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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米蘭·昆德拉曾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當時東歐各國的“告密者”作了解釋。但是，米蘭·昆德拉自己也被卷入告密丑聞。

懷疑之始：一份解禁的捷克警察局絕密檔案

事情起源于一次例行的檔案整理。2008年，在布拉格研究院工作、負責管理捷克歷史檔案的年輕捷克歷史學家哈狄雷克，在整理一些陳年的警察檔案時，發現了一份令他感到驚訝萬分的文件，這是捷克近年來開始解禁一部分上世紀50年代的絕密文件之一。文件中的線人署名為：“米蘭·昆德拉，學生，生于1929年4月1日”。于是，哈狄雷克根據警方的這份檔案在捷克新聞周刊《Respekt》上撰文，稱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于1950年向警方告發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為西方特務，致使后者在牢獄中度過近14年。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

米蘭·昆德拉因政治原因，自1975年便被迫流亡法國，這樣一位政治觀點鮮明的作家，究竟有沒有當過“告密者”？對于此事，米蘭·昆德拉罕見地打破不接受媒體采訪的習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此事斷然表示否認。他要求刊登哈狄雷克的虛假文章的媒體道歉，卻遭到拒絕。而同時更有11位世界級文豪和4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署聲明“保衛”昆德拉，而受害者德沃拉切克亦堅持認為出賣自己的另有其人。然而捷克當局否認了警方檔案系偽造的可能。所以，此事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

“告密”事件追溯：令被害者入獄14年

“今天，大約下午4點，一位學生，米蘭·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1月4日布爾諾……來到他系里報告，愛娃·米莉塔會見了德佛哈塞克，德佛哈塞克顯然是逃兵。”捷克的《觀點》雜志全文刊登了這份告密文件，日期是1950年3月14日。捷克布拉格研究院的年輕歷史學家哈狄雷克在偶然間發現了這份文件。文件中還寫到，1948年，在蘇聯干預下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二月政變后，軍人德佛哈塞克叛逃到德國。在慕尼黑的一個難民營中，他受到受美國資助、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組建的情報機構的招募，為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服務。1950年，他被派回捷克，收集有關化學工業的情報。在當地農民幫助下，他越過邊境進入布拉格。

“告密者”米蘭·昆德拉還揭發，此次偷偷回國的德佛哈塞克將在當日前往愛娃的公寓取行李。根據這份密報，德佛哈塞克被警方逮捕，根據叛國罪他理應被判處死刑。后來，德佛哈塞克被判22年監禁，并在危險的鈾礦強制勞改。德佛哈塞克于1963年被釋放，在監獄中待了14年。幫助他越境的農民家庭也被長期關押，其中一人甚至被處以絞刑。

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

愛娃·米利特卡-德拉斯科娃近照

仍然在世的愛娃還告訴發現告密文件的哈狄雷克，當時她只對男朋友及后來的丈夫米洛索瓦·德拉斯克提起過德佛哈塞克的行蹤。那天愛娃告訴男友德拉斯克當晚不要到她那里去，因為德佛哈塞克會和她在一起。可能是出于嫉妒，德拉斯克把這個秘密傳了出去，告訴了朋友昆德拉，后者又向警方告發。當時他們都是布拉格電影學院的學生。這一系列線索似乎證明，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是位告密者。

愛娃現年79歲，58年來一直對朋友德佛哈塞克的被捕感到內疚，“這樣一種感覺非常可怕。”她對哈狄雷克說。德拉斯克于1990年代去世，但這些年來他一直拒絕和妻子談論愛娃此事。德佛哈塞克現居住在瑞典，他始終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背叛了自己。對于當年的往事他拒絕作出回應，但他同時表示，“對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并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昆德拉本人回應：“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

過去25年，極少接受媒體采訪，在法國深居簡出的米蘭·昆德拉在聽聞此事后罕見地接受了媒體采訪，對告密一事矢口否認，聲稱這樣的攻擊無異于是對“作家的暗殺”。米蘭·昆德拉在接受捷克新聞社采訪時，對所謂的“告密”傳言澄清道，“我被這些事驚呆了，我完全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直到昨天。我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認識那個人（德佛哈塞克）。”“我的記憶不會欺騙我，我從來沒有替秘密警察干過活。”昆德拉說。

米蘭·昆德拉的一位好友羅伯特·卡拉索在看到這篇文章后表示，“這對曾經如此對待昆德拉的捷克真是個強烈諷刺。”“我們生活在一個私生活被任意摧殘的時代……慢慢地，人們失去了對私生活和情感的感覺。沒有秘密，一切皆不可靠，沒有愛，沒有友情。”昆德拉曾經說過。

