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讀湯一介憶父親湯用彤：“大學”應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的地方

簡體傳統

▲1958年湯用彤全家，前排左起第二為湯用彤

文/湯一介

1952年，全國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北京大學由沙灘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學的校址。父親身為副校長當然得隨校搬遷。但據我了解，他和我母親一樣都不想搬遷，他們都喜歡獨門獨戶的小院，寧靜、安詳。可父親一向“明哲保身”，逆來順受。學校要他搬到新址北大燕南園，他就只身先搬去了，但我們全家仍然留在了靠近北海公園的小石作胡同。父親想著也許等遷校完成，我們可以再回到小石作。是年，暑假后，北大派兩輛卡車來小石作幫忙搬家，我父親沒有同來。派來的人要我母親爬上后車箱，母親大哭大鬧說：“我這么大的年紀要我爬上去，你們還有心肝嗎？”來人和司機無法，只得讓她坐在卡車的副座。這件事給我父親留下了深深的歉意。他知道，不搬到西郊是不可能的，不能違背組織的決定；但對母親親手修繕的房子和院子的情感能無動于衷嗎？父親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服從組織的決定，而心中一直對母親抱有歉意。

搬到燕園后，校長要分工，當然作為“資產階級學者”的父親是不適宜主持教學、科研和人事等方面工作的，于是就分配他管搬遷后的“基建”。由于要按照蘇聯模式辦大學，所以自1952年起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學生的數量大大增加，教室、宿舍當然不夠用，所以要修建新房。父親既然還有副校長的頭銜，總得分個工作，于是組織上就讓他管基建。因為是組織上分配的，從父親的性格來說，他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接受了。于是，人們每天上午常見他拄著拐杖，或由他的副手化學家張龍翔教授，或由秘書、工友陪著，到處走走看看。然后回家吃中飯，小睡一下，又出發。這樣的生活似是悠哉，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也許是，能不能寫完《隋唐佛教史》？完成他《魏晉玄學》一書？或者是希望免去他的“副校長”職務？父親沒有對我說過他內心所想，這些都是我今天無根據的猜測。因為他一生都是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讓組織上認為他想“索取”什么。但我從他每日沉默寡言，無所事事的狀態，感到他內心的矛盾與苦惱。

話又說回來了，在1948年底，他本有兩種選擇，一是南下，因為傅斯年先生一直想聘請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從未同意。他深知國民黨的貪污腐化，無能治國，垮臺是早晚的事。他常吟誦《桃花扇》的《哀江南》中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表現著他的心情。二是留在北平。父親留在北平是由我們地下黨的大量工作促成的。我想，汪子嵩同志的作用最大，這其中有一插曲。在1948年12月解放軍快要圍城的時候，我的一位很熟的同學陸欽筠忽然找我。他說：受地下黨的領導人何正木委托他向我父親說，快圍城了，也許戰火可能在北平打響，他勸我們全家到解放區正定躲一躲，聞一多的家屬全在那兒。我父親想想回答說：現在國民黨要垮臺了，共產黨馬上就要勝利了，因此，我不能去解放區，但我會留在北平不走。這是父親當時的心態。當時我對這段話，沒有理解，今天想想也許“此中有深意，欲辯已忘言”了。

▲湯用彤為歸國志愿軍簽名留念

父親雖對政治毫無興趣，他深知貪污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國治理好，對中國共產黨卻無所了解，而且心存疑慮。解放后，由于事實使他思想有了轉變：一是毛澤東主席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覺得中國有希望了。二是，共產黨的干部、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頗敬佩。三是，他讀了一點馬列的書，特別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論》，曾對我說：“這本書討論了許多哲學問題，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許讀過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日丹諾夫的《在西方哲學史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覺得把哲學問題簡單化了。這些他親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許對他的為人為事發生了影響。后來，我看到北大黨委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說：湯用彤的思想有所變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態度”。

事情往往不是直線的，總會有曲折。1951年，在中國大地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劫難逃的劫數。當然北大每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必須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燃燒起來的煉獄中經受考驗。父親作為舊北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于“洗澡”、“割掉資產階級的尾巴”、“脫胎換骨”的批判。這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共產黨指引的政策中的群眾運動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有指導的群眾運動摧殘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平時，父親很少和我談話，有一天他參加了一場批判會，回來后他沉默著，思考著，忽然他對我說：“不應這樣對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廟參加批判工學院的老教授，大家圍成一圈讓這位老教授站在中間，在各種辱罵的批判聲中，大家把老教授推來推去，推倒在地。我看著，心里十分難過，中國人的’不忍之心’還有沒有了？”正因為由于“極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使我父親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的為人很少臧否人物，議論時事，以“明哲保身”為重。

