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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世界歷來將新聞界人物稱之為無冕之王，又將他們視為與政府、國會、最高法院配合行動的“第四集團”。這些說法由來已久，不無道理。
　　無論是“無冕之王”也好，“第四集團”也罷，都以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新聞界的能量和地位，作為簡單意義上的“新聞自由”的象征而一直為西方社會津津樂道。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由”一方面被冠以“普遍的”、“全民的”口號，甚至是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賦人權”而自吹自擂；另一方面卻由于缺少了有效的約束，而令新聞從業人員和社會大眾左右為難，互相推諉，有苦難言：其一，新聞界的傷害并非全部都是有意為之，故難以訴諸法律，或者法律的懲治也絕非盡善盡美；其二，賴以形成約束的規則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令新聞從業人員頗為困惑。因此，新聞道德就被眾口一詞地提到一個很重要很經常的位置。
　　有人說，西方社會的文明進程是以高昂的道德代價為基礎的。被西方社會苦苦追覓了200多年的“新聞自由”，在它的發展歷程中同樣也付出了道德上的沉重代價，但與此同時道德也得以完善和成熟。
　　 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的歷史發展
　　近代西方新聞業萌芽于歐洲。由于美國白種人主要源于哥倫布時期的歐洲人，因此17世紀以前的美國新聞方式肇始于歐洲，其后二者之間的“血緣紐帶”才始見疏松。
　　在里維爾斯和施拉姆所著的《大眾傳播之責任》一書里，列舉了西方新聞史上具有指導意義的3種理論：獨裁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在獨裁主義社會里，統治者是專制的，體現在統治者身上的國家利益至高無上。“這種制度下的新聞道德是很清楚的。從消極方面來講，如果統治者認為新聞出版業會損害國家因而也會損害公民利益時，那就不應有新聞出版業。從積極方面來講，所有出版物都應為這個仁慈的無比高尚的國家效力，這樣做的結果，能使人們竭盡其才，獲得最大幸福。重要的是，一個人無須自作主張，凡事總有一位權威替他裁決。”[1]
　　相對于獨裁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具有進步的時代意義。
　　1.自由主義理論時期
　　新聞自由主義理論的淵源有二：一是17世紀英國革命前后由一些啟蒙思想家提出的；二是18世紀美國獨立前后由一些政治家提出的。文藝復興時期，人類思想史上的文明之花“天賦人權”被17世紀的英國作家彌爾頓表述為“言論出版自由”，并由此出發形成“觀點的公開市場”概念，“并被西方學者奉為言論自由理論的基礎。”[2]這種理論鼓勵自由表達思想，不受政府限制，否認新聞必須支持國家，必須為國家效力。
　　那么這種理論的道德法則是什么呢？里維爾斯和施拉姆說：“自由派消息傳播者的道德責任，可以用約翰·洛克所說的一個短語來表達：‘開明的自我利益’。當然，各個人開明的程度大不一樣。在一個極端，可以是普利策，他曾這樣寫道：‘惟有最崇高的理想，最急切的行善欲望，對要解決的問題的最精準的認識，以及真誠的社會責任感，方能拯救新聞事業。’在另一個極端，可以是《華爾街日報》的威廉·彼得·漢密爾頓所說的一段話：‘一張報紙是一家私人企業，它不欠公眾任何東西，公眾也沒有特許它營業權，因此它不受公共利益的影響。它完全是報紙老板的私有財產，報紙老板是在冒著風險出售一種產品。’大多數報刊出版者，廣播工作者和影片制作者處于兩極之間。”[3]這說明，自由主義理論時期的“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均是不成熟的，權利和責任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都很大。
　　2.社會責任理論時期
　　自由主義理論無法理清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之間的紛繁頭緒。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社會高速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導致新聞自由的理想不斷與其他權利與自由發生沖突，公眾利益受到損害。尤其是壟斷的加劇帶來了新的矛盾和危機。在大眾傳播業，傳播渠道日益減少，自由放任現象比比皆是，受憲法保護的新聞自由遭到媒介經營者的濫用。一方面，新聞為廣告左右，使媒介滿足公眾獲知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20年代時，廣告版面已占50%，后來發展到60—70%。另一方面，大眾媒介為贏利而大量登載和播放有兇殺或色情等刺激場面的文章或節目，造成不良影響。此外，新聞界侵權案件不斷，新聞自由不斷與人們維護隱私、名譽和安寧的權利相沖突。公眾對新聞自由產生不信任感，對大眾媒介濫用新聞自由的批評接踵而至。
