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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形成的廣東和福建省的華南經濟圈，以上海和江蘇為中心的華東地區的大上海經濟圈，還有山東省、天津市、遼寧省等形成的環黃海經濟圈，都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已與海外經濟結為一體的發展的中國的沿海地區與尚未充分起飛的內地之間的差異、或曰以國營重工業為主的北部地區與外資企業活躍的南部地區之間的差異正在擴大，可以說，孕育著一種發展的危險性。本論文借助于原有的廣泛的調查研究成果，采用與日本相比較的方法，探討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區際差異及其變化，其制度與政策的背景，尤其是從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中國市場化展開以后，各地區內部及區際的平衡狀況發生的變化、差異擴大的內在機制。
　　　一、地區差異的實際狀況及其變遷
　　第一，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的收入差異是怎樣變化的。眾所周知，威廉遜(Williamson)“v”字型假說認為，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地區差異將拉大，但到后階段又趨于縮小。這也可以說是對庫茲涅茨(Kuznecs)關于收入分配的著名倒“V”字型假說的應用。
　　中國的地區間差異是怎樣變動，又是如何變遷的呢？迄今為止，有關省際差異的調查研究已相當多。例如萊昂斯(Lyons)運用威廉遜的假說，通過生產及消費兩個方面的變動系數，對中國的地區間差距進行了驗證，認為，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地區間差距趨于縮小。楊偉民應用基尼系數對地區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化進行追蹤分析，得出了收入差距縮小的結論。杜進、栗林以及魏后凱等也指出，改革開放之后，與我們的預料相反，中國省際的地區差距呈逐漸縮小趨勢。
　　但是，稍加仔細觀察，似乎不能單純地說，迄今中國的地區間差距趨于縮小，而改革開放又使這種趨勢更為明顯。例如，有許多學者確認，沿海與內地，東部、中部、西部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擴大之勢。從人均國民收入可以清楚地看到：沿海與內地的差距從60年代到80年代末大體上一直在拉大，東部與中西部，或者三大地區之間的差距大致呈同樣的態勢。
　　考察差距歷來是看收入差距或生產力的差異，即通過生產總額與國民收入來看差距。但張曙光指出：省際差異至少到1988年時是擴大趨勢。這不取決于生產方面（國民生產額）而取決于支出方面（國民收入使用額）。為什么發生這種不同的情況呢？是因為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國民收入在純流出地區，生產額超過使用額；相反，在純流入地區使用額超過生產額。而且這種分配與地區的政治壓力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個問題在后面還要涉及到。
　　第二，衡量差距的尺度是如何變化的。在這方面，恐怕最徹底的分析研究要數崔元凱（音譯）(Tsui)。他采用的變動系數、基尼系數、錫爾(Theil)的熱力學函數尺度、阿特金森(Atkinson)指數這4種尺度，分別用1952～1985年人均國民收入生產額與使用額，計算出省際差異，衡量的結果多少有些差異，但是都顯示出1960～1976年是最不平等的時期。
　　第三，比分析上述省際差異的技術性問題更重要的是省內地區之間差異的變動。中國省、自治區面積過大，一個省內既有平原也有山地，有城市也有農村，布局富于多樣性。因此，也有必要研究與省際差異并列的省內差異。
　　在列舉的幾個省份中，從平均所得來看，農村內差距最小的是最貧困的貴州省，相反，差距最大的是相對富裕的山東省。然而，貴州省的地區差正在迅速擴大，山東省的差異幾乎沒有擴大。農村的生產總額分為人均農業生產總額和非農業生產總額。目前導致中國地區差異的最大原因之一，在于以鄉鎮企業為首的非農業部門的收入，按預料，與農業生產相比，非農業生產地區間差異更大；但是，從差異擴展方面來看，未料到后者比前者要小。因此對于地區間的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筆者想尋求一種新的解釋。
　　關于省內的地區差異，趙人偉先生以1988年全國家庭調查為資料，進行了出色的分析。這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差異，與我們探討的縣際差異不同，據他分析，農村中差異最大的是天津（基尼系數0.349）、江蘇（同上0.383）；上海（0.222）、江西（0.23）、湖北（0.231）為最小。但是他的分析中未反映出地區間差距的變動。從迄今各種的分析中類推，雖然中國的省際差距與省內差距互不聯動，改革開放后省際差異，從總體上看趨于縮小，乃至沒有擴大；但是，省內之間的差異呈擴大趨勢。這里隱含著中國地區差異的一個巨大的問題。
