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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年代末以來，區域性經濟集團化正成為一種全球性趨勢。為了順應這一潮流，中國須協調和處理好與國際集團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關系；想方設法將自身置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協作系統內。運用“圈層式”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可以基本上達到這一目的。根據“圈層式”模式，一是中國分別直接向第一圈層、第二圈層以及第三圈層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系；二是間接的區域經濟合作，即中國通過參與由第一圈層國家組成的區域經濟集團，并假以區域經濟集團力量分別向第二圈層和第三圈層國家進行滲透。中國處在西太平洋新月型“繁榮孤線”經濟增長帶的中間地區；更重要的是，亞洲太平洋次地區的經濟合作正欣起浪潮，所有這些都使中國的對外區域經貿一體化戰略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實施機遇。因此，中國的“圈層式”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重點在第一圈層，并需要在經濟體制、產業組織、一體化政策等方面實行“一攬子”的徹底改造。
　　程超澤，１９５１年生，社會學博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８０年代末以來，區域性經濟集團化正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種全球性趨勢。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究竟向何處去，這是區域經濟理論工作者不能不思考的一個問題。探討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必須從整個開放的世界著眼。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世界各國都加快了開放步伐，試圖從正在改組的經濟格局中尋找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位置。這一國際經濟格局明顯地使我們感到一種挑戰。筆者認為，如何將開放空間和開放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并且通過開放空間的擴大引致開放內容的拓寬，最終導致區域經濟結構在迎接當今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的挑戰中的最優化，這將是中國今后對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向。圈層式開放將是適應國際新環境的開放戰略。
　　　　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格局
　　所謂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消除阻礙經濟最有效運行的人為因素，通過相互協作與統一，創造最適宜的國際經濟結構［（１）］。由于世界各國的發展水平不同，不可能指望出現一個能囊括一切國家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形式，因此，國際上現有的或即將成立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只能停留在區域層次上。
　　８０年代末以來，三個將成形的區域經濟集團尤其重要：一個是歐洲經濟圈，其中心國家是德國，加上東、西歐一些國家；一個是美洲經濟圈，其中心國家是美國，另加上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一些國家；一個是亞太經濟圈，其中心國家是日本，加上“四小龍”、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在《經濟區域主義的挑戰》中說，“世界經濟體系正在迅速走向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繼續主宰世界經濟的三大經濟區域里，幾種新的和根深蒂固的力量正在積極施展影響。在西歐，一個統一而又規模空前的市場即將出現，盡管進程中會有躇躊，但其形成則是肯定無疑的。而且，隨著蘇聯、東歐帝國的崩潰，一個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為核心的更巨大的歐洲經濟區也在形成中。在北美，隨著美加墨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一種區域性貿易安排正在付諸實施，最終它將把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包括進來。在太平洋地區，日本正在通過貿易、對外援助和對外投資等手段，帶頭創建高度一體化的區域經濟。”［（２）］
　　三大經濟圈形成以后，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１、集團內商品貿易往來擴大，集團外商品貿易縮小。區域經濟集團形成以后，一方面，原來向集團外國家出口和進口的商品，一律向集團內國家進口和出口。另一方面，某些原來由本國子系統生產的產品，可能改向集團內部其他國家進口。所有這些都有力地增加了集團內的商品貿易份額，排斥了集團外國家的對外貿易活動。
　　２、集團內生產要素流動擴大，集團外生產要素流動縮小。由于集團內實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政策，這就有利于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技術轉讓、勞務貿易和土地轉讓等經濟活動。而集團外的國家為了在集團內市場爭得一席之地，只好利用海外投資和設立網點等辦法，繞過關稅壁壘，向集團內市場滲透。但是，這樣做難度無疑是加大了。
　　３、集團內國際經濟分工擴大，集團外國際經濟分工縮小。區域經濟集團內部各發達國家的一些傳統產業將向集團內的外圍國家逐步轉移，并在集團內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國際經濟分工格局。［（３）］
