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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320(2003)02-0097-06
　　　　一、國外關于城鎮化效應的討論
　　對于城鎮化在發展中的作用，國外學術界一直存在著樂觀論和悲觀論兩種對立的觀點：在20世紀50、60年代，許多發展經濟學家從西歐和北美城鎮化與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出發，認為城鎮在發展中國家是創新和政治變革的中心，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代表，相信城鎮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1]。因此，這時的發展經濟學家大多主張政府在政策上應該消除城鄉人口流動的障礙，積極推進城鎮化。然而，到了20世紀70、80年代，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城市病”和“城市危機”，城鎮化樂觀論頓時衰落。許多經濟學家對城鎮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產生了懷疑，提出要重新認識城鎮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不是由工業化推動的，而主要是政府城市偏向政策(urban bias policies)的結果。這些國家長期實施的城市偏向政策導致城市和鄉村部門存在不平等交換的機制，鄉村為城市提供大量廉價的食品、原材料和勞動力，政府卻把有限的資源以生活補貼的形式投資于城市居民，從而錯誤地配置了資源，使發展中國家出現城鄉間極度的不平等，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危害[2]。他們還特別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深受殖民主義的影響，相當一部分城市是為了殖民者投資而發展起來的，它們與宗主國經濟聯系密切，與本國農村的聯系卻很稀疏，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塊“飛地”。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城鎮化不僅不能帶動農村的發展，反而擴大了發展中國家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鴻溝，導致人口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源源不斷地遷入城市地區。由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基礎薄弱，這些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很難在正規部門就業，不得不失業(unemployment)、或就業不足(underemployment)（注：就業不足是指一個勞動者實際工作的時間不少于他能夠并愿意工作的時間。），或是錯誤就業(misemployment)（注：錯誤就業是指勞動者雖然在進行全時工作，但其工作對社會福利的增進幾乎沒有任何好處。如乞討、偷盜等活動。），城市自身也患上了難以治理的“城市病”，出現“過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現象。這種城鎮化不是發展的標志，而是經濟疾病的征兆。因此，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城市已經太大而且太多，發展中根本沒有能力應付快速的城市人口增長[3]。
　　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許多國際性組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對城鎮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又提出了新的看法[4]。亞洲發展銀行在1996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由于聚集經濟效益，勞動力的生產力往往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提高。例如，馬尼拉市(Manila)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的比率是1.9，加爾各答(Calcutta)是2.5，曼谷(Bangkok)是3.5，上海是3.7。因此，城市地區是增長的發動機，是創新和培育企業家精神的中心，城市地區雖然需要的初始資本比其他地區多，但這些投資的最終回報也要高，在城市投資是理性的。他們還認為，70年代的發展理論之所以反對城鎮化，是基于對城鎮化的錯誤認識。即70年代的經濟學家把城市看作是寄生性的，是貧困人口的集聚地，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主要從城市偏向的政策中受益，鄉村勞動力是被城市獲取高收入的錯誤期望所誘惑而流入城市的。實際上，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5]。許多實證研究都表明，遷移人口對其遷入城市的工作機會的了解程度比以前人們想象的要高得多，他們做出遷移的決策并不完全是盲目的，而大多是理性的。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遷移是人們對于經濟刺激的一種正常反映，是人們為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用腳投票(people vote with their feet)的結果。當然，一些發展中國家誘導人口流動的刺激也許是扭曲的，于是產生了“過量城鎮化”(excessive urbanization)。但即便如此，政府應采取的政策應是消除深層次的扭曲本身，而不是試圖單純去限制其后果[6](P90-91)。
　　世界銀行2000年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也提出了與此相同的看法。這份報告的第6章的標題即是“有活力的城市是增長的發動機”(Dynamic Cities as Engines of Growth)。報告認為，制造品和服務的生產在人口稠密的城鎮地區比在農村地區有效率得多，因為城鎮地區擁有大量有技能的工人、有作為供應商的輔助廠商網絡以及大量的顧客。因此，當一個國家邁入工業化時，隨著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制造業和服務業比重的上升，人口和產業會不斷地向城鎮聚集，持續的經濟增長往往與城鎮化是相伴而行的[7](P120-125)。針對城鎮化帶來的環境問題，世界銀行負責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官員伊斯梅爾·塞內吉汀(Ismail Serageldin)就認為，專家們一直在說目前的城市太大也太臟，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的確是存在的，而且解決發展中國家由于快速城鎮化導致的問題比人們想象的更容易，也更便宜。世界銀行自1972年以來在5000多個城市投資了250億美元，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說，當前許多國際組織和經濟學家盡管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浪潮仍然表示出某種程度的憂慮，但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進一步認識到城鎮化的積極作用，并把城鎮化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正如世界銀行1996年向“第二屆人居大會”(Habitat Ⅱ Conference)提交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任何地方的城市都是財富的創造者，是吸引工業的磁場，是創新的發動機”[8]。
