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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01)05—0090—08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對于這場運動給予深切的同情和極大的支持。孫中山雖然未曾直接領導這次運動，但本文擬選取孫中山與這次運動的密切關系這一視角，對孫中山支持這一運動的原因、在運動中的具體表現以及這次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等方面的闡析，進一步領悟孫中山寶貴的精神遺產，以資吸取教益和啟迪。
　　一
　　新文化運動是指我國五四運動前后形成的文化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后，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主流匯合，形成一股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巨流。孫中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積極支持的。為什么孫中山對這一運動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態度呢？這并非是他僅僅一時的激憤而誘發，而是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原因。主要是：
　　其一，民族憂患意識的驅動。早在孫中山誕生前26年爆發的雅片戰爭，及其隨后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就促使中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廣東首當其沖。孫中山誕生后，帝國主義列強更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強迫或誘迫清政府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多個不平等條約。同時發生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等侵略戰爭。這些戰爭不是以清政府戰敗、割地賠款而告終，就是使中國的權益遭到極大危害。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對孫中山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民族危機的緊要關頭，孫中山正在鴉片戰爭被割讓的香港讀書，心感身受英國的殖民統治，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激發其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使他奮起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并由此促使他奮起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注：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3月第1版。（《孫中山全集》之編者和出版機構，以下從略。）辛亥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更表示：“我輩既以担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已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頁。）
　　正因為孫中山具有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所以，當新文化運動興起，特別是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情懷就很緊密地和愛國青年學生、廣大民眾融合在一起了。
　　其二，親身感受到近代中國的革命思潮。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國際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出現了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1914年至1918年，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瓜分世界進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爆發了俄國革命，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此前后，世界各國掀起了社會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各種社會思潮也隨之而起，諸如：唯心論、唯物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等等。對于這種社會的變革和思潮的并起，孫中山是非常關注和有所感悟的。如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則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表明“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斗爭，表示十分欽佩，并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斗爭。”（注：《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頁。）
　　在國內，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出現了一批代表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在廣東，涌現出容閎、鄭觀應、何啟、胡禮垣等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人物。他們主張改革，提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仿效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用以改造中國。繼之而起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維新思潮波及全國。隨即，西方各種新思潮諸如唯物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也逐步傳播開來。
　　上述這些事件和思潮，都對孫中山的思想發展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素材。因此，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深深認識到，任何一種革新舉措和革命行動都必須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故革命之義，實為世界之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24頁。）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其思想基礎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當這一運動興起后，孫中山則毫無疑慮地置身于這一股洪流。
　　其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取向。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中華文化的發展，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歷史的延續性。在世界浩瀚璀璨的古老文化中，有的早已滅絕，有的遭到破壞或摧殘，有的出現斷裂而頓失光輝。唯有中華文化雖然幾經跌宕，但始終從未中斷，且代有奇峰，蔚為大觀。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建筑在小生產的自然經濟和血緣宗法社會的基礎上，既是博大精深，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又有陳舊、消極、保守的一面。孫中山對其利弊，是深切了解和很有心得的，并在著作中作過專門論述。
