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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的跋中曾經談到，對自殺問題的研究可以算作我的文化反思工作的一個開端。而從《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一書完成之后，我已經結束了針對自殺問題的研究，因為我覺得我應該通過其他問題來深入自己的文化反思。雖然不時有各界的朋友問我相關的問題，希望我能繼續研究其他類型或其他地區的自殺現象，我都婉拒了。這當然不是因為我不再認為自殺是個重要問題，而是因為我并不想成為研究自殺問題的專家。自殺問題雖然很重要，但它畢竟只是觀察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一個角度而已，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這個問題上。這次承《開放時代》吳銘先生的邀請，我讀了該刊準備發表的一組三篇研究自殺問題的論文，并答應寫一篇相關的文章，稍作回顧和評論。這倒不是因為我要對我已經不熟悉的自殺研究界的現狀隨便置喙，而是想借此機會再作一個反思，以求教于諸位仍然從事自殺研究的朋友們。時至今日，我結束自殺研究已經很多年了，這期間，我對自己當初的想法既有繼續深化，也有一些改變和修正。回過頭來再檢討自己的研究，參照同道們仍然在艱苦進行的研究，可以在幾年之后再作一個新的反思。

近些年來，集中于村治研究的華中學者們對自殺問題做了很多非常詳細和深入的研究，比起我十年前的材料（《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所用的材料最晚是2003年的），自然更加豐富，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他們的研究以群體的方式進行，不同成員之間既有相互的支持和補充，也有彼此的張力和討論，在學術上形成一個非常活躍的共同體，也就順理成章了。雖然這些學者我大多未曾謀面，但他們這些年來的自殺研究，我拜讀了不少，非常感佩。這次刊發的三篇文章，也是他們長期研究的優秀成果，從不同的角度推進了自殺研究的深化，對我的理論也有不少對話和批評。他們的觀點雖然我并不都同意，但我非常愿意聽取他們的批評，也非常希望和他們繼續討論相關的問題。借著對這幾篇文章的討論，我也希望表達自己對一些相關的具體問題的看法，不僅求教于幾位作者，也希望與其他讀者有進一步的討論。

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在2003年前后形成一個熱點，無論是以費立鵬教授為首的醫學群體、農家女的干預項目，還是我本人的自殺研究，最初的起因都在于中國自殺率過高，而對中國高自殺率的發現，則來自回龍觀醫院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但近些年來，各項研究都表明，中國自殺率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如何理解中國自殺率的升和降，也成為中國自殺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楊華博士的論文《“結構—價值”變動的錯位互構：理解南方農村自殺潮的一個框架》（以下簡稱“楊文”），采用“結構—價值”的分析框架，從文化、社會、心理的角度詳細分析了自殺率升降的原因，無論是對理論的運用，還是對現實的觀察，都是一項相當精彩的研究。我認為，這是目前所見到的談自殺率變化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讀后受益良多。

作者集中討論了自殺率最高的兩個人群：年輕婦女和老年人。楊文認為，在90年代，這兩個人群的自殺率之所以那么高，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家庭結構變化之后，價值卻沒有跟上變化，結構和價值之間的這種錯位，是兩個群體容易走向自殺的深層原因。作者認為，在傳統社會，由于宗族觀念強，家庭以父子關系為軸心關系，強調等級性，父對子、夫對妻都有比較絕對的支配權，相應的價值目標上，也比較強調宗親關系、香火觀念、尊老愛幼、孝悌忠信、三從四德等等，因而結構和價值是相匹配的，家庭關系是穩定和平靜的，也就沒有多少自殺的事情發生。但在近三十年中，中國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祖先崇拜降溫，核心家庭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夫妻關系取代了父子關系成為家庭關系中的主軸，家庭實現了平權，代際關系平等化，男女之間也趨向于平等。新的社會和家庭結構應該是和新的價值觀相匹配的。但是，一方面，年輕婦女的價值觀念和預期都提高了，要求獲得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但她們實際的社會地位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已經降低了，但觀念卻沒有相應地降低。因而在兩方面都出現了變動不一致和不匹配的現象。兩個群體的問題都是實際社會地位不如他們的心理預期高，在現實中受挫之后就會產生巨大的落差感，結果導致家庭矛盾極其緊張，沖突不斷。這就是這兩個群體自殺率比較高的原因。

