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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Ｓ·施拉姆著　何祚康、張鈞編譯）
　　施拉姆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針對西方近年來詆毀毛澤東之趨勢，在１９９４年３月號《中國季刊》上對毛澤東作出全面評價。他認為，在２０世紀有影響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過毛澤東。雖然毛澤東受其他思想影響匪淺，但主要的還是馬列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施拉姆以較大篇幅談論了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但他認為毛仍然是一個對各方面都有極大影響的人物。他稱此文不是談論毛本人，而是談他對中國做了些什么。
　　他認為，首先，毛的所作所為是與中國的時代精神相符合。毛年輕時的性格與所追求的目標是在五四時期形成的，打有這個時期的烙印。五四在２０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都賦予中國的思想與政治主流以激進的性質。
　　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所關心的問題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青年所關心的，這就是在由列強統治的世界中保持中國的獨立與完整，為此要吸收導致西方強盛的知識與思想，同時又要保留中國傳統中有價值的東西。換言之，他謀求同時促進中國的“復活”與“文化變革”。開始時，毛認為可以不對現有秩序作實質性的改變就能達到這雙重目標。但不久，他得出結論，要拯救和更新國家，進行深刻的革命是其必要的前提。
　　１９１２年，他１８歲時發表的文章頌揚了商鞅。到１９１７年，他認為中國人有許多不好的習慣，思想太陳舊，但西方思想也不全對，也需要象東方思想那樣予以改變。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８年，他熱情地贊成一系列西方思想，包括他所說的“個人主義”與尼采的思想。然而，即使在五四時期最激進的時候，毛也不同意當時盛行的全盤西化的主張。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他在新民學會上說，應改造中國與世界，并認為改革是修修補補的辦法，應該進行大規模地改造，走俄國的模式。這時，他已全力投入為中國共產黨奠基的工作。這樣在尋求改造與更新時，他終于在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西方思想中找到了答案。
　　當然，毛不僅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個列寧主義者。在他對馬克思的理論有更多了解以前很久，就擁護列寧主義與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毛說法國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典范，而俄國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原型。毛得益于馬克思和列寧，但他得益于列寧和列寧的學生斯大林的程度又勝過馬克思。
　　雖然馬克思鼓吹暴力革命，但人們認為他主要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致力于解釋１９世紀在歐洲和美洲發生的巨大社會經濟變革所導致的必然后果，而不完全是個政治思想家。相反，列寧卻主要是一名技術人員，善于運用政治力量，加快革命的步伐，或在客觀條件還很不成熟的地方進行革命。馬克思親身經歷了１９世紀推翻歐洲王位的許多動亂，而列寧則僅有１９０５年不成功的俄國革命的第一手經驗。他生于馬克思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對普通公民改變自己生活的能力毫無信心。在列寧看來，需要的是在革命精英的嚴格指導下的有紀律的行動，以攫取政權并將俄國拉入２０世紀。毛對待政治的方法實質上與列寧的觀念相符。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毛最愛讀的是《共產黨宣言》，這本書，他讀了一百多遍。當有人問他，從這本書里，他學到了什么？他回答說，“階級斗爭，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當然他知道，馬克思認為，階級沖突植根于社會的經濟不平等。然而，當胡喬木在延安時期，想要引起他對《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的注意時，他卻對之毫無興趣（見施拉姆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與胡喬木的談話）。換言之，毛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在于對具體時期（特別是西方歷史上）的階級關系作詳細的分析，而在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是歷史的動力這一基本思想。