　　以利而言，孫中山指出：“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有與之匹敵者。即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清兩代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或來朝親差，莫不羨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為上邦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4頁。）孫中山還對中國文化（文字）給予高度評價，說：中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倡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頁。）在這里，孫中山從“文字”的視角闡述了中華文化的歷史功績。但是，他對中華文化的消極方面也有切身體會。
　　以弊而言，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為尚”，從上到下，“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為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79頁。）他還把文化和政治加以綜合考察，指出“中國歷史，是從自由而入于專制”（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91頁。）。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端。
　　但是，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既不是采取全盤肯定、繼承，又不是采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主張進行選擇取舍、改造提高，錘煉創新。毫無疑問，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取向，與新文化運動的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基于上述思想，他就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認真總結了革命經驗教訓，提出了知難行易學說，想以此破除國民“心理之大敵”，指點“國人之思想于迷津”。（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頁。）這說明新文化運動和俄國革命對他是有所刺激的，促使他對如何改變革命失敗后的中國現狀作出認真的思考，希冀找到新的出路。
　　其四，受到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潮的感染。孫中山青少年時代在香港、火奴魯魯（檀香山）讀書，隨后前往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深入考察，從事革命活動。他通過對西方社會的研究，與中國加以比較，深感到中國社會確有許多積弊，西方社會實有不少可取之處。他說：“美國獨立之后，旋而有法國之大革命旋而有歐洲之大革命。此皆人類之智識日開，覺悟漸發，而乃知人者皆同類也；既為同類，則人人皆當得平等、自由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89頁。）由此反映出孫中山對西方社會自由、民主、平等的向往、醒悟和接受。孫中山在旅歐期間，還研究了社會主義。
　　孫中山在旅歐美期間，不僅研究了社會主義，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等思想，而且主張學習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他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頁。）
　　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孫中山反對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囿于中國的古代文明，提倡學習外國的進步思想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他也反對崇洋媚外，照抄照搬，存心依賴，主張對外國的東西應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顯然，孫中山對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是正確的，他所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與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科學、革新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正因為如此，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則給予同情和支持。
　　二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的繼續。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之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是在更完整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孫中山站在新的歷史時代對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表示贊同和支持，充分顯示了一個民主革命先行者應有的本色。孫中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支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發表文電，奮起聲援；接見群眾，表示支持；利用報刊，宣泄民意。
　　第一，發表文電，奮起聲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北京段祺瑞政府準備參加協約國投入戰爭之際，孫中山表示強烈的反對，担心此舉禍國殃民，后患無窮。為此，他專寫了《中國存亡問題》的長篇論著加以闡述，孫中山全面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主張中國保持中立。但是，段祺瑞政府卻不顧孫中山等有識之士的反對，于1917年8月宣布正式對德宣戰。結果，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卻在巴黎和會上得不到應有的地位和合法的權益，由此引發了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后，孫中山雖然適逢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避居上海，但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十分關注。據五四運動的參加者許德珩回憶：當5月4日北京學生被捕后，“孫中山先生是支持這個運動的；他曾經打過電報給當時的北洋軍閥頭子段祺瑞，要他從速釋放被捕學生。由于孫中山先生和社會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眾自己的團結努力，被捕學生才能夠很快的出獄。”（注：許德珩：《孫中山先生對五四學生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五四運動回憶錄》，第63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5月8日，孫中山接到陳漢明來信說：“南京華僑學生代表大會決議，電請各方爭回青島，維護國權，請予贊助。”孫中山立即批示：“此間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也。”（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3頁。參閱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117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8月第1版。（以下引證此書，主編和出版機構從略）5月12日，又復函陳漢明，謂：“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凡我國民，同深憤慨。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于先，滬上復得諸君共為后盾，大聲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覺醒。”并表示竭盡所能，誓為愛國學生之后盾。（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4頁。）
