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的邏輯圖式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90X(2002)02-077-04
　　所謂印刷文化主要是以文字印刷物為載體的文化。它們見諸報刊、雜志、書籍等，著作、文章是其基本存在方式，文字的寫(印)讀是其基本的信息過程。而電視文化，則是以電視為載體的文化，它們主要見諸各類電視節目，影視劇場、電視新聞、現場直播、事件特攝等是其基本存在形式，聲、光、影、圖因素的特定組合以及語言與形象的綜合運用，是其信息生成、傳輸和接受的基本過程。
　　自上世紀末葉以來，電視以更加迅猛的趨勢進入億萬家庭，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方式，改變了印刷文化過去的壟斷地位。這引起了人們對兩種文化方式的多重比較研究。本文認為，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互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特質，它們對人們的認知方式、思維活動發生著異相作用。其中，尤以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因語符載體、媒介環境、傳送方式不同所造成的邏輯異構值得關注。筆者試就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的不同邏輯圖式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
　　印刷文化的基本信息符號是文字，因而以文字所標示的語詞、語句、語句系統串聯起來的文本，便成為印刷文化的邏輯載體。印刷文化的文本形式，使其邏輯的構型既受制于語言、字符的規定，又受制于文本的規定，因而，它既是文本的邏輯，又是邏輯的文本。
　　所謂文本的邏輯，就是印刷文化多方面地被文本及其語言文字的規律所占有，受到它們的規范。首先，文字作為語言的符號，它是在語言比較發達、比較成熟的基礎上產生和運用的。而成熟的語言，具備了超越感性與理性、個體與類群、言語意義與意象意義之差異的“能指”條件。這不僅是因為有豐富的語詞，更為重要的，是有發達的語法、語義邏輯。其邏輯要義，是辯證地處理了詞語詞義能指的一般與所指的個別的關系，即語義的一般內涵與具體的外延的關系，并且，在字詞意義即所指意義——概念的運動中，即在判斷、推理的思維形式中，也有了辯證地處理一般與個別關系的能力；能夠在概念、判斷、推理相互隸屬、遞進的關系中思考和陳述事物。正是依靠這種邏輯的變換，文本的詞語更加精練，語義更加復雜，表達力量更加強大。當語詞語義的內在邏輯獲得了“成法”的文化品質時，它們必定賦予作為語言之符號的文字以邏輯的定律，使文字的運用，在排列組合變換之間，顯示為一種思想的邏輯運動。故文本，因為文字運作、詞句建構所產生的對語義邏輯的移用而成為邏輯的。
　　其次，文字作為語言的符號，在心理經驗上，其本質已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說的與語言一樣，是“直接靠近作為邏各斯思想之內的，與意義聯系的本質，并且產生它，接受它，談論它，‘構造’它”。人們在調動和組織文字、標點、語段和章句時，必須按照語言的內在邏輯及其所規范的詞、語之間可能發生的上下文關系去進行邏輯的運思。同時，當語言、文字被人們給以運用時，它們不僅反映著主、客體運動的邏輯，而且產生著新的邏輯，即不僅給反映對象作出邏輯的談論和建構，而且還談論和建構著邏輯。這是屬于語義的、主觀世界的即文本自身的邏輯。
　　第三，文本并非文字的簡單排列，它是按照一定語義、語法、文體規則、規律編織起來的。文本的生成，在遣詞造句、謀篇布局等方面，均有其建構的秩序和成法，有其內在邏輯的遵循。這種邏輯，雖然更多地表現為語文形式或思維形式的，但它無疑屬于文本生成中的邏輯，是文本的邏輯。
