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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使美日同盟和北約(NATO)面臨新的挑戰。美國越來越奉行“單邊 主義”政策和不斷擴大“非正式聯盟”的舉措，使聯盟本身的內在邏輯和行動規范正在 發生著變化。面對這樣的沖擊，與NATO諸國不同，日本選擇了強化而非弱化同盟的政策 ，這樣的選擇究竟會給美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目前還很難預測，但是，從戰后日本對 美國的政策行為、價值判斷以及它同歐洲政策行為、價值取向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兩國 關系某種形式化的規范，這或許能夠對解釋和預測現在與將來的美日同盟關系提供某種 依據。
    美日關系的歷史審視
    從美日關系在戰后的發展歷程看，大體可以劃分為這樣的幾個大的時期：
    主從關系時期(1945～1963)。這個時期的日美關系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1945 ～1949年美國對日本的間接占領階段和1950年以后日本重返國際社會階段。在這個時期 ，美國的整體對日政策是，由前期的“非軍事化”、“民主化”和解散財閥為核心的政 策，向后期的“輕武裝”的有限軍事化、恢復日本的重化學工業經濟基礎、支持日本保 守集團執政的政策轉化。也就是，美國的目標是由消除日本威脅轉變為扶植日本，使日 本增強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能力。在日本，這一時期的兩個階段又被稱作“改造階段” 和“逆改造階段”。但無論如何，美國都是占絕對的主導地位，日本相對地處于從屬和 依賴的位置。
    安全關系的再構筑和經濟摩擦時期(1964～1982)。這個時期隨著美國的衰退和日本的 經濟增長，日本“逃票乘車”問題成為美國批評的一個核心，美國對日政策向確立有效 的責任分担體制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美日經濟的摩擦問題成為影響兩國政治與安全保 障問題的關鍵。這一時期，在經濟上的美日摩擦、協調與融合成為軍事、安全的層面建 構新同盟關系的基礎。
    明確建立日美伙伴關系的時期(1983～1990)。伴隨美國對蘇聯進行遏制的里根主義的 出臺，美日同盟的目標再度明確化，“美日命運共同體”、“美日軍事同盟”、“美日 伙伴關系”得到明確的表述。與此同時，美日摩擦的加深越來越使美日經濟競爭關系得 到明確的認識，對日本奇跡的驚嘆逐步演化為“日本威脅論”。
    美日同盟的大論爭時期(1990～1995)。第一次海灣戰爭和蘇聯的解體，使美日傳統的 同盟關系本身的存在意義受到挑戰，美國國內對日本“一國繁榮主義”和“逃票乘車” 的批評，逐漸演化為“日本異質論”、“敲打日本論”、“封鎖日本論”。日本國內也 出現了安保同盟“解散論”、“強化論”和“現狀維持變革論”的大爭論。加上在經濟 、貿易方面，美國執行“數值指標”和“結果重視型”政策，強壓日本開放市場，使美 日關系陷入極其危機的境地。
    面向21世紀的過渡或轉型期(1996～)。1996年美日首腦會晤，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 聯合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雙方一致認為日美關系是“歷史上最成功的雙邊關系 之一”，“日美合作的基礎仍然很牢固，在21世紀繼續保持這種伙伴關系，是十分重要 的。”[1](P287)自此，結束了兩國日漸升級的同盟論爭，日美走出同盟解體危機，日 本修改國內法制的步伐加快，從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到有事關聯法案，從周邊事態法案 到伊拉克新法，日本為成為“普通國家”和加強美日軍事合作進行大幅度的政策轉變， 美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時期。
    從美日關系發展的歷史看，有一條主線始終貫穿于這一雙邊關系之中，那就是美日不 同的發展方向。從總體上看，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由堅持自由貿易主義向國內保護 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政治和外交政策則是由全球主義向孤立主義邁進，它所體現的是美 國全球霸權地位不斷地由強到弱，霸權的治理方式由自己負担向同盟國的責任分担體制 轉化。而日本的發展方向則與此相對，在戰后，日本的經濟由崩潰步入奇跡性的騰飛， 政治意識也由小國主義逐步向大國主義發展，對美關系上基本上是由片面依賴向自立主 義(同美國保持距離)，進而向美日一體化的方向努力。這決定了美國與同盟國的關系在 經濟與政治的兩個方面呈現出這樣的特點：在存在東西對立的時候，同盟國都是“朋友 ”；但是在西西競爭的情勢下，同盟國又都是“敵人”。亨利·基辛格不無憂慮地說“ 對于政治上是同盟關系，經濟上是情敵關系的國家來說，怎樣做才能夠不使政治關系緊 張惡化而又執行自主的經濟政策呢?——目前尚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解決這樣的困境。”[ 2](P453)