　　從理論上講，中國可以向所有國家和地區實行經濟開放政策。但是，由于上述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發展，實際上形成了一道阻礙中國進入區域經濟集團內部各國的屏障，這是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面臨的新問題。為了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對外開放應該順應世界經濟區域化發展的潮流，一方面協調和處理好與集團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關系，通過自身努力，保持和擴大與世界區域經濟集團各成員國的國際交換和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自覺、主動參與周邊亞太地區經濟集團的醞釀、籌備和建設工作，想方設法將自身置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協作系統內，通過集團抗爭方式，擴大對歐洲經濟圈、美洲經濟圈和其他地區的經濟開放。為此，筆者認為，采取“圈層式”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可以基本上達到這一目的。
　　　　“圈層式”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模式設計
　　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中國經濟起飛戰略中占有關鍵的地位。這是因為，在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具有相當大的經濟差異，區際經濟差異不僅客觀上要求中國內部這一地區與另一地區進行經濟上的優勢互補、合理分工，而且要求跨國之間此一地區同彼一地區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國際分工。即使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它們所具備的少數幾種生產要素優勢，諸如資源優勢、廉價勞動力優勢，可能正是中國或國內某些地區所需要的。因此，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將中國作為一個發展的框架來處理，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其中，作為基礎內容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交流。中國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必然涉及對外經貿合作的規模、結構、對外經貿的內容、對外經貿的地區走向和貿易伙伴。而決定這些內容的因素又是復雜的，這些經濟、政治、國際及國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地理位置上落實為經貿伙伴和經濟交流的對象國。這就是下面要敘述的主要內容。
　　“圈層式”對外區域經貿一體化模式，是以本地區為圓心，由近及遠，將世界所有國家分成若干圈層，然后研究如何向各個圈層國家開放和協作的問題。中國區域經貿一體化的對象國，按照地理位置遠近可劃分為三個圈層：第一圈層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第二圈層包括北美和歐洲國家；第三層包括南美和非洲。
　　第一層次國家，除經濟發達國家日本以外，大部分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和發展中國家。它們同中國地區或隔海相望，或毗鄰接壤，在歷史、文化傳統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９０年代和下世紀初，在中國周邊國家（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將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鑒于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發展潮流，中國應盡快與周邊國家（地區）組成區域經濟集團，實行國際經濟分工，發揮區域組合優勢。因此，與周邊國家（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顯得越來越舉足輕重。
　　第二圈層國家，大部分為經濟發達國家，它們主要是在形成中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過去１０多年來，中國的國際經貿活動一半以上都與北美、歐洲國家相關聯。今后，引進北美、歐洲國家富裕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中國的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鑒于北美、歐洲兩大區域經濟集團保護主義傾向加強，以往促進對這兩個區域經濟開放的各種有利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盡管這樣，鞏固和進一步擴大和這些國家的經濟合作，仍是今后中國對外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圈層國家，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過去，中國對南美、非洲國家的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嚴重不足。這些地區一般都具有極豐富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貿易對象主要是北美、西歐及日本等國，出口貨物為原料及初級產品。近年來，日本及臺灣都加緊步伐，參與開發南美國家資源和市場。今后，中國與這些國家進一步擴大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的潛力很大。目前，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屬于中上，某些機械設備，特別是農用機械設備、輕紡產品、加工食品、家用電器等比較適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而且，中國技術引進經過消化、吸收、創新，比較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具有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優勢。加快擴大對南美、非洲國家的經濟區域合作，將是中國在９０年代新經濟戰略中調整對外開放國別結構的方向之一。
　　這樣，中國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基本上可以沿著下面兩條路線運作：一是直接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即中國自身分別向第一圈層國家、第二圈層國家和第三圈層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系；二是間接的區域經濟合作，即中國通過參與由第一圈層國家組成的區域經濟集團，并假以區域經濟集團力量分別向第二圈層國家和第三圈層國家進行滲透。