　　　　二、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效應分析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業化和城鎮化走過了一條十分獨特的道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利用計劃經濟體制在動員資源方面的優勢，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實現了工業化的超前發展，其代價是不得不抑制農業的發展和城鎮化的正常發展，大量的勞動力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強制性地滯留在農村，導致我國出現“工業國家、農業社會”，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担心“城市病”的出現，又采取了限制城市人口增長、“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分散工業化模式，這種模式盡管避免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市病”，但造成工業布局分散，交易效率低下，阻礙了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城鎮化滯后的局面延續下來。分散發展的工業因無法共享基礎設施、無法集中進行污染物處理，帶來浪費耕地和資源、污染環境等一系列問題，出現所謂的“農村病”，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在21世紀，城鎮化已經成為現階段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戰略問題。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在我國可以產生促進農村和城鎮經濟發展的巨大社會經濟效益（見圖1），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附圖
　　圖1　城鎮化促進發展的效應
　　　　（一）城鎮化促進國內市場擴展的效應
　　市場擴展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的市場擴展”。即隨著人口的增長，消費者數量增加，對產品的需求也必然會增長。這種市場擴展方式雖然會導致經濟總體規模的擴大，但人口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是一種“無發展的增長”下的市場擴展；另一種是“內涵的市場擴展”，即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力提高，對產品的需求增加。這是社會經濟真正發展和進步基礎上的市場擴展。內涵市場擴展表面上看是由于消費者收入增加，購買力提高，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分工的深化。因為收入增加依賴于生產效率的提高，而生產效率的提高歸根結底是分工深化的結果。傳統社會里由于分工水平低，人人自給自足，所有人都不買必然使所有人都無法賣，其結果是市場規模狹小，生產效率低下，生活水平長期徘徊在糊口水平上。現代社會由于分工的發展，使得生產迂回度增加，在初始生產要素與最終消費之間分化出越來越多的中間品的生產行業，而隨著行業的獨立與分離，交易環節增加，自給自足程度減少，市場規模自然也就擴大了。分工和市場擴展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市場規模的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分工程度上的差別。
　　現代社會市場依賴分工的深化，但是，分工的深化又受交易效率的限制，任何產品如果交易效率太低，對這種產品的市場需求就會十分有限。城鎮化滯后就是導致我國交易效率低下、阻礙分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消費者不是集聚在一起，而是分散各地，彼此間又缺乏有效率的運輸系統和信息溝通系統，產品的銷售半徑和銷售量就必然是十分有限的。而產品的市場規模要是過小，就不能鼓勵專業化生產。可見，城鎮化滯后已經成為制約我國農村分工深化、市場規模擴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擴展市場、擴大內需離不開城鎮化。
　　　　（二）促進農業現代化的效應
　　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哺育工業的階段，農業資源被不斷轉移到城鎮工業部門；第二階段是工業與農業平衡發展的階段，工農業必須協調發展；第三階段則是城鎮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城鎮工業部門向農業部門大量投入資金、技術以及現代化的生產設備。在現代社會，如果沒有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部門作為依托，沒有城鎮市場的刺激，農業現代化就是無從談起。推進城鎮化對于促進我國農業的現代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1.城鎮化是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根本途徑。我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農業經營規模小、效益差。如何改變小規模均田制的格局，實現農村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成為我國農業“第二次飛躍”的一項重要的內容。但是，要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是必須具備一定前提條件的。因為對農戶來說，土地不僅是收入的來源之一，而且是其最后的保障。只有在家庭主要勞動力都已相當穩定地轉入城鎮非農業部門就業，并獲得可靠的收入后，他們才有退出農業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國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反彈琵琶”，在超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范圍來思考。也就是說，只有當城鎮化得到順利推進，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非農業部門后，依賴土地為生的人減少了，留在農村中的勞動力才能提高生產效率，才能從專業化、規模經營的生產活動中獲得更高的收入，才能實現農業的現代化。2.城鎮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產業化發展就是要通過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將農戶生產過程中產前、產后的環節分化出來，將農戶無法承担或勉強承担的一些生產和經營職能，由社會化服務體系承担，以形成專業化規模經營，來解決分散經營的小農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矛盾，延長農業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關鍵的一點是要建設好上聯市場、下聯農戶的龍頭企業，龍頭企業活了，才能帶動一大批農民致富。