    單就美日關系看，在美國執行全球性擴張政策時期，對日政策總體趨于極力地扶助與 支持；在相對緩和與收縮的時期，對日施行強硬政策和抑制政策。從戰后歷史看，在美 日同盟的初期是全力地扶持，此后轉變為第二時期的對日的責任分担政策，在第三時期 又強化共同體意識，不久又轉變為對日批判和敲打，目前伴隨美國強烈的建立全球帝國 政策的出臺，對日本的政策扶植又成為主要的方向。對于日本來說，在依附美國堅持同 盟關系的大前提下，出于對同盟困境本身的卷入與拋棄的雙重恐懼，總是在美國的擴張 時期同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乃至極力抵抗美國的要求——害怕被卷入；而在相對緩和的 時期，又總是為順應盟主的要求而做出較大的讓步——害怕被拋棄。但從總體上看，日 本是逐步地在發展自己政治和軍事能力，向能夠與美國協同合作的方向發展。在戰后初 期，日本用非常充分的理由抵制美國要日本重新武裝的要求，但在第二個時期日本切實 地加強了防御能力，明確地表明了美日合作的防衛分担體制，在第三時期日本仍然抵制 美國要日本加大擴軍、技術回流的要求，但第四時期日本已經頂住壓力實現了向海外派 兵。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深入，日本盡管不斷地強化國內法體制，但是對美國的距離感 仍然存在。因此日本做實質性讓步最大的時期，總是感覺到自己將要被盟友拋棄不管的 時期。這樣看美日關系總是呈現這樣的一幕：在美國需要日本時，美國總是在拋棄一些 經濟上的利益以換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總是在利用對美的支持換取政治上的好處、安 全上的對等條件；美國的需要并不強烈時，日本總是在政治和安全承諾上做出讓步，以 抵消美國的對日批判，美國也利用這樣的讓步逐步誘導日本向更大的讓步發展。所以， 從長期看，經濟的結構性摩擦往往被政治性的判斷所左右，呈間歇性的爆發狀態；政治 、軍事關系的強化受經濟的推動呈不斷加強和日漸沖突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同盟關系的 危機不斷地發生。
    美日同盟與NATO
    美歐同盟(NATO)和美日同盟是美國同盟體系的兩個核心。如果說同盟本身都具有大體 相同的理論根基的話，那么美日同盟所體現的應該在美歐同盟中也可以找到痕跡。據曼 德爾鮑姆的考察，日本的安全政策和西歐人的既相似又存在差別。相似的是，雙方都通 過與美國結盟抵抗蘇聯，他們既害怕被美國拋棄，又害怕被美國拖下水。差別是，作為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國，他們担驚受怕的先后內容不同，在時間順序上正好相反。[3]( P370)根據曼德爾鮑姆的論斷，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末，西歐人担心的是如果蘇聯 進攻，美國不能保護他們，而日本考慮的是與美國的結盟會被卷入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 爭；70年代到80年代初，害怕被拖下水的担心取代了西歐不被保護的憂慮，西歐人担心 美蘇關系惡化，自己會被牽連之上，在70年代末緩和時代結束后，西歐仍然希望與東歐 國家緩和，所以在阿富汗問題和中導部署問題上，西歐行動遲緩；而日本70年代受尼克 松主義和尼克松沖擊的影響，80年代初又受到卡特建議從朝鮮半島撤軍的震蕩，它更害 怕被美國拋棄，所以行動比較積極。這樣的考察出發點是：歐洲所面臨蘇聯的威脅、對 蘇聯的恐懼遠遠大于日本，所以日本的選擇和害怕的時間順序上和歐洲不同。然而，根 據對日本戰后初期外交政策選擇的考察發現，日本對美國“害怕卷入”和“担心被拋棄 ”的心理與北約實際是一致的，[4]朝鮮戰爭期間締結同盟條約、逐步地“再軍備”化 、以及同美國簽訂共同防務協定等都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鳩山內閣修復對蘇關系上的 立場和最終的挫折，反映了日本害怕被拋棄的心理，此后的岸信介內閣執行了更加明確 的親美政策。如果說有曼德爾鮑姆所說的“害怕卷入”因素的話，那只是表象，實際是 為日本在對美政策談判中尋找籌碼。日本在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以后，美日地位發生了變 化，此前日本一直要求美國擴大各種經濟、政治的援助，特別是在同西方國家關系和加 入國際組織方面非常依賴美國，所以日本最害怕美國與其它國家一樣不把日本當“自己 人”。