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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歲的李正修決定尋找父親。這一年離他的父親李復幾病逝，已經過去了60年。來自上海交大和德國波恩大學的資料，完全超出了他對父親的了解和記憶。

2007年2月6日，82歲的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離休干部李正修收到外甥姚辛從上海寄來的信，姚辛告訴舅舅，上海交通大學正在尋找“外公”的后人，并擬請家族老人們“講故事”。這封信附了兩頁A4打印件，是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歐七斤助理研究員整理出來的《上海交大1901屆校友李復幾年譜資料》。

李正修10歲那年到上海求學，一年后日軍打進老家蘇州，全家人四散輾轉，此后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他只知道父親是位工程師。

從上海交大發來的兩頁資料和隨后看到的材料中，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親在1907年成功地挑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勒納關于光譜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發射說，被授予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學博士。來自上海交大和德國波恩大學的資料，完全超出了他對父親的了解和記憶。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已經尋找李復幾將近兩年。而李復幾的母校德國波恩大學尋找自己的學生已經二十多年。

波恩大學的“禮物”

1984年10月，德國總理科爾第一次訪華，將關于李復幾的幾份文件作為禮物送給了北京大學：與他1907年博士論文同樣小開本的單面復印本、波恩大學簽名紀念冊。

1984年10月10日，科爾在北大作的演講中有這么一段話：“中國學生留德早有良好的傳統，早在19世紀末期，特別是本世紀初以來，有很多貴國年輕科學家到我國接受大學教育。波恩大學是首先頒授博士學位給一位中國公民的歐洲大學，他姓李名復幾，博士論文題目為堿金屬，該論文于1907年于波恩大學通過。我帶來了該論文的復印本以及李先生的簡歷和離校證明書，請你們存檔。”

在科爾演講的次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稿件中，都只刊出了前半段，后半段關于李復幾的個案舉例，中國報紙并未提及。因此，在1984 年，中國讀者依然不知道李復幾這個名字。由于無人知道李復幾的經歷，這份檔案在北大的檔案館靜靜地躺了23年。得知北大存有父親的資料，李正修拿著介紹信，于2007年6月25日找到北大檔案館。北大收藏的這份檔案中還有一張16開大小的中德文卡片，上書“德意志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于1984年10月7日至13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贈與北京大學”。

李正修把沉寂在北大的資料復印并寄給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的歐七斤。他說：“以上檔案中沒有北大外事人員的記載與說明，因此，不知北大校長接受這份復印件時說了什么，或對北大有關人員有何交代，檔案館的同志說，這樣的材料事后就轉到檔案館來了。”

盡管尋找李復幾是科爾為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一時之需，但是波恩大學校史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汀·喬治多年來卻一直在尋找李復幾和他的后人。李正修致信玻恩大學，寫了他自己童年時對父親的一點記憶。克里斯汀回復他：我很高興讀到了李復幾兒子的來信，他是波恩大學最著名的外國校友之一。

德國留學期間的李復幾

被埋沒的上海交大校友

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紀念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100周年大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在會上放映了一部回顧中德學術交流的幻燈片，一位東方人的頭像下，寫著NanYang College(南洋公學)。核反應堆專業出身的校長謝繩武意識到這位留德學生與上海交大有關，立即起身，跑步趕到校史辦公室。一會兒，謝繩武又跑回紀念會現場，他宣布了一個消息，紀錄片中出現的那位東方青年，是南洋公學1901年的留學生李復幾，他于1907年獲得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

接下來的午餐會氣氛格外活躍，中德雙方定下了兩年的約期——2007年李復幾獲得博士學位100周年之際，雙方在上海交大舉辦紀念活動。從此，上海交大校史研究中心的歐七斤便開始了對李復幾生平的探尋。

歐七斤從交大現存的南洋公學檔案中查到，1901年，南洋公學中院畢業了6名學生，其中4名被公費送往英國留學，李復幾(曾用名李福基，字澤民)考取總分第一。校方規定，李復幾攻機械，胡振平、曾宗鑒專習政治，趙興昌學商務。

