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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即將過去了，回顧這一個世紀東方哲學的足蹤，我們可以對東方哲學的轉型及其社會意義有比較深切的認識。19世紀至20世紀是東方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的群眾開始覺醒起來，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從土耳其、波斯、中國革命擴展到了整個東方地區。隨著東方民族主義運動與思潮的蓬勃興起和發展，作為這種思潮基礎的哲學也開始活躍起來，向著新時代變革。東方哲學不僅是一種世界觀、價值觀、道德倫理原則和宗教情感，而且也是一種文化結構模式。很多東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根據自己民族哲學、文化傳統去塑造自己國家發展的藍圖并據此進行行動。縱觀這一個時期東方的哲學、文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地區或部分：東亞和東南亞是以中國的儒釋為輻射點和伊斯蘭教、印度教文化及當地文化、信仰相互融匯的地區；南亞是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并存的地區；西亞、北非則是以伊斯蘭教哲學文化為中心的地區。由于在這些國家中宗教在社會政治生活中長期占有統治地位，政治、哲學、藝術等等一切意識形態都囊括在宗教思想體系之內，無不打上神學的烙印，特別是宗教和哲學是難解難分的。一位阿拉伯著名的專家曾說：“宗教與哲學并無明確界限，宗教中有哲學成分。相反，如果哲學僅僅被作為王權的工具，那么哲學也就不成其為人明智的科學，而變成一種新的宗教了。”例如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常常是以宗教哲學為號召的，甘地、提拉克等民族領袖都把他們的斗爭安置在印度教的基礎之上，他們的種種斗爭方式，如非暴力、絕食等等也都是宗教的。印尼蘇加諾在創立新國家時提出的“五基”（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民主、社會繁榮和信仰神）也把宗教列在“五基”之中，他認為，伊斯蘭教是“納沙貢”的基石。阿拉伯地區近現代掀起的各種政治、社會文化改革運動常常是以復興伊斯蘭教、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社會主義相號召的。在緬甸、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發動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佛教一直被作為民族獨立的旗幟和復興傳統語言文化的象征。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言：東方哲學的復興、轉型首先是在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和社會運動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從本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東亞地區在經濟上有著持續的飛躍的發展，出現了“經濟的奇跡”，與此同時，在文化上也呈現出某些繁榮的景象。因此，有人預言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或者“東方的世紀”。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在尋求發展的原因，有人認為，亞洲經濟的日益發展是與它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亞洲的民族宗教、哲學意識或者文化正在作為國家或民族之間的關系準則，日益起著重要的作用，亞洲的價值觀、倫理思想形成了使東亞社會實現經濟繁榮、進步，公民關系和諧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礎。不少人歡呼東方的傳統文化已經覺醒并在所有建設生活中釋放著巨大的能量。有些人還把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推向極端。例如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一文中寫道：未來的世界不是按意識形態或國家劃分，而是按文明來劃分，文明主要指的是宗教、哲學，文明的差異是未來世界發生沖突的根源，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是國際政治的主線，儒教—伊斯蘭教將成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脅。亨廷頓這個觀點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但它確實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察世界政治、經濟的視角，承認文化因素，特別是人的精神上的追求、宗教信仰、世界觀、價值觀等等對經濟所起的推動作用。
　　東方文化或亞洲文化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多元的文化。我們通常所說的亞洲文化應該包括東亞文化、南亞文化、東南亞文化、西亞文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東亞文化。而東亞文化中最重要的傳統是起源于印度，繁榮于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國發展于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儒、道，儒釋道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混合的基礎。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民族、宗教、哲學的因素。這些就構成了東亞經濟模式的歷史文化背景。另外，東亞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近代，它曾經吸收不少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如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后，朝野一致強調“脫亞入歐”，到了現在，又有一些人強調“脫歐（美）入亞”，其重要原因是日本的經濟開發、投資重點已轉向亞洲。當然，日本的文化和哲學在融合東西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所以我們談論東亞文化和東亞價值觀，既要看到它的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面。
　　什么是東亞文化的文化模式或理性構架？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尊重權力，個人服從社會，步調一致，牢固的家庭價值觀念，勤勞節儉，重視教育等等。新加坡的外交家科埃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列舉了在東亞操作的10項策略：人民和國家之間訂立社會契約，保證基本需要，維護法治，自力更生，不提倡福利主義，良好的道德環境，反對西方個人主義的極端形式等。這10項操作策略確實是建立在東亞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儒學的基礎上的，因之得到了東亞和東南亞很多國家和人民的呼應。很多學者、政治家都強調儒學對亞洲“四小龍”和中國、新加坡所起的現代影響，與此同時，也得到了歐洲輿論界和學術界的重視，例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訪問中國之后曾在德國《時代》周刊（1992年5 月）上撰文說：“垂直的實力主義傾向、由年齡構成的階層秩序、學習欲望、節儉主義、家族及集團的團結性等，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遺產。它完全不同于歐洲及北美的宗教倫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產生同等的經濟效果。西方世界恐怕不能不承認，深深扎根于與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文化中的人們，即便沒有歐美人所認為的不可缺少的民主制度，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美國著名作家勞倫斯·哈里森在《紐約時報》（1996年6月2日）著文稱：“東亞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會精神的特質還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這些價值觀強調了工作、教育、美德、未來和節儉。它使人回想起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引為工業革命動力的新教道德觀。”