目前，許多為農業產前產后服務的龍頭企業由于沒有城鎮作依托，龍頭企業市場信息不靈，資金技術不足，經濟效益欠佳，難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把農業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有機結合起來。城鎮作為農村地區資金、技術、信息的聚集地，是龍頭企業天然的載體和依托。通過大力發展城鎮，加強城鎮連接大中城市和輻射農村的功能，可以促進各種市城中介組織和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的發展，為龍頭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孕育和培植大批龍頭企業和農副產品交易市場。特別是小城鎮作為溝通城市與鄉村的橋梁，其快速發展，可以使農民能夠方便地獲得農業生產技術和市場需求信息，從而引導農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組織生產，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克服農業生產的盲目性。
　　　　（三）推動農村工業化的效應
　　我國許多地區鄉鎮企業具有明顯的社區特征，布局過于分散，企業產品市場局限在狹小的地域空間范圍內，使農村各個地區間出現產業結構同構，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嚴重，而這又是導致目前企業產品積壓、難以銷售出去的重要原因。鄉鎮企業要改變這種分散布局、重復建設的發展格局，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農村城鎮化，突破鄉鎮企業社區性格的局限，實現鄉村工業的聚集發展。首先，將分散的鄉鎮企業向交通方便、基礎設施較完善的小城鎮適當集中，可以充分發揮城鎮的聚集效益，可以集中治理環境污染問題，可以減少對耕地資源的占用，從而提高鄉鎮企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其次，實現鄉村工業向城鎮聚集，可以使鄉鎮企業突破社區的局限，使農村市場從彼此封閉、分割的格局轉變為開放、統一的市場，有利于一些好的企業脫穎而出，形成一定的規模，實現產品結構的升級，推動農村工業邁上新的臺階；再次，鄉鎮企業向城鎮集中，帶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可以帶動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四）促進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效應
　　各個國家的城市由于人口和工業的高度集聚，使城市空氣和河流污染十分嚴重，于是人們簡單地把這些環境問題歸咎于城鎮化，把這看作是城鎮化的惡果之一。這種看法其實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城市里由于文化教育發達，有現代的傳媒和組織，更有利于人們形成保護環境意識。加上城市里企業采用的工藝技術較先進，而且可以集中治理環境污染，城市里的工業企業對環境的損害往往比工藝落后、布局分散的農村工業要少得多，城鎮化是有利于環境治理和保護的。像我國80年代那種“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分散的工業化模式，造成“面”污染，始終難以治理，這正是由于城鎮化滯后帶來的環境代價。另外，城市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居住容量，從而有利于節約資源。在許多土地資源有限的國家，這種城市人口高度集聚對于環境資源的保護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日本這樣一個人多地狹的國家，正是由于人口高度集中在東海岸一帶的城市圈中，才使占日本國土2/3的森林資源得到保護，而且森林面積還在擴大。
　　現在，隨著農民收入的增長，我國農村居民開始大規模分散地建造新房，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據調查，目前，我國農村宅基地人均用地面積達55～65平方米，有的更大，比城市一般每人12～18平方米高出3倍至5倍。人均土地占用面積隨著居住區域規模的減少而急劇擴大。因此，推進城鎮化進程，可以提高土地的居住容量，有利于降低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密度，也有利于保護自然資源和防止生態脆弱地區的環境退化。
　　　　（五）促進技術擴散和人力資本形成的效應
　　經濟發展不僅需要物質資本的投入，更需要技術創新、擴散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一般而言，人力資本積累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改善人民的醫療保健和營養，增強人口的身體素質；二是通過教育或培訓，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和生產技能；三是更新人們的觀念，培養一種勇于創新、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新觀念，提高人民的思想素質。目前我國許多農村地區由于醫療保健設施、學校、大眾媒體、圖書館、博物館等社會文化設施缺乏，居民的身體素質、知識和技能往往不如城鎮居民。而且，孤立與分散的鄉村社會容易使人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安土重遷、小富即安。人們的思想觀念往往落后于時代的發展。相反，城鎮里由于有許多現代化的組織如學校、工廠、大眾媒體等，城鎮的生活方式也有助于形成現代觀念。而且城鎮把人口、資金、技術、信息等各種要素聚集在一起，使之交通便利、交往頻繁、信息靈通，從而使城鎮居民比孤立閉塞的農村居民更富有創新精神，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從而更有利于技術擴散和人力資本的形成。可以說城鎮不僅是現代文明的載體，更是新觀念的輻射源。大城市在帶動周圍地區經濟發展上可以起到“龍頭”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和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方面也是如此，城鎮化的這種社會效益是無法替代的。推進城鎮化進程，讓農民合理流動起來，是提高農民素質、開闊農民視野、轉變農民觀念的一條捷徑。城鎮化實際上是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化人口為人力，變人口包袱為發展動力的必由之路。
　　　　三、推進我國城鎮化的思路
　　城鎮化已成為我國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戰略。如果說我國80年代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工業化推動的，那么，進入90年代后，經濟發展開始進入由城鎮化推動、以結構調整為主的新階段。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要做好城鎮化這篇大文章，需要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對策。
