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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蘇俄與波蘭簽訂的里加條約及其歷史意義，我們過去研究得很不夠。實際上，里加條約的歷史重要性要超過１９１８年蘇俄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里加條約不僅為蘇聯的發展贏得了２０年的和平邊界和國際環境，而且暫時結束了極其有害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次失敗的嘗試，意義深遠。
　　　　一、“世界革命”的內涵
　　“世界革命”思想和實踐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固定含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行動的現象，這就是：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只能是多國的共同歷史進程，特別是要有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革命的保證；二，一國可以而且應該向別國輸出革命；三，輸出方式一般是暴力的，或者至少是以暴力為后盾的政治行動；四，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體制必須服從于暴力輸出革命。
　　“世界革命”不是一般地指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為了階級利益而采取的聯合行動或建立的聯合組織，而是特指直接以暴力或武裝實力為后盾向別國輸出一國社會主義模式的政治行為。
　　“世界革命”思想及實踐，不是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從來沒有肯定地說，無產階級革命必然采取唯一的暴力途徑或形式。他們至多只是認為，這種革命采取什么途徑要看一國的具體條件。馬克思肯定過巴黎公社起義，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的延續，在１８７２年他又說過：“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象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１）Ａ］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對１８４８年歐洲革命高潮進行了反思，認為，１８４８年以后資本主義這個基礎“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他向各國工人階級提出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的問題，“因為這里斗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性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２）Ａ］
　　恩格斯之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發展是它傳入了世界的東方，首先是傳入俄國并同該國實際相結合。普列漢諾夫本來是第一個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但是他把握不住俄國的具體國情，因此他只能停留在空談的水平上。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的崛起，標志著俄國乃至東方無產階級革命具有兩個全新的特點：一，要想推翻半封建的專制制度，只能實行暴力革命；二，領導這一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只能是“秘密的”“革命家的組織”，而不可能是議會黨。列寧在１９０２年寫的《怎么辦？》和一系列其他著作里反復論述過這一切。與此同時，直到１９１４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還一貫捍衛俄國革命的另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這一革命第一階段的性質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點在他１９０５年寫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１９１３年起草的黨的決議里，都有詳盡的論證。但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列寧以及西方一些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開始出現變化。當時的客觀現實是，進入壟斷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大戰就是這一危機的總表現。對此，列寧在１９１６年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里作了科學的分析。大戰極大地激化了參戰國無產階級及勞動群眾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事實。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１９１７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后，列寧把“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上升為“已經開始的世界工人革命萬歲”和“正在興起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１）Ｂ］同年，十月革命的勝利，無疑是加強了列寧的這一思想。在起義獲勝第二天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列寧是以“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的口號結束自己的報告的。［（２）Ｂ］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這里談的還僅僅是“思想”而已。因為，列寧在關注“世界革命”的同時，實際上一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衛和發展俄國革命的勝利成果上。１９１８年３月，當大戰正酣的時候，也就是說，在世界性的階級矛盾毫未緩解的時候，正是列寧而不是別人，不怕孤立，頂住壓力，艱苦地、逐個地爭取俄共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反對派即“左派”共產主義者及“不戰不和”派，終于獲得較多票數（７：４，另有４票棄權），通過了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決定，這才使新生的蘇俄政權得以保存下來。