　　至于邏輯的文本，則是形成文本的活動以及文本自身，總是這種或那種意義上的邏輯操作和邏輯格局。因此，文本便成為邏輯思維的凝結。同時，詞語、文字作為認識發展的語符記錄，其各自含義及其上下文關系的構成還受到認識發展狀況的制約。作者對文本的建構，實際上是他的認識水平、思想水平的邏輯紀錄。再有，字詞的語義關系因其多樣性而具有復雜的可選擇性，寫作者究竟把何種語義關系變成現實，還取決于主客體在思想活動中的關系，以及主體的認知意向、知識結構、闡釋路徑和話語習慣、寫作風格等。這些，都是存在于主體內心深處的思想、文化的隱結構。平時，它們作為一種文化的隱性構成，悄悄地影響著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和思考，當主體充當文本的作者，隱性的思想、文化構成便以邏輯的方式顯性地展示在文本之中。這些，都是使文本成為邏輯的文本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文本的邏輯，作為文本生成過程的邏各斯和作用于認識與闡釋外間事物的中介秩序，它制約著文本的解讀和接受。而邏輯的文本，則多方面地體現了認識主體、文本作者的認知水平、話語習慣、寫作風格等方面的主觀秩序，它構成了活的認知邏輯。文本的邏輯作為普同的思想、文化規則，制約著文本作者的寫作活動。而邏輯的文本作為文本作者認知、思想活動內隱的邏輯個性，則更多地制約著文本的思想品格及其內容的解讀。印刷文化的邏輯載體，應當說是文本邏輯與邏輯文本交互作用的產物，它以字詞、語段、章句之結構與演繹的方式，經過一系列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操作，而使印刷文化的邏輯圖式展現出來。也正因如此，印刷文化的邏輯構造是嚴密的、高度有序的。印刷文化之邏輯的文本性，使得文本的解讀，成為讀者對于作者之自我意識、之本來意義反復理解、反復再認乃至于解密和再創造的過程。這需要在語義邏輯、思維方式和旨趣意義上對文本實行“順應”與“同化”。它要求讀者在被文本“占有”的同時還“占有”文本，以克服印刷文化的抽象性、與生活的隔離性而形成的同讀者心理的“ 遠化”現象或距離阻隔。這表達了印刷文化的邏輯展示方式對人們思想認識方式的一種隱在的制約。同時，它也折射出媒體方式對人們的理性生活具有直接與間接的多種作用，以致于我們不得不在存在決定思維的意義上，也把文化的媒體環境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去對待，將它作為一種生活的現實基礎，去解釋思維的文化特質。
　　二
　　現在，我們來分析電視文化的邏輯圖式及其對理性活動的影響。如果說，印刷文化是一種文本文化，其邏輯以文本方式呈示出來，那么，電視文化則是一種非文本或超文本文化，其邏輯是以非文本的方式呈示出來的。電視文化的邏輯構型與呈示方式是高度生活化、情境性和圖像性的，以致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生活的、情境的與圖像的邏輯，同時也是一種邏輯的生活情境與圖像世界。
　　所謂電視文化之生活的、情境的、圖像的邏輯，是指這種文化作品的思想情致之來源、之底蘊、之取象是生活的、情境的、圖像的。電視文化，作為一種大眾文化，作為以致樂致娛為主要功能的文化，作為一種提供視聽而非提供閱讀的文化，它只能聽從生活、遵循情境、用圖像說話。
　　首先，電視文化的邏輯基底是社會生活，其思理情致直接受到生活的規定。
　　大量電視節目，作為生活的直擊或者現場紀錄，其思想旨趣、理性內涵，多取決于生活事件的自然樣態。它與生活的內在聯系及其呈示方式直接同構，乃至生活的節奏、樣式、規范、趨勢本身就是電視文化的邏輯。
　　其次，電視文化的邏輯內涵是情境的，其思想理致為人的活動情境所規范。
　　現實中的“生活”，既表現為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事件、人物、活動、過程和結局，更表現為這些因素前后相繼、彼此關聯、相互作用的物境、際遇、場景、語境等因素出場和在場的情境。情境是生活構成因素作用機制的依托、孕育和顯現，是生成生活規律的 “場”，又是生活規律生成的“場”。同樣的生活因素，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情境下，其作用方式、矢量方向、力度大小、意義內蘊以及存在根據、發展趨勢具有重大差異。