作緣起應該與慧遠大師有密切的關系。慧遠大師以“凈土宗”為“果”，而陶淵明以《桃花源記》作為“果”來回應。慧遠大師與陶淵明的關系就是“凈土宗”極樂世界與“桃花源”理想社會的關系，就是佛教與儒教的關系。《桃花源記》中描寫的理想社會不可能是陶淵明親眼所見的。可能是他“從慧遠所聞、從廬山所見、從田園所感”糅合而成的產物。

12、縱觀中國三千余年的歷史，除了春秋戰國時期，三國時期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中最熱鬧的時代。別的不說，僅是集中國人計謀智慧之大成的“三十六計”，在三國期間都能找到實際應用的戰例或事例。這也是很為一些人所自豪的，很久以來，人們就時常議論外國人很愛看“三國”，還有什么專門的研究會之類，為的是從中學一點“戰爭藝術”“外交謀略”和“商戰智慧”，好像外國人雖然生意做得好，國力強大，但都是“三國”大學畢業，不過是中國人的學生而已。如此，“三國”倒好像給中國人長了很大的一個臉。
　　
　　《紅樓夢》中有一面奇特的鏡子，叫做“風月寶鑒”，照一照正面可心想事成，能和愛慕已久的人約會，而照反面呢，則是一具猙獰的骷髏，嚇出人一身的冷汗。歷史也是這樣的，從欣賞的正面看，“三國”里英雄倍出，弄得百十年間風起云涌，著實讓人羨慕得很。可要從背面看呢，“三國”時期可算得上是人類歷史上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得最集中、最厲害，當然，也是中國人最為悲慘、最為苦難，生命倍受煎熬的歷史時期之一。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三國”時期的人口狀況。據《晉書》記載，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共有1677萬戶，5648萬人，而到西晉統一中國時（公元281年），全國只有245萬戶，1616萬人。另據“東漢會要”記載，東漢末年全國約有1600萬戶，5000萬人，但到魏、蜀、吳三國形成之時，三國的人口加起來只有767萬人。兩份資料，具體的數字雖然不甚相同，但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從東漢末年到“三國”結束，全國減少了4000萬人。
　　
　　按照中國人的生育能力，正常情況下中國的人口應是增長的，比如現在，我們實行了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沒能控制得住人口的過快增長。“三國”時期的人口，不求增長也罷，但短時期內減少了四千余萬人，顯然是不正常的，肯定與戰亂有關。除去正常死亡和統計上的遺漏，四千萬中我覺得至少有一多半是因戰亂而死的。
　　
　　在整個“三國”時期，各路英豪共發動了多少次戰役，我沒有做過詳細的統計，即使統計也不可能準確，因為除了有名的戰役之外，那些小的，不能體現、烘托英雄偉績的戰役肯定不會被記入史冊，因為，為王侯將相立傳是中國歷史的準則。既便如此，保守地估計，“三國”時期的戰役不會少于上百戰。在這百戰之中，會有多少士兵死于刀槍劍戟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因此而流離失所，直至死于亂兵之中，又有多少人因為連年戰亂而死于饑寒交迫之中？我們知道，曹操是實行了屯兵制度的，如果整個社會中還有足夠的人種田，還能從百姓中籌到軍糧，他決不會去讓士兵在作戰之余去種地的。
　　
　　一將成名萬骨枯。人們現在津津有味地品著的那些英雄，除了戰死的，被另一個大英雄殺掉的，其他都在“三國”時期自始至終地活著，而且還不斷地在上演著斗智斗勇的歷史活劇。而那些死去的呢？僅僅在歷史之中留下了一串串枯燥的數字。可是，還原到那個歷史時空之中，那些死去的士兵、平民，也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生活向往，他們也在為人之子、之夫、之父。可是，他們都在英雄的驅使之下，或者是為了英雄，一個又一個地永遠倒下了，就像一粒石子，在水面上冒了一個泡，消失了。而在那個時代里活著的平民百姓呢？在一陣又一陣的鼓角爭鳴之中，在一天又一天的刀光劍影之中，在一“國”又一“國”的軍隊穿梭之中，他們又是怎樣地生活的，怎樣侍奉老人，怎樣撫育幼子呢？
　　
　　可惜，在中國的歷史中，平民百姓沒有話語權，沒有人記錄他們的生活，甚至沒有人還會想到還有他們的存在。在英雄的心目中，他們只是扛槍、使刀、放箭的工具，只是種田、拉車、抬轎的動物（會自主行動的生物）。他們的悲慘的生活境況，只能從當時的文人所留下的詩文中窺見片鱗只爪的消息。“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王粲，在歸附曹操之前，寫過一些表現當時社會現實的詩歌，其《七哀詩》中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再如其他記錄當時境況的詩句：“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斷人腸。”這是何等慘烈的景象，這樣的國度還是人在其上生活的地方么？也許有人會說，這是詩歌的夸張，但想一想四千萬人的死，就知道這決非詩人的憑空想像。
　　