　　　　（一）確定合理的城鎮化速度
　　過去，我國一直重視工業化，對城鎮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識不足，沒有處理好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采取了一系列妨礙城鎮化正常發展的政策。如嚴格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鎮的戶籍制度，造成我國城鎮化水平不僅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落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現在，一些人又急于求成，不顧客觀條件，追求高速城鎮化，盲目擴大城市規模，小城鎮也遍地開花。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教訓來看，這種高速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危害很大。我國應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城鎮化速度比較適合呢？這主要取決于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城鎮基礎設施增長的速度等因素。從未來發展前景來看，2000～2010年我國城鎮人口平均的年均增長率不超過4%，到2010年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這一目標比較適宜。
　　　　（二）完善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城鎮建設投資體制是一元的。幾乎所有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居民住宅建設都是由國家（單位）一手包攬的。這種由國家通過計劃投資建設大型重點項目和城鎮基礎設施推進城鎮化的方式，被稱之為“自上而下的城鎮化”。在這種單一的城鎮化發展機制下，由于各級行政中心在爭取城鎮建設資金、爭取地方和上級項目上均處于有利的地位，使我國城鎮發展的行政指向十分明顯。一些比行政中心更有區位優勢的城鎮發展受到很大限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鎮化的動力機制也發生了很大轉變。由民間和地方社區政府或者外資通過投資建設城鎮、自下而上地推動城鎮化發展的趨勢十分明顯，這是新時期我國城鎮化發展的一種新的動力。我國80年代以來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城鎮化，正是得力于這兩種新的城鎮化發展機制。未來的城鎮化，更應該充分發揮這種自下而上和外資推動的城鎮化發展機制的作用。
　　　　（三）完善城鎮規模體系
　　城鎮化能否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關鍵是選擇推進城鎮化的最佳途徑和方式，形成完善的城鎮規模體系。對于我國城鎮規模體系的發展，我認為應該充分發揮市場選擇的功能。如果經濟發展需要有大城市，大城市自然會獲得較快發展。如果經濟發展需要小城鎮，小城鎮的發展也就難以阻擋。因此，孤立地發展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小城鎮都是不可取的。而應該從完善城鎮體系的角度出發，逐步形成一個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農村小城鎮并舉的、功能完善、結構合理的城鎮體系。過去我國城市發展方針比較重視中小城市的發展，對大城市發展采取嚴格限制的策略，這是不可取的。我國城鎮化在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同時，更要進一步發揮大城市的潛力。一味去控制大城市發展，就可能無法獲得城市的經濟效率，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在城市經濟效率的驅使下，人為控制大城市發展的政策也往往難以奏效。無論是人均GDP（城市第一經濟效率）還是單位面積土地所創造的產值（城市第二經濟效率），大城市比中等城市高，中等城市又比小城市要高。許多學者担心城市規模過大，導致交通擁擠，環境惡化，城市經濟效率喪失。實際上，城市的環境系統是開放的，它與城市外有著頻繁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流，特別是通過人類的勞動，可以創造容量更大的、不斷擴大的人工生態環境。這也就是說，隨著技術的進步，城市的人口容量是不斷擴大的，并不存在一個什么靜態的最優規模。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大城市的發展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王小魯、夏小林通過對我國各種規模城市的實證研究，認為在城市的總規模收益和外部成本兩者相抵后，我國城市大致在10-1000萬人規模區間都有正的凈規模收益。在100-400萬人之間時城市的凈規模收益最大[9]。
　　　　（四）改革城鎮建設投資體制
　　我國城鎮化發展面臨的一個巨大約束就是資金的約束。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我國城鎮化的投資主體只有政府一家，每增加一個城鎮居民，無疑就意味著給政府增添一份財政上的負担。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定會嚴格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把有限的資金用于工業化，從而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使我國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
　　要克服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資金約束，首先，各級政府要利用增加政府財政支出擴大內需的有利時機，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將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非生產性的”，認為城鎮基礎設施只有投入，沒有產出，因此，在政府投資決策中，對基礎設施往往“排隊在后，削減在先”。而且各級干部為了突出任期內的政績，比較注重見效快的項目，對建設周期長、收益具有間接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容易忽視。一般而言，城鎮道路等基礎設施具有“公共品”性質，其消費不具有排他性，人人都希望“搭便車”，希望別人去投資建設而自己免費消費，坐享其成。因此，在城鎮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政府必須起倡導者和組織者的作用。金融部門則應進行金融工具的創新，為農村居民到城鎮建房、購房提供抵押貸款，鼓勵農民到城鎮集中建房或購房；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充分調動企業、個人和社區集體組織的投資積極性。像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可運用拍賣經營權等方式籌集資金。當城鎮產業和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后，自身就會產生一股自我發展的力量，走向良性循環的道路。
　　　　（五）改革戶籍管理制度