　　顯然，中國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構成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既是世界經濟區域化發展的要求，又是中國對外開放深層次發展的歸縮。這是因為，全世界約８０％以上高新技術發明、對外直接投資都集中于發達國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是世界自然資源的主要集中地區，其中一些國家還是世界勞務資源大國。這種生產要素分布的廣泛性，決定了中國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在國別結構上的完整性。同時，中國對外經濟開放，一般是向比自己先進的國家引進生產要素，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再向比自己落后國家輸出生產要素。這種狀況決定了中國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地區）構成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別結構，稱為廣度一體化結構，它是對外經濟一體化空間存在的形式。中國與越多的國家（地區）實行經濟合作，就越反映了這些國家（地區）對中國經濟的相應融合。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所面向的國家（地區）越少，這些國家（地區）對中國生產要素的需求種類相應也越少。而對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各占有一個合理的區域經濟比例，可能有助于中國形成一個合理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作為一個發展中區域的中國，如果其區域經濟一體化對象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那么，從發達國家（地區）大量輸入資金、技術、智力將是對外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而中國顯然不具備向發達國家大量輸出資金、技術、智力的對等優勢。為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只能向發達國家輸出初級產品。如果對外一體化國別中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可以從經濟發展水平比自己高的發達國家輸入資金、技術、智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向經濟發展水平比自己低的國家輸出資金、技術和勞務。這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將會由單向流動變為雙向流動。長期下去，中國與各種客體之間的經濟合作將形成一個固定且又合理的比例關系。
　　如果中國對外經濟一體化的對象主要是一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那么，就總體流量來看，從這些國家輸入的越多，中國輸出的也就越少。如果對象國主要是一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家，那么，就總體流量看，向這些國家輸出的越多，輸入的也就越少，上述任何一種情形，都會導致經濟合作上流向結構的失衡。因此，只有將各類對象國家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合理構成，才會實現一體化過程中流向構成的合理化。從過去１０多年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看，我們不難發現，國別構成雖然已包括了上述兩類國家，但經濟合作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里。根據統計原理，在一定條件下，在某一類別國家集中系數越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別構成越趨于合理。因此，在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中國家類別構成較全面的情況下，中國還應該力爭擴大每一類別中的國家數目。
　　　　一體化重點：與周邊國家（地區）“圈層式”產業協作　
　　如上所述，第一圈層，也即中國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其對外經濟一體化中的重要性已越來越突顯出來。除了具有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條件以外，第一圈層還有較強的經濟優勢，其中下述幾個方面的經濟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一個逐漸一體化的活躍經濟區。作為本圈層的圈心的中國，其周邊正好由當今經濟最有活力的三大板塊圍繞而成：日本；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即南朝鮮、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其成員包括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它們與中國大陸經濟巨大板塊一起形成了一個逐漸一體化的活躍經濟區。雖然這四大塊各自代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類型，它們在生產方面卻有相互影響的能力。
　　從分析的角度來說，亞太地區內國際比較優勢促成了不同國家集團的工業化進程，允許各自從事比較優勢的生產，從而導致了區域經濟一體化：亞太地區以形成中國－－東盟－－亞洲“四小龍”－－日本多層次動態追蹤的經濟發展勢態，而不同層次國家（地區）間的經濟聯系，既有互補性又有競爭性。相互依存和競爭，將成為中國重視發展第一圈層的最為重要的原動力。從經濟上看，現在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把中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吸引到一起。后者嚴重缺乏自然資源但已高度工業化；中國有豐富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有一個１１億人口的巨大國內消費市場，因此中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天然的經濟伙伴。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水平，處于亞太地區經濟多層次結構的中間層次，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進一步加強和推動亞太地區其他國家間的合作和競爭，進而推動大陸與其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經濟圈的形成，必將有利于第一圈層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的繁榮與穩定。［（４）］