　　上述批示和復函，是目前所看到的孫中山最早對五四愛國運動表態的文獻。從中可以看出：一，孫中山本人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之堅決；二，他還一再指示國民黨人投入這個愛國運動；三，他對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市民的愛國行動給予高度的贊賞。
　　隨著五四運動在全國的擴展，廣東的愛國群眾運動也不斷深入。7月15日，廣州各界群眾數千人在東園廣場召開國民大會，遭到軍警的阻擾和搗亂，機器工人總會會長等人被逮捕。16日，當廣州的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舉行示威游行時又遭到大批軍警的鎮壓，學生周其鑒等300多人被逮捕。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對桂系軍閥的丑惡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他曾致電廣東軍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工人、學生，指出：“聞警廳因國民大會拘捕工學界代表，將加以殊刑。方今文明各國，不聞有壓抑民意之政府，我粵為護法政府所在之地，豈宜有此等舉動？……請即予省釋。蓋民氣以愈激而愈烈，若專恃威力，橫事摧殘，不惟為粵人之所公憤，亦即全國之所不容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84頁。）經過孫中山再三馳電交涉和抗議，在廣大民眾的壓力下，被捕學生和工人終獲釋放。
　　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再次謳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頁。）孫中山的這一論斷，精辟地闡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緣起、運動聲勢、社會影響和深遠意義。這不僅是孫中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而且也是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集中、最客觀的評價。
　　第二，接見群眾，表示支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孫中山還親自接見學生代表和有關人士，前往有關群眾團體發表演說，給予支持。這里僅擇幾例，則可窺其全貌。
　　據當年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學生自治會會長和上海學生聯合會的總干事朱仲華回憶：1919年5月19日上海學聯決定于22日全上海統一罷課，提出“外保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但遭到外國教會辦的圣約翰大學、震旦大學等學校負責人的破壞。圣約翰大學校長竟然開除學生24人。對此，復旦學生、上海學聯會長何葆仁和朱仲華等人要求復旦校長準其這24名學生轉入復旦，粉碎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這件事，以后我們到香山路晉謁孫中山先生時，曾深得他老人家贊譽，他說，‘你們能攻破這個頑固堡壘，這就是你們學生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一個勝利！’”（注：朱仲華：《從“五四”到“六三”期間的“三罷”運動》，見（北京）《團結報》1983年5月28日。）
　　6月中旬，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后，孫中山極為關心事態的發展。9月上旬，孫中山在上海接見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時，首先談起陳獨秀、胡適被捕事（按：胡適實沒被捕，是誤傳），說：“獨秀我沒有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做著吧！”許世英聽了這番話后連聲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注：陳旭麓等主編：《孫中山集外集》第23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不久，陳獨秀便獲釋。這完全是孫中山和全國各界對北京段祺瑞政府施加壓力的結果。
　　10月18日，孫中山應邀前往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以《救國之急務》為題的演說。他說：“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于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頁。）1920年1月間，北大學生張國燾、許德珩、康白情和天津學生女代表劉清揚前往上海莫利愛路拜會孫中山。孫中山向他們說：“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上），第71～72頁。）
　　綜上所列舉，不難看出，孫中山從理論到行動上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予大力支持，并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對愛國青年學生寄予期望，希望他們繼續堅持和發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擴大聯合陣線，加強團結，早日成為國家之棟梁。
　　第三，利用報刊，宣泄民意。早在新文化運動伊始，孫中山就利用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創辦的上海《民國日報》作為輿論陣地，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開辟“救國之聲”專欄，鼓動民眾奮起救國。
　　五四運動爆發后，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邵力子一接到北京的電報，即向孫中山報告北京的消息。孫中山說：“《民國日報》要大力宣傳報道北京學生開展的反帝愛國運動，立即組織發動上海學生起來響應，首先是復旦大學。”（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1172頁。）不久，上海迅即掀起反帝愛國運動。5月中旬《民國日報》增設了“大家討賊救國”副刊，發表救國言論。6月，開辟了“覺悟”副刊，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為了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孫中山“當此新文化倡導正盛之時”，派戴季陶、沈玄廬等創辦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附刊）于6月8日在上海出版；8月1日，指派胡漢民、朱執信等創辦的《建設》雜志也在上海出版。這兩個刊物，被孫中山稱為“發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薜，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的“兩大出版物”。（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頁。）這兩個刊物一經出世，則站在時代的前列，大造革命輿論，深受社會歡迎。