但是經濟大國化以后，美國要求日本分担責任的傾向越來越強，恰逢越南戰爭正 酣之際，日本害怕被拋棄的担心已經不那么強烈了，相反這時期它最害怕的是卷入戰爭 。80年代以后美國戰略防御態勢的轉變給日本的感覺是：一個經濟大國的日本，如果再 以50年代的理由表明它“害怕被拋棄”心理的話，一個實力衰落的美國將會對日本實行 更加強硬的政策。所以，日本首先提出建立美日“命運共同體”、確立“同盟關系”， 以“合作”來緩解70年代以來處于緊張狀態的美日關系，并尋求美日關系的平等，減少 對美依賴的脆弱度，這事實上為90年代的同盟論爭和危機埋下了伏筆。90年代初蘇聯崩 潰，西歐和日本共同的担心都已不存在，同盟維系的根基都發生了轉變，二者都担心同 盟可能會解體，由此而被拋棄，所以，北約以新戰略的形式再次評估北約的效能，但是 以北約主導為核心的地區安全構想，使歐洲人更傾向于避免卷入美國無休止的干涉之中 ；而日本受此影響也對同盟關系進行了再確定，但是由于國內政治的變動，對美國的依 賴性反倒更強了，所以它越來越担心被拋棄。這可以從日本和北約對待2003年伊拉克戰 爭的態度上得到某種確切答案，美歐分歧加大了，聯盟面臨解體危機，而美日卻沒有產 生太大的分歧。
    以上的考證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日本和歐洲對美國恐懼的內容與時間相同，但是 為什么日本和歐洲在對美策略的選擇上不同，乃至出現曼德爾鮑姆斷定的“正好相反” 的結論呢?
    首先是美國對地區的集體認同和治理的方式不同。美國的決策者把歐洲看作是一個需 要多邊介入的地區，因為他們認識到與太平洋地區相比，大西洋兩岸的共同體感更強。 美國把歐洲看作是“自己”(self)，而將亞洲看作是“他人”(other)，[5](P229)所以 在治理方式上，美國選擇的是“像建立美國國內政治共同體一樣建立歐洲的多邊組織” ，以推動歐洲一體化為核心的多邊主義政策，北約的目標就是“排斥俄國人，接納美國 人，壓制德國人”，[6](P75)通過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使地區國家致力于經濟合作。 而在亞洲，美國卻選擇了雙邊主義的同盟政策，以同盟國各自對美國的忠誠衡量雙邊關 系，并以平衡者的姿態致力于亞洲的勢力均衡。所以，美國在歐洲的任務是強化集體共 同威脅意識，同盟是價值觀和秩序觀維系的紐帶；而在亞洲，美國則是以明確同盟體制 來界定威脅層次，同盟是消除盟國和它國威脅的“雙刃劍”。因此，對于歐洲來說蘇聯 的威脅是對歐洲整體的威脅，歐洲考慮的是可能會因美國的政策造成蘇聯將進攻矛頭轉 向自己，所以極力地緩和美國的挑釁行為；而日本考慮的是同盟本身是一個戰爭的共同 體，美國在亞洲的戰爭都可能會首先使日本處于不利的境地，所以它極力地表明自己的 政策是與美國同步調的，而后才是選擇保持距離問題。
    其次是文化的差異。與日本相比，歐洲各國彼此有較多的經濟往來，因為他們不但地 理上鄰近，而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與各自的貿易伙伴也非常相似，歷史使他們之間的經 濟紐帶具有一種有機的特征，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又強化了這一特征。而日本同貿易國之 間都沒有長期的交往歷史，在文化上與它國也少共同之處，日本人的獨特感、孤獨的心 態以及由此產生的脆弱感比其他民族表現得更加明顯。因此，采取與強者為伍的“跟著 走”政策，始終是日本的政策趨向，在美國擴張的時期它就支持美國，在美國退縮的時 候它會強化自己。
    最后是美日與美歐同盟的最初的結盟動機不同。美日同盟最初是所謂的“物與人的交 換”關系，[7](P40)是以基地換取安全保護的交易，在60年代后才將日本經濟的支持同 美國霸權的維護相掛鉤的，80年代才將“同盟”作為正式的定位兩國的詞匯，[8](P97 —98)這與一開始就以共同體為目標的美歐同盟是不同的。由于經濟的“奇跡”，才使 美日關系發展有了新的方向。這樣的原因，使日本的同盟對策表現出某種固定的模式： 在害怕卷入的時期，日本往往強調的是非軍事的合作；而在經濟摩擦時期，日本往往會 做出政治決斷在軍事方面有所突破。戰后美日合作的歷史，可以看作是日本利用同盟不 斷解放束縛、擺脫政治過分矮小地位的歷史，美國施加的壓力和影響不斷被轉換為國內 突破限制和擺脫困境的動力，這也注定了日本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和對美的支持程度都比 歐洲更強。
    美日關系與日本
