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庫與東西文化的溝通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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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敦煌文庫被發現到今日,已經過去整整百年,但時下學術界一提起偶然撞入敦煌文庫并從此打開東西文化溝通與傳播大門的道士王園lù@①,多少也有一些無奈。因為他傳播敦煌寫卷與文物的方式,還是那么古老;古老得和現在南京街邊擺攤的農民出售他們在土里挖到的“洪武通寶”和“太平天國圣寶”等古幣一樣。
  敦煌學的東西文化溝通與傳播最初是圍繞一個“錢”字展開,也許為“錢”而溝通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技能。敦煌(包括中亞)的文化溝通要素除了信息載體,還有就是中國文化大國的環境。
  這個大環境里,包括敦煌至古西域的整體性的環境。在唐代,吐魯番與羅布泊一帶傳播的是漢文;和田、民豐以及若羌一帶地區卻傳播的是qū@②盧文;在吐魯番以西地區又在傳播粟特文。在庫車、焉耆一帶則傳播中亞婆羅謎文。qū@②盧文是古印度的一種文字,粟特文卻是古伊朗的一種文字,婆羅謎文則是古大夏國的一種文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大夏又叫土火羅,所以它又稱為土火羅文。古西域流行的眾多文字說明此地是東西文化交匯點。實際上敦煌文化與新疆(古稱西域)文化是一回事,陳垣與陳寅恪等學者,依據王國維與羅振玉的說法,對這一文化的研究統名之“敦煌學”實名正而言順之。至20世紀80年代又改為什么“敦煌吐魯番學”,真沒有必要。
  二
  唐王朝整體的對外開放與內外交流是一脈相傳的。長安自從西漢劉邦在這里定都,經過兩代的經營,又在隋唐兩代繼續有計劃的加以營造,終于將它建造成為當時世界上第一個有著整體規劃的中國國都。在唐代、長安號稱有百萬人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一座偉大的國際性的文化名城,東西文化在這里生根開花結果自屬必然。
  東西方經濟文化往來,主要通過西域的絲綢之路,這在敦煌學界早有定評。周谷城《發揚祖國史學家研究外國的精神》指出:“中國與中亞及西亞的關系,幾乎純是經濟的;當時中國的聲名遠揚到中亞及西亞,西方商人多來中國貿易。中國與安息已建立了外交關系,與更遠的敘利亞、大秦即羅馬,關系也是頗密切的……至于文化關系,斯坦因氏(Aurel Stein)以考古所得實物證明:東至中國本部,西至妫河流域,在歷史上曾發揮過極重要的文化交流匯合作用。有許多世紀,亦即漢唐時代,曾為中國、印度、希臘三方文化交流匯合之地;三方文化交織于其間者足有一千年之久。”(《新建設》1962年8月)周氏科學地總結了中國、印度、希臘,還有安息(伊朗)四大經濟文化交會于西域,影響深遠。東西方經濟文化通過敦煌輸送到長安,更與中原和更深遠的中國南部作了不斷的雙向傳通,但是也沉淀與積聚在敦煌唐人文庫中。在唐代不獨在長安,就是揚州,也是國際化的。伯三二七一《泛龍舟》寫揚州樂云:“春風細雨沾衣濕,何時脫忽憶揚州。南至柳城新造里,北對蘭陵孤驛樓。回望東西二湖水,復見長江萬里流。白鶴雙飛出溪壑,無數江鷗水上游,泛龍舟,游江樂。”這雖是一首描寫中國南方水鄉泛龍舟風俗人情之詞,但卻反映了傳播信息廣闊的空間。“揚州地當沖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舊唐書》卷八十八《蘇環傳》)。中外人士在此齊觀龍舟游江樂,乃理所當然之事,而借此溝通中外貿易傳播也在情理之中。
  當時經商謀利,均稱興生,佛經里稱從印度到中國來經商者為“興生”,如《諸經要集》卷九引《法句譬經》云:“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孤獨老母舍。”《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九《五百比丘因緣品》云:“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為求財故,入于大海。”于是反映中外商業往來,便在敦煌寫本中出現。斯五六四一《王梵志待》云:“興生市郭兒,從頭市內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個。行行皆有鋪,鋪里有雜貨。山鄣貴物來,巧語能相和。眼勾穩物著,不肯遣放過。意盡端坐取,得利過一倍。”這首詩描寫商賈(市郭兒)“坐”市住店經商,本錢有千百貫,同伙(伙伴)有三五個,各行各業(行行)都有,山區交通阻塞之地(山鄣)貴重物品也能運來,還巧語哄騙(相和)山里老百姓,充分表現了胡商的做生意特征。伯三七二四寫卷還這樣描寫當時東西方的經商者:“興生向前走,唯求多出利。折本即心狂,惶惶煩惱起。錢饒即獨富,吾貧常省事。”折本指經商虧本,即惶惶然不可終日。這都是當時東西方經商共同的特征。
  三
  敦煌壁畫有犍陀羅藝術的特征。它是從絲綢之路上的古龜茲傳入。在新疆的庫車曾經發現過一個古龜茲骨灰盒的蓋子,蓋子上圓形的雕飾上,刻有一個吹著長笛的神,最奇妙的是這個神長著一雙丘比特一樣的翅膀,是典型的希臘風格。對這個長著翅膀的神像的文化起源,引發了東西方學者的討論。馬里奧·布塞格里(Mario Eussagli)說是“犍陀羅——伊朗文化的靈感。”(《Central Asian Painting》P.70);斯坦因說是“這些畫像必須追溯到希臘的神話,以有冀的愛羅神(Eros)為其直接的祖光。”(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86頁);中國閻文儒先生說:“如果要追溯這有翼神像的來源,與其說是淵源于希臘,還不如說是淵源于漢畫像石中的‘羽人’。”(《現代佛學—1962:5)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時至21世紀,如今學術界已認定古龜茲藝術實際已是世界上中國、希臘、印度與伊朗四大文化的交融品,因為古龜茲乃是這四大文化的交融地。