　　　二、地區間差異的機制
　　那么，中國的地區差異是如何產生，又是什么原因決定其變化呢？在前面所舉的威廉遜的假說中，有這樣的含意，即：經濟發展及人均收入水平是決定地區差異的最大因素。改革開放以后，省際差異在縮小，或者說，相反的省內差異在擴大，不管怎樣說，都是這一時期中收入猛增所致。因此，這個假說給人們留下了適合中國的印象。
　　關于地區間收入差異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用兩種做法，大概能得到實證。第一種是把差異與收入水平聯系起來的做法。其中包括兩種方法，一是用時間系列來看差異指標與收入水平之間的相互關系。例如，張曙光采用了這種方法。他認為，表示省際差異的基尼系數與人均國民收入使用額的相關度較高（與人均國民收入生產額相比）。決定系數為0.59的正相關度。另外一種方法是從一個斷面來看差異指標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例如，在趙人偉根據1988年全國家調查所進行的分析中，認為農村內的基尼系數的變動與地區的平均收入水平毫無關系。貧困地區內的差異絕對在縮小，但是，從90年代后期又呈急劇擴大的趨勢。
　　第二種做法是在說明地區收入或者其增長率的主要原因時，把某時候的所得水平追加為說明變量。例如，奈特(Knight)和宋(song)證實，從1980年到1988年的各省平均農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額與1980年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這一實證說明，富裕的省份越來越富，省際農民收入差異日趨拉大。所有的方法顯示，中國省際或省內的地區差異在初期階段果真是收入水平的正函數　。那末，隨著經濟發展，差異是在逐漸擴大嗎？倘若如此，變化的程度如何呢？這些問題還不十分清楚。然而中國的制度條件與其他國家不同，對于像中國這樣本來地區差異就很大的國家，用其他國家一般化的經驗來分析是欠妥當的。這意味著有必要探討威廉遜假說是否適宜于中國，是否還有別的包括收入水平在內的更綜合、更詳細的決定地區差異的因素存在。
　　收入和生產水平的地區差異受各種各樣因素的左右。但是，其經濟運營同樣取決于三個基本的因素。[1]氣候、土壤，一般所說的自然環境、自然地理的因素。即市場的靠近程度和鐵路、港口的發達與否以及通向上述地區的條件等人文地理因素。[2]工業選址、投資、價格等各種政策。[3]為了實施這些政策，使經濟發揮作用的制度和機制。此外，先進的技術很容易構成各地區整個收入和生產水平的源泉，如被分解為不同工業收入地區間差異。
　　迄今，也有過關于中國地區收入差異的不同源泉所得原因的分解分析。如通過計算國民收入使用額，將地區間收入差異分解為農業純生產差異、非農業純生產差異以省際轉移收入差異，以尋求不同時期各種原因的貢獻度。由此得知，形成中國地區間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一直是非農業生產。而地區間轉移的作用使這種差異趨于縮小。尤其是1966～1980年，即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以工業為主體的非農業生產所導致的地區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地區間收入轉移而消滅的。
　　另外，各種源泉所得乃至生產是靠什么決定的呢？一是有關產業結構決定論，另一個是通過每個產業的生產函數來闡明的。但是，對于像中國這樣制度條件特殊的國家，筆者認為，必須考慮中國特定的(China-specific)或地區特定的(region-specific)因素。例如，里斯金將農家的人均所得用家庭勞動力參加率、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時間等10變量來加以說明，其中導入了是不是黨員這樣的啞變量。因地區不同教育水平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該地區的收入水平。這對于普及義務教育、基本上沒有地區間教育差異的發達國家來說是可以忽視的原因。另外，在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的體制下，家庭成員的政治身份不可能決定其收入。