　　亞太地區的興起，為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組成跨國區域經濟集團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外部條件。同時，中國近幾年來經濟迅猛發展和將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也促進了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的合作與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圈的形成以及這些次區域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將有利于正在成長中的亞太經濟圈與世界其他區域集團相抗衡。
　　第二，中國既有的對外區域經濟結構，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向第一圈層國家和地區的開放。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對外向型經濟作了大幅度的傾斜，其中，在開放的國別和地區結構上，第一圈層的諸多國家（地區）是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傾斜的主要對象。這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出來：１、商品進出口貿易的傾斜。８０年代以來，中國與國際上很多國家（地區）發生貿易往來，但是，在商品進出口市場上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尤其是香港、日本、新加坡和美國，其中絕大多數是第一圈層內的國家（地區）［（５）］。可以認為，今后１０年里，乃至２０００年內外，中國商品進出口貿易國別高度集中的格局基本不會有多大變化。２、外商直接投資國別結構的傾斜。到９０年代初外資來源單一化的狀況雖有了改觀，在外資的引進項目中日本、臺灣、泰國、新加坡、美國、南朝鮮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項目已達引進項目總數的９２．９％［（６）］。顯然，在這些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外商地區和國家中，“主力軍”又是第一圈層的地區和國家。３、技術引進國別結構傾斜。日本、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瑞士等國家占中國大陸技術引進項目個數的８７．６％［（７）］。日本作為這一圈層中的經濟發達國家，在中國技術引進的國別中占重要地位。
　　第三，在不平衡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下順勢推進“亞太經濟圈”形成，使中國與其實現“里應外合”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順理成章。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從個別大國的統治變為多級化和地區集團化。但這決不意味著統一的世界大市場被分割成各個獨立的地區性市場。相反，今后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國際科技使用與交流的規模將急劇擴大。為了相互協調和合作，國際組織的作用將加強。在與中國相連的第一圈層里，次區域經濟合作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勢頭，并已出現了若干個次區域經濟圈的并列和串聯，這些經濟圈自北而南主要有［（８）］：
　　１、“環日本海經濟圈”，包括蘇聯的遠東地區、中國的東北地區、南北朝鮮和日本的一部分；２、“黃渤海經濟圈”，包括南北朝鮮、中國的山東、河北、天津、北京、遼寧等地；３、“海峽兩岸經濟圈”包括臺灣和福建省；４、“華南經濟圈”，包括廣東、廣西、海南和港澳地區；５、“泰幣經濟圈”，包括泰國、越南南方、老撾的一部分和將來柬埔寨等國家，６、新加坡、馬來西亞柔佛州和印度巴丹島組成的經濟成長區，也稱之為“金三角計劃”；７、以泰國為核心，聯合印支三國和緬甸的“黃金半島”。在這些次經濟圈內，有關國家（地區）正相互投資，推動著各跨國產業協作系統的迅速發展，并正在迎來新一輪西太平洋沿線的經濟高速增長。
　　　 中國正好處在這條得天獨厚的新月型“繁榮孤線”經濟增長帶的重疊包圍之中，它適逢亞太次地區的經濟合作熱潮，從而獲得了一次實施對外區域經貿一體化戰略的千載難逢的機遇。中國更兼有政通人和的改革開放政策，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的近鄰關系正處在２００年以來最好的時期，豐饒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龐大的具有１１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大國優勢”和有效的“后發優勢”［（９）］。所有這一切正說明了，中國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地區）的經貿關系是天時、地理、人和的藕合與交匯，適得其時，其前景無可限最。
　　　　“多層次圈層跨國產業協作”戰略構想
　　中國與周邊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以沿海地區和沿邊地區為主要窗口進行，而中國的沿海和沿邊地區是一個十分遼闊的地區，各地的自然、經濟和社會條件不一，歷史上對外經濟交往路徑有別，各地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的形式內容和合作對象不盡相同，為此，需要一種“多層次跨國產業協作”戰略模式來加以描述。這一戰略是考慮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因素和現實需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把中國沿海地區和沿邊地區“切割”成八大塊，八大塊各自分別以不同國家和地區為重點，開展多層次的經濟合作，基本內容如下：
　　　　“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