  位于“絲綢之路”北道的龜茲(天山南麓以西的庫車、拜城一帶),當時佛教在這里很流行,遺留下來的石窟也很多,其著名的有拜城的克孜爾、溫巴什、臺臺爾,庫車的庫木吐拉、克孜爾尕哈、森姆散姆、瑪札伯赫等七八處,約500余洞窟。龜茲壁畫是新疆石窟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它融合了中國、印度、希臘文化傳統于一體,閃耀著獨特的龜茲藝術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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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犍陀羅藝術與希臘裸體藝術在龜茲藝術中得到鮮明的體現,并影響到西域唐人少女裸體裝扮風俗的產生與形成。就龜茲壁畫可見,這種裸體裝扮風俗有很明顯的特征。當然,這種少女裸體裝扮風速的形成,與古代拜城、吐魯番一帶夏日炎熱的氣候也有密切的關系。
  女子著三點式的遮乳與遮陰,并披以輕紗。
  這種三點式裸體裝扮的正面,乳房只遮掩兩顆乳頭,下陰只繡制一朵花遮蓋。所以三點式的比基尼服裝,最早是產生于西域唐人中間。
  下面是三點式裸體裝扮的背面。女子大臀蜂腰。充分展示人體美。比現代比基尼還要“比基尼”,等于不遮,主要在于裝飾。受希臘文化影響,唐人少女展示人體美,使現代少女也瞠目結舌。唐人少女向情人表達火熱的戀情,“胸上雪,從君咬。”(敦煌《魚歌子》詞),使現代少女也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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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犍陀羅藝術影響所及的敦煌壁畫,人體美也歷歷如繪。壁畫上的唐人少女露臍舞是最明顯的特征,盛唐露臍舞蹈之風影響到中唐。
  伊們露出乳峰和肚臍,展示胴體的美妙,連腳指頭翹起也有性感。
  伊們反彈著琵琶,赤裸肚皮,舞得神采飛揚,朝氣勃勃。五代少女手拍中國傳統腰鼓,也在露著肚皮,赤足而舞。這些都是敦煌文庫與東西文化融合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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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G00J05.JPG
  四
  古敦煌因為是絲綢之路上的要沖,東西方交通的樞紐,世界上各種著名的宗教都竟相傳入敦煌。由于佛教在莫高窟開鑿了石窟,它的勢力似乎更盛,但實際上敦煌唐人信仰的宗教是博雜的。
  景教。即西方的基督教。當時它是該教的聶斯托爾派(Nestorian),取《新約》光照義,命名為“景”。它在唐太宗時代傳入。在長安建有大秦寺,還樹了一塊碑,全名是《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把傳播進中國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景教的來歷交代得清清楚楚。敦煌文庫中也發現了大量景教的漢文文獻,例如,景教經典《一神論》,景教早期譯經散九二三《序聽迷詩所經》,伯三八四七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還有《大秦景教宣元本經》、散二○二《志玄安樂經》,在唐代影響很大。大詩人李白也信奉這種基督教,他的詩《上云樂》,便是以景教教徒的口吻祝天子萬壽。大將軍郭子儀,書法家顏真卿等人也都參與景教活動。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創立的宗教,公元7世紀末傳入大唐,又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敦煌文庫中發現有珍貴的《摩尼教經》(北京五六、新八四七○)、斯二六五九摩尼教《下部贊》、伯三八八四《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這個儀略是唐玄宗時在華摩尼教師奉詔撰寫。還有《二宗二際論》,宣傳摩尼教義和世界觀,都是研究摩尼教的珍貴文獻。
  襖教。在中國又稱做拜火教,原叫瑣羅亞斯德耶路撒冷(Zooastrianism),該教原為古波斯人查拉斯圖拉(Zarathustra)創立,后人因襲古希臘人的訛音,稱之為瑣羅亞斯德。該教奉《阿維斯陀經》)(Avesta)。在唐代敦煌已十分流行襖教。敦煌本《沙州圖經》就記有“襖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廿龕,其院周回一百步。”伯二七四八《敦煌古跡二十詠》中有《安城襖詠》(五律),詩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于此興。一州祈景祚,萬類仰休征。”可見當時敦煌、安西人民在神祠中祭襖神很普遍。敦煌文庫中有大量的賽襖風俗記載,賽襖神這一天,人民飲酒達到“朝夕酒如繩”的地步。
  總之,東西方文化在敦煌的融合,溝通了人類善良的靈性,增添了和平與幸福的呼喚,既促進了經濟,又交接了至真至美藝術的感召。敦煌文化遺產是屬于全人類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竹頭下加錄
    @②原字亻加去
東方LL京15~18G0文化研究高國藩20002000 作者:東方LL京15~18G0文化研究高國藩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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