　　列寧力主不惜一切代價簽訂對德和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就在同年１１月，隨著德國投降，條約也就被宣布作廢了。可是“世界革命”派及其思潮卻并未因此而消失。１９１８年３月，他們在最后表決布列斯特和約方案時，投贊成票（例如，季諾維也夫）或棄權票（例如，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只是出于不得已，別無選擇罷了。當時，前帝俄軍隊已經完全癱瘓，毫無戰斗力，而新的工農紅軍尚未組建，所以才有身居要職的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俄共中央執行局－－“四人小組”成員之一、在布列斯特主持談判的第一把手）擅自在對德談判中堅持“不戰不和”怪誕現象。不戰，因為實際上已無力再戰，不和，則是因為他們一直還把希望寄托在歐洲，特別是德國很快爆發革命上，他們認為，那樣一來，德國就會不戰自潰。［（３）Ｂ］至于當時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們不惜犧牲蘇維埃政府，只求一搏，以喚醒歐洲革命，就更是無意義的冒險了。
　　真正使“世界革命”派遭受到第一次挫折并對俄共路線產生重大影響的，是１９２０年紅軍進攻波蘭及隨之而來的１９２１年蘇波里加條約的簽訂。從布列斯特和約到紅軍攻打華沙，發生了兩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大事：一是１９１８年協約國（已不包括蘇俄）對德奧同盟大獲全勝以及１９１９年６月凡爾賽和約格局的確立；二是１９２０年的蘇俄已是今非昔比，紅軍已經從最初的非正規化的幾十萬人壯大到５００多萬人，連續戰勝了外國干涉軍和國內白衛軍。具體些說，盡管美、英、法等戰勝國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世界利益新格局已經開始形成，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共產國際為代表的“世界革命”的勢力也在成長，中心當然是在蘇俄。這一時期，蘇俄國內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體制，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統一的“兵營”。這既是為了自衛，也為“輸出革命”創造了條件。俄共黨內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為首的“世界革命”派別更加壯大了。這一派別更由于在１９１８年討論布列斯特和約時搖擺不定的斯大林［（１）Ｃ］的加入，而大大地強化了。１９２０年，正是斯大林聲望日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領導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向華沙進軍的前線主力部隊指揮者之一－－西南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時候。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體制的主要特點有四：一，在至關重要的農民問題上，以１９１８年２月發布的《關于土地社會化》法令取代了十月革命后通過《土地法令》，鼓勵成立大型的國營農場和農業公社，實行余糧收集制，從而使中農和個體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發生動搖；二，加速實行大、中、小企業國有化，禁止私人交易；三，從１９２０年春開始實行全民勞動軍事化；四，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均須服從于戰爭需要。對歷史上這種體制第一個稱之為“戰時共產主義”的人，正是托洛茨基，這是完全符合他這一派人的主張的。應該說，這一時期，在局部的國際形勢中，“世界革命”的思想似乎也得到了證實。１９１９年，匈牙利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但僅存在了１３３天，斯洛伐克也出現了三個星期的蘇維埃政權，德國的巴伐利亞蘇維埃政權存在了兩個星期。１９１９年以前，芬蘭、愛沙尼亞、波蘭都曾出現過按照十月革命模式的起義，但都在國際反革命勢力的參與下，被扼殺了。蘇俄工農紅軍一直忙于國內戰爭，無暇對外。但是到了１９２０年春，情況就大不一樣了。１９２０年１月，協約國不得不解除對蘇俄的封鎖，其最高會議承認了必須準許同蘇俄交換商品。但是就在同年，波蘭和烏克蘭彼特留拉民族主義軍隊結盟，聯軍席卷烏克蘭，占領了首都基輔。６月，俄軍開始反攻，７月底，俄軍推進到原波蘭國界。按說，紅軍應該到此為止，因為多年的戰亂已使蘇俄經濟陷入了極端的困境。可是，在俄共當時的指導思想下，這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即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取得勝利，但是，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在象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取得成功，答案還是否定的。１９１９年，俄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綱，占主導地位的思想仍然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向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前進”。