    從以上的兩個視角——歷史的發展脈絡和與NATO諸國比較——所揭示出的日本的行為 方式看，似乎存在一種矛盾：美國推行擴張政策時期，日本既要保持距離，又要奉行“ 跟著走”策略；在美國戰略收縮時期，日本既支持美國的更外向性的政策，又在強化自 己抵制美國的要求分担責任的壓力。也就是說，兩個角度考察得出的結論盡管有重疊但 并非完全吻合。這是否表明上面的研究方法存在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從理論的層面 說，國際政治本身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政策，同盟關系下依附和自主是硬幣的兩個方面 ，而同盟困境理論本身考察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同盟關系，它忽視了許多同盟國自身的特 性。從日本實際的情況看，這種特性表現為三個“束縛”：一是日本國憲法對日本軍事 作用發揮的限制，不以武力解決爭端的規定使美日軍事合作一直缺乏合法的基礎，保守 的日本政治家一方面通過擴大解釋或強行進行“政治判斷”為美日合作拓展空間，另一 方面又利用這樣客觀的事實做“擋箭牌”，迫使美國做出讓步；二是“吉田路線”的限 制。在戰爭中失敗但卻在和平下達到了戰爭所追求的目標，一直是奉行經濟發展優先路 線最有利的解釋。從成本收益分析看，只要結盟的成本小于自己武裝的花費，結盟就會 持續下去。對于日本來說最好的策略就是“免費搭車”，日本不希望軍事實力的急速擴 充破壞經濟獲益的環境，所以對美合作中的經濟因素遠遠超過名義上的安全因素；三是 “東西日本”的制約。美日同盟是標榜日本同西方陣營制度與價值理念同屬“同類”的 象征，同時也是向亞洲國家表明其“和平主義”的象征，是“西方日本”和“東方日本 ”兩個理念的“結”，這同歐洲國家是不同的。三種制約使得日本面對的同盟困境遠非 歐洲那樣簡單，在冷戰時期，它支持美國總是從抵制美國入手，利用國內的反對勢力制 約美國“過分”的要求，利用美國強大的壓力抑制反對勢力的抵抗，從而使對美支持總 體上循序漸進地增強，使政策總體上都保持在對日本最有力的長遠利益上，變相地壓制 和改變反對勢力。這也就是威廉·拉普所指出的“奇怪的兩面性”：不愿意分担美國的 實質風險，卻樂意以其日益增強的軍事能力接受可能加強其安全的計劃。美日密切關系 或許是一種“錯覺”，它突出的是戰略矢量的交叉而不是集中。[9]由這種矛盾性演繹 出的戰略上的兩面性，從日本文化上說也是合理的。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揭示了日 本文化的雙重性：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黜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 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 又怯懦；保守而又歡迎新的生活方式。她指出：了解日本已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 不能對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令人煩躁的矛盾置之不理。[10](P2)盡管這是60年以 前的“忠告”，但是實際上對冷戰后的美國選擇卻仍然很有影響。拉普提出美國應該“ 兩面下注”，以“兩面”對“兩面”的政策，應該說是反應了冷戰后美日關系變化的現 實。
    從以上分析推斷：受美國全球戰略擴張的影響，日本會積極地支持美日同盟的轉型， 并會利用這樣的時期加快對國內諸多限制法規的修改，謀求由“責任分担”向“權力分 担”的轉變；[11](P72)美國會鼓勵日本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支持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向 “普通國家”方向的努力，并適時地提升日美同盟的地位，以此控制日本使其服務于美 國的戰略，不對美國構成威脅。總體上看，日美關系存在短期、中期、長期三個主要的 政策傾向：
    短期政策是以美國的反恐斗爭為核心，不斷解除日本國內法制對美日軍事行動的限制 ，轉變合作方式。在2003年有事法制通過和2004年“伊拉克新法”實施后，美日合作的 態勢已經發生變化。今后，日本會對國內相關法制進行更大幅度地修改，美國會減輕對 日本的經濟壓力，積極支持和幫助日本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并在政治方面支持新保守主 義的政治勢力，穩定日本的政局。
    中期看影響美日關系的關鍵是日本的“普通國家”政治的發展。幾年前，“阿米蒂奇 報告”就對日本的憲法修改、行使集體自衛權等問題提出過建言，日本政治的發展也某 種程度地沿著這樣的方向發展。隨著新保守主義勢力在日本政治競爭中的實力不斷加強 ，實現由“半國家”向“普通國家”過渡的步伐會加快。如果修改憲法問題上能夠實現 突破的話，日本政治將步入大幅度的變動期。由于日本國內政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保守集團堅持并強化美日關系是可以肯定的事實，日本轉變為“普通國家”不但需要美 國政治和道義的支持，而且還必須借助于反恐斗爭和美國適度的外壓。所以，對美關系 強化既是迎合美國要求的，也符合日本自身改造的目標。