　　這一切對新聞工作者產生了較大影響，新聞觀念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人們開始自覺地由自由想到了責任的問題。
　　社會責任思想起源于美國，其最初萌芽是報人在辦報方針上表現出來的自律意識，是從倫理角度產生的樸素的職業道德感，到后來演變成集體的法則或指導原則，以約束集體成員的行為。
　　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與責任二者是統一的，不可割裂的，相輔相成的。它承認新聞自由是人類行使的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傳播者必須對社會負責。既然新聞界要承担義務，那么義務便生出一些道德含義。“言論自由是以人對于他的思想負有義務為基礎的。如果一個人不負担起這個對于他的良心的義務，如果他反而運用言論自由去煽動仇恨、誹謗、說謊，如果他故意利用言論自由來玷污真理的源泉，那末他就沒有要求言論自由的權利。只有他負起相伴隨的道德義務時，他才有道德權利。”[4]道德不是主要對一個人自己的義務，而是對于社會利益的義務。”[5]
　　社會責任理論相對于自由主義理論無疑要豐富而深刻些，它指出了新聞自由是受約束的自由；它肯定了政府能充當新聞自由的促進者。其深遠意義在于：其一，它將新聞自由的理想駛進了責任和道德的軌道；其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聞自由深刻而積極的社會含義，即新聞自由是大眾媒介、政府和公眾共同享有的社會權利。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的，它們是分別承担大眾媒介責任的3個義務主體。
　　但是，社會責任理論漠視了政治和經濟的強有力影響，而僅僅從強調道德責任的承担和加強職業精神來制止濫用新聞自由的現象，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確乎難以自圓其說。
　　3.信任危機和信任差距
　　成熟于40年代的社會責任理論無法從根本上拯救新聞自由的危機。一方面，外界對新聞界的批評自30年代起便越來越多，且日趨尖銳，而另一方面，得益于經濟的發展和高科技因素的加盟，新聞界愈發肆無忌憚。
　　以美國這個“新聞大國”為例。美國新聞界運用新聞自由幾近泛濫無忌。“報紙和電視日益肆意涉獵并公布美國人的私生活，新聞界采集信息所采取的監視、竊聽、拆閱郵件等侵犯隱私的手段，以及新聞機構用先進的電子手段協助稅務局、保險公司、五角大樓、聯邦調查局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將成千上萬美國人的自傳、有關的流言飛語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的資料輸入電子計算機，存入各種類別的檔案，這使美國人民感到受到報刊、電視的污辱、嘲弄、控制和毀滅。那些美國記者、編輯、專欄作家為刊登關于某些公司及其業主的報道而受賄的事件，以及他們顛倒黑白、侵犯隱私、無端制造聳人聽聞的消息去陷害別人的做法，使得年年控告新聞機構的訴訟案件達數百起。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新聞機構和政府機構相互勾結，那些被控告侵犯隱私的新聞記者仍能逍遙法外。”[6]
　　凡此種種，招致美國批評界伶牙俐齒的攻擊。這種攻擊至60年代達到頂點，“導致了一場涉及政府、報刊和人民的信任危機。那場危機發展到70年代水門事件階段。”[7]“水門事件”稍微改善了新聞界的精神面貌。“新聞工作的職業精神增強了，以回答人們提出的批評；這種增強了的職業精神包括：進行廣泛的自我分析和力求改進大眾傳播的工作。”[8]
　　但是“信任差距”依然存在。西方新聞業近些年來均不景氣，與其本身不爭氣、讀者不信任報紙是很有關系的。據美國全國輿論研究中心調查的結論：1976年，29%的美國人對報刊非常信任，到1983年，這個比例下降到13.7%。正如美國《時代》周刊在1983年12月12日發表的《新聞界受到抨擊》一文中所說：“新聞工作者拋棄了大多數價值觀念，比如廉恥感、責任感等等。記者往往妄自尊大，粗暴無禮，譏笑嘲諷，歪曲事實，擾亂商業，揭人隱私，然后揚長而去，毫不在乎他們的所作所為給人留下的痛苦和引起的混亂。新聞界常常濫用每天的、爆炸性的事件作為記者個人追名逐利的機會。”[9]
　　無論是“信任危機”，還是“信任差距”，其實都反映了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之間的沖突：新聞自由因科技的加盟而如魚得水，新聞道德卻幾近淪喪。
　　 二、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悖論
　　自由和道德的碰撞充斥著文明社會的每一角落，新聞活動自不例外。人們常說一部新聞史通常就是一部追求新聞自由的歷史。而在其中，無論道德的意義多么模糊，但作為人類精神的追求方向，它始終如一貫穿在爭取自由的歷程中，無法逃避亦無法超越。
