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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蘭芳、周信芳誕辰１００周年紀念活動即將隆重舉行，這次活動所以這樣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受到文化主管部門及廣大文藝界同志們的關切，我想不止是對這兩位藝術大師的緬懷與崇敬，不止是對他們在我國戲曲事業上創建的不朽功績的表彰，不止是促使我們努力對這一寶貴藝術遺產的繼承與發揚；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一活動對我們今天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將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戲劇事業進一步發展。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樣適用并指導著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戲劇文化。這種戲劇文化具有中國特色因為它是植根于中國社會土壤，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又根據時代潮流與戲劇規律有所發展與創新，它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因而也更具有廣泛的世界性。梅蘭芳、周信芳之所以能獨樹一幟形成各有自己特色的藝術流派，為京劇藝術開創了新時期，就是因為他們自覺地刻苦地學習了傳統戲曲藝術，深入傳統戲曲又突破了傳統戲曲，使老傳統獲得新生機，他們是京劇的一代宗師，又是傳統戲曲　推陳出新的代表人物。周信芳在京劇改革中的事跡是戲劇界熟知的。我想在這里介紹一點作為革新家梅蘭芳的某些史實。
　　一個忠誠的藝術家要忠實于自己的藝術必然忠實于自己藝術服務的對象—一觀眾、群眾，和自己藝術產生的土壤——時代、社會。梅蘭芳在他藝術發展的道路上，愈趨向成熟，愈明確地樹立了自己的藝術觀。１９１４年，他第二次去上海演出后，就開始了向既定目標的執著追求。他說：“上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了解了戲劇前途的趨勢是跟著觀眾的需要和時代而變化的。我不愿意還是站在這個舊的圈子里不動，再受它的拘束，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尋求發展。我也知道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可是我已下決心放手去做，它的成功與失敗，就都不成為那時腦子里所要考慮的問題了。”用今天的話來說，梅蘭芳下定決心不計成敗去追求的目標，一是藝術的群眾性，一是藝術的時代感。這就是他的藝術觀。
　　梅蘭芳藝術的群眾性突出地表現在他時刻把藝術創作同觀眾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用他的話說，就是“借用觀眾鑒別精、粗、美、惡的言論，來增強自己的鑒別力。”由此出發，梅蘭芳在藝術改革上的態度是大膽而慎重，從移步到換形。他改一句臺詞，總要注意新詞與老詞的統一性，以免新詞與老詞不協調；他改一段唱腔，總要考慮觀眾的欣賞習慣，以免把觀眾向來熟悉的好腔輕易改掉。他認為：“積累了許多次的修改，實際上已跟當年的老樣子大不相同了。可是觀眾呢？在我逐步修改的過程中，無形地也就看習慣了。”他既是這樣　尊重觀眾的欣賞習慣，尊重前人的藝術積累；又是這樣要求自己在演出中不斷改革、創新。戲劇演出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每次演出都應該是一次新創造，這樣每次演出才具有藝術生命力。他在不斷進取和改革的藝術實踐中，對京劇藝術的表演、唱腔、化妝、服裝、舞美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把京劇的美學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梅蘭芳就是這樣一位嚴格掌握京劇藝術規律，在不斷總結經驗中踏踏實實前進的革新家。
　　梅蘭芳藝術創造中的時代感也是鮮明、突出的。我們可以從他不斷更新的演出劇目中，感受到跳動的時代脈搏：《孽海波瀾》中解放婦女的呼聲；《宦海潮》對清末官場里黑暗的無情揭露，掀動著辛亥革命的民主波濤；《生死恨》中韓玉娘的悠悠恩怨；《抗金兵》中梁紅玉的擂鼓奮進，卷動著國難當頭、御侮殺敵的滾滾風云。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梅蘭芳以６５歲的高齡，還演出了新劇目《穆桂英掛帥》，“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正是梅蘭芳愛國主義熾熱心聲的傾吐。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梅蘭芳藝術觀中，是非愛憎是多么鮮明，愛國熱忱是多么高漲，這也是梅蘭芳得以敏銳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重要內因。當前，我們的國家正處在歷史性的重要變革時期，新時代同樣要求我們與時代相適應的新劇目，梅蘭芳這種與時代一同前進，不斷更新自己上演劇目的精神，不是對我們也很有啟發嗎？
　　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僅表現在梅蘭芳的藝術觀中，也表現在他的人生觀中，我不想重復大家熟知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梅蘭芳蓄須明志的故事。前些時讀到梅紹武寫的《梅蘭芳在香港》一文，其中描寫的這樣一段經歷，也是頗令人感動的：在日軍占領香港時期，梅蘭芳深居簡出，避免侵略軍的糾纏，但終究被日軍發現。一天，一個叫黑木的日本便衣突然闖進了梅家，說日軍司令要見梅蘭芳，問何時有空，他陪梅蘭芳一同去見。在那個年月里，被日軍司令召見大多兇多吉少，何況梅蘭芳已經決心不為日本侵略者演出，抱定這樣的態度去見日軍自然要冒很大的風險。但此時梅蘭芳毫無懼色，鎮定自若，當即去臥室取衣帽，回答：“我現在就可以去。”當時，一位住在他家的客人追上去悄悄問他：“你怎么就能這樣輕率地跟他去，難道一點不害怕嗎？梅蘭芳回答：“事已如此，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還怕什么？”這種不懼生死安危的堅定氣概，可能是有些對梅蘭芳平日待人謙恭和藹的風度深刻印象人的所想象不到的，然而，并不矛盾，這兩種不同的氣質、風度統一在梅蘭芳愛祖國愛人民的性格之中。愛國主義不是沒有具體內容的，梅蘭芳的愛國主度除了一般的內容而外，更重要的，在他心目中，祖國同他的藝術分不開，祖國的生活與藝術培養了他，他由衷地熱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之中，奉獻給祖國和人民，在祖國和人民遭受危難的時候，面對侵略者的威脅利誘，表現出這種生死與共、大義凜然的正氣是必然的。
　　在中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必然走向共產主義。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幸福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上海解放前夕，梅蘭芳接受了地下黨的意見，毅然選擇了跟隨共產黨的道路。建國以來，在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指引下，戲曲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梅蘭芳說的，他感到自己的藝術生命“找到了真正的歸宿。”他說：“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從我切身體驗中，體會到黨的光榮、正確和偉大，體會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中國人民真正的翻身，更不會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偉大前途。”梅蘭芳正是在這種樸實、真誠、堅定的信念鼓舞下，到工廠，到農村，到邊疆，到前線去演出，全心全意以他的藝術為人民服務，滿腔熱情地為人民的戲劇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終于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梅蘭芳和周信芳的生活道路和藝術道路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社會主義戲劇事業的貢獻，對戲劇藝術的不斷追求、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是相同的。這種梅蘭芳精神，這種周信芳精神，正是今天有志于振興中國戲劇事業的同志們應該努力學習與發揚的，這也許是今天紀念梅蘭芳、周信芳１００周年誕辰的現實意義之一。
　　
　　
　　
中國京劇京010-016,022-026J5戲劇、戲曲研究趙尋19951995 作者：中國京劇京010-016,022-026J5戲劇、戲曲研究趙尋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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