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沒有希望進步才是出路

簡體傳統

社會流動停滯

如果用一個具有主觀感受色彩的詞來形容即將過去的這一年，我想很多人會說出“失望”。這種感受來自于經濟高速增長中人們獲得改善的不足，也來自于“大國崛起”的呼聲下個人經濟社會地位提升幅度的反差。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現象或可作為這種“失望”的例證：一批大學畢業的年青人“逃離北上廣”之后不久又“逃回北上廣”。據互聯網的一項調查顯示：截至11月4日晚，大約67.8%的投票者支持逃回北上廣。 1 “逃離”的原因不難想象：在這些超大城市中工作壓力大、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等，使得一些年青人選擇回到中、小城市創業；而旋即又“逃回”的緣由更值得思考：在許多中小城市，獲得較好的職業位置、發展機會、創業空間，靠的不是才能、智慧，不是努力實干，甚至也不是高學歷、名牌大學背景，而是所謂“人脈”、“關系網”，簡而言之就是“拼爹”。相較于大城市的工作壓力大、競爭激烈等因素，出身這一先賦性條件更讓普通家庭背景的年青人舉步惟艱，看不到出路在哪。

走不出困境的失望當然不限于大學畢業的青年人，在教育、就業、升遷、改善等各種機會面前，人們都發現，社會中的資源和機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普通人日漸被排斥在分享資源的結構之外，人們感到生活機會的空間越來越狹小，向上流動也越來越困難。一些基本數據和資料顯示：

——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由于存在不平等的教育機制和教育收益的持續下降，社會弱勢群體的子女只能選擇棄考或提前就業。“知識改變命運”、“寒門出貴子”的神話已被現實打破，教育作為向上流動渠道的功能減弱，底層民眾感到更多的無助和絕望。

——社會流動門檻逐漸提高。《中國社會流動報告》（2004）的研究表明，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對1993年后私營企業主階層變遷的研究表明：私營企業主的構成越來越趨于以其他領域的精英為主，由經濟精英轉化而來尤其明顯；而普通百姓創辦私營企業的機會則越來越少。進城工作的農民工融入城市極為困難，戶籍的制度因素和收入的經濟因素疊加在一起，在城市中形成明顯的二元結構。

——不公平的就業機會與競爭。“官二代”、“富二代”運用權力帶來的各種資源如非正式渠道、裙帶關系甚至賄賂腐敗等，在教育、求職、升遷等方面占盡先機，職業“世襲化”甚至公務員崗位量身定制，未畢業先定崗，未成年已就業的情況時有所見。就業機會與就業崗位的競爭不再依靠個人的能力，而是變成了各種“拼爹”的游戲；各類“二代”現象凸顯。

——“回到體制內”成為社會潮流。數據顯示，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從2007年60萬人、2008年80萬人、2009年105萬人到2010年146萬人， 2呈直線飆升趨勢，2011年競爭最激烈職位的招錄比達4961:1。“回到體制內”成為社會成員實現向上流動的主要方式。

上述種種我們可以從社會學的視角將其概括為機會鎖閉，流動停滯，結構固化。早在新世紀之初，孫立平就曾提醒到，中國社會結構定型化的趨勢已經顯現。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各階層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固化現象。這種固化現象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階層內部認同形成、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社會階層可以再生產。社會結構演變的這種趨勢特征可概括為：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統治、贏者通吃。 3機會的不平等，使社會中最大量的普通人“命中注定”地輸在了起跑線上。社會權利失衡、社會流動性降低與社會結構定型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且強者恒強，弱者恒弱。

社會生態惡化

機會結構鎖閉、社會流動停滯必然帶來一系列社會后果，其最大的危害可能還不在于貧富差距本身，而是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固化必然加劇已經失衡的利益格局和社會斷裂程度，造成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甚至是文明的淪陷。社會生態如同自然生態，人們熟知的常理是“流水不腐”，不流動的一潭死水只會導致腐爛、潰敗。機會結構鎖閉所造成的社會生態惡化首先表現為社會各個階層都面臨不斷加劇的困境：

底層叢林化。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惡性事件諸如在不同地方一再出現的黑窯奴工現象、年年上演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多起發生在學校幼兒園的屠童案、拐賣兒童致殘行乞、充滿血與火的暴力拆遷、富士康新生代農民工十幾起連續跳樓自殺、造假謀利導致食品安全危機的重大案件（毒粉絲到地溝油）等等，無不是底層社會生態惡化的表征。底層叢林化的原因在于，機會結構鎖閉使得下層群體獲取社會資源、實現社會流動的希望變得渺茫；在缺乏生存機會、發展機會和表達機會的社會中，底層群體不得不以道義為代價，獲取卑微的生存權，而這一過程往往充斥了不義、無信，甚至暴戾、殘忍。強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的邏輯就此形成。而底層的淪陷是整個社會淪陷的一部分。