　　1.模糊不清的道德準則
　　西方早期論述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著作家們，翻閱報頭上的各種辦報聲明和方針，搜尋全國和各州新聞協會制定的各種法則條規，力圖從中獲得一些對新聞職業道德原則的認識，但是他們得到的是“一種十分混雜的東西”。[10]美國學者納爾遜·克羅福特于1924年編輯了一本報業守則大全《新聞職業道德》，書中收集了許多有關職業道德的信條。美國新聞學批評家約翰·赫爾頓評論說：“有些信條充滿著自我意識的言詞，如：‘凡從事本職業的人員，有神圣義務保證這些強大的人類信息傳播工具的消息來源純潔，目的高尚，不存偏見’（摘自《南達科他州編輯人員道德法規》）。其他信條則是地地道道的自身利益與原則精神的混合物，如：‘警惕那些企圖不花錢而登宣傳材料的人，要記住：《布魯克林之鷹》報上的每一行字價值25美分。你送掉的東西，《鷹》報就不能再賣了。不要借助新聞廣告員來詐騙我們的廣告部’（摘自《布魯克林之鷹》辦報方針聲明》）。”[11]
　　事實上，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聞道德準則并不多。“只有某些道德觀念根源于各種新聞理論，其他的不過是新聞行業的職業態度和社會習俗。此外還有一些道德觀念，就其本源和持續性來說，幾乎是內在的，自發的。”[12]這說明，西方人眼中的新聞道德混淆有多種意義上的道德觀念，由此西方新聞界早期的聲明，也多傾向于用籠統的言詞去表達原則含義，而把這些泛泛原則的具體應用留給個人去決定。比如《底特律新聞》是這樣向它的記者以及全世界宣告的：
　　“本報應做到：朝氣蓬勃而不懷惡意；趣味盎然而不聳人聽聞；勇敢無畏，公平合理；竭盡全力，保證準確；搜集與傳播新聞，永不懈怠；版面力求活潑新鮮，但決不為此而犧牲實質性消息；尋求生活中令人振奮的東西，而不是腐化墮落的現象。”[13]
　　與西方社會其他行業早已規范化、條文化的原則相比，新聞道德準則不夠嚴格，不夠具體。這無疑會給新聞自由的界定以更大的靈活性。“一個新聞工作者執行道德準則是好還是壞，全憑他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理解，憑他個人的良知”。[14]顯然這容易導致倫理上的失誤。
　　2.道德選擇的兩極發展
　　對于新聞活動中特定的道德意識，歸根到底是通過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活動來承担的。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民族精神以及優越的物質條件為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自由”賦予了特定的含義，這便是絕對意志的內在自由，并由此而導致行為上的兩極發展。
　　(1)在“新聞自由”精神的感召下，西方新聞從業人員通過個人價值的實現達到對社會基本價值的維護。他們生命力頑強，意志堅韌，目光敏銳，以超越個人私利的胸懷深切關懷著整個社會。
　　A.個性的高揚。在西方人看來，既然個人有選擇的自由，那么就必須能夠承担由個人選擇所必然產生的社會責任，即使受外力脅迫亦不例外，因為暴力的實施并不能摧毀絕對意志的內在自由，道德的尊嚴在這里得到了升華。美國著名記者——“硬漢海明威”便是一位將個人尊嚴、個性追求推崇至極的報人。他的座右銘是：“一個人并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
　　B.追隨科學理性的職業精神。西方人認為個性人格的力量證明正在于對萬事萬物的知識。發掘并遵循事物的內在規律，是人類生生不息的追求。他們還相信依靠理性，人類能正確發展和完善自己。這種崇尚理性的道德觀使得西方記者敢于冒險，敢于競爭，能冷靜客觀地面對現實。1991年6月3日，日本云仙岳火山噴發。為了在最近距離拍到最理想的照片，報社和電視臺的16名記者以身殉職：時速200公里、溫度高達攝氏1000多度的巖漿吞噬了他們的生命。[15]但他們的職業精神震撼了全世界。
　　(2)在新聞自由旗號的掩護下，道德的失落使新聞活動走向異化。由于法律界認為只要不是惡意中傷，新聞記者就沒有罪，于是低級的情趣、冷漠的良心，再加上傲慢和偏見，便作為道德的主線，將新聞活動演繹得無法無天。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從下面一例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作品散漫無羈的文風。
　　美國某地舉行一場籃球賽，由于雙方力量懸殊，估計一方會慘敗。這就是記者要表達的主題，他是這樣營造開頭的：
　　“假如你喜愛美萊，假如你想為另一個比夫拉而欣喜若狂，假如你渴求目睹印度——巴基斯坦一場新沖突的話，那么你就不會錯過將于本周末在大學球場舉行的表演。”
　　這里所說的美萊，是越南戰爭中發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屠殺事件的地方，在這一大屠殺中，美軍血腥地殺害了100多名無辜平民；比夫拉是指非洲一個國家中最近被鎮壓下去的一次叛亂，在這一事件中，由于背叛者被長期圍困，數千名兒童餓死了；所謂印巴沖突，是指一次印巴戰爭，據報道這次戰爭十分殘酷，大批人被屠殺。[16]……如此殘酷的戰爭，竟被記者信手拈來與籃球比賽相提并論，實在有些不堪入目。