“米蘭·昆德拉是告密者”的提出者哈狄雷克則表示，在之前他曾經通過傳真再三向昆德拉求證此事，但作家一直沒有給予回復。他同時認為，發表在《觀點》上的那篇文章是經過其廣泛的調查寫出的，并非編造。“他（昆德拉）每次都是悄悄地來捷克，并且用假名住在旅店……他還要他的朋友發誓不要談任何他的事情。如今，一些模糊的傳說突然浮出了水面……這暗示，他這些年隱居起來總是有些原因的。”哈狄雷克說，“在道義上是否應該發表這篇文章，我曾深思熟慮了好長一段時間。最后我決定公之于世，它能幫助解決一些未解之謎。”而令這位年輕學者困惑的是，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當局沒有使用這份文件讓昆德拉名譽掃地。

雖然昆德拉還得為“告密者”嫌疑洗脫罪名，但不少捷克人認為即使告密的事情是真的，也只是證明了他當時是一個愛國者，只是履行公民義務向國家揭發了一名外國間諜。捷克歷史學家索尼婭說：“即使他是一個告密者，也不會影響他后來作為作家的貢獻和人們對他的愛戴。”

關于“告密”事件真相的幾種猜測

在沒有昆德拉證詞的情況下，真相的拼圖中唯一一塊能夠準確拼湊起來的碎片只有這份58年歷史的警方檔案，Prague Institute已經證實它的真實性。Prague Institute的本土歷史學家Ruldolf Vedova對快報（L’Express，法國新聞周刊）記者Jerome Dupuis說：“我們已經請捷克機要檔案機構分析過這份文件。紙張，名單，身份以及警官的簽名都做了檢查，這份檔案是真實的。”然而Hradilek的文章發表僅僅一天之后，另一名捷克史學家，Zdenek Pesat，提出了一條讓整件事情撲朔迷離的新線索。1950年春天，Pesat還是Charles University文學院的一名三年級學生，同時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學院委員會的成員。現在，他臥病在床，靠呼吸機供氧。他說，由于身體原因他不能再接受進一步的采訪，也不能對這件事做出除此之外更為嚴謹的論述。他寫道：“Dlask聯系我，告訴我他的女朋友（以及未來的妻子）Iva遇見了以前的好友，她知道那個人以前逃到了西方，現在他又秘密的回來了。Dlask告訴我他向警方報案了。他感到他還得向他所屬的組織報告此事。由于我們都學習美術，而且他對我比對其他KSC委員會成員更加了解，他便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猜測Dlask想要保護她的女朋友，不希望她因為接觸了非法移民或者某個特務，被秘密警察知道后受到處罚。我沒有他的這封信做任何回復，也沒有對其他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學生時代之后我沒有再見過Dlask，也把這件事情拋之腦后了。”

如果說是因為Dlask的嫉妒心壓倒了一切，這個故事會顯得更加合理。但是為什么Dlask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當地警方的任何文件上呢？他是否使用了昆德拉的身份以避免留下他自己的書面記錄？若果真如此，在那個個人身份隨時會被審查的年代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也有可能如德國互聯網雜志Perlentaucher聯合創始人Anja Seeliger指出的：Dlask可能去找了秘密警察，而昆德拉找的是當地警察——在那個任何人知情不報都會被判五年監禁的年代，這并不牽強。

這份警方文件具有可信度，是因為沒有偽造的理由。誰會偽造這份文件呢？1950年，一名捷克警官對一位天賦異稟的學生滿懷令人難解的仇恨，并且恰巧熟知Dvoracek秘密回歸的細節以及他與昆德拉之間的聯系，如此這般嗎？或者，秘密警察多年之后采用了甚至能瞞過司法檔案鑒別員的精細手段偽造了這份文件？那為什么不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昆德拉已經被剝奪了政治特權之后用它來對付這位作家，作為政府打壓的借口呢？（1974年以后，他移民到巴黎的前一年，昆德拉被布拉格電影學院除名，并禁止出國，他的書和劇本全部下架，他的國外版稅被降到僅十分之一。）

不幸的是，昆德拉拒絕接受采訪或者提供一份全面的反駁，他威脅Respekt如果不刊登道歉信將起訴雜志社（這條言論也已被他撤銷）——他說“他從來不認識事件中的這些人物；這全都是謊言”，還稱指控已經發展成“對作家的刺殺”——這些做法毫無幫助，但是也毫不奇怪。他經常將民主社會的八卦記者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作極權社會的國家監視。“隱私”是一項神圣的權利，如果沒有了，他說，“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了——沒有了愛，沒有了友誼”。總體來說，昆德拉的朋友們遵守了他完全保密的要求。“我很樂意跟你談談米蘭，”捷克演員Mojmir Heger對哈狄雷克說，“但是我們有個協議，他活著的時候什么也不能說。”