［（２）］同年７月，在紅軍全力向華沙進軍的時候，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告世界無產者書－－《蘇波戰爭》，談到了這次進軍的目的：“如果在紅軍的打擊下，白衛波蘭垮臺，波蘭工人奪取政權，那么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的工人就會更容易地擺脫剝削者而獲得解放，英國和美國的工人也就會緊隨其后。”［（３）］當時，更大的希望是寄托在凡爾賽和約的最大受害者－－戰敗國德國的革命上。《共產國際二大宣言》中說：同蘇維埃俄國結為一體的蘇維埃德國將會比全部的資本主義國家加在一起還要強大！……在蘇俄沒有成為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一環之前，國際無產階級是不會刀槍入庫的。”［（１）Ｄ］１９２０年６月，進軍波蘭的主力部隊－－西線司令圖哈切夫斯基簽署的作戰命令中說：“我們將用刺刀把幸福與和平帶給人類勞動者。前進，向著西方！”［（２）Ｄ］托洛茨基時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這次武裝輸出革命的軍事總負責人。他向俄共中央保證：８月１６日他不僅能夠拿下華沙，而且能夠拿下格但斯克，以便切斷協約國對畢爾蘇斯基軍隊的武器供應。他還說華沙城下的紅軍后方不在蘇俄，而在前面，在德國。［（３）Ｄ］正是在這種氣氛的籠罩下，參加共產國際二大的代表們都激動地期待著紅軍會一路打到柏林、維也納、羅馬、巴黎……［（４）］
　　“世界革命”思潮這時為什么會如此強勁？除了有理論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之外，對歐洲革命形勢估計過高，也是重要的原因。原先以為，只要紅軍打過去，武裝起義就會到處“開花”，群眾將起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為此，１９２０年夏在波蘭成立了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革命委員會，另對加里西亞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給予大力支持，［（５）Ｄ］這都是在為奪取波蘭政權作好準備。
　　　　二、兵敗華沙和第九次黨代會
　　但是就在華沙城下，紅軍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潰敗１００多公里。波蘭軍隊于８月中旬開始反攻，冬季決戰迫在眉睫。同年９月２２－２５日，俄共召開第九次代表會議，討論俄波戰爭及簽訂和約一事。
　　不能低估這次黨代會對俄共轉變指導思想及內外政策的巨大影響。
　　會上辯論十分激烈。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加米涅夫、庫恩·貝拉（１９１９年曾任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１９２０年任蘇俄南方戰線軍事委員會成員）、布哈林等人為代表的多數派，堅持認為紅軍在波蘭的失敗僅僅是戰術問題，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相互指責和推卸責任，就很典型。在這一派人中，最活躍的要數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了。托洛茨基主張，在打敗仍盤踞在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白衛軍之后使紅軍“完全放開手腳，使之成為一支國際行動力量”，至于同波蘭媾和問題，他主張“讓外交人員到里加去，讓紅軍到華沙去”，［（６）Ｄ］實際上是他１９１８年不戰不和政策的翻版。加米涅夫則提出“再出擊一次”，說：“第一次沒有成功，下一次就會成功”。［（７）Ｄ］斯大林的立場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反復強調俄共中央決定進軍華沙是“絕對正確的”；［（８）Ｄ］另一方面，他又承認，波蘭居民并不支持紅軍，波蘭革命委員會組建的地方民警，卻變成了游擊隊，并掉轉槍口反對紅軍；波蘭炮兵戰斗到最后一發炮彈；波蘭游擊隊炸毀道路和橋梁。［（１）］
　　以拉狄克（中央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書記）、波魯揚（西線集團軍委員）、尤烈涅夫（西線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進軍參加者）、霍多羅夫斯基（西伯利亞局書記）等人為代表的少數派，則發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見和建議。霍多羅夫斯基堅決反對再次進軍，他詳細地列舉了蘇俄已經疲憊不堪，民不聊生，對俄共的不滿正日益增長，對進軍波蘭尤為反感，農村面臨饑餓，城市面臨罷工……總之，他主張“盡快媾和。”［（２）Ｅ］最為激烈的是拉狄克。他回顧了俄共中央在決定是否向華沙進軍時，是猶豫不決的，只是在托洛茨基做出保證以后，才最后下了決心，但拉狄克明確地說，“決定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中歐的關系沒有成熟到發動革命的程度”。［（３）Ｅ］接著，拉狄克說，既然布哈林說不能期待德、法革命，那么為什么還要蠻干！？［（４）Ｅ］波魯揚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受到波蘭無產階級積極有效地支持，我們沒有看到波蘭工業無產階級……我聲明，波蘭軍隊（指畢爾蘇斯基軍隊）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因此，波蘭工人浸透著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并且在這支軍隊中起著巨大作用。”［（５）Ｅ］尤烈涅夫則批評托洛茨基執行的是冒險主義政策。［（６）Ｅ］　
　　其實，最為引人注目的還是列寧的態度。在這次會議上他極少發言，但他聚精會神地傾聽著兩派的辯論。可以說，紅軍在華沙城下的潰敗，使他已經開始的思想轉變，更快地趨于成熟。
　　早在１９２０年春的４－５月間，列寧就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這部著作有兩個重要思想是我們過去重視不夠的。一是，列寧認為，各國革命必須從各國實際出發，不可照搬蘇俄模式；二是，對凡爾賽和約必須采取“妥協”的態度。［（７）Ｅ］在黨代會上，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他都有發展。關于第一個問題，他引用波蘭小資產階級、富裕農民（其實也包括工人階級的多數和波蘭農民）的話說：“挽救華沙和波蘭的不是協約國而是愛國主義熱潮”；［（８）Ｅ］關于第二個問題，列寧論證說：“我軍逼近華沙這件事無可爭辯地證明，以凡爾賽和約為基礎的帝國主義整個體系的中心就在華沙一帶。”［（９）Ｅ］現在，不知為什么、列寧關于這場辯論的總結發言以及列寧作過重大修改的蘇俄宣言，［（１０）Ｅ］后來一直沒有收入《列寧全集》。除了向會議宣讀蘇俄和平宣言草案以外，列寧在發言中還批評了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強調說，“明確地估計力量對比、認真地檢驗正反兩方面的事實，都是必要的。”［（１１）Ｅ］
