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國需要一批“城市事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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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城市的生長有不同的階段。經過了大肆擴張的階段后,中國城市下一步怎么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給出的答案是:中國需要一批“城市事業家”。


周其仁教授的意見值得讀者聽取。




 

文/周其仁

 

隨著國民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加上債務、環境等限制,我國的城市化勢必面臨轉型。下一程城市化究竟怎么走,現在有點思考或也可算未雨綢繆。


先讓我們回到常識。城市之所以成其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間承載大量、多樣、復雜也更豐富多彩的經濟文化活動。這樣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來定義。


至于為什么人口、資源要在空間上湊成一個高密度形態,答案是積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從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去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住地在紐約曼哈頓上城,讓我有機會記住這座全球之城的密度數值:每平方公里2.7萬居民。論經濟密度,曼哈頓每平方公里年產出GDP為16億美元。


當然,曼哈頓是紐約市的核心區。以整個紐約市算,每平方公里1.65萬居住人口,11.28億美元的GDP。

  

回來后查對我們這里的城市密度,發現還差很遠。北京上海廣州的人口與經濟總量名冠全球,但論單位土地面積承載的人口與經濟,還不好意思拿上臺面來比。


中國論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產出8.2億人民幣GDP,合1.37億美元。

 


(注:深圳地標——地王大廈) 


很有意思。我國經濟也是總量傲人,但算到人均就依然比較落后。城市亦然,總量大哥哥,密度小弟弟。這樣的“同構”,總有點道理吧?

  

我們要明白,如果作為城市之核的市區,密度過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斷然難以通過發揮輻射作用引領國民經濟增長。君不見所謂的全球城市,從來以影響力、輻射力論英雄,而不以總量、范圍大小論短長。

    

要明白,我國的城市化到了一個轉折點。單純服務于擴張城市規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強征強拆,無論從哪一個維度看,都斷然難以為繼。城市化下一程非轉不可,向哪里轉,值得城市的決策主體,管理主體和建設主體思考。


比較現實的選項,是在已撐開的城市骨架范疇之內,將城市投資和建設的重點轉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譬如各地修建了不少大劇院,要問一問有沒有演出,有多高頻率的演出,以及什么品味的演出?


巴塞羅那不過200萬人口,卻擁有享譽國際的加泰羅尼亞國立歌劇院,是一百幾十年前修的,有1000個座位,迄今為止每年演出300多場。紐約百老匯和倫敦西區音樂劇,更是讓這兩大全球級城市具有持久魅力之不可或缺的要素。



(注:加泰羅尼亞國立歌劇院)


對比之下,近年我國建成的大型歌劇院不少,設施的硬件條件可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擂臺,挑戰是節目組織得怎么樣。


好苗頭當然也有,像天津大劇院音樂廳,慧眼識英雄,把北大國發院的一位畢業生選去領銜打理,兩年半時間辦成800場演出,儼然已成中國的一座音樂重鎮。



(注:天津大劇院)


這說明,城市發育的設施硬件等“骨架”一旦撐開之后,關鍵就轉到有沒有一批“城市事業家”能組織更積極活躍的城市生活。


城市是人的城市,以便利人的活動為上,以人氣為王。上一程我國的城鎮化,似乎比賽的是誰家征地多,誰家新區遠、馬路寬,誰家的建筑高端大氣上檔次。


現在到了換賽季,要比一比新本領,賽一賽哪個城市、哪一個街區、哪一個建筑群的人氣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經濟文化活動的品質更好,讓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易業又易居。



  

文章來源:愛思想網



觀察中國 2015-08-23 08: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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