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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么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么。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2〕里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后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后，看看梅蘭芳姜妙香〔3〕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并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后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么，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里，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么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贊美上帝（還沒有后人所謂God〔4〕那么玄妙）罷了！那里會有自由思想？后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復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沖突，政治想維系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5〕里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6〕，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里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面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于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7〕，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于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沖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么，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里，它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么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

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么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里，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沖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8〕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么一個慘痛。

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槍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么那么夸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后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么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欲望沖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沖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于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槍禮，照規矩口令是“舉……槍”這般叫，一定要等“槍”字令下，才可以舉起。有些人卻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罚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著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為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

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為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后來，社會終于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并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為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還只穿棉袍；××先生對于天寒的感覺比我靈。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這個話，我這么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9〕——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為革命并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閑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雇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10〕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國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面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面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系？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

十九世紀以后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

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它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后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系。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為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里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么切身關系，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所謂革命，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并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徐州〔11〕，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12〕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正如你們從《吶喊》上看出的魯迅和講壇上的魯迅并不一致。或許大家以為我穿洋服頭發分開，我卻沒有穿洋服，頭發也這樣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里〔13〕，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后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不過，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墻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著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么一點點，給它一個題目，叫做……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聞報·學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名魯迅講，劉率真記。

〔2〕《紅樓夢》，長篇小說，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認為是高鶚續作。

〔3〕梅蘭芳，名瀾，字畹華，江蘇泰州人，京劇藝術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劇演員，他們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臺演出《黛玉葬花》。

〔4〕God，英語：上帝。

〔5〕象牙之塔原是法國十九世紀文藝評論家圣佩韋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的用語，后來用以比喻脫離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

〔6〕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實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說：“近年來新詩中產出了一個‘人力車夫派’。這一派是專門為人力車夫抱不平，以為神圣的人力車夫被經濟制度壓迫過甚，……其實人力車夫……既沒有什么可憐恤的，更沒有什么可贊美。”

〔7〕指漢姆生。他曾當過水手、木工，創作長篇小說《饑餓》，于一九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8〕托爾斯泰即列夫·托爾斯泰，俄國作家。出身于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無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種種罪惡，同時又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惡”。著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戰爭與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侖入侵俄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寫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9〕指吳稚暉。

〔10〕陳炯明字競存，廣東海豐人，廣東軍閥。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廣東革命軍消滅。魯迅的學生李秉中等曾參加討伐陳YK明的戰爭。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說：“這一年來，不聞消息，我可是歷來沒有忘記，但常有兩種推測，一是在東江負傷或戰死了，一是你已經變了一個武人，不再寫字，因為去年你從梅縣給我的信，內中已很有幾個空白及沒有寫全的字了。”

〔11〕革命的勢力到了徐州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仍打著“北伐革命”的旗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領徐州。

〔12〕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歷城人。北洋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盤踞東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13〕葉遂寧，通譯葉賽寧，蘇聯詩人。他以描寫宗法制度下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向往革命，寫過一些贊美革命的詩，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悶，最后自殺。著有長詩《四旬祭》、《蘇維埃俄羅斯》等。梭波里，蘇聯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于現實生活而自殺。著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