　　宣言草案實際上是滿足了波蘭的全部領土要求。對此，反對派竟沒有再說什么，這說明，盡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滿嘴革命詞藻，“你左我比你還左”，但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再打下去，必敗無疑。果然，方案一經提出，當天，即９月２２日便獲通過，次日，獲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２４日，由蘇俄談判代表團在里加向波方宣布，１０月，簽訂停戰協定。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正式簽訂里加條約。按照條約規定，白俄羅斯約一半領土及４００萬居民、整個西烏克蘭及１０００萬居民均劃歸波蘭，蘇俄西部邊界距明斯克僅３０公里。
　　當然，關于里加條約簽訂的前前后后，檔案材料還有待于進一步披露和發掘。例如，除了第九次黨代會上的辯論情況已有案可查之外，我們對列寧如何說服俄共中央多數成員，并不十分清楚，但據蔡特金回憶錄可知，說服工作是很艱難的，列寧就對她說過：“您知道嗎？跟簽訂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約時一模一樣，同波蘭媾和一開始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我經歷了一場最殘酷的戰斗，因為我是贊成接受媾和條件的，毫無疑問，這些條件對波蘭十分有利，而對我們則是很沉重的。”　
　　　　三、條約的簽訂和蘇俄內外政策的變化
　　里加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世界革命”思想和實踐已經告一段落。它孕育著蘇俄內外政策的一系列深刻變化。
　　在國內政策方面，蘇俄必須放棄服務于國內戰爭，特別是“世界革命”目的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即放棄軍事化體制，使國內生活徹底轉軌到和平建設上來。同波蘭的戰事終止后，紅軍就有了可能立刻解決國內最后一支反革命武裝－－割據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白衛軍。接到勝利戰報的第二天，列寧就提出：“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開采更多的煤炭……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２）Ｆ］任務是明確地提出來了，但是當時還不清楚通過什么途徑完成這一任務。此后，列寧開始了緊張的調查研究工作。他不斷地找人談話，頻繁地接見各地的代表，特別是農民代表，廣泛地聽取意見。１９２１年２月，他向政治局提出了廢除余糧收集制，代之以糧食稅，允許農民完稅后自由出售產品的建議。３月，俄共十大上，新經濟政策正式出臺。又經過了一年的實際探索，到了１９２２年俄共十一大時，列寧就充滿信心地強調說，新經濟政策是蘇俄“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真正途徑”和“唯一方法”。［（３）Ｆ］這期間，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在俄共黨內論戰中，列寧堅決反對托洛茨基“擰緊螺絲釘”的理論。這標志著，在理論和實踐上列寧已經初步解決了符合俄國特殊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
　　對外政策開始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國際共運路線的變化，二是外交路線的變化。關于國際共運路線，最突出的問題是，要不要與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它的左派尋求有原則的妥協？早在進軍華沙之前，列寧在１９１８年參加布列斯特和約辯論時，接著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就提出過這一想法，在１９２０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又有所發展。但從共產國際二大（１９２０年７－８月，正是進軍華沙的高潮時期）的《宣言》看，尋求妥協的思想完全沒有受到重視。１９２１年夏，共產國際三大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路線，但是已經出現了某些積極跡象。早在１９２０年俄共第九次黨代會上，列寧就說：“對波蘭的戰爭，確切地說７－８月的戰局，使國際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１）Ｇ］但國際三大設想改變的還只是策略而已。列寧在大會上明確地說，由于“運動并沒有象我們期望的那樣直線地進展”，結論是：“我們必須利用這一短暫的喘息時機，使我們的策略同歷史的這種曲折發展相適應。”［（２）Ｇ］會上，列寧反對庫恩·貝拉等人的“進攻理論”，態度更堅決、更明朗了。而在三大以后，列寧多次提出并親自指導了與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３）Ｇ］１９２２年１１－１２月，共產國際四大曾經邁出過重大的一步。大會確認了統一戰線的必要性，直至承認社會民主黨主張的“工人政府”是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形式，大會還向其他兩個國際及海牙和平大會發出公開信，建議采取一致行動，實際上，統一戰線問題已經從個別策略上升為戰略路線了。
　　也就是在這個月份里，以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為團長（原定團長為列寧本人）的龐大的蘇俄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戰后一次大型的國際會談－－熱那亞會議，會議襄括了２９個歐洲國家、英國５個自治領，美國派了觀察員。蘇俄參加會議本身就是有歷史意義的事，特別是會議期間蘇俄與德國單獨簽訂了拉帕洛條約，取得了突破資本主義經濟封鎖的決定性的巨大勝利。這是蘇俄決定接受凡爾賽格局，轉入和平外交后的關鍵的一步。用拉帕洛條約打開了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開展正常交往的道路。