從特定角度看，生活的真實，不在于生活因素真實的出現，而在于它們出現的真實，“在場性”的真實，亦即情境的真實、意義的真實。因為這情境、意義的“真實”，不僅顯示了各類生活因素相互關系的適應性以及出場、在場的相宜性、意義的合理性，而且間接地展示了生活中“在場”與“不在場”因素的內在關系，具有一種屬于生活自身的“邏各斯”。電視反映生活、表達生活，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直觀和逼真。因此，它的編導、攝制、剪輯、演繹、播放，最直接的是要遵循生活情境的邏輯，即生活“ 場”中之自然、社會、文化因素的內在運行機理，否則它就會因為失真而失敗。這樣一種情況，也就決定了電視文化的意義世界和邏輯結構的演繹是高度情境性的，以遵循生活的情境為作品的依據與指歸，并通過情境的陳述，而彰顯電視的思想與邏輯的話語體系。
　　第三，電視文化的邏輯語符是形象(即圖像)的，其內在的生命與活力是形象的真實、鮮活與感人。
　　所謂形象的感染力，是豐富多彩的圖像演示過程包涵了典型的美學力量、價值的同化力量、意義的膺服力量、語用的表達力量和行為的規范力量，它們可以廣義地綜合為圖像文化的邏輯引導與實證力量。生活情境中的形象，自然包括物象、人象、人與物結合的事象，以及由這三者相互作用而構成的境象，即生存環境、生活情境的狀貌。其中，人象和物象是生活形象的基本出發點。物象作為人的活動的對象，它原初地規定人及其活動，而在社會生活中，它則受到人及其活動的深刻規定，它們是人的對象化存在。生活的事件之象，作為人與物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人象與物象的特定統一。而生活的情境之象，則是人象、物象、事象的現象“場”。由此觀之，生活中的“四象”，最為核心的因素是人及其生命活動現象，其他現象，皆為屬人的存在樣式或人為的存在樣式，直接或間接地作為人的生命活動樣式而存在，展示其社會文化的意義。
　　上述電視文化邏輯的三大特征表明，現實生活中人與外界事物具象化的邏輯聯系，使得以具象方式來反映、陳述和闡釋生活的電視文化，不得不在基本的方面把生活中的諸種形象作為邏輯的語符加以運用。電視文化中的生活形象，便如印刷文化中的字符、詞匯、概念、范疇、范式一樣，以其特定的排列組合和演繹變換的規則，表達著這一文化的意義與邏輯。因而，在電視文化意識中，編導、攝制、剪輯、播放的邏輯，要服從生活及其形象的意涵與指謂，要按照形象及其相互聯系，去營構電視的話語和意義體系。也就是說，電視作品的創作與攝制，在構思、編劇方面，在調動光、影、圖、形、聲等形象手段的過程中，在搖動攝象機攝取人、物、事象的時候，在剪輯加工移動畫面的過程中，都要考慮形象及其語義要求，要服從形象的語義邏輯規范。在特定意義上講，電視作品的視界，包括對社會生活認識、理解的廣度與深度，直接受到具象語符的制約。在電視文化中，人們對生活的認識、理解和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形象的把握和運用，取決于對各種具象語符的釋義和組織。事實證明，一部電視作品的中心意義及主要形象的確立，是通過一系列具象語符的意義賦予、意義解釋、意義編配，才順利實現的。若中心形象與次要形象之間、各具象語符之間在語義組織方面發生邏輯矛盾，不是人們的認識發生了障礙，就是詞不達意，以形害義。因此，如果說印刷文化的邏輯是抽象的文本邏輯，那么電視文化的邏輯則是具象的圖像邏輯、情境邏輯。形象尤其是典型形象、主要形象的塑造與確認，也制約著人們的電視思維及內容表達，制約著人們在電視文化創作中的視域及認知與闡釋方式。形象語言力量的保證，便成為電視作品的生命所在。
　　但是，也正像印刷文化中的文本邏輯一樣，電視作品中的圖像邏輯同樣受到創作理念的深刻影響。具象語符是在一定邏輯秩序、思想意向的指引下、推動下，按特定理念被組織成作品的。人們常常說到塑造典型、調動形象、組織畫面等邏輯、思想支配具象語符的話語，也就表明了具象語符的意謂不是天然的、刻板的、一成不變的，它們內含的語義，多多少少都有一個被賦予、被編配、被解釋的問題。隨著電視作品的題旨改變，隨著環境、情境、語境的轉換，形象符號的意旨是會發生變化的。它們必須服從作品的整體邏輯，服從創作者的中心理念，同時也服從播放與受眾的交流機理，這樣才能有效地發揮各自的表征功能和能指效應。
