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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的資格

作者 | 楊奎松

用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來解讀中國近代歷史進程，過去在中國曾較流行。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傳入，多數中國學者也轉而批評起“西方沖擊-中國反應”的思路來了。原因很簡單，“沖擊-反應”模式，多少有些西方中心說的嫌疑，柯文則幫著我們回到自己應有的立場，即中國中心說上來了。不過，對于現代民族主義觀念的生成來說，不管哪個中心說“政治正確”，至少采用“沖擊-反應”模式，還是更易看清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20世紀上半期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條件。

▲楊奎松，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說起來，這本不是很復雜的問題。漢娜·阿倫特說得好：“任何一個以征服者姿態出現的國家，都會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識及其對掌握自主權的渴望，這種情況將會破滅（征服國家）締造帝國的野心。”不過，從16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看，差不多所有當年自以為比別的民族文明發達的國家，在對外擴張時，都很少能弄明白這種因果關系。

這里所說的民族國家，是一種現代產物。從歐洲那里開始，所謂民族國家至少有兩種版本：一種是18、19世紀誕生的，如英國、法國，也包括美國，本質上把國家視為國民自由共同體的民族國家；一種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誕生的，如德國、意大利，把國家主要看成歷史傳承甚至血緣共同體的民族國家。不管前者還是后者，最初又都在市場競爭的推動下盲目擴張殖民地，“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落后民族與地區。結果也如阿倫特所說，因刺激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識及其對掌握自主權的渴望，逐漸引發了一波波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進而催生出一個個新的民族國家，顯然是當年那些自視為先進文明的列強意想不到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碰到的，正是同樣情況。不同在于，往往多數殖民地或落后國面對的是一個主要的宗主國或“征服國”，但中國并未變為哪一國的殖民地，卻一樣要面對諸如公使團那樣的“太上皇”，甚至不能不眼看著列強在中國的土地上你爭我奪。進入20世紀后，要尊重國民權利的美、英、法等國的殖民主義傾向逐漸消解，而東亞后起的日本步德、意式強調整體主義的民族國家之后塵，不顧一切地對中國進行蠶食和擴張。由此，一個明顯后果就是，最早以征服者姿態凌駕于中國的，明明是英、法等列強，但“一戰”后，中國人最反感的，卻是后來的、高唱要共同抵御白種人東侵的日本人。眾所周知，日本對中國施以武力“膺懲”和局部占領的做法由來已久：入侵臺灣、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等，無不是公然侵略。然而，當年日人的這些行徑，幾未引起多數國民的反感。相反，從改良派到革命派，均對日本欽羨不已，幾年間竟有十萬學子東渡學習。

對日本觀感上的重大改變，應始于日政府1915年初提出的、意在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條”。此一要求引起許多留日學生憤而歸國以示抗議。隨后，1918年日政府逼迫中國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中日軍事協定，消息披露后再度引發留日學生集體歸國和國內學生的示威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在巴黎和會堅持霸占膠東半島，而中國要求歸還權益的主張被拒，中國輿論界及知識界自會憤然發聲抗議，學生更是上街示威，留日學生再度發動歸國運動，就連大中城市中一些工商業者也采取罷市行動，抵制日貨就更不用提了。受日本霸占膠東半島一事刺激而來的這種“覺醒”，是否影響到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并促成了他們的“覺醒”呢？

▲1948年的北平 攝影/亨利·布列松

方志敏回憶過他在江西上饒讀高小時所經歷的這場風波：“小的時候，在鄉村私塾讀書，無知無識，不知道什么是帝國主義，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自然，不知道愛國為何事。”以后進了高小，就漸漸懂得要愛中國的道理了。五四運動當時波及到他所在的小學，學校里的年輕教師曾組織學生開會聲討日本。他提到，一個青年教師跑上講臺，將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逐條念講。“他的聲音由低而高，漸漸地吼叫起來，臉色漲紅，漸而發青，頸子漲大得像要爆炸的樣子？聽講的我們，在這位教師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動之下，哪一個不是鼓起嘴巴，睜大著眼睛——每對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紅紅的像要冒出火來；有幾個學生竟流淚哭起來了。”同學回到寢室后翻箱倒柜，凡日本的東西均被扔出來打壞掉，然后結隊上街去檢查商店的日貨，并四處對民眾演講，要“喚起他們來愛國”。他回憶自己受到此次行動的刺激，思想上發生的變化，“自己幼稚的腦筋中，做了不少的可笑的幻夢：我想在高小畢業后，即去投考陸軍學校??帶幾千兵或幾萬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島！”