　　關于地區差異的原因，前面所提到的3個基本因素，即環境、政策、制度，哪個因素對地區差異有所貢獻呢？正因為這些因素相互有質的不同，因此不可能使其量化。如果我們強調環境因素，將陷入“自然決定論”，對于縮小中國國內地區差異也將產生沒有盡頭的悲觀情緒。例如貴州省地處山地、陜西省在黃土高原，兩省遠離沿海，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無法解決這種由自然因素所產生的困難，兩省將永遠貧困。但是，為什么在擁有許多山地的日本國內，都道府縣之間的收入差異趨于縮小呢？在經濟增長時期，日本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呈現出縮小的趨勢，這不是取決于自然環境，可能是另外兩個基本因素所致。同樣，中國目前出現的地區差異，環境亦非最大的原因（當然，自然環境的重要也是毋庸置疑的），應該說政策與制度，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因此，在這里分析中國產生地區差異的政策條件及制度條件。
　　（一）投資政策。在原來的中央集權的體制下，采取了重視工業的政策，資金集中投向某特定的地區。50年代的東北地區即如此。60年代，在“三線建設”的口號下，投資重點放在內地。這是為了完成中央確定的國家項目，例如，迅速實現工業化和確立戰時體制的目的，無視地方的局部利益的結果。另一方面，在實行地方分權政策的時代，圍繞著中央的投資和資金轉移，依靠中央與地方的政治交易來決定投資。
　　問題在于這種投資分配政策未能使收入的地區間差異縮小。試比較中國與日本不同地區的政府投資與人均所得水平之間的關系。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1965年）人均收入高的都道府縣，人均行政投資處于微增的傾向，然而，那個時代一過去，出現了明顯的相反傾向，就是說，對于相對貧困的地區投放了更多的行政投資。然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平均收入高的省份，人均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越來越多，并帶動了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的政府投資未能使地區間的投資差異縮小。不用說，當其他條件一確定，高投資額會產生更多的收入，它會帶來更多的儲蓄和投資，從而出現增長的良性循環。因此，如果從政策上要縮小收入和生產的地區差異，就必須把更多的投資集中投向最貧困的地區。中國歷來缺少這種機制，改革開放之后的今天也很難說具備了這種機制。從投資方面看甚至產生了擴大差異的機制。
　　公平與效率如同一對矛盾，投資差異的縮小與效率的提高往往呈現出一種置換的關系。那么，對中國不同地區的投資效率應該怎樣進行評價呢？現在，把投資效率作為邊際資本系數的倒數，即用1個單位的投資所產生的生產或者收入的增量計算。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不同地區的投資效率遠離統計數字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區的投資分布與經濟效率毫無關系。但是，改革開放之后，這一效率指標的地區差異趨于縮小。與以前相比更顯示出其“經濟合理性”。但如上面所述，還未重視到投資效率對縮小原來地區間經濟差異的作用。
　　（二）財政制度。與前面所講的投資政策緊密相關的是財政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的權限基本上全部掌握在中央，對地方投資的分配權限實際上也全部掌握在中央。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強調了地方的財政自主權，在所謂承包制的形式下，地方向中央完成上繳部分之后，利潤和稅基本上是自由使用的。因此，富裕的省份或承包額小的省份具有更多自主財源，出現了地區間差異潛在的擴大傾向。我們所探討的省際和省內間的差異，一部分也可以通過財政制度加以說明。例如，崔元凱證明，對國民收入使用額來說的省際差異與預算外資金占全部國民收入比率，這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就是說，用預算外資金測算的財政自主權越大時，地區間差異隨之擴大。恐怕用斷面原理來顯示的省際差異，也會看到同樣的傾向。
　　（三）市場化。中國的改革，發展了市場經濟，由于市場規律的作用，富裕的地方（人或地區）更加富裕，貧富差異再次擴大。那么，市場化就只是片面地導致差異擴大嗎？如果在某一時期，建立了完全競爭的市場，商品、服務及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在人和企業效率極大、利潤極大化的意義之下，采取“經濟合理性”的行動，這種狀態與以前相比就能夠使差異趨于縮小。從地區來看，只要人和勞動力從貧困地區向富裕地區轉移，就可以實現地區性資源的再配置。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短期的或中期的市場化還沒發揮出最小限度的機能。因為，對于資源的轉移，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障礙。在某省，市場化得到發展，其資源的再配置就會比較合理，進而省內的地區差異就會縮小。另外，如省際的資源轉移迅速，省際差異亦會縮小。但是，其他省由于某種原因阻礙省內外的資源轉移，省際的差異還會擴大。