　　這一時期列寧的病情已是日漸嚴重，但他并沒有停止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列寧在哥爾克養病期間，同他談話最多的俄共領導人是布哈林。［（４）Ｇ］后者在１９２９年發表的《列寧的政治遺囑》中轉述了這些談話的主要內容：一，德國沒有象原來想象的那樣被戰勝國不斷地“啄食”下去，而是在美國的“金雨”下站起來了，盡管它還有很大的困難；二，戰勝國法、英、美、日以“讓步”（８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病殘勞保、婦女參選、擴大工會權利、增加戰爭撫恤金等）取得了某種“社會和平”；三，東方（中國、印度等）革命運動日臻成熟，占了世界人口的多數；四，東西方漸趨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矛盾在增長；五，帝國主義同民族革命運動的矛盾在成熟；六，帝國主義同蘇俄的矛盾也在成熟。此外，列寧還講了一個重要思想：下一次革命高潮必然是同大戰聯系在一起的。［（５）Ｇ］所有這一切匯集到一點，那就是，蘇俄必須努力把自己的經濟建設搞好，列寧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競賽已經轉為社會經濟、勞動生產率的競賽，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見《論合作社》）建設的競賽了。可以說，列寧全部的“最后的書信和文章”，都貫穿著這一思想。他曾私下對克拉拉·蔡特金氣憤地說過：“關于世界革命的議論，已經夠了……”［（６）Ｇ］列寧在１９２２年４月俄共十一大上論戰說，新經濟政策“不管是馬克思還是哪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未預見到這一點。所以不應該向后看。”［（１）Ｈ］這里，列寧說的都是一個意思。
　　　　四、列寧病危和逝世以后
　　１９２３年，趁列寧病危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斯大林的默許下，決定再次向國外輸送“世界革命”，這一次是向德國，因為據說那里時機已經成熟。他們甚至確定了起義勝利日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為此，在蘇俄大規模動員了德族居民和講德語的其他族人，有組織地潛入德國。為了給這些人購買武器，花掉了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兩年積攢的全部黃金儲備。以皮達可夫、克列斯廷斯基（蘇俄駐柏林全權代表）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革命委員會，本想使起義遍地開花，但結果德國工人的表現令人大失所望。除了漢堡一地之外，各地均無動靜。在漢堡，臺爾曼領導的突擊隊也僅僅占領了幾個區段，堅持了３天而已。［（２）Ｈ］
　　這次行動失敗之后，季諾維也夫立刻（１２月份）寫了《德國事件的教訓和統一戰線的策略》一文，他不僅肆無忌憚地為“世界革命”派的左傾冒險行為進行辯護，而且開始修改共產國際四大確定的正確路線。他說：“最近幾個月來，在德國發生的事件同樣清楚地表明，與實行統一戰線策略有關的危險　性又是多么巨大”，“現時‘左派’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要比謝德曼和艾伯特（按，二人均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在政權中任要職）之流更危險。在現時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中最危險的敵人就是所謂的‘左派’社會民主黨。”［（３）Ｈ］１９２４年１月，列寧逝世。４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宣布：“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主要打擊方向是孤立第二國際各黨，這些黨是和帝國主義妥協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４）Ｈ］同年９月，他在《論國際形勢》一文中說，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不是死對頭，而是雙生子。”［（５）Ｈ］１９２９年７月，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直接影響下再次認定，社會民主黨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一直到１９３５年七大時，這一錯誤路線才得到局部糾正，重新承認有必要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建立統一戰線，但為時已晚了－－德國法西斯已經羽翼豐滿。到１９３９年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時，在國際上，不僅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統一戰線無從談起，而且連共產黨也有些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至于蘇聯的國內政策路線，到二十年代末也重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也隨之被拋棄。這一切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歷史教訓。
　　　　 〔本文作者姜長斌，現為中央黨校教授。〕
　　［（１）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簡稱《馬恩全集》），第１８卷，第１７９頁。
　　［（２）Ａ］　《馬恩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３頁。
　　［（１）Ｂ］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２９卷，第７０、９２頁。
　　［（２）Ｂ］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３卷，第３頁。