　　面對這樣一個時代，如果有一個假如讓你回到歷史的選擇，我想，不論是那些津津有味地品“三國”的學者、藝術家，還是那些津津有味地讀品三國、看品三國的官與民們，真心地想去做一回“三國人”的可能不會太多。當然，那些覺得自己也是“天下英雄，唯操與使君耳”的人，可能是愿意回到那個時代的，但他是否能拉起八十萬人的水陸大軍，就是個疑問。
　　
　　從現在的“三國”熱中看，對“三國”時代民生的艱難與悲慘，很少有學者和藝術家作深入的分析與挖掘，即便有也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熱談著的仍然是講解計謀，評點英雄。這就不能不說到現代學者的治學觀念以及藝術家的創作取向了。陳壽那樣寫歷史，羅貫中那樣進行文學創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里，中國最缺的就是人文主義觀念。但當今的學者和藝術家們，現在仍然將目光集中于英雄的斗智斗勇，只是議論英雄的誰大誰小，而不去分析和展示在英雄光環覆蓋下平民生存的不易，顯然有違當今社會文明的要義。
　　
　　正像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一樣，大多數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也都應當是為當代服務的。而當代社會的發展潮流則是構建以人為本的文明社會，決不是“王侯將相主義”的以英雄為本。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說，三國時代的曹、劉、孫都是大英雄，其目的都是想統一中國，結束戰亂，救生民于倒懸之中，所以都是令人敬仰的。對三位大英雄的相互爭斗，固然可以這樣理解。但從平民的角度看，他們都想一統江山是不錯的，可要說他們統一江山目的就是為了救萬民于水火之中，卻未必是他們內心真實的全部的想法。首先，“三國”時期使萬民倍受煎熬的水火，恰恰是由他們的統一欲望而起的；其次就是他們連年征戰，殺伐不斷，所為顯然是“一王獨大”。上百年的時間里，三位英雄真可謂平分秋色，誰也沒有斗過誰，等到司馬氏真的統一了天下時，將生民從水火之中“救”出來時，平民卻是所剩無幾了。
　　
　　當然，為當代服務的“三國”研究，是不能去批評曹、劉、孫為什么不會坐下來談一談，簽一個和平協議，非要打個你死我活，獨占了江山不可的。但是，指出他們的那種英雄行為的歷史缺憾，使數千萬人為他們的英雄壯舉而死去，以警示現代的人們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從而種下人文主義的種子，從根本上避免歷史的重演，則是完全應該的。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和藝術創作，也正是構建現代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13、古往今來的人們都厭惡和恐懼的，首先是戰爭。“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自從人類社會形成之后，戰爭一直沒有停息，數千上萬年前的狼煙一直飄到現在。莊子在《則陽》篇中講述了一個寓言故事，在蝸牛左角上建立國家的叫觸氏，在蝸牛右角建國的叫蠻氏，蠻觸兩國常為爭地而戰，遺尸成萬。莊子用這個故事來諷刺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混戰。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自秦朝統一天下而又失去天下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伴隨著連綿不斷的戰爭，在大規模的戰爭中間還有覬覦皇位的陰謀和叛亂，有開拓疆土或保護疆土的對外戰爭。“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這是魏晉時代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的凄涼的心聲。“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是魏晉時期戰亂之后的慘景。“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這是唐代詩人對統治者以正義為幌子發起的戰爭的懷疑。

“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傳說中的黃帝就指出兵為兇器，春秋戰國時范蠡諫越王勾踐說：“臣聞兵者兇器也!”但人類的無盡貪欲，使戰爭連綿不息。“秦家筑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直到今天，爭奪土地和資源仍是戰爭的起因，現代戰爭與古代的區別，只是武器先進了，殺傷力強了，有了大炮、坦克、戰斗機，一顆炸彈可以炸死一大片人，一顆導彈可以毀滅半個城市，如果動用核彈，可能毀滅一個國家。以維護正義的名義發動戰爭，是古代的統治者早已經用過的，以反恐怖的名義侵犯別的國家，則是今天的創造。弱肉強食，以大凌小，實際上不用什么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