楊文的這一判斷和我對八九十年代中國自殺狀況的理解相當一致（順便說一下，楊博士認為我持的是靜態價值決定論，這是不對的；但這一小錯無關大局）。我在《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中反復強調，目前中國自殺率之所以這么高，主要是因為現代社會與家庭結構變動導致的價值和倫理失衡。傳統社會的價值和結構都是穩定的，有明確的規則可循，但現代中國在經歷了社會革命和家庭革命之后，新的價值體系卻一直無法確立起來，這是導致家庭沖突和自殺事件頻繁的根本原因。而且我也認為，這并不只是農村社會的狀況，也是中國社會的普遍狀況，雖然在城市里表現得沒有那么尖銳，因而并不總是直接導致自殺。

既然自殺率升高的原因來自家庭倫理的失衡，那么如何來理解自殺率下降的原因呢？楊文遵循了同一思路，認為在進入21世紀后，當初結構和價值失衡的狀況逐漸得到了轉變，已經越來越匹配了，這就是自殺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作者看來，在近十年多的時間里，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提升，在家庭中越來越處于與男人平等，甚至還要高一些的地位，家庭沖突不再那么激烈；老人也比較認同他們已經下降了的地位，學會了“做老人”，因而也就能比較心安理得地面對他們所處的狀況，不再要求子女那么孝順他們，所以在出現問題和沖突時，也就沒有那么大的心理落差。這樣，兩個群體的價值觀和心理預期都與社會結構狀況相匹配，相一致，就不再出現那種因落差很大而導致自殺的狀況了。這就是自殺率逐漸下降的原因。

對于自殺率下降的分析，一方面我仍然覺得應該非常認真和嚴肅地對待楊文的判斷；另一方面我也有些疑慮。而我和目前對自殺率下降的研究者最大的一個分歧是，我并不認為自殺率下降就一定是好事，更不認為自殺率下降就意味著導致自殺的最根本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

自殺這一復雜現象，從來都是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導致的，因而世界上的自殺干預項目雖然很多，但哪些確實降低了自殺率，卻非常難講。費立鵬教授在很早的時候就曾談到這一特點。雖然我們認為，家庭倫理的失衡是農村自殺的深層原因，但這并不意味著，自殺就是這種失衡的必然結果，因而也并不能推出來，自殺率的降低一定就是由于那種深層原因已經不復存在了。

不用懷疑，楊華博士所描述的婦女地位上升和老人價值預期降低，都是確實存在的事實；而且這些也可能和自殺率下降有一定的關系。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家庭倫理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穩定和平衡的狀態呢？當讀到楊文中所寫的“老人學會做老人”的時候，我感到的并不是自殺率降低之后的輕松，而是一種非常無奈的苦澀。這只能意味著，價值的跌落已經到了麻木和虛無的程度，而并不能表明已經形成了新的價值。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更像是個完全沒有價值的時代，而非獲得新的穩定價值的時代。還是上面所說的，倫理失衡和價值缺失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恐怕還更加嚴重，因為人們已經不愿意為任何價值而舍去生命了。這些問題不再以自殺的方式表現出來，可能意味著，我們將面臨遠比自殺嚴重得多的問題。

我一直非常看重涂爾干在《自殺論》中的一個基本判斷：雖然自殺率過高的社會是有問題的，但自殺率過低的社會是更成問題的。我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中也談過，一個自殺率過高的社會雖然是有嚴重問題的社會，但一個完全沒有自殺發生的社會卻是沒有出息的社會。楊文似乎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正在一步步變成沒有出息的社會。

雖然對楊文的一些結論不能完全贊同，但我仍然非常喜歡這篇論文。作者一絲不茍地把自己的觀察與分析呈現出來，雖然本身是在談問題的解決，卻能讓我從中看出與作者完全不同的東西，恰恰說明楊博士非常忠實地展現了現實的復雜性，而這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極高境界。

陳柏峰和郭俊霞兩位博士的文章，與楊華博士的文章緊密配合，可以說是對楊文的結論的具體詮釋，是對當代中國家庭政治不同方面的深入研究。前者針對的是未婚青年自殺狀況的變化，后者針對的是婚姻家庭狀況的變化。兩位博士的基本判斷也和楊文非常相似。雖然他們的文章并未涉及老年人自殺，但他們的基本觀點都可以納入楊文的“結構—價值”錯位的判斷當中。