　　目前，儒學的價值觀念不僅作為一種東亞傳統的哲學、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匯于現代的經濟和生活之中。例如儒教的道德規范在日本現代企業的生產管理（質量管理、終身雇傭制、意見建議制度、官員和企業家的密切合作、國家的推動等等）和人際關系中迄今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韓國把儒家的權威主義運用到經濟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導型經濟”，這對政府在制訂經濟戰略、保護國內外市場，特別是統攝全民族一致追趕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起著十分重要的動員和組織作用。1997年韓國遇到嚴重的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從韓國人民為了協助國家克服種種困難所表現出的獻身精神中也可以看出儒學的影響。我國的傳統文化對我國現代化企業的組織領導和管理也都起過重要的借鑒作用。例如青島鋼鐵公司在黨的政策的指導下，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善于發揮我國優秀文化的積極作用，使這個廠迅速崛起，成為先進企業，他們對儒家的“五德”（仁、義、禮、智、信）作了新的、合乎時代需要的解釋：“‘仁’，施仁政，得民心，在企業中就是要關心愛護職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義’就是通曉大義，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維護大局的原則下行動；‘禮’就是要講文明禮貌，培養‘四有’職工，在市場經濟中講道德、講文明；‘智’就是群策群力，講究經營策略，善于把握機遇，開拓市場；‘信’就是言而有信，維護企業信譽，真抓實干，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可見儒學起著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東亞的價值觀一直抱著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例如在90年代亞洲金融和幣值危機的困擾中，國外一些政治家和權威評論家都對“亞洲價值觀”進行了種種評論和嘲笑，有的暗示這種價值觀實際上是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而不是亞洲很多國家以往取得成功的原因。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公開撰文說，亞洲金融風暴標志著儒學價值觀的破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認為，亞洲經濟模式已經過時，他說：“東南亞的錯誤在于將其模式過于理論化，并把它同亞洲的價值觀混為一談。當這種模式失敗時，可以看出在儲蓄、勞動和社會同情觀念上存在的問題。”但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指出：有的輿論對東亞國家的指責超出了合理的邏輯，東亞的奇跡是實實在在的，它們遇到的問題是由種種復雜的因素包括西方的市場模式強加給亞洲政治經濟文化體系所引起的，而且目前危機已接近谷底，促使亞洲經濟增長的成功因素或條件目前仍存在，因之東亞經濟前景仍是美好的，它將繼續成為全世界成功發展的樣板。例如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東亞奇跡對亞洲經濟的改造是歷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東亞奇跡使得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增長，這體現在千百萬亞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其中包括壽命延長，健康狀況和教育水平提高，千百萬人民擺脫貧困，過著充滿希望的生活。這些成功是實實在在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帕迪指出：“亞洲將恢復經濟增長。亞洲國家是有活力的社會，它們的人民受過良好的教育，勤勞苦干、富有創業精神，并且總是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積存起來，它們的政府汲取了非常重要的教訓，懂得了開放它們的市場和增加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以吸引和留住外資的必要性。今后，亞洲仍然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地區。”加拿大秦家驄教授認為，亞洲的價值觀是客觀存在著的，但要作辯證的考察。他寫道：“一個國家價值觀的形成同它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最近羅珀—斯塔奇公司進行了一次調查，該機構在35個國家向3.5萬人征詢了意見。調查結果表明， 亞洲國家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比如在菲律賓，該公司發現，尊敬先人被認為是價值觀中最重要的一條，當然孝道是孔子傳授的最佳美德。很難想象西方國家會把這一條放在第一位。”又說：“現在或許是把亞洲價值觀所包括的各種品質認真歸類的最好時機……亞洲價值觀也像其他價值觀一樣有著它的優點和弱點。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些價值觀可能比另一些價值觀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夠提供幫助的價值觀，而擺脫那些阻礙發展的價值觀，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倒掉是沒有道理的。”我覺得秦家驄對亞洲價值觀的評價是符合歷史的、中肯的。亞洲價值觀無疑存在著消極腐朽的方面，這些消極的方面，直接影響著亞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是，我們對待任何文化遺產必須采取科學的、歷史的和批判的評價，既不能全盤地加以肯定，也不能全盤地加以否定。否則，我們永遠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開封大學學報1～4B8倫理學黃心川20002000東方價值觀主要指東亞儒學的價值觀。目前，它不僅作為一種東亞傳統的哲學、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匯于現代的經濟和生活之中，并且對東亞經濟奇跡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和凝聚作用。但是，儒學價值觀也像其他價值觀一樣有著它的優點和弱點，我們不能因亞洲金融危機就懷疑甚至否定東亞價值觀，必須作辯證的考察，采取科學的、歷史的和批判的評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只有這樣，亞洲國家才能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儒學/東方價值觀/現代意義黃心川，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　北京　100732　　黃心川，男，1927年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開封大學學報1～4B8倫理學黃心川20002000東方價值觀主要指東亞儒學的價值觀。目前，它不僅作為一種東亞傳統的哲學、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匯于現代的經濟和生活之中，并且對東亞經濟奇跡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和凝聚作用。但是，儒學價值觀也像其他價值觀一樣有著它的優點和弱點，我們不能因亞洲金融危機就懷疑甚至否定東亞價值觀，必須作辯證的考察，采取科學的、歷史的和批判的評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只有這樣，亞洲國家才能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儒學/東方價值觀/現代意義

網載 2013-09-10 2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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