　　為此，電視文化的意義有一個尋求適合表達方式的問題，有一個選擇和建構具象的話語體系、解釋系統的問題。電視制作中，人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路線或方法范式，具體展現在以下必須認真對待的四個邏輯關系中。
　　其一，人身“態式”與社會文化“向式”之間的邏輯關系。
　　以人物形象的體態身勢和表情，去表達和闡釋特定的角色、事件和情境中的生活意義，既要關注“態式”對社會文化邏輯“向式”的表征，更要考慮社會文化邏輯“向式” 對人身“態式”的規范。其中，要特別關注人身“態式”與社會文化“向式”之間非單一對應的關系，一個“態式”可能受到多重“向式”的規定，一個“向式”也可能以多種“態式”去表達。例如“害羞”，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心理的“向式”，它可以表現為少女的紅臉、不好意思地低頭、手足無措地折著衣角、雙手捂著臉、扭頭跑開等等行為 “態式”。這多樣式的行為，都可以在電視中作為“害羞”之意的人身語符被運用。這些非對應關系所蘊含的“態式”與“向式”關系的多種可選擇性，使得電視文化的邏輯具有多義性、模糊性和非縝密性。因而，要特別關注人物形象“態式”與其他輔助表現手段、表意語符的配合，在多因素的相互確證、相互表征中，去提高電視文化的思想感染力和邏輯明晰性，以有效地貫徹電視作品的中心觀念。
　　其二，具象語符與抽象語義的關系。
　　除了人物形象“態式”之外，電視文化中的具象語符還有事件狀態、場景，以及由光、影、聲、色、圖等可視可聽因素構成的感性形象成分。這些非嚴格語言意義的語符，其強大的表征力量、闡釋功能，源于其中含蘊的抽象語義。它們屬于象征語言體系。象征物和被象征物，是語符與語義的關系，又是喻體與本體的關系。這里，不存在單向賦予現象。語義生成語符，語符亦生成語義；本體塑型喻體，喻體亦訴求本體。比如，色彩語符中的紅色，是太陽、火、鮮血的本色，它在傳統文化中，演繹為夏季、南方、炎熱、喜悅、歡笑、節慶的意義符號；而在現代文化中，則進一步引申為欲望、熱情、積極、激烈、血性、生命力、競賽、戰斗、革命、進取、向上、勝利、喜慶、吉祥、色情、危險等意義的符號。于是，在眾多影視作品中，有新婚場面的紅蓋頭、紅被面、紅喜字；有年節景象的紅窗花、紅對聯、紅燈籠；有生命力高揚的紅辣椒、紅高粱、紅腰鼓；有革命與勝利氣氛下的紅袖章、紅五星、大紅旗；也有《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隱喻著性專制的紅燈籠之明滅與取掛，等等。這種復雜色彩語言的運用，當是有一定邏輯規則的。電視文化及其圖像設計中，紅色之所以有如此豐富的語義，重要原因之一，是社會文化的意義世界對符號象征功能的邏輯延伸。電視文化邏輯力量的增強，也就往往體現為其形象語符的豐富和表征功能的更新與擴大。電視之圖像邏輯正涵蘊在邏輯語義對于形象化的邏輯語符的生成、組織與有效發揮之中。
　　其三，主題形象與從屬形象在表征語義中的互規定關系。
　　電視作品中的主題形象是作品中心理念的集中表達者。它不但要求其他非主題形象的邏輯所指在意義方面向自身靠拢，而且，它像一束普照的光，使其他事物的形象及其意謂都染上它的色調，從而，使電視作品的圖像意謂形成一種邏輯的“綜合”，主題的意義得以突現出來。但電視命意這種主從關系的處理，不是隨機實現的。電視圖式中，圖像的能指因素，與其指謂的事實成分具有多義性，中心命題因素與一般命題因素的依屬關系具有間接性和隱曲性，它們需要創作者實行理性與藝術的組織，才能彼此模合、相得益彰。因此，電視文化邏輯的形象化表達，不能不在主題形象上大費功夫。為了把主要形象塑造好，貫徹作品的中心理念，電視創作者往往要動用各種形象化手段，烘云托月，使主要形象立起來。而這一烘托的藝術手法，從文化的語義邏輯來講，則是要處理好圖像符號一般的能指與具體的所指，主要形象能指、所指之宏旨與次要形象能指、所指之含意，圖像因素之屬概念與種概念、概念之同屬與種差、內涵與外延等方面的復雜關系，實現作品主題思想的形象化綜合。這樣，才能使各個形象表征的意義，向主要形象的語義、內涵集中，以建構作品的主導形象和生動畫面，形象鮮明地表現作品的主要思想。