　　3.發展階段上的差異——對沖突本質的探討
　　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新聞工作者要向政府和老板爭取新聞自由，維護自身權益；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也要實行自我約束，不濫用新聞自由，不給社會造成不良后果。西方社會幾百年的發展表明，一方面，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是力圖朝著均衡方向發展的，但遠未達到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二者之間的不協調——為所欲為的表現形式與令人沮喪的社會效應之間的強烈對照日趨尖銳，成為西方社會的痼疾。
　　新聞自由是指法律所賦予新聞從業人員的活動權。西方社會對新聞自由的追求經歷了兩百多年的頑強抗爭，它所反映的不僅是新聞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以美國為例。新聞自由的最初表現形式“出版自由”作為一個偉大的口號，在美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起到反封建的政治作用。1791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即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新聞自由。但自此以后，美國新聞界并沒有一勞永逸。在那之后的歲月里，新聞界高擎著出版自由的大旗同形形色色的反對派進行了反反復復的斗爭。無論從工業革命到南北戰爭，還是從二次大戰到美國的今天；無論在工業發達的北方，還是在南部的“陽光地帶”，新聞界的勢力都在發展，壯大，直到現在被稱為美國政府的“第四種勢力”。它在當今美國政治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不敢小覷的。[17]
　　新聞道德的發展則相形見絀。新聞道德是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道義上的自律措施。它的發展與濫用新聞自由的狀況分不開。美國獨立之初，由于對限制新聞自由幾乎沒什么規定，所以濫用新聞自由的現象一開始就比別國嚴重；在報業的黨報時期，對政敵的批評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有些報紙還進行人身攻擊；在報業進入商報時期，又出現了兩次黃色浪潮。美國一些有遠見人士為此憂心忡忡。1908年在波士頓創刊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聲言其辦報目的之一就是抵制黃色報紙。1911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瓦爾特·威廉斯發表《報人守則》，首次系統地提出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標準。1923年，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第一次年會制定《新聞規范》。上述規范并不單純對黃潮，而是涉及誹謗、侵犯隱私權、違紀介入司法工作等范圍廣泛的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此后也還有過類似努力，但新聞界積習已深，多次整頓均收效甚微。
　　作為輔證的另一個例子是美國新聞道德理論的虛無主義——新聞工作者運用“相對主義的觀點”將倫理學貶為“一種空洞無物的領域”。[18]《必須有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梅里爾指出過這種情形：“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大多數編輯、發行人、新聞主任和其他新聞工作者認為，整個倫理道德問題是‘相對的’，因而對那些絕對的或普遍的新聞原則很少重視，或根本不重視。”[19]
　　由此可知，西方社會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之間的沖突，乃是一種發展階段上的不均衡現象：新聞趨向嚴密和系統，趨向高度現代化；而相對于法律具有更大靈活度、更廣泛的使用范圍的新聞道德，其文明程度適應不了新聞自由的需要。
　　值得指出的是，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同屬社會上層建筑，政治的因素始終活躍于其中，因此，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沖突并不是一個狹隘的問題，它反映的最深層含義乃是西方社會制度和社會控制體系之間的不均衡。