　　在“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里，第一層次的協作是以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等省市沿海地區、南北朝鮮的經濟協作作為核心形成一個國際型經濟協作圈和三角經濟互助關系。這種協作需要各方政府決策的支持，各方都應相應調整地區政策。目前中國政府正在考慮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和山東享有一定的特殊開放政策，使這些城市發展成為經濟特區。同時，也在考慮將一些三角洲地區建成經濟開放區，如遼寧的大連和營口、山東的煙臺、威海和青島。這些三角洲地區幾乎覆蓋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全部。建成開放區即可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前沿陣地。隨著中韓的建交，兩國貿易由間接地通過香港變成直接貿易。鑒于中國外匯短缺和資源豐富，地區間可以通過直接簽約進行補償貿易，達到迅速擴張的目的。
　　第二層次的產業協作是指上述第一層次的協作范圍向北擴展，在中國、南北朝鮮與日本之間開展的經濟協作。主要以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與日本的資金、技術相結合，帶動中國、南北朝鮮和日本各方的產業協作。
　　第三層次產業協作是將協作范圍進一步擴大，實行包括日本、朝鮮半島雙方、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的東北亞產業協作。主要以中國的勞動力、俄羅斯的資源、日本的資金相結合為主要條件，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產業協作，逐步形成東北亞經濟圈。對于東北亞產業協作系統，各方態度積極，且具備了許多有利條件，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交流，現已進入各國學術界和實業界共同商討實施方案的階段。　　
　　從發展前景看，東北亞地區很有可能是組成一個高科技為龍頭，實行梯度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體系的區域性協作結構。中國東北地區既可以從日本、韓國繼承轉移出來的相當部分產業，又可向蒙古、朝鮮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轉讓某些技術，是東北亞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國東北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應將主要戰略目標確定為：利用日本、韓國的先進技術和俄羅斯遠東的自然資源，把在東北的集團公司變成雙向進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進日本和南朝鮮的先進技術，利用東北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進行加工返銷日本、韓國，向俄羅斯、蒙古、朝鮮出口；另一方面，引進日本、南朝鮮的技術和進口俄羅斯原料，在中國東北地區加工，再向日本、南朝鮮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長江下游（大上海）跨國產業協作系統”
　　第一層次的協作包括長江三角洲，即江蘇、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長江流域地區與韓國、日本（九州及關西地區）的合作。上海是中國最大和最發達的工業城市。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１９８７年工業總產值第一次超過上海，成為全國工業總產值最大的省份［（１０）］。浙江省也是大陸經濟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蘇、浙、滬三省市列為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這個開放區以上海為中心，包括了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的嘉興、湖州，總面積約２．７萬平方公里，其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特別是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發展勢頭，預料不久的將來即會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顆明珠。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面向亞太地區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技術力量比其他地區雄厚，最有條件擴大對外產業協作。因此，利用長江三角洲的外向型經濟的優勢，首先與韓國和日本（九州及關西地區）發展多元化經濟關系，吸收韓國和日本的資金、技術。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多發展一些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第二層次產業協作，是將協作范圍擴展到整個日本以及臺灣地區，開展經濟合作，促進經濟的共同發展。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合作范圍擴大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中國在太平洋東西兩岸都有產業合作網絡。最近剛獲得美國國會批準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已于今年１月開始運作。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參與兩者之間產業合作，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提升無疑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中華經濟跨國產業協作系統”
　　這是以中國人經濟圈為基礎的向南擴展的經濟合作網絡。第一層次的產業協作在東南沿海地區的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省區與港澳臺地區之間進行。這是一個國家型經濟產業圈。主要是大陸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與港、澳、臺地區的工業品、資金和技術等的交流協作。
　　第二層次的協作是在上述第一層次基礎上，將合作范圍擴大到南中國海地區。華南與東南亞國家在歷史上就有密切的來往，雖產業結構有些類似，但經濟貿易活動發展較為順利。在此基礎上，可能最終形成一個以金融、貿易、投資、科技、信息及產業的分工合作為紐帶的，連接福建、海南、廣西、湖南、江西、澳門、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的梯次有序的環型分工協作架構，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泛南中國經濟合作圈－－“南中國海經濟協作圈”。這廣義上的“南中國海經濟協作圈”將涵蓋“新加坡海峽發展協作系統”、“馬六甲海峽發展協作系統”和“湄公河流域發展協作系統”等地區及東盟其他成員國［（１１）］。