　　他在農村戰斗的２０年里，他的戰略是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之上的，即人的革命潛力主要不在于他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而在于他所受壓迫的程度。他還提出，對參加革命者的教育輔以思想灌輸和改造，就能改變人的客觀性質。這兩個觀念消弱了革命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聯系，從而使毛自己的從農村奪取政權的道路合法化。
　　至于政治結構，毛澤東是列寧的真正學生，他在２０年代就背叛了他年輕時的民主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在１９２４年１月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說一旦將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就會有巨大的危險。他后來（１９２７至１９４９年）戰斗的經歷并沒有使他變得更為寬容。這一時期毛不僅要反對國民黨和日本人以求生存，也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內反對派。不論是在１９３０年的福建事變，還是１９４３年延安的肅反中，毛對犯有反對他的罪過的人是毫不憐憫的。
　　毛的思想是一元化，這要靠所謂“群眾路線”來完成。這一政策的確是要將人民引入政治進程，以便激勵并改造他們。然而，這并不僅僅是群眾要求什么就做什么。雖然他是向人民征求意見的、但最終目的是要人民相信，領導人和黨認為對他們最好的也就是他們所需要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維持統一的工具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新國家除了鎮壓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人和幫助有幸成為“人民”的人改造思想而外，主要目的就是發展經濟，“建立社會主義”。
　　毛從馬克思那里接受的觀念是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摧毀而是完成由資產階級開創的工業革命。因此，要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致力于工業化和現代化，這二者已改變了１９世紀的世界，并將繼續改造２０世紀的世界。毛完全贊成“現代化”這個詞的含義，在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期間經常使用這個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毛一方面依靠１９４９年創立的“強大的國家機器”維持秩序，如果資產階級敢于反叛，就予以鎮壓；一方面又提出了在符合中國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經濟、社會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框架內進行改造和現代化的任務。這樣，國營與私營、計劃與市場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應該并存。然而，不久，毛自己就否定了這一過渡階段的理論，而使國家走上了一條蘇聯式工業化的道路。
　　幾年后，毛認為蘇聯模式的活力也不夠，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樣快速并激烈地進行改造。他說１９５５年的合作化高潮將一切牛鬼蛇神都掃除了。在經過一段根據《十大關系》的相對平衡發展后，他發動了“大躍進”。
　　２５年前，西方認為毛主要是一位共產主義的革命者。但現在，有一種趨勢，以中國傳統的眼光來看待毛的領導。毛的確從中國的過去學得統治的技術和統治者的秘訣，他象商鞅那樣謀求促進國家的富強。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迷戀所享有的特權和環繞他的光環。雖然我是第一個指出毛的這種思想，但目前流行的對毛的看法，即毛只不過是又一個皇帝，則又走得太遠了，因為他有意識的思想結構是由馬克思主義決定的。
　　當然，這個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當他在１９３８年提出這個口號時，他強調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并以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語言來宣傳的重要性。他明確地說革命理論只有一個完整的框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理論。１９５６年８月，他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基本理論，它產生于西方。我們無法區別哪些是中國的，哪些是西方的。同時他強調，必須將“普遍真理”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這樣，毛澤東過去是，而且始終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晚年的問題不是他丟棄了作為指導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讓感情與沖動取代系統的思想作為行動和政策的根據。毛的感情是受到中國的各種思想的滋養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當時他正準備發動大躍進，他要求給他弄來各個版本的《朱子》，閱讀并比較這些版本達幾個月（見《古藉新解，古為今用》）。屈原的《離騷》是他最喜愛的詩。他對《南歌》之熱愛無疑有助他在１９５８年提出文學的浪漫主義（或“革命浪漫主義”）的號召和大躍進的浪漫主義情調。