　　4.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悖論解釋
　　西方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建設的不均衡反襯出了西方人對自由的偏愛。這種偏愛在裴多斐的詩中表達得更為徹底：“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對自由的高度渴望使得西方新聞活動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在一端可以是個性的高揚，個人尊嚴的升華，在另一端則也許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和個性的全面墮落，其指向決定于道德的選擇。
　　這種強烈的個性所代表的自我意識，或稱個體意識，可上溯在西方文明的搖籃——古希臘文明。古希臘便是個體意識極為發達的地方，掩藏著“個人主義的原始契機”。[20]而在文藝復興中，作為人的自然本性，西方喊出了個性解放的口號。報刊的自由主義理論便在此背景下形成。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人是理智的動物，人本身就是目的，個人的成就即最終的目標——人的目標、社會的目標、國家的目標。社會責任理論則萌發于對自由主義濫施發言權的修訂和適應于新聞壟斷的調整。它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西方新聞史上最重要的兩大理論其實淵源于西方人本主義文化背景。
　　自我意識被西方人表述為“絕對意志的內在自由”，其目標就是自我實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給予過肯定性的評價。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是“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個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為負完全責任，而抵制一切強迫人從事不道德行為的做法則是道德上的義務”。列寧進一步談到：“力求實現自己，通過自身使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獲得客觀性并完成（體現）自己”[21]，是人所共有的要求。也就是說自我意識的目的是自我實現。
　　西方人本主義文化發展到馬斯洛時，他經過歸納，作了有益的工作。這位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父認為，從人種和個體發展的意義來看，人都有實現內在自由創造的本質，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即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作為人的基本需要的最高層次，建立在生存、安全、歸屬、尊重的基礎上。他所說的基本需求是以不斷從外界獲取來滿足的。為了自身的潛能和價值的實現，不惜把世界作為手段。
　　由此，我們似乎有了一個脈絡，自由和道德的悖論也許可以這樣解釋：自由是自我實現的基本條件，在自我實現的艱難路途中，為了抵御外界的競爭所導致的生存危機（相對于西方文明，是一種活得更好一點的生存危機，而并非簡單的、最基本的物質需求），必須時時為獲得競爭的便利——自由而抗爭，而不惜把世界作為手段，把道德作為手段。
　　于是便有了道德選擇中的兩極分化，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不均衡發展……
　　 三、超越歷史的必然
　　西方人本主義文化有一個潛在的規定，那就是對個體利益的高度關注，而個體利益的首要表現就是經濟利益。如果說文化思潮對新聞活動的作用是隱形和幕后的，那么經濟的因素則是直接活動于幕前的，它的影響是明顯的。
　　1.經濟活動與新聞活動的互動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由于對個體利益的極度弘揚，新聞交流自一開始便被納入了經濟利益的軌道。從古代社會人們制作書信新聞出售，到14、15世紀商賈云集的威尼斯出現了“威尼斯公報”，甚至15世紀德國法蘭克福地區新聞書的流行……獲取經濟利益，一直是西方社會人們從事新聞活動的直接推動力。新聞活動與商品經濟在互動中攜手前行，發達的商品經濟活動直接刺激了新聞信息交流，促進新聞業的萌芽；而新聞業的萌芽，滿足了人們對于信息的需求，也進一步促進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新聞業自身也作為一個可以贏利的新興行業，受到人們的重視，直至近代新聞業的成長。[22]
　　19世紀中下葉起，為西方新聞業爭得“美譽”、贏來空前繁榮的大眾化報刊的崛起，同樣是經濟的繁榮所致。工業革命“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教育的普及，工商業廣告的增多以及印刷、造紙技術的革新等，為產生大眾化報刊提供了各種必備條件，并最終導致了大眾化報刊的全面崛起。