　　第三層次的協作是將協作范圍進一步擴大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經濟圈（包括澳新兩國和南太平洋諸島）的產業協作，澳新兩國為亞太地區發達國家，又是資源大國，在亞太經濟合作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就目前情勢看，大陸和港、澳、臺任何一方若單獨加入別的經濟圈，都難以在合作中掌握應有的主動權，只有四方合作，作為一個整體參與亞太合作，才能取得應有的地位，并且大陸和港澳臺的合作已具有明顯的良好勢頭。所以，在“中華經濟跨國產業協作系統”中，目前擬應迅速排除政治歧見，以經促改，以民保政。
　　筆者并認為，應成立推動經濟合作的協作機構。在目前的條件下成立官方的協調機構尚存在困難。合作各方可先成立一個民間的或半官方的協調機構或聯絡小組。如果港澳臺地區參加有困難，南部沿海大陸地區可先成立一個協調機構，研究本地區政策的協調問題，待時機成熟以后，再擴大機構的成員。
　　　　“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系統”
　　指的是沿著傳統的西南絲綢之路和滇緬公路來開展，溝通太平洋的北部灣周邊亞太國家（地區）和印度洋的孟加拉灣周邊亞太國家（地區）的交通網絡。它對于中國西南省（海南、貴州、四川、西藏）的內部發展、印支（中南）半島北部地區的緬甸的內部發展，以及大陸橋兩邊地區的交流協作，都可以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為了發展“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系統”，中國方面可以首先由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組成“北部灣經濟區”，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區組成“大西南經濟區”。這兩個中國內部的協作系統，可以進一步同東南亞國家建立協作關系，成為雙方合作的新的形式，將“北部灣經濟區”和“大西南經濟區”與周邊中南半島國家（地區）（即泰、老、緬、柬、越）開展各種形式合作，建立“湄公河流域發展系統”的產業協作關系［（１２）］。中國的“北部灣經濟區”和“大西南經濟區”，同時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即泰、緬、寮、柬、越以及孟加拉國、印度東北等地區）進行產業協作，構成一個“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圈”。形成一個由北部灣的北越和廣西的海岸向北延伸，從廣西進入云南，通向緬甸，迄于孟加拉灣的一個交通網絡，聯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從而促進亞洲最后一個未開發地區的現代進程。
　　　 為了推進中國西南地區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科技合作，發展貿易，急需振興“南方絲綢之路”，及早與有關國家接觸，作出安排，分階段實行。所謂振興南方絲綢之路就是要建立通向南亞、中東的陸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為起點站經過緬甸北部到印度東北地區，再與印度公路和鐵路相連接的國際公路和鐵路網的同時，開通至印度阿薩姆和加爾各答的航線［（１３）］。
　　　　“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系統”
　　中國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是同圈內各國進行國際產業協作的基礎。１９９２年初，第二條歐亞大陸橋中方境內全線貫通。歐亞大陸橋東起中國的連云港、石臼港經隴海－－蘭新鐵路入蘇聯聯接南亞，橫貫歐亞大陸腹地３０多個國家，直抵世界第一大港－－荷蘭的鹿特丹港，聯接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全長１．２萬公里，是中國繼歐亞第一大陸橋以后與歐亞大陸各國相聯系的又一個大動脈。
　　中國西北和西部省區（陜西、甘肅、新疆、內蒙古等）沿著第二歐亞大陸橋可發展成“陸上絲路經濟系統”。其中內蒙、陜西、甘肅和寧夏，與外蒙、原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日本構成“小絲路發展圈”；內蒙、陜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與原蘇聯中亞細亞部分，及中東構成“中絲路發展圈”。最后，由于第二歐亞大陸橋穿越中亞、西亞、東歐和西歐，直到大西洋東海岸的荷蘭鹿特丹。中國大陸西部與國際聯系大為拓展，西出國門加入中亞、北非，乃至東西歐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得作為太平洋國家的中國，可以直接地同大西洋聯系起來，在那里找到許多窗口，進而發展成“大絲路發展圈”。
　　從“中絲路發展圈”，還可以衍化出同屬伊斯蘭教的地緣文化的“西北亞大穆斯林經濟圈”。第二歐亞大陸橋建成，為大陸中西部各省區向西開放，開拓大伊斯蘭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大伊斯蘭市場廣闊，它包括中東阿拉伯各國和南亞，特別是中東地區，經濟實力雄厚，擁有大量石油美元和黃金儲備。伊斯蘭國家經濟結構比較單一，除了石油以外，其他商品包括水果、肉類、糧食、各種日用工業品等大都依賴進口，市場容量很大，且關稅較低，向這個大市場發展貿易十分有利。阿拉伯各國地廣人稀，勞動力十分缺乏，勞務市場活躍，從開采石油、建筑、家庭保姆到各類中高級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醫護人員等等，大都使用外籍人，最多時達幾百萬人，其中科威特全國２／３是雇傭外國人。阿拉伯各石油國家人員往來手續簡便，不受國別限制，勞務輸出較為便利［（１４）］。
　　比起其他一些國家，中國中、西部地區，走向大伊斯蘭市場有著更多的優越條件。綜合起來，有以下有利條件：
　　－－中國與阿拉伯各國同屬于第三世界，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在交往中有“共同語言”。
　　－－隴蘭經濟帶西部各省區與阿拉伯各國便于接近，沙漠、戈壁等地理環境相同，古代就有商貿往來，是中國最早對西開放的商旅必經之路－－古絲綢之路。
　　－－更為重要的是，西北各省，特別是新疆、甘肅、寧夏、陜西以及河南等大陸穆斯林最集中的聚集區，具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優勢。阿拉伯各國市場對食品、生活用品的要求和用外籍工人等大都根據居民的風俗習慣，有嚴格的選擇，對“清真”的要求很高，十分重視“穆斯林感情”。一旦西大門打開后，他們去中東各國做生意和從事勞務，一定會受到歡迎。近幾年來，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一些地區已開始為對西開放作準備。