中產下流化。在特殊利益集團壟斷優質資源，社會結構趨于固化的背景下，中產階層的形成就很困難，這使得比較合理的橄欖形社會結構難以出現；而中間層進一步向上流動亦面臨困境。無論是在就業機會、漲薪升職、租房買房，還是在婚嫁、生育、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他們都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身心俱疲，其社會地位難以保持甚至有下滑趨勢。日本學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態勢 4，在中國尚未成形的中產人群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一項在全國范圍內對中國公務員群體和城市白領人群展開的健康調查顯示，該人群有九成認為自己過勞，八成認為感受到很大壓力；超過六成人表示壓力主要來自“買房供房”。 5

精英海外化。占有壓倒性優勢資源的精英階層，由于社會生態的整體性惡化，其本身也處在巨大的不安全感之中。他們或是移民國外，或是轉移財產。對此即使不細究眾說紛紜的精英移民和財產轉移的具體數字，人們也能直觀地感受到，當前中國正在經歷所謂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其主體為精英群體。而這恰恰說明，在一個惡化的社會生態中，誰都沒有安全感，沒有信心。

機會結構鎖閉致使社會流動停滯，改革開放之初的那種全民感覺有奔頭、奮發向上的精神不再。改革進程出現停滯也必然使整個社會失去活力，除了上述社會生態惡化的種種亂象，整個社會心態亦出現畸形：人們既迷戀又懼怕強權，暴戾之氣陡增。近期發生的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就是這種社會生態與社會心態的典型體現：見死不救的冷漠并非來自于普通人的道德淪喪，而是制度性的懲罚善良、制裁正義所造成的普遍的恐懼。在一個發生過“釣魚執法”、“扶老人吃官司”的社會中，如何可能要求公眾在一個事件中麻木不仁，而在另一事件中卻挺身而出？

公民行動的意義

社會生態惡化來自于不受控制的權力的惡化。“社會權利失衡”，即不同群體在追求和表達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著巨大差異，社會力量弱小從而無法制約權力，這些巨大的社會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在對中國市場轉型過程的研究中，我們始終面臨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與代價的根本性問題：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誰獲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誰承担著改革最沉重的代價？改革至今，“陣痛”之說，不得不承受的“代價”之說已然失去說服力，因為承担代價的總是一批人，而獲得好處的總是另一批人。

現行的高壓維穩亦成為社會停滯的原因之一。現有的維穩思路是以壓制正當的利益表達為前提的。而實際上，當以穩定為由不允許農民工組織起來追討被拖欠的工資、不允許被拆遷戶就拆遷補償進行討價還價之時，維穩實際上已變成維護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不法企業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為維護開發商掠奪被拆遷戶利益的工具，“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由此形成，社會停滯并潰敗亦與此有關。 6曾有人用一輛方形轱轆的自行車來比喻“穩定壓倒一切”的做法——方轱轆確實是穩定了，但也沒法前行了。

面對過于強大且橫暴、失去控制、沒有邊界而且綁架了社會、扼殺了改革的權力，如何找尋走出困境之路，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曾經提出以重建社會來制約權力、駕馭資本、遏止社會潰敗的思路 7，但是在特殊利益集團扼止了各種社會進步可能性的情況下，社會建設和體制改革步履艱難；而同時并不存在一個現成的公民社會等待入駐。我們需要意識到：體制改革的動力來自社會而非權力自身；體制內的改革力量是在社會力量的逼迫下產生的；公平正義的規則是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會是在公民的參與行動中生產出來的。走出停滯狀態、恢復社會活力只能從公民的自覺和公民的行動開始。

訴諸于社會力量，訴諸于個體的覺醒，方能形成對體制改革的倒逼力量。正如阿倫特所分析的，公民的性質不僅是一種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種作用和能力，自由的個體以此在共同事務中成為有效成員。相較于勞動和工作，行動置于“人的條件”的核心位置。行動是至高無上的人性的形式，沒有行動的生命“簡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種人類生活，因為此時人不再生活于人與人之間”。 8

近年來不時看到的各種合法的、理性的公民維權行動昭示了走出停滯的一線生機。公民的行動以人的自由、尊嚴以及積極進取的主體性為基礎，以人的自我啟蒙為條件。由此個人才不再是孤獨冷漠絕望的個體，而是阿倫特意義上的公民——承担作為公民的責任，為自己的權利負責，為公共事務負責。公民的覺醒與能動性——公民的勇氣、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社會活力與改革動力的不竭之源，因為那是“千百萬人的比風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時間更漫長的愿望”。

2011年11月11日

1 見11月6日《羊城晚報》。

2 見人民網http://edu.people.com.cn/GB/13352837.html

3 孫立平，“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4 （日）三浦展，《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陸求實、戴錚譯，文匯出版社，2007年。

5 歐陽海燕，中產病人，《小康》雜志，2010年第4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kan/xkan201004/xkan20100411.html

6 參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2010年4月發布。

7 參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走向社會重建之路》2010年10月發布。

8 阿倫特，《人的條件》（又名積極生活），竺乾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