　　以上所述，足以說明孫中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潮流中，絕不是置身度外，而是參與其中，從思想到行動上都對這場運動給予深切的同情和切實的支援，對這次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正確的評價，不愧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和推動者，不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幟。
　　三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孫中山經過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長達8年的歷史波折，適遇這場偉大的歷史變動，是毫無疑問地受到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在于：
　　（一）打破了他對日本等帝國主義的幻想。日本與中國有著近兩千年的友好交往的歷史。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逐步走上軍國主義的發展道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后，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然而，孫中山雖然看到了中國被瓜分的危險，而對日本的向外侵略擴張的本質并沒有足夠的認識。他企望日本能夠幫助中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在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函中稱：“竊謂今日日本，宣助支那革新，以救東亞危局”。（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84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后，孫中山看出了日本的偽善面目。1919年6月，他在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時說：“日本對德宣戰，于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強宣言以青島還我。乃于我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強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為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故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利也。”“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為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72～73頁。）1920年1月6日孫中山在與《益世報》記者談話時更明確指出：“日本竟強行占據膠、青，無異強盜行為！”（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06頁。）8月5日，孫中山在上海歡迎美國議員團時進一步指出：日本的軍閥是妄圖利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和統治中國，“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制的最強韌的鐵鎖鏈，來綁中國手腳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了。”孫中山表示：“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99～300頁。）
　　上述表明，孫中山已經完全看清了日本對外擴張的侵略野心，并妄圖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本質。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孫中山對日本還抱有幻想的話，那么，在五四運動后，孫中山的幻想已被日本不可饒恕的罪惡行徑徹底粉碎了。
　　（二）進一步看到了民眾的力量，矢志喚起農工，奮起救國。客觀地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孫中山并不是完全沒有看到民眾力量的。如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他就說“吾國此次革命，非系一黨之功，乃全國人之功。”（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頁。）不過，在相當一個時期，孫中山的眼光還是側重于會黨、軍人、知識界、上層人士等這部分人身上，而對于一般民眾尤其是工人、農民大眾，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不久，孫中山就說：“近以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故以學說破其迷惑，俾共生覺悟，則改革自易為力。”（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16頁。）6月5日起，上海的工人開始舉行大罷工，五四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對此，孫中山是以欣喜的心情對待，并表示贊許。據有論者考證，對于上海工人罷工乃至“三罷”運動的鼓動和組織工作，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人起著重要的作用。（注：參閱劉永明：《“五四”運動與國民黨人》，《團結報》1989年5月2日。）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孫中山已十分注重工農的力量，并切望早日喚醒他們奮起救國。1922年4月4日，孫中山在與桂林《學生聯合會三日刊》記者的談話中充分表露了這一點。他說：“我們聯絡團體，又從那一些人起首呢？這先要從一般無業的、做工的、種田的起首。這一些人都是極可憐的人，而又是極有力量的人，以我們有知識的人，總可以把他們說得動，聯絡起來。這三種人，拿到了手，還有商人、士大夫，俱不足畏了。”（注：《孫中山集外集》第262頁。）隨著革命的向前推進，促使孫中山的思想不斷向前發展。至1924年1月，由他提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指出：“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21頁。）正因為孫中山充分認識到工農群眾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他確立了“扶助農工”的政策。這反映出他的思想已達到一個新的境界。
　　（三）促使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向往，確立聯俄政策，歡迎共產黨與之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于1917年11月誕生的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實踐。于是，傳播俄國革命的經驗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引起孫中山高度的重視。俄國革命勝利剛剛一個月，孫中山即于12月9日簽發“任命狀”，派遣調查專員前往俄國了解十月革命的情況。（注：見“任命狀”影印件，《團結報》1985年3月30日。）1918年春，孫中山“曾以中國南方議會的名義給工農政府（按：指俄國蘇維埃政府）寄來賀信”，對俄國革命的勝利表示祝賀。（注：參閱《契切林致孫中山的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7月間，孫中山在致俄國蘇維埃政府的賀信中指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抱有同樣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認俄中兩國偉大的無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建立永久和平。”（注：參閱《契切林致孫中山的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1920年11月28日，孫中山在廣東省署宴會的演說中，也表示出對俄國革命的景仰，希望中國起而仿效。隨后，孫中山在致俄國外交部的信和其他文電、函件中，都對俄國表示出友好和向往之情。