　　一位觀察家說，毛在大躍進時期對中國現代化的方法只不過是“鄉士氣的革命浪漫主義”。雖然其中的確有這個因素，但毛對躍入未來的烏托邦夢想并不完全是鄉土氣的。它們也受到列寧和斯大林傳統的影響，他們也都相信共產主義天堂是并不遙遠的。不管怎么說，促使毛在大躍進期間采取各種政策的觀點并不意味著他對發展的努力有所消弱。事實上，就是在那個時候，毛不止一次認為張之洞開創的工業化是整個中國革命的起點。１９５８年９月，他以機床數量來衡量發展的進展，而１９５９年２月，他衡量的標準則是工人階級隊伍的大小。“以鋼為綱”這個口號包含著經濟上數量的增長，是革命變革中的重要動因。
　　毛認為斗爭和主觀力量的能力是極為重要的，這一信念導致他的烏托邦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人民在戰勝了地主的壓迫和外國的統治以后，能以自己的英雄行為將經濟提高到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水平。這一目標雖然是崇高的，觀點也是鼓舞人心的，但這些幻想卻引導毛和中國走向災難。
　　在大躍進期間，延安與井崗山精神繼續在起作用，最明顯的是他在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會議上反復號召廢棄工資制，恢復供給制。毛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經歷不僅是戰斗的經歷，而且是在農村中戰斗的經歷。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宣稱中國的農民比英美的工人還要好。毛在１９５８年將具有“共產主義萌芽”的人民公社與城市相比較，他說城市居民要求“正規化”，有許多脫離群眾的衙門。雖然他在１９５９年２、３月鄭州會議上說“農民畢竟是農民”，在工農關系中，工人是“老大哥”，但一窮二白仍然是他終身衡量革命道德的標尺。使他發動大躍進的戰時共產主義始終是他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對革命看法的核心。
　　毛晚年對工農的態度與他早年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在１９２０年認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改革都發起于市民。１９４９年３月，他說勝利后中國革命的模式要反過來，應該由城市領導農村，但這一列寧主義的理論不久就又被他忘記了。
　　毛時代的正統觀點是：農村是中國的實際，也是革命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這一觀點受到西方毛的崇拜者的熱烈擁護。按照這一觀點，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被認為是中國純凈和革命的身軀上的贅肉。有諷刺意味的是，１９７８年以來，農民再度成為改革的先鋒，這恰恰是由于他們急于要擺脫毛在他生命的最后２０年所鼓吹的集體化。鑒于農村在經濟上和人口上的重要性，不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任何進程，在中國都不能持久。城市是專業知識和先進思想的中心，這一作用不應被低估，但老年的毛完全排斥了他年輕時在這方面的思想。
　　毛在１９５８年的烏托邦觀點導致人力和物力上的巨大浪費。近年來中國人估計３０００萬人死于饑餓和營養不良。據官方數字，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０年，中國人口減少了１０００萬。毛本人不久也承認大躍進的許多政策是錯誤的，他對這場災難要負責。恰恰是由于他承担了錯誤的責任，反而使得糾正這些錯誤成為不可能。雖然他了解大躍進的后果，但在涉及大躍進的政策時，他是很敏感的，因為這些政策是他的政策。他認為對這些政策的最溫和和實事求是的批評也就是對毛本人和他的判斷力的批評。他越來越認為對他的忠誠就是真正“無產階級”思想和政策的試金石。他堅持明知不利于生產的政策，從而破壞了經濟，并指責使他掌權的人們是官僚主義份子和修正主義份子。文化大革命可能只導致１００萬人的死亡，但對中國人民的集體思想意識所造成的傷害，卻可能比大躍進更為嚴重。
　　我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對比１９４９年以前和以后時期的毛時，說人們可以說，毛更善于奪權，而不那么善于治理國家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這一結論是正確的，但作為判斷，卻不夠公平。因為毛在１９４９年以后所面臨的改造中國文化，使中國經濟現代化等問題比毛在以前各時期所面臨的要難處理得多，有時更為復雜。在井崗山或延安，問題是輸羸、生死的問題，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問題，就不那么明確，難以在一日之內解決，甚至十年之內也不可能。
　　但毛在治理中國２７年里失誤不僅是由于客觀困難，還由于他的錯誤判斷，拒絕面對事實和由于傲慢自大、魯莽沖動，對敢于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采取報復行動而犯的錯誤。