陳柏峰博士的論文《反抗與絕望：農村社會轉型中的未婚青年自殺》（以下簡稱“陳文”）集中于農村青年的自殺，認為農村青年的自殺主要有三個類型：第一個是婚戀問題導致的自殺，主要是因為父母干預婚姻引發的；第二個是家庭瑣事導致的沖突引發的自殺；第三個是生活中的困境而導致的自殺。陳博士在全國范圍內的若干村莊中收集了大量的自殺案例，既對它們作了細致的分類和統計工作，也詳細記錄了許多典型案例的發生過程。陳文資料翔實，分析清楚，也是一篇非常優秀的研究論文。文中提出的幾個觀點，都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他所談到的第一類自殺案例，即年輕女子因為婚姻自主權而導致的自殺，我在研究中也遇到過幾起，這呼應了現代中國家庭革命的一個主要命題。不過，這類自殺案例在我的研究中發生得比較少，沒有陳文中這么頻繁。而且，我聽到的當地村里人的反應也和陳博士所寫的不大一樣。就在事情發生的同時，人們也大多指責父母干涉女兒的婚姻，過于頑固和蠻橫，而不像陳文所寫的那樣，指責女兒自殺是不孝。這可能是由于地區差異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陳文認為，雖然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在20世紀50年代就頒布了，但在三四十年之后，傳統的力量仍然很強大，父母仍然把干涉兒女婚姻當作理所當然的，甚至周圍的很多人仍然支持父母的做法，指責這些女兒的自殺。這表明年輕人追求婚姻自由的價值取向與父母相對傳統的價值取向之間發生著激烈的沖突。而在進入21世紀后，由于婚姻自主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這樣的自殺案件越來越少，甚至幾乎絕跡。其實，我本人在田野研究中遇到的這些例子，有些就發生在世紀之交，其中一例是2002年發生的。20歲的女兒因為父親反對自由戀愛而喝農藥自殺，周圍的人都指責父親過于頑固。或許正是因為陳博士所說的原因，即這時候人們的普遍觀念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陳文對于這一類自殺案例的分析相當細致和精彩，幾乎無可挑剔，我也完全贊同陳博士關于現代與傳統價值觀沖突的理論視角。但我還是有一點疑問：是不是所有這類案件都必然是新舊價值沖突導致的，在比較接受現代觀念的家庭中是否就一定不會發生因為婚姻自主問題而導致的沖突與自殺呢？我們不妨把角度稍微移向父母，替他們想一下。父母關心兒女的婚姻和終身幸福，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關心后代的幸福而担心他們找的對象不夠好，也是無可厚非的。在這樣的事情上，兩代人之間因為觀點不一致而發生沖突，女兒明明在可以不死的情況下一賭氣自殺而死，這是否只有一種解釋的可能性？陳博士說：“青年女孩因為受父母干涉，不能跟自己心愛的男孩一起而選擇自殺，其本質是對婚姻自主權的爭奪。”這一判斷恐怕略顯簡單了。我承認這樣的自殺案件往往可以理解為對婚姻自主權的爭奪，卻不認為其本質是對婚姻自主權的爭奪。即使在婚姻自主觀念已經完全確立的今天，父母仍然會關心子女的幸福，只要有這種關心，就有意見不一致的可能；而在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只要有人不夠理性，就有可能發生沖突甚至自殺，甚至可能像陳博士所說的那樣，父母也可能因此而自殺。要說目前這種自殺案例已經絕跡，恐怕還是過于樂觀了。而陳文在最后說，外出打工導致的人口流動，摧毀了父母干涉婚姻的結構性因素。這種因素，與婚姻觀念本身并無直接的關系；而它所帶來的，怕是也不只是婚姻自主這樣令人樂觀的結果吧。

第二類自殺，是因為家庭瑣事導致的沖突而自殺，特別是因為干活累而自殺。陳博士舉出了七個這一類型的案例，敘述和分析都相當精彩。但他集中于因為干活累而自殺的案例來作分析，是我不大能理解的。我的研究中雖然也發現了因為干活累而自殺的陸離，但這是極少數。認為這種自殺代表了因家庭瑣事自殺這一類型，未免有些偏頗；通過分析干活累這種自殺來概括這一類型的自殺，恐怕是沒有很大說服力的。至于陳文所說的，男女平等、追求幸福的觀念使青年厭倦了勞動的論點，更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陳博士說：“他們渴望通過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能夠擺脫世世代代的生活，他們渴望從家庭的束縛中掙脫出來，不甘于做一個依附者，獨立而大膽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混淆。現代追求自主和獨立的精神，絕不意味著好逸惡勞，更不意味著逃離家庭。

第三類自殺，是因為絕望的處境而自殺。陳文又舉出了很多生動的案例，大多是因為找不到媳婦而絕望自殺，也有些因為家庭環境惡劣，甚至因懼怕高考而自殺。陳博士認為，這類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社會不夠多元，這些年輕人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因而一旦某一方面失敗了，他們就當成自己人生的全面失敗，結果導致了自殺的悲劇。他的這一分析，仍然是相當準確和有見地的。