▲湯用彤與孫子湯雙在一起

自1950年下半年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一波一波地進行，持續下去，起初對他還沒有什么大影響。直到1954年批判胡適，對他震動頗大。父親一向對政治無興趣，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們很少來往。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一部分參加國民黨，一部分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黨派（如民盟等）人士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邀請父親參加“民盟”，他一口拒絕，并說：“教授只是應該教好書，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適，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報召集一些學者參加批判胡適的會，父親也被邀請與會。據張岱年先生說：父親的發言較長，但忽然他把桌上的酒杯打潑了，就沒再發言下去，并由鄭昕教授送他回家。我們把他送上床睡覺，但母親覺得他神情不對，就請校醫院的醫生來看，而醫生來時他已昏迷不醒，一早送入協和，診斷為重度腦“中風”。經過一月治療，終于清醒。在我另一文中說到，此次重病或可謂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后，由于身體原因，他所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終沒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后可以不再參加各種受到折磨和痛苦的“運動”和“會議”，此后，他連一次“政協”和“人大”的會議都未出席過。這樣他反而可以有點時間看看書，寫點短小的“札記”。正如老子所說，“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吧！

“批判胡適”為什么會使父親有如此大的反應，我猜想或與應該如何辦好北大有關。父親的辦學理念大體上是繼承著嚴復、蔡元培和胡適的路子。在1948年12月14日胡適去南京前留一便箋給湯用彤、鄭天挺謂：“今早及中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方，決不忘掉北大。”于5月17日他又單獨給父親一封電報：“……籌劃空運同人事……請與梅（貽琦）袁（同禮）二校長切實主持……此次在校慶前夕遠離同人，萬分慚愧。”這兩電報有促我父親南下意，如不走，也有希望他盡力維持北大傳統意。但解放后，經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維持北大傳統是根本無望。因此，在1949年5月13日由葉劍英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父親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時，他說了一句話：“還是集體領導為好”，且在會議中和會后都有校務委員提出：湯用彤任主席不合適；因為他與胡適過往密切，沒有參加反蔣民主黨派。對于“明哲保身”的父親，他樂得大事都聽從黨的安排，小事有時也說點“違心”或“半違心”的話，但有時也說點“真心話”，如1957年在科學院學部會議上的發言。總之，小事出來講講，奉命應景時也寫點短文：如“批判《武訓傳》”、“反浪費”、“鼓勵同學去修十三陵水庫”以及代表學校在一些會議上的致辭等等。所有這些父親當時是如何想，他都沒有和我談過。我猜想，他認為我是中共黨員，有些想法是不能對我講的。我向組織匯報了對他、對我都于情于理有違。

▲湯用彤（右）1956年

1956年，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所松動，周總理在廣州講話說，要重視知識分子，為他們創造發揮才能和智慧的條件，這時父親的身體漸好，于是為他配備了兩名學術研究助手。但是，1957年黨提出“整風運動”，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原來民主黨派的領導層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對黨的領導提出不少意見。有些記者訪問他，他都以身體不好謝絕了。有一天父親拿出《詩經》找出兩句話：“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他問樂黛云：“你說這兩句話是什么意思？”樂黛云一時茫然，答不出來。父親說：“你是中文系的，連這兩句話都不懂！”樂黛云查查書，漸漸懂了，知“其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了。

1957年5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會議，父親因身體原因沒有參加，但他有一書面發言，此發言全文已找不到，只是在《光明日報》（1957年5月28日）上有一發言摘要。《光明日報》以《改善科學院與高等學校的關系》作為書面發言的標題。內容主要談不應把“教學”與“科研”分開，認為科學院是搞“科研”的機構；高等院校只是搞“教學”的機構。這樣不僅不能提高高校的教學質量，也不利于為“科研”的后續力量培養合格人才。他說：過去科學院在推動我國科學文化工作上雖然起了一些作用，但我認為還存在一些突出的錯誤和缺點，其中之一就是科學院、高等學院和生產部門的關系上有著很大的隔閡，造成這種隔閡的主要原因就是本位主義（實質上是宗派主義）的思想。父親特別提出把原來稍具規模的高校，經過院系調整、學習蘇聯高校的一套東扯西拉地拆散了，實際上對大學教育是有害無益的。對這一點，我認為父親是想到北大，因為北大自蔡元培、經過蔣夢麟到胡適確實已“稍具規模”，并形成一定的“教學”與“科研”并重的傳統。因而在如何辦好北京大學問題上，作為在院系調整后有職無權的副校長，這樣把北大辦下去，內心總覺得很可惜，故其心態常處于矛盾之中，對應如何辦教育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時機不對，無力回天，真可謂“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偶爾，我讀到于光遠同志的一篇短文，文中說：“懷念母校是個普遍現象。人老了更覺得青年時代之可貴。不過現在我懷念清華，是同自己的教育觀點有關。我是一個’今不如昔’論者，但坦白說，如果我是一個要上大學的學生，要我在舊時和現時的清華中進行選擇，我毫不遲疑地選擇前者。”（見《中華讀書報》1999年3月10日第七版）我為什么寫那篇《我在沙灘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見《同行在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版）和光遠同志一樣，我更喜歡沙灘北大。認為“大學”應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應是為什么“政治”服務的地方。我想，這也許是眾多知識分子對現實教育不滿的根本原因。逝者長已矣，來者猶可追，我們得有耐心等待著教育春天的到來，那時父親心中的矛盾或可釋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