不過昆德拉并不缺少為他口誅筆伐的護衛者。他的出版發行商Gallinard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哈狄雷克的文章以及隨之而來的一輪指責。這篇聲明由一群杰出人物署名，包括Salman Rushdie，Philip Roth，J.M.Coetzee，Orhan Pamuk，García Márquez以及Nadine Gordimer。世界報的Yasmina Reza質疑哈狄雷克公開警方文件的合法性，他的質疑獲得捷克科學院的支持，學院表示哈狄雷克的方法“證明了他缺乏科學思維”。世界報的Rolf Schneider提醒說，根據他在該國旅行和被跟蹤的個人經歷來看，捷克秘密警察的“草率行動就像東德安全局一樣”，他們在結論中故意忽略了這份文件其實并不屬于秘密警察而是屬于當地警方。Le Point的Bernard Henri- Lévy用其大部分專欄空間諷刺了“一群侏儒”企圖打倒文學巨匠的幸災樂禍的態度。Velvet革命代表和當屆PEN（國際作家協會）主席，捷克詩人Jiri Grusa，前往德國電臺宣布，“該文件是真實的。無可否認。可是這不是米蘭·昆德拉的文件。這不是公開檢舉，這是警方公告。如果昆德拉說，‘我沒做，’那我只能相信他。”但似乎對適才所說的并不確定，他一再強調那個年代對知情不報的處罚。

天經地義的是，昆德拉的這些謹慎小心的衛護者恰好也曾經是他在“捷克命運”問題上的辯論搭檔。劇作家和前任捷克總統哈維爾回應《Respekt》的方式讓人想起他那篇不同尋常的隨筆《弱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首先他對自己做了一次內省，若身處半個世紀之前那樣的情況下，他自己會做出何種選擇？哈維爾對這場指控充滿懷疑，稱揭開昆德拉塵封往事的方式讓他倍感“愚蠢”。但似乎為了對昆德拉做進一步辯護，他評論道：“你不必是忠貞無二的狂熱共產主義者，滿懷熱血希望這樣的行動能夠鋪就一條通往美好世界的道路，你僅僅只需要想一想，如果或者可能是，有人給你或者你親近的人設了一個圈套，你就會這樣做；你完全不必是一個戰爭英雄，只需要問自己：僅僅因為知道但是沒有說出來我就要坐上十年的牢？監獄是為英雄設置的，不是像我這樣的人。”

說到這里，哈維爾對年輕史學家們拋下一句提醒，他們缺少對地下會議、地下出版物或者搖滾音樂會的超越性的親身體會。但是這既顯得既寬泛又含糊其辭。哈狄雷克對昆德拉告發德佛哈塞克的原因所作的三個猜想中，最具說服力的是：昆德拉一年前曾落入圈套。1949年，他收到好友Jaroslav Dewetter的來信，信中批評了一位共產黨高官。昆德拉以相似的意見做出了回信，但是回信卻落入了秘密警察手中。Dewetter和昆德拉被警方傳召，同時還有另外一個人，Jan Trefulka，他曾為Dewetter進行辯護。三人面臨紀律處分。Dewetter和Tefulka被開除黨籍和學籍，但是昆德拉只是被開除黨籍。

昆德拉有了新證人，“告密者”一說遭質疑

然而，一位81歲高齡的文學翻譯，茲德涅克·佩沙特，出面對此進行了反駁。他告訴捷克新聞社，米羅斯拉夫·德拉斯科曾告訴他，是他通知了當局，而不是米蘭昆德拉。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的疑問，而極權主義研究院會支持這個說法嗎?于是，我請該機構的Vojtěch Ripka對此進行了評論。

“作為專業研究員，我們必須對所有新發現的資料詳加考察，包括這些資料的可信度和關聯性。為此，我們需要和這位先生談談，并就其生平適當地做一次訪談。我們會客觀地看待他所說的一切，并與其他資料進行對比，然后，我們才會將其納入考察范圍。”

你認為，至少從理論上來講，是否有可能是其他人——米羅斯拉夫·德拉斯科或別的什么人——在1950年冒充米蘭昆·德拉去了警察局，或者用了他的身份證?

“我們只能說我們發表在《Respekt》上的文章是真實的，任何修正都不會改變這個故事本身，但其他事實或許會得到修正。然而，這些事實必須以一定的研究方法為基礎，而這些方法正是Adam Hradilek研究“告發”事件時所采用的。”

關于1950年3月14日發生的事件，知道全部真相的可能只有兩個人。米蘭·昆德拉明確否認自己曾參與告發一事，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如何出現在這份報告中的。而米羅斯拉夫·德拉斯科已于幾年前去世，剩下的只有他遺孀的證詞。

注：整理自《米蘭·昆德拉當過“告密者”？》、《請叫他“法國作家”昆德拉》、哈狄雷克《米蘭·昆德拉的告發》、MICHAEL WEISS《悲傷和遺忘的故事》、Rob Cameron《昆德拉有了新證人“告密者”一說遭質疑》。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