　　誠然，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并不是說是他確立聯俄政策的唯一原因，這里面還有俄國的因素。由于俄國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了帝俄在中國的權益，加上俄國也主動同孫中山聯系，如此等等，這也促使孫中山聯俄政策的確立。
　　由于確立聯俄政策這個前提，所以孫中山對中國共產黨也產生好感。特別是1922年6月陳炯明炮打總統府以后，孫中山多次同共產黨人接觸，并同李大釗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旋即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歡迎共產黨與之合作。（注：參見《李大釗獄中自述》，原件藏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四）加速其革命思想的轉變，使其革命思想增添新的內容。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他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頁。）孫中山不僅如此教誨國民黨人，而且也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實踐自己的諾言。
　　孫中山思想的轉變，突出表現在：一是對中國的社情國脈有進一步認識。他深感到辛亥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中國政治非常腐敗”，甚至比清朝政府尤甚。（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24頁。）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后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頁。）二是認識到革命任務的艱苦性和“改造中國”的長期性。認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263頁。）這是因為“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尚有待于后起者之繼成大業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32頁。）三是進一步認識到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群眾是革命勢力的基礎。認為：“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今之革命”，則為人民革命。”（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8頁、第11頁。）民眾不了解革命的道理，不擁護革命，革命還不成功”。（注：《孫中山集外集》第248頁。）四是必須起而仿效俄國革命。他說：“俄國社會革命成功，已成為農工兵國”，“中國宜以俄為鑒”。（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61頁。）五是初步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問題。他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二者相輔，不可分離”；“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2～13頁。）僅此擇列，則可說明孫中山的思想確實開始了重大轉變。
　　由于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也促使他的革命思想與時俱進，增添了新的內容。諸如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就明顯地增添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內容。并且，隨著他的思想不斷發展，“孫氏晚年之主張絕對反抗英美帝國主義。”（注：《孫中山評論集》第一編，第5頁，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6年10月3版。）他的民權主義思想，也把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封建軍閥與反對帝國主義緊密地結合起來。他的民生主義思想，也吸納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容。如他崇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明證。他還斷言：“我黨今后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頁。）
　　綜上所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孫中山確曾產生重要影響。當然，影響孫中山思想轉變和發展的并非僅僅一個因素，而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諸如俄國革命、炮打總統府事件等。但在孫中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五四時期是他思想轉變和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他思想發展新階段的新起點。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0～97K3中國近代史黃振位20022002五四運動前后爆發的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孫中山對這次運動給予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他對這次運動的鮮明態度，是有其社會歷史背景的。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支持主要表現在：發表文電，奮起聲援；接見群眾，表示支持；利用報刊，宣泄民意。雖然他沒有直接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卻對他產生重要的影響，主要是：一、打破了他對帝國主義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二、進一步看到了民眾的力量，矢志喚起農工，奮起救國；三、促使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向往，確立聯俄政策，歡迎共產黨與之合作；四、加速其革命思想的轉變，使其革命思想增添新的內容。孫中山/新文化運動/支持/影響黃振位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廣州　510610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0～97K3中國近代史黃振位20022002五四運動前后爆發的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孫中山對這次運動給予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他對這次運動的鮮明態度，是有其社會歷史背景的。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支持主要表現在：發表文電，奮起聲援；接見群眾，表示支持；利用報刊，宣泄民意。雖然他沒有直接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卻對他產生重要的影響，主要是：一、打破了他對帝國主義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二、進一步看到了民眾的力量，矢志喚起農工，奮起救國；三、促使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向往，確立聯俄政策，歡迎共產黨與之合作；四、加速其革命思想的轉變，使其革命思想增添新的內容。孫中山/新文化運動/支持/影響

網載 2013-09-10 2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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