　　進一步分析，可以貫通“亞洲西南大陸橋”和“第二歐亞大陸橋”，使“西南絲路”和“西北絲路”由歷史走向現實：由蘭新鐵路（隴海－蘭新）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鐵路（成都－昆明），然后通過鐵路和公路，轉入緬甸，經過馬來西亞至新加坡。至此，中國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戰略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中國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還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印度洋國家”。“兩個大陸”（歐亞大陸）加上“兩個海洋”（印度洋、太平洋）的總體發展與開發模式，使中國在跨國、跨世紀的區域經濟集團化過程中將立于不敗之地。
　　　　“圈層式”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因應對策　　　
　　“圈層式”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開放，應是９０年代乃至下世紀間中國經濟起飛的基本取向。中國應積極創造條件，有意識地、適時地加速“圈層式”區域一體化開放的進程。與此相適應，需要在經濟體制、產業組織、一體化政策等方面實行“一攬子”的徹底改造。
　　首先，建立和健全對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開放體制。中國對外經濟開放，其目的在于通過吸收現代經濟氣息，參與國際交換與國際分工，優化資源配置，改進經濟運行機制，以促進國內社會生產力的盡快發展。中國過去１０多年來，發展外向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成就。但是，仍然應當說，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不單是產業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與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以及國際化大生產不相適應的地區經濟體制的差距。中國以往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把其納入國際經濟體系這個大背景里，從而構筑其區域經濟戰略。今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從擴大對外經濟開放的需要出發，服從和服務于對外經濟開放，從而使中國的經濟體制能夠適應對其擴張的長遠要求。
　　第二，發展產業經濟集團。長期以來，中國對外開放往往是企業或者公司，它們分屬不同的“條條”或者“塊塊”。由于條塊分割，一個企業或者公司的對外開放優勢完全被肢解了。為了加快中國企業今后對外經貿一體化的步伐，必須按照產業規模經濟分工協作的原則，在上述的跨國產業協作系統范圍內重構產業組織體系，走一條產業經濟集團化的道路。產業經濟集團形成以后，中國通過建立地區－－產業經濟集團－－單位企業這樣的組織關系，可以比較理想地解決企業微觀搞活和地區宏觀調控的矛盾。
　　產業經濟集團的形成，使中國單體企業除了接受國內市場的自行調節外，將按照產業性質差異，分別歸屬不同產業經濟集團，接受產業經濟集團的統一協調。由于產業經濟集團具有產業組織的功能，因而可在集團內部從事高度的分工、協作以及規模經營，單體企業可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如果說產業經濟集團是對單體企業的集中統一的話，那么這種統一的產業經濟集團還要接受來自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從而使整個產業活動經濟處于一種可控制狀態之中。在對外經貿活動中集中力量，“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以便在國際區域經濟集團化抗衡中取勝。而且，采取“產業經濟集團”形式進入國際市場，它還要接受國際市場的自動調節，產業經濟集團由此成為國內、國際經濟活動的主體。
　　中國在發展產業經濟集團時，必須在內部建立如下一些開發中心：
　　１、信息開發中心。中國跨國產業協作圈里應有自己在國外的派駐機構、商情網絡，負責收集、反饋各國、各地區產業系統生產供給、市場需求的現狀及其趨勢，并與國外信息中心聯網，就國際經濟活動和跨國產業協作圈走向做出預測，而這也只有產業經濟集團這種龐大的產業組織形式才能實現。
　　２、技術開發中心。其中包括研究與開發中心、技術輸出入中心和教育中心。因此，必須解決長期以來形成的科研和生產兩張皮的狀況，把獨立科研機構納入產業經濟集團內部，使其直接圍繞對外區域經貿一體化這個中心進行定向活動。
　　３、產業開發中心。一個完整的生產體系是產業經濟集團的基礎，這個生產體系由聯合國內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所組成，這些企業以某一家或幾家重點骨干企業為核心，以某一種或某幾種優質名牌產品為龍頭，實行分工協作。
　　４、金融開發中心。在國際國內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已是世界各國產業經濟集團的普遍做法。此外，產業經濟集團還要以國內金融機構作為后盾，要么這種金融機構進入產業經濟集團內部，要么通過一種經濟合同關系，使某一金融機構對產業經濟集團提供經常化、制度化的支持。
　　５、跨國經營中心。過去，中國組建的外向型企業集團主要是為了發展貿易、擴大出口，它們在國外沒有分公司，也沒有參股企業，實際上缺乏國際企業的基本功能。８０年代后期開始有了一些起步。今后，中國產業經濟集團的對外區域經貿活動不僅包括商品貿易，而且包括生產要素流動，并把生產要素流動，尤其是對外投資、技術出口和勞務輸出突出起來。與此相適應，在國外的各種形式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應該構成一個龐大的經營網絡。在產業經濟集團內部，信息開發中心、技術開發中心、產業開發中心、金融開發中心和對外服務中心，都要圍繞跨國經營活動展開，服務或服從于跨國經營活動的需要。
　　６、對外服務中心。對外經濟活動實踐性強、質量要求高，產業經濟集團需要一批從事國際運輸、國際保險、國際結算的公司，為其提供高效、優質服務，它們或直接隸屬于產業經濟集團，或者以一種經濟合同關系作為“聯合體”的成員之一。
　　就組建方式看，產業經濟集團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股權式產業經濟集團，它是通過資金關系形成的，即以大型企業為核心，通過控股、持股，控制一批子公司、孫公司、關聯公司，形成龐大的集團；二是合同式產業經濟集團，它是通過合同關系形成的，即眾多大中小型企業，由于經濟技術的密切聯系或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需求，以一種經濟合同關系共同組成起來，形成龐大的集團；三是混合式產業經濟集團，它是通過資金關系或合同關系形成的，即核心層是股權式的，外圍層是合同式的。產業經濟集團形成以后，當局應賦予其地位和作用相適應的權限，如在產品出口、境外辦廠、引進外資、外匯留成、人員出國等方面都應當享有比一般企業更大的自主權；并在適當的時候，賦予產業經濟集團特殊政策，以代替賦予地方行政區域的特殊開放政策，由產業經濟集團對國家進行財政包干，以代替地方行政區域對其進行的財政包干。