陳博士認為，隨著現代性觀念的逐漸確立，隨著社會變得多元化，整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健康，因而上述的自殺類型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少。但是，和楊文中提出的問題一樣，這究竟是對問題的進一步解決，還是社會的進一步惡化呢？就像他在分析第二類自殺的時候所說的：“他們不但要面對現實中機會匱乏的殘酷性，還要面對讓他們很難接受的親密關系。他們需要面對的是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難以逾越的強大的結構性力量。既然如此，那還不如一死了之。”陳文對這一困境的揭示相當深刻，但它恐怕并非通過社會的多元化和現代化就能解決得了的。

從我個人的品味和研究旨趣來看，郭俊霞博士的論文《農村社會轉型中的婚姻關系與婦女自殺——鄂南崖村調查》（以下簡稱“郭文”）是這三篇文章里最值得稱賞的。無論從對材料的處理、理論的分析，還是對現實復雜性的敏感上面，這篇文章都堪稱上乘之作。或許是因為集中于崖村這一個村子，而不是像另外兩篇文章那樣作較多橫向的比較，郭文深得人類學研究的精髓，讀起來引人入勝，使人在活生生的案例中，能深切地體會到崖村生活狀態的息息變化。

在現代中國的家庭革命中，在《婚姻法》頒布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婦女地位的提升、家庭結構的改變，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閻云翔教授和我的書里都不同程度談到了這種變化。但這一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其細致變化過程應該如何梳理，我們卻都沒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而郭文恰恰彌補了這一缺憾。作者通過對小小崖村的自殺、離婚、性關系等幾個方面現象的詳細梳理，具體而微地展現了現代中國婦女在婚姻生活中逐漸取得自主地位，同時也向社會提出了新的問題的過程。

50年代《婚姻法》標志著新型婚姻關系的確立，它頒布之后，曾經有過一段婦女離婚的高潮，這是人們已經熟知的事實。但郭文指出，這只是一段時期的暫時現象，過了這一熱潮之后，婦女依然依附于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沒有發生多少實質性的變化。以崖村為例，在《婚姻法》頒布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有三起離婚案件，然后就再無離婚案，直到1999年。當然，離婚的增多并不必然標志著婦女地位的提升，因為不論出于什么原因，離婚畢竟意味著一個家庭的解體；但恰恰是在這種慘痛的解體當中，婦女的自主性得到了張揚。為了強調婦女的自主地位而歡呼離婚率的提升，這可能是現代社會科學家極為殘忍的一面；但婦女地位的提升，又確實是以離婚率為重要指標的。這對矛盾，一直或隱或現地存在于郭文當中。

在崖村，六七十年代的家庭中，男人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在家中打老婆是常事。改革開放之后，女性進一步退出公共舞臺，回歸家庭生活。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婦女逐漸成為家庭生活的主導，女人當家是越來越常見的情況。在此，郭博士揭示出中國女性解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女性恰恰是通過在家中獲得主導地位而取得自主性的，對西方女性主義主張家庭契約化的傾向無疑是有力的批駁。在這個時期，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越來越處于優勢地位，離婚使男性付出的代價更高，打老婆的現象逐漸消失，男女平等的理想基本上得到了實現。

從改革開放前期到21世紀，家庭和婚姻狀況都有非常重要的變化。在八九十年代，夫妻沖突經常發生，家庭暴力非常頻繁，婦女經常以“鬧離婚”為爭取地位的策略，但并不想真正離婚。那個時期，因為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性關系而導致的婦女自殺非常普遍。郭文列舉的11個案例都是這種情況，但真正離婚的一個都沒有。1997年的一場逃婚事件，成為崖村婚姻史的一個轉折點。崖村的婚姻狀況發生了重大改變。這之后，家庭暴力很少發生，離婚案件卻大大增加。1999年，崖村發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起離婚案，也是50年代以來的第四起離婚案。而在此后的13年中，崖村共發生了11起離婚案，其中只有三起是男人主動提出的。這還是附近地區離婚率最低的村莊。離婚案件的驟然增多，意味著崖村生活狀況的巨大改變。婦女不再以照顧家庭和兒女為生活的重心，對愛情和體貼的要求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性生活的質量也被公開地當作離婚的理由。