    長期看美日同盟關系面臨新的調整任務，這主要是日本強烈要求擴大軍事影響的戰略 與美國限制日本成為自己的威脅這一戰后的目標越來越相左。對于一個經濟實力強大、 且不斷要求發揮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的日本，美國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呢?美國的有識之 士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的目標是在日本政治及軍事力量形成之前，與日本 建立更廣泛的政治關系”，為此必須完成兩項任務：一是必須保持美軍在亞洲的前沿部 署，以表明美國繼續參與亞洲事務的決心，限制日本“根據本國的好惡推行其安全政策 和外交政策”；二是更新美日同盟，將日本自主的軍事大國努力“置于一種戰略的框架 之內”，同時賦予“日美雙邊政治對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協調以新的內容”。[12](P 137—140)小布什主張將日美關系提升到美英關系的設想代表了總體的對日政策設計。 盡管美日“特殊關系”、“最成功的雙邊關系之一”、“在世界上對美國最重要的雙邊 關系”等評價耳熟能詳，但是與美英同盟的“天然的同盟”相比，美日在觀念、意識上 的差異要遠遠大于美英。所以，強調所謂的“最重要”、“最成功”、“特殊關系”是 因為日本對美國國家戰略具有重要的意義，約瑟夫·奈主張“籠絡日本”的意圖是要建 立能夠“超越一般利益的，增進美國長期國家利益的戰略”。[13]因此，向“美英關系 ”提升意味著兩國要培育更深的認同觀念，迫使日本政策選擇以英國為樣板，由此使日 本對美國霸權給予強大支持而不挑戰美日本學論壇長春26～31D7國際政治張玉國200520059·11以后，美日關系和美歐關系的發展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勢：美歐之間爭吵 不休，美日之間緊密的合作；美歐分歧使同盟關系面臨“生存危機”，而美日立場的一 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時期”。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呢?本文通過對美日關系的歷史 考察和與美歐關系的比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與對策的某種模式化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 向，以此為基礎對未來的美日同盟關系進行了分析和展望。美日同盟/美歐關系/同盟困境/“普通國家”本文系作者在《規范漢字表》研制領導小組成立會（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匯報稿。張書巖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謹致謝忱。滴石肖歡/王Josepn S.Nye張玉國，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區域政治所講師，在讀博士。(吉林　長春　130012) 作者：日本學論壇長春26～31D7國際政治張玉國200520059·11以后，美日關系和美歐關系的發展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勢：美歐之間爭吵 不休，美日之間緊密的合作；美歐分歧使同盟關系面臨“生存危機”，而美日立場的一 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時期”。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呢?本文通過對美日關系的歷史 考察和與美歐關系的比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與對策的某種模式化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 向，以此為基礎對未來的美日同盟關系進行了分析和展望。美日同盟/美歐關系/同盟困境/“普通國家”本文系作者在《規范漢字表》研制領導小組成立會（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匯報稿。張書巖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謹致謝忱。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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