　　第三，制訂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總體戰略，包括在關稅、貿易、法律等方面制定一套明確的配套政策，使中國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合作能夠在相互協商、適度優惠的政策環境中展開；積極地有步聚地推進跨國產業合作的發展，使合作逐步地由低層次向高層次邁進。今后的合作在戰略上需要從零散的無序的合作向綜合的產業配套系列合作發展；以目前的很多高消耗的勞動密集型的合作向高技術、知識和資本密集型的合作過渡；從現在主要在貿易、制成品、生產、資金方面的合作擴大到科技、原材料、元器件、農業、基礎設施、勞務、服務管理、海洋開發等領域的全面合作。
　　最后，須處理好經濟發展戰略中“內向”和“外向”的關系。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廣闊。根據這樣的國情，各地區在積極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國內資源、技術和資金的利用，加強國內市場的開發與完善。參與跨國產業協作并不意味著割裂與內地的經濟聯系，相反，必須把內地作為自己穩固的原材料和能源供應基地，作為擴大對外經濟合作的大后方，克服地區和內陸腹地之間的“板塊結構”，使中國對外經濟開放形成一個有序、有機的一體化整體。
　　　　簡短的結束語
　　亞太醞釀或正在出現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將使中國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進行跨國、跨世紀的產業協作的構想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多國經濟協作，反映的是現代化進程中“分離－－整合－－統一”的規律。當西歐國家要搞“歐共體”，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正熱心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中國又怎能心安理得、按步就班地在其國土之內繼續搞“小而全”、“大而全”的國民經濟呢！在西太平洋地區，整合已是國際政經大氣候下的勢所必然。惟其從次區域規模做起，才能逐步發展成一個和“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足以相抗衡的國家（地區）之間一體化制度安排下的“經濟共同體”。
　　歷史已進入了后冷戰時期，國際經濟勢力的重組與國際新秩序的重整，必將給世界工業體系的格局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新老世紀交替更疊的時候，中國面臨著契機和挑戰。日本學者中山茂堅信，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經濟中心是日本和中國；世界銀行在今年報告中把“華人經濟區”力量看作為未來全球經濟的“第四極”；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前不久的“中信國際經濟論壇會”稱，中國大陸有能力發展自給的經濟，使自己成為世界的一條巨龍。但清醒的中國人則意識到，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上述的成功在于看到并把握那些屬于自己的條件和機遇。
　　注釋：
　　（１）　裘元倫：《世紀之交的世界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６頁。
　　（２）　金振余：《東北亞經濟圈與中國的選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３）　史若華等：《中國與韓國的經濟關系：總體評價與展望》，孫德涌主編：《環黃渤海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韓經濟展望》，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４）　黃明翰：《中國和亞太地區的一體化》，D.H.帕金斯主編：《走向２１世紀：中國經濟的現狀、問題和前景》，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５）　李海艦、余明勤、楊斯邁：《擴大開放的新戰略》，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６）　同注（５）
　　（７）　同注（５）
　　（８）　華碧云：《論亞太次區域合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浙江省亞太研究所主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與亞太經濟合作》，時事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９）　劉世錦、江小涓：《后來居上－－中國工業發展新時期展望》，中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０）　張海明：《我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切割式多層次合作”戰略》，《亞太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一期。
　　（１１）　黃枝連：《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跨越世紀發展策略的探索》，香港三聯書店，１９９２年。　　
　　（１２）　同注（９）。
　　（１３）　朱昌利：《重振南方絲綢之路，加快西南地區對外開放》，《亞太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三期。
　　（１４）　褚慶喜、申尊雄、劉葵華：《開拓大伊斯蘭市場》，劉晏普等主編：《現代絲綢之路－－新大陸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責任編輯：陳永生）
　　
　　
　　
經濟學家成都030-039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程超澤19951995 作者：經濟學家成都030-039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程超澤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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