　　人們對毛的“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失望程度，明顯地表現在１９８６年我在湘潭大學作“毛澤東在２０世紀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報告時。當我說毛善于征服國家，不善于治理國家時，擠滿大教室和樓梯的７００名大學生中有１／３自發地大聲鼓掌。這種反應是很廣泛的。但是，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我對毛的批評。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前后，還出現了“毛澤東熱”。但是造成毛逝世后在中國出現“信仰危機”的恰恰是毛本人，因為他提出了偉大的烏托邦設想，而這些設想已被證明是實現不了的。
　　我一開始時就說毛給２０世紀的中國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一些以前認為他是中國一位最偉大的統治者，也是當前時代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的人，現在都說他領導的革命只不過是略有重要性的稍縱即逝的事件而已。對這一觀點，人們不應予以重視。一個在占有全世界人口１／４的國家里進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人民處于史無前例的戲劇性勝利與災難的運動，是不能這樣一筆抹殺的。人們可以，也必須問，毛的行為中哪些具有持久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好，還是壞。
　　在中國，許多人認為毛對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最重要的貢獻在于他在內戰和抗日斗爭中的領導和著作，而不是他在５０與６０年代的“走社會主義之路”。毛早期的成就當然是被肯定的，因為沒有他的思想和個人的魅力，就不能肯定共產黨會取得勝利和奪取政權。然而，毛澤東在歷史中的地位歸根到底要由他作為統治者的行為來決定。即使人們承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的社會是極不公正的，舊秩序的護衛者國民黨是反動、腐朽的，但對毛推翻舊秩序的勝利作出評價時也要參考他所創建的國家的情況。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提出的現代化，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等目標是普遍受到共產黨內外擁護的，但他為達到這些目標而采取的方法，說得客氣些，也是怪異的。大躍進的目的是加快經濟發展，卻導致前所未有的死亡與苦難。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摧毀官僚主義，建立一個人類的新集體，卻將社會弄得分崩離析。這兩件事都使中國倒退，或走進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權時期，經濟增長率很高，技術發展很快（如制造出熱核武器），這些都是載入史冊的。
　　將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來考慮，毛的形象還是正面的，雖然也還有爭論。如果說，對毛的評價是正面的，那么，毛的統治時期應當說是一個現代化的時代。
　　雖然毛的社會動員、烏托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都是不利于生產的。但是他以公社來發展工業，盡管指導有誤，卻在農村引進了新技術和新觀念，有助于近年來在農村出現的工業高潮。
　　雖然大躍進的政策給農民帶來了苦難，但１９４６年以后所采取的各項政策摧毀了舊的地主經濟，奠定了８０年代農村家庭小農場制度的基礎。
　　雖然他在晚年采取了反知識主義，但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卻是正面的，他堅定不移地使外國的東西為中國服務。他號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終其一身，他借鑒西方思想。
　　毛澤東逝世以前，他在世界上已為中國和他自己取得了地位，以致美國總統也匆忙地在紫禁城內向他朝拜。盡管他還有其他錯誤和過失，這一事實已載入史冊。　
　　對毛在歷史上匆匆走過，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毛提出過大膽的、建設性的意見，同時，他毫不猶豫地否定過自己的意見。他晚年常說“，不破不立”，應該承認，廓清舊的道路有時是個積極步驟。毛動搖了中國古老的、家長式的和階層化的世界，開辟了一條出現新思想、新組織之路。
　　雖然他摧毀的許多東西是應該保留下來的，但毛的統治成果是不能一筆抹殺的。由于他的各種行動，在他去世后，已經出現了許多改革，其中一些是他想象不到的，也有一些是他不能接受的。雖然他的統治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但毛的確在許多方面將中國推向前進了。
　　＊此標題為編譯者所加。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京001-004,封三K4中國現代史S·施拉姆19951995 作者：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京001-004,封三K4中國現代史S·施拉姆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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