　　過去，由于我國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鎮與鄉村社會的分工協作聯系被人為的行政條塊體制分割，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經濟技術擴散輻射力被切斷，造成各地區產業結構大而全、小而全，單位獨立化，自我配套發展，形成一個個自我獨立、彼此封閉的體系。在這種封閉的、分割的市場體系里，各種生產要素無法在城鄉之間順利流動，也無法在不同的城鎮之間順利流動，甚至在同一個城鎮各個部門和企業之間流動也困難重重。大城市固有的經濟、技術、文化、信息難以對周邊中小城市及廣大農村地區產業輻射作用。城鎮在自身的建設和發展中，也缺乏周邊地區的支持。可見，城鎮和鄉村只有開放才會得到發展。因此，要推進城鎮化，就必須改革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改革，盡快廢除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實行城鄉一體化管理。除少數特大城市由于人口膨脹過快，需要加以適當控制外，其余城市可以放開戶口限制，凡在城市具有穩定職業和住所、并居住一年以上的農村人口，只要本人愿意，均可以登記為城市居民，納入正規體制內進行管理。農村地區的小城鎮就可以完全打開城門，讓農民自由出入[10]。
　　　　（六）推進城鎮信息化
　　信息化能夠提升和整合城市功能，改善城鎮產業、就業結構，提高城鎮競爭力。通過信息化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是不少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經驗。21世紀的城鎮化更是離不開信息化。城市信息化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的管理效率、企業生產效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城市信息化還可以減少市中心或商業區的交通擁擠，“讓網絡去跑腿”，既節省了經費，降低了成本，也減輕了對環境的壓力。可以說，信息化已經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新動力。加強和推進城市信息化也成為各國城市政府進行城市建設和管理、提高城市競爭力、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題，代表著城市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國城市要提高綜合競爭力，一是要發展和推廣信息網絡等技術，大力發展信息產業，提高信息產業在城市經濟中的比重；二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流將成為城市經濟最重要的要素流，因此，能否擁有能使信息流暢通無阻的信息基礎設施成為一個城市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通過發展電子商務、電子政府等，以增加信息流來減少城市人流和物流，減輕城市環境壓力和擁擠度，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收稿日期：2002-11-10
南都學壇南陽97～102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成德寧20032003城鎮化是當前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戰略問題，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可以促進分工的深化、擴展國內市場；促進農業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發展；推動鄉村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利于環境資源的保護、技術擴散和人力資本的形成。在21世紀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需要確定合理的城鎮化速度、完善城鎮化的動力機制，并進行技術和制度創新。城鎮化/經濟發展　　urban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HENG De-ning(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nsference,Qin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issu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oday.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positively,which properly can improve labor division and extend the market scale,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e scale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It also benefi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and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persist a suitable urbanization rate,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and make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成德寧(1969-)，男，湖北武漢人，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商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清華大學博士后，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城鎮化與經濟發展、技術轉移與發展等方向的研究。清華大學　國際技術轉移中心，北京　100084 作者：南都學壇南陽97～102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成德寧20032003城鎮化是當前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戰略問題，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可以促進分工的深化、擴展國內市場；促進農業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發展；推動鄉村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利于環境資源的保護、技術擴散和人力資本的形成。在21世紀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需要確定合理的城鎮化速度、完善城鎮化的動力機制，并進行技術和制度創新。城鎮化/經濟發展　　urban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網載 2013-09-10 21: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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