　　近年來西方新聞業的蕭條與經濟的不景氣也是直接相關的，但同時又反過來因新聞蕭條喪失了對經濟的刺激和促進作用。
　　2.經濟因素帶來的威脅
　　經濟因素的參與使得新聞活動的某些特質變得復雜起來。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均必須圍繞著經濟利益服務，從而影響了其原有的發展軌跡：雄厚的財力固然能為新聞自由提供優越的物質手段，為維護新聞道德的純潔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但它對于二者的威脅是不容忽視的。
　　現代西方經濟的壟斷帶來了傳播事業的壟斷。“國際交流委員會”研究了新聞界現狀后，認為壟斷對新聞自由的威脅原因有三：第一，隨著作為公眾通訊工具的報紙的發展，它對于人民的重要性大為增加。而由于報業的集中，能夠通過報紙發表意見的人大為減少。第二，少數能夠運用報紙這一公眾通訊工具的人，未能充分地滿足社會的需要。第三，報紙的領導人時常干出受社會譴責的事情。[23]
　　壟斷經濟同樣威脅到了新聞道德：其一，壟斷使新聞媒介失去了獨立的地位和公正的道德觀；其二，為追逐高額利潤，媒介必須奪取受眾，而一味迎合受眾，必然導致新聞道德的降低。美國學者約翰·赫爾頓也曾說過，絕大部分道德問題均因經濟利益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壟斷經濟對新聞自由的威脅，必然會導致新聞道德的質量下降。也就是說，在相同的情形下，無論新聞自由受到傷害沒有，而新聞道德均會有所犧牲。由此可見，經濟對于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不均衡作用，直接導致了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不均衡發展。
　　3.走向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自覺
　　西方社會的新聞傳播就在道德和自由的不均衡發展中走過了200多年的歷史。以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的大眾傳媒，其不均衡的發展不能不說是體現了西方文化背景下新聞活動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也不能不說是西方新聞文化演進的必由之路。
　　要尋找到平衡的支點，超越這歷史的必然，僅僅依賴時間之手，未免過于消極。人類的主體性便在于如何去推動歷史的發展，西方新聞界在“獨善其身”的同時，也許還需要借助社會變革的力量。
　　西方新聞界的獨特面貌，不但屬于西方，而且屬于世界。我們期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期待著世界新聞界的光輝前景：邁向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的自覺。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新聞學院）
　　注釋：
　　[1][3][10][11][12][13][14][16][18][19]［美］約翰·赫爾頓所著《美國新聞道德問題種種》P10、P11、P16、P16、P15、P17、P3、P57、P57—P88、P9、P9
　　[2]陶涵主編《比較新聞學》P9.文津出版社出版
　　[4][5]韋爾伯·施拉姆等著《報刊的四種理論》P116、P121，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6]［美］哈伯斯塔姆·D著，嚴向澤譯的《掌權者：美國新聞王國內幕》序言P8、P9，文藝出版社1988年
　　[7][8]［美］埃德溫·埃默里、邁克爾·埃默里所著《美國新聞史》第26章
　　[9]《新聞業務》1984年文集第12期，總第133期，《西方新聞界透視》欄目，新華通訊社出版
　　[15]劉明華著《西方新聞采訪與寫作》P73、P25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7]苑子熙編著《美國新聞自由探析》P71，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21][22]轉引自樊凡、單波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P129、P184、P101、P109，武漢出版社出版
　　[23]《大眾傳播學總論》P163，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51-56G6新聞學徐艷瓊19971997 作者：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51-56G6新聞學徐艷瓊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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