　　［（３）Ｂ］　《蘇聯共產黨歷史》（истрн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Ηаротной Советсково союза），第３卷第１分冊，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第５２６頁。
　　［（１）Ｃ］　參見《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３卷，第３８０－３８１頁。
　　［（２）Ｃ］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６卷，第１１８頁。
　　［（３）Ｃ］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Вневятое коференция рки(Б),Πротсколий），莫斯科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３頁。
　　［（１）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速記記錄》，第３５４頁。
　　［（２）Ｄ］　《檔案披露的秘密》（Архмы раскрывают таны…），莫斯科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２頁。　　
　　［（３）Ｄ］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６、５７頁。
　　［（４）Ｄ］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２頁。
　　［（５）Ｄ］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４頁。
　　［（６）Ｄ］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３、５６頁。
　　［（７）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７５頁。
　　［（８）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６１頁。
　　［（１）Ｅ］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５頁。
　　［（２）Ｅ］　詳見《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５５－５６頁。
　　［（３）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３５頁。
　　［（４）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５１頁。
　　［（５）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４５頁。
　　［（６）Ｅ］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６頁。
　　［（７）Ｅ］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１、５５頁。
　　［（８）Ｅ］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９頁。
　　［（９）Ｅ］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７、２７９頁。
　　［（１０）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７９－８１、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８－２９０頁。
　　［（１１）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３７２－３７３頁。
　　［（１）Ｆ］　《回憶列寧》（ноен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莫斯科１９６９年版，第５卷，第１９頁。
　　［（２）Ｆ］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４０７頁。
　　［（３）Ｆ］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４３卷，第７３頁。
　　［（１）Ｇ］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６頁。４０３、４３４－４３５頁；第４３卷，第４０－４１、４８－４９、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４－１４６頁。
　　［（２）Ｇ］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４２卷，第４０、４１頁。
　　［（３）Ｇ］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４２卷，第２９４、３０５、４０２頁。
　　［（４）Ｇ］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７１頁。
　　［（５）Ｇ］　以上見《布哈林選集》（Е·Бухарин·Изорминыс Πротсведение），莫斯科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２４頁。
　　［（６）Ｇ］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７１頁。
　　［（１）Ｈ］　《列寧全集》第２版，第４３卷，第１１４頁。
　　［（２）Ｈ］　《檔案披露的秘密》，第６４－６５頁。
　　［（３）Ｈ］　季諾維也夫：《論共產國際》，北京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０５、３１１頁。
　　［（４）Ｈ］　［（５）Ｈ］　《斯大林全集》第６卷，北京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４、２４６頁。
　　
　　
　　
世界歷史京025-032K5世界史姜長斌19951995 作者：世界歷史京025-032K5世界史姜長斌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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