　　自由轉移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人的一種權利。這是確立個人現代精神所必需的，也是促進市場的發展，使經濟的增長和結構的變化成為可能的基礎的條件。但在中國，迄今，這種最重要的權利，在“戶口”管理的名目下，還未確立。特別嚴重的是國家統制著農民的戶籍，剝奪了他們流動的自由。當然，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戶口管理已緩慢地放開。最近，小城鎮的戶口遷移已得到認可，部分城市的戶籍也可以進行買賣。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不能否認，中國人口與勞動力的轉移是受到極大的限制的。
　　不能流動的不僅是人。連商品的流動在中國也屢遭限制。從所謂的“地方主義”產生出“諸侯經濟化”，省與省、地區與地區之間構筑障礙。由于除勞動力之外的生產要素市場欠發達，有時使適當的資源再配置也無法進行。例如，金融市場的不發達，由于金融制度及機構不完善，致使有些地區可以發展的工業不能發展。因土地市場最基本的財產權不明確，就不能謀求土地使用權的流動。另一方面，無效率的國營企業龐大的資金與沉睡的資產引起了所謂的不平衡。
　　（四）農村制度與農業政策。中國的地區差異，尤其是省內的地區差異，即農業地區與非農業地區、或者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有相當部分可以還原為經濟差異。眾所周知，中國于80年代初期，對農村經濟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革，使農業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之后，農業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從收入來看，城市與農村的差異擴大了。在貧困地區、貧困的農村滯留著寵大的過剩人口和勞動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如何對農村和農業進行有效的支援，可以說，這對于縮小中國的地區間差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迄今為止，中國還未拿出比較有效的政策。
　　如同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中國，要大幅度地提高農民的收入，只靠發展農業，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由于在整個農產品價格自由化的中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穩定的。假若政府支出巨大的補助金使農產品價格一律上調兩倍，從公共財政上講，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農民的收入要趕上城市居民的收入（這里包括各種補貼）也是不可能的。這種保護政策與中國現行的市場化潮流是背道而馳的。現在，所謂富裕的農村與地區全是非農業地區，特別是鄉鎮企業發達的地方。因此，非農業的發展也有促進農業發展的方面（以工建農）。但是，鄉鎮企業大都集中在以沿海為中心的地理條件優越的地方，內地、特別是遠離城市的山區無從發展，如什么也不干，鄉鎮企業的發展導致地域間差異的擴大，不能使其縮小。“先富論”的含意地指富裕起來的地區會自動地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這是指具備條件的地區，而不適合于整個地區。舉一例子，在目前狀態下，把沿海廣東省的（在廣州近郊能看見的）外資及合資鄉鎮工業移植到貴州省的地區是完全不可能的。如要進行，就必須尋求龐大的基礎性投資和對外資特別優惠的措施。
　　結論是地區差異形成了市場與計劃兩個相反的力的合力，呈擴大或縮小的格局。縱觀現在的中國的各種制度和政策，筆者認為，從整體上看，這種差異的擴大比差異的縮小更為明顯。
　　　三、中國地區經濟圈的構想
　　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從80年代后半期開始，出現了新的中國的地區政策。中國原有的地區政策包括“七大經濟協作區”構想（1958年），“十大協作區”構想（1970年），基本上是屬于內向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每個地區建立起在中央指導下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改革開放后，強化了地方的權限，同時由于開放政策的實行以沿海為中心的地區直接與海外市場接軌，致使這些地區政策未能見效。從長遠看，必須形成外向型的，而且是適合于各地區的經濟圈。1988年出臺的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尋求在海外購買原材料和銷售產品（兩頭在外），使整個地區一并發展，形成了新的格局，從目前看，可以說是劃時代的地區振興政策。