　　其四，形象語符的運用與語境經營的關系。
　　語境，是語言活動的環境，它由言說活動的背景和處所、言說者的角色關系、言說的上下文聯結、言說者交流的內容以及言說的社會、文化氛圍等因素構成。在語義邏輯關系中，語境制約著語詞的采用、色調、意謂，制約著人們的言語方式和對言說內容的理解。一個詞的意思，會因為它從不同的人口中說出，以不同聲調說出，在不同的環境中或在不同的上下文關系中出現，而有不同的意謂。詞的每一個意謂僅僅是特定語境中意義區的具體劃界。電視文化是一種高語境交流活動，語境是各類圖像因素的基底，對于人物、事件、場景等形象的面貌和意謂的展示，以及受眾對它們的理解，意義極大。把電視“文本”的邏輯語義變成視聽形象，首先要特別關注語境即情境的塑造及其對形象語符之選用與編配的要求，要在特定語境下，以特定的方式賦予各類人物、事物之形象以特定內涵及其語義聯系，才能使電視圖畫及其推移成為一個有序的系統、可理解的系統。如果說，每一形象或每一形象的動作是電視思維中的一個“概念”，那么，依照電視語境對形象的塑造、組織和安排，則意味著它們是邏輯思維中的“判斷”和“推理” 。“判斷”由概念亦即由眾多形象或形象的運動構成，它們成為電視語境的有機構成和具體體現。而“推理”，作為形象群的運動或形象關系的動態呈現，則如同邏輯思維中 “判斷”的運動，它形成完整的觀念和思想，從而構成整個語境的意謂或某種意謂的完整語境。由此可見，在電視文化的圖像邏輯中，形象與意境、言說與語境具有一種互生成、互規定的關系。乃至可以說，每一圖像的創造和轉換，既是言說又是語境，在言說中造成語境，在語境中進行言說。如果不能讓人們在電視的收看中，通過視聽刺激產生親臨其境、感同身受的體驗，那電視的圖像及其語義，則是根本無法理解的。此為電視文化的邏輯之所以是情境邏輯的語義學根據。因此，電視這種語符簡要、符碼多樣、語義隱曲的文化，特別要求人們在對圖像進行意匠經營的同時，還要經營和控制好每一言說的語境，以增強作品命意的豐富性、準確性和可接受性。
　　
　　
　　
求索LL長沙77～80G0文化研究胡瀟20022002作者認為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分別以語言和圖像對事物進行“邏輯”模寫，但它們的邏輯圖式不同。印刷文化貫徹的是文本的邏輯，它以字詞、語段、章句之結構與演繹的方式，經過一系列的概念、判斷、推理活動去實現邏輯的操作與表達，其認知構建是嚴密的、高度有序而抽象的。電視文化的邏輯則是生活情境的圖像化邏輯，其邏輯基底是日常生活，其邏輯內涵是活動情境，其邏輯語符是真實形象。它通過恰當地處理人的活動的“態式”與“向式”關系、情境的具體語符與抽象語義的關系，以及主題形象與從屬形象的關系，實現能指與所指的邏輯統一。由于兩種文化的邏輯圖式不同，它們在負載文化、傳達信息、媒介認知的過程中各有不同的特點與意韻，構成對人們的思想認識之不同的制約。這是研究文化認識論值得深深關注的哲學問題。印刷文化/電視文化/邏輯圖式作者：湖南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湖南，長沙，410081 作者：求索LL長沙77～80G0文化研究胡瀟20022002作者認為印刷文化與電視文化分別以語言和圖像對事物進行“邏輯”模寫，但它們的邏輯圖式不同。印刷文化貫徹的是文本的邏輯，它以字詞、語段、章句之結構與演繹的方式，經過一系列的概念、判斷、推理活動去實現邏輯的操作與表達，其認知構建是嚴密的、高度有序而抽象的。電視文化的邏輯則是生活情境的圖像化邏輯，其邏輯基底是日常生活，其邏輯內涵是活動情境，其邏輯語符是真實形象。它通過恰當地處理人的活動的“態式”與“向式”關系、情境的具體語符與抽象語義的關系，以及主題形象與從屬形象的關系，實現能指與所指的邏輯統一。由于兩種文化的邏輯圖式不同，它們在負載文化、傳達信息、媒介認知的過程中各有不同的特點與意韻，構成對人們的思想認識之不同的制約。這是研究文化認識論值得深深關注的哲學問題。印刷文化/電視文化/邏輯圖式

網載 2013-09-10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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