李復幾進入芬斯伯里學院(Finsbury College)， 就讀機械工程專業，后入倫敦機械工程師研究所實習1年，之后再入倫敦大學學習機械工程，1904年畢業后前往德國迪塞爾多夫的漢尼爾理機器廠實習。在4年留英期限將滿之時，李復幾致函南洋公學督辦盛宣懷，表明自己想到德國學習自然科學之愿望和理由，盛宣懷以李復幾“才品甚優，有志向學，自應展長學期方能造就成材，以備回華效用”，同意延期至1907年6月，年供經費180英鎊。于是，1906年5月18日波恩大學藝術系自然科學專業迎來了一位中國學生，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大氣中“氦”的發現者凱瑟爾，從事光譜學研究。他沒有給自己取德國名字，而是用羅馬字母注冊了“Li-FoKi”這個簡單的發音。

“屠龍之技”

李復幾在波恩大學只學習了一年，便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時間是“光緒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月”(1907年1月)。經考證，這是中國人在世界上獲得的第一個物理學博士學位。

李復幾的博士論文，推翻了勒納在1903、1905年提出并完善的“關于光譜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發射說”，并完成了自己的“推驗光浪新論”，是當時光學界最為前沿的一項課題。勒納何許人？他因對于陰極射線的研究于190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年，提出狹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想給勒納做助手，被拒。多年后，成為希特勒物理顧問的勒納出于種族歧視的原因對愛因斯坦進行過迫害。1907年，年方26歲的中國學生李復幾對光學權威勒納的挑戰成功，無疑是當時物理學界的一大傳奇。波恩大學認為李復幾的論文非常優秀，將之評為“Idoneum”(滿意)等級，這是一個在數學和物理學科都難得一見的好成績。波恩大學對李復幾的紀念，不僅在于他對物理學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因為勒納后來成了希特勒的物理學顧問。在反思納粹的德國，當時敢于挑戰這樣一位學術權威，自然是被母校稱道的。

最早的尋訪人

無論是上海交大尋找學生，還是李正修尋找父親，都無例外地找到了中國物理學史權威戴念祖。他們找到戴念祖時得知，在中國，戴念祖才是第一個尋找李復幾的人。

戴念祖的尋找始于1990年代初，那時他在主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一書，正從歐美各著名大學尋找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留學生留下的有價值的論文。從波恩大學找到的一份論文顯示，作者叫李復幾，身份是物理學博士，年代是1907年。這一年，要比中國物理學界此前公認的第一位博士李耀邦獲得學位的時間提前了7年。德國波鴻大學教授魏波渡也找過戴念祖，托他查詢李復幾回國后的情況，并寄贈了李復幾的一些材料。從這些材料上看，李復幾在歐洲的7年間，在學術界內外都是一位活躍分子，担任過一連串職務。

1901年出國留學前夕，李復幾(右)與其叔李維格合影于上海(引自王同起的《李維格的理想與事業：拯中原于涂炭，登億兆于康莊》一書)

1993 年，《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一書出版時，已把李復幾的論文收入其中。1996年，戴念祖在《物理》雜志上發表了《李復幾和他的博士論文》一文，對李復幾在物理學史上的作用和貢獻評價如下：“勒納于1905年因陰極射線的實驗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他的光譜理論在兩年之后被李復幾證偽。鑒于勒納在本世紀初物理學界的影響，李復幾的工作是有助于物理學發展的。物理學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勒納和李復幾的光譜研究，表明在1913年玻爾提出原子能級之前光譜學理論曾經走過的探索之路”。

然而，戴念祖也查不到李復幾此后的蹤影，因此，他在這篇文章中又說：“也許他獲博士學位回國了，只是由于當時的政情與貧困落后，他未曾進入教育界，而真的起法號，入山為僧了；抑或沒有回國，也未可知”。