　　另外，在沿海地區發展戰略構想的背后，有被稱之為“梯度理論”的不平衡發展理論。不管怎么說，這與均衡發展理論有質的不同。即把全國分為東部（沿海地區）、中部、西部三個地區。東部以技術密集型產業、服務產業為中心，起到全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中部以能源生產、原材料產業為重點。西部則以自然資源的開發和農產品的加工為重點。基于這些地區的優勢，設想構筑梯子型的地區結構和地區分工論，并且與海外市場相連結，使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的東部率先發展，將其能量慢慢向內地浸透、擴散(trickle down)。
　　八五計劃和經濟發展十年規劃中，沒有采用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劃分，而是用了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及貧困地區的劃分。此外，強調地區間機會均等與合理負担的原則。不僅沿海地區，在內地也推進邊境貿易，在各地建立“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給予向那里投資的外國企業以經濟特區一樣的優惠條件。
　　目前形成的圍繞中國沿海、沿江、沿邊的為數不少的地區經濟圈，體現了最新的地區發展構想。但是應該指出，這種經濟圈，與其說是在政府的指導下產生的，不如歸功于開放的政策，它是自然而然地誕生的。當然，深圳特區的構想是考慮到海外一特區一內地這種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結構。但是，誰當時想得到深圳特區竟是現在和廣東省一起加入了香港經濟圈，與福建、臺灣乃至整個東南亞結為一體，出現了今天的華南經濟圈的誘因。其他如環渤海經濟圈、環黃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大上海經濟圈、長江流域經濟圈等，也是通過市場力量推進的。當然，以港口、道路、通信的基礎建設為中心的政府的投資是其發展的必要條件。
　　這些地區經濟圈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具有使地區差異縮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會導致與其他地區的差異擴大。事實上，廣東省與湖南省在這期間的差異就拉大了。
　　　四、結束語：中國地區差異問題的性質
　　如前所述，中國的地區差異不能簡單地視為經濟問題，也包括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毛澤東時代就曾有過中央與地方、地方之間的利害對應。我認為，改革開放后，這種情形更明顯化了。不僅限于地區差異，中國還存在地區內的階層、集團差異。市場的競爭是要保證機會的平等，但產生的差異也是當然的，這就要求所有參加競爭的人充分認識到這是一種制度。雖然是一種制度，對于競爭的失敗者不采取保護措施；這種制度也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何況在長期否定市場經濟，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社會性差異的中國，只是簡單地引進市場原理，是不能打消不安和不滿的。“先富論”所潛在的一個問題就在于此。
　　最后，為了縮小地區差異應采取什么“政府干預”的方法呢？向貧困地區的資金轉移、特別是通過財政機制的轉移是必要的，但如何進行轉移呢？需要拿出各種措施來。如在全國范圍內要重新研究稅收體制，擴大向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公共事業的特定地區的投資，完善金融機構，增加向貧困地區的教育投資等。但是，最主要是，確立有效的稅收機構，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這也是中國多年的課題。這個課題不解決，投資資金的分配及人們對差異的不滿等都不能緩和。其結果是又將回到所謂中國經濟制度化及規范化這個既古老又新鮮的課題上來。
　　　　（作者系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責任編輯：程漱蘭）
　　
　　
　　
管理世界京171-176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中兼和津次19951995 作者：管理世界京171-176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中兼和津次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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