伴隨著離婚率的升高，崖村人的性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郭文以大量生動的個案描述了這十多年來性觀念的戲劇性變化。在八九十年代，村里人對男人的婚外性行為一般比較寬容，對女性的婚外性行為卻非常苛刻，婦女會因為丈夫的婚外性行為和他爭吵，但往往不會因此而離婚；而女性一旦發生婚外性行為，家庭暴力幾乎是必然的，由此導致女性自殺的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但到了21世紀，村內的婚外性行為大量減少，而外出嫖妓的事情則越來越多，男性對女性的婚外性關系也越來越不苛責，女性對于丈夫不加感情色彩的婚外性行為也比較寬容。未婚女性發生婚前性關系，不再使她在婚姻市場上跌價，已婚婦女發生婚外性關系，丈夫也不會對她施加暴力或過于苛責，甚至會求她不要離婚；不少當過“小姐”的女性，也堂而皇之地進入婚姻生活，不再因為她們的經歷而遭到歧視；甚至還有女性一直保持著“二奶”的身份。于是郭博士指出：“這些一方面反映了男女日趨平等，另一方面反映了感情在婚姻關系中確實越來越重要。在這種背景下，因婚外性關系而導致的婦女自殺，既不可能發生，也難以理解。”

無論是離婚率的增加，還是人們性觀念的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自殺發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自殺率。郭文所勾勒的這一過程，確實呈現出中國婦女爭取平等和自主地位的艱辛路程，表明了現代中國家庭革命的成果在一步步深化，傳統社會對婦女的禁錮在一步步被打破，男女平等已經逐漸變成了社會現實。不過，郭文結尾也非常尖銳地指出：

然而，對個人現世幸福的追求無疑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在解放自己的同時，一不小心可能迷失了自己，傷著了別人。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當農民在個人現世的幸福中尋找生活的價值時，他們真的可以找到嗎？在這樣一個現代的社會里，什么才是他們的生活價值？他們如何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生活價值？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雖然只是到了文章結束的時候，問題的復雜性才被真正明確地提出來，但無論在前文的敘述當中，還是在作者的分析當中，讀者都能體會到這把雙刃劍的威力。離婚率既是婦女獨立自主的重要指標，也是人生和家庭的一大慘劇；婦女已經不再因為顧忌孩子而不肯離婚，這縱然體現了她們對情感的執著追求，但此舉給單親孩童帶來的生活和心理傷害卻是極其深刻和決定性的。我所接觸的來自單親家庭的學生，很少有快樂和健康的。至于性開放這種所謂的“先進理念”，郭博士已經用她的雙引號表明了態度。我們看到的是肉體決定精神、淫樂決定幸福的喜新厭舊、喪盡廉恥。

在這三篇文章中，郭文是最深地觸及到現實的這種復雜性的一篇。她的文章娓娓道來，不卑不亢，對現實的描述和分析都入木三分。也正是在這樣揭示出經驗生活的復雜性的文章中，希望才能真正成為希望，無奈或許也會漸漸得到理性的化解。

以上是我讀這三篇論文的簡要評論。對幾位作者的主要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我都是相當贊賞的。以賀雪峰教授為首的華中學人高度重視經驗研究，因而時刻關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對于社會文化的走向有著強烈的敏感，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此外，他們非常強調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試圖以中國式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中的現象，我認為這也是非常難得的一點。目前，這個群體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材料，做出了可觀的研究成果，而且已經有了相當強烈的理論意識。如果能夠在扎實的田野研究的基礎之上，博采中西理論之長，相信他們會有更優秀的成果。而在這三篇文章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研究特點。

三篇文章補充了很多我沒有看到的重要內容，也續寫了我在2003年結束調查之后的自殺狀況。我非常高興他們能把中國的自殺研究推進到現在這個程度。因此，在閱讀他們論文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我不曾知道或沒有深思過的東西，所以我在他們的研究中學習了很多。而我個人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是，自殺不是絕對的壞事，自殺率降低也不是必然的好事。我與楊華、陳柏峰兩位博士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覺得他們有些過于樂觀了。而對于郭俊霞博士提出的問題，我深切地感到心有戚戚。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雖然承認自殺是透視中國社會現狀一個非常好的入手點，但它不是問題的全部，更不是最根本的癥結所在，因而即使自殺率降到零，也并不意味著我們進入了無憂無慮的天堂。正是因為我們并沒有隨著自殺率的降低而可以高枕無憂，請讀者和三位作者原諒我在過去的研究中曾經犯下的錯誤，以及現在的評論中可能有的誤解與唐突，而一起思考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問題與可能的走向。

燕南園愛思想 吳飛 2015-08-23 08: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