尋找“消失的”父親

離開物理學之后的工程師父親，究竟還做了什么？父親留給李正修的記憶全都是美好的：一位月薪500塊大洋的總工程師，在繁華的蘇州火車站附近安家，一幢花園別墅，花園里5個孩子各有一部機械玩具，可以騎行，可以相互推著跑。小女兒的推車是總工程師父親親手制作的。蘇州生活美好而短暫，1935年父親像往常一樣結束休假，回到漢冶萍公司去工作，后來又轉到自貢鹽務局工作。這時10歲的李正修在上海上小學。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日軍轟炸蘇州火車站的一發炮彈擊中了李復幾的家園。幸虧他帶著大兒子到自己工作的鹽都自貢去了，夫人逃難去了四川，四個孩子在上海。蘇州的家在空襲中片瓦無存，李復幾的藏書、書房門口堆積得小山似的精致雪茄盒子，孩子們騎著木制機械車飛跑的花園，都已不復存在，李復幾從英國和德國帶回來的兩張學位證書，不知是不是也在這次轟炸中化為灰燼，總之，他的后人誰都沒有見過。

李正修決定寫信給他記憶中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城市。與湖北省檔案局的聯系，使他意外地得到了父親當年的手跡：《漢冶萍公司經理處卷：為李復幾請資遣出洋考察事》。李復幾用小楷寫的這份報告，匯報了他新近為武漢建的幾座橋梁完工——在萍鄉煤礦担任制造處處長時，李復幾承接了修建京漢鐵路所需E40、E45橋梁共93座的龐大工程。為了這些橋梁，李復幾與中外工程師爭議十多次。完工之后，李復幾提出要求：“復幾最不愿素餐，擬乘此無外工程之日作學問研究之行，蓋歐美各國對于制造工程無不日新月異，大旨在乎縮短時間輕減成本，復幾所學若不加切磋， 焉免陳腐”。這份寫于1923年1月20日的出國考察申請報告，并未獲得批準。

自貢的發現

一份由“自貢三中革命委員會”出示的1947年旭川中學圖書管理員的欽天錫提供的證詞說：“聽說李福基是外省人，當過工程師，后來去職，生活無著，由校董介紹在旭川中學每周代英語課。”這是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親曾在旭川中學代過英語課。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記憶中樂觀開朗帶著5個孩子到河中游泳的父親、在留學時身影閃耀在各種社會活動中的父親，到了晚年，卻性格孤僻、生活無著。

把上述這些材料遞給李岱的前領導朱站長還告訴李岱，在萍鄉調查來的材料中說，李復幾月薪500大洋，同情安源路礦工人，工人想發展他為中共黨員，他說我一大家子十幾口人要養活，我要是出事了，他們怎么活？李復幾沒有加入中共，但是他給工人捐過款，工人給他起個外號叫“五百塊”。另外，離開萍鄉時，李復幾被證明是“和我黨兩位同志一起走的”。

依舊模糊的蹤跡

在往各地寫信、收到一點線索或杳無回音中，李正修等到了2008年春天。此時，上海交大和波恩大學紀念李復幾獲得博士學位100年的紀念大會已經開過，李家捐獻出李復幾的博士論文和兩枚私章，這是李家僅存的紀念物。

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的命運，在他的兩所母校和子孫們多年奔走下，只隱隱地出現了一個輪廓。他26歲時留在物理學史上的光焰，是波恩大學的驕傲，在這所學校里，李復幾一直被當作“杰出外籍校友”來紀念。

當他一腳踏進祖國，在這個尚不知光學為何物的地方，世界最前沿的科學研究一入海關即被拋之無形，并未能像盛宣懷所期望的那樣“回華效用”。李復幾靠他英國時期學的工程學，在炮火相連的晚清、北洋、抗戰時期，先后在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最大的鹽業集團供職，置身中國工業近代化第一線。

1947年父親過世時，李正修(原名李普)正在燕京大學參加學生運動，不久他收到恐嚇信，被反動派誣為“職業學匪”，要“殺死”，要“活埋”，后由地下黨安排，撤退到解放區，參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名干部，但長期背著“社會關系復雜”的“家庭背景”。

本文節選自《物理》2013年第10期，《物理》雜志是由中國物理學會、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主辦出版的物理學學術期刊。

文匯教育 2015-08-23 08: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