讀五四運動期間的上海報紙，亦不難看到上海普通市民對日本人的排斥心理同樣大大增強了。一方面，上海學生的街頭宣傳、報紙輿論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因上海日人較多，反日運動很容易造成底層民眾對日人陰謀的防范甚至是恐懼心理。馮筱才寫過一篇文章，列出一二十條1919年6月間上海中英文報刊對市民這種恐慌情緒的報道。當時關于日人陰謀最多的傳聞是“日人置毒于華、法兩界之自來水中”，水被投毒，非同小可，自然要引發恐慌。此類消息雖經租界當局再三辟謠，但對日本人的反感明顯地助長了三人成虎的效應；再加上不少中文報紙加油添醋，還促成了對日人如對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在兩周多內，街頭接連發生了日僑甚至日本巡警受到市民圍毆的情況。因為上海市民往往弄不清誰是日本人，以至街上一些不會說上海話，或長相、穿戴不像中國人的中國路人被民眾當成日本人，接連被打傷甚至被打死。好在上海租界和華界軍警從一開始就注意采取行動彈壓，這場騷亂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就被平息。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　

一時間的日本壓迫欺凌事件，會刺激起相關地區部分普通市民的反日心理，這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日關系狀況不斷的情況下，或不難想象。但除去知識界、學生界和部分精英階層確會因此激發起強烈的民族意識，進而訴諸有組織的抗議行動，底層普通民眾類似的恐日情緒和無組織的反日暴力，是否稱得上是一種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的表現，卻頗值得懷疑。方志敏講述了他高小畢業后，前往南昌、九江讀書，后又到上海逗留，并搭乘日輪回江西時看到的種種情形。在他看來，五四運動過了好幾年，日人在中國蠻橫霸道，中國人要么為虎作倀，要么膽小懦弱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

英國史學家喬治·P·古奇曾這樣解讀阿倫特講到的那個被征服國刺激起來的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識”，亦即所謂“民族主義”。他說：“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成員的覺醒。”這種“覺醒”，是指一個意識到自己民族歸屬的人，相信有必要為實現、維持與延續本民族的認同、整合與繁榮，為本民族應享有的地位甚或獨立而努力。如果此解讀基本正確，那像上海部分底層市民表現出來的那種恐懼或暴力，也包括方志敏夢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島”之類，應還達不到這種“覺醒”的要求。

如前所述，19、20世紀世人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并不一致，因此人們談論的所謂民族主義或民族意識或民族覺醒的內容也未必相同。相對而言，越落后的國家，距離英、法、美式的民族國家越遠。德、意、日的民族主義，就明顯地帶有中世紀帝國的、暴力的、排他的和整體主義的特色。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4億人口中90%以上都在農村，絕大多數還是文盲，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鄉村與鄉村，發展嚴重不平衡。可以想象，在如此落后的國家，要想在短時間內建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國家，通過公民權利意識的培養來結成以國民個人自由為基礎的民族共同體，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惟一能夠較快地將國人的民族意識激發出來，形成一個以文化血緣為紐帶的民族共同體的辦法，只有一種，那就是外敵的入侵與占領。

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徹底瓦解后，德意志民族處于四分五裂之中，無人能將眾多各自獨立的諸侯國、貴族領地和自由市統合起來。德意志人之所以會逐漸形成一種民族認同感，并最后重新統一起來，組成一個新的國家，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共同遭遇了法國的入侵、統治。

在歷史過去80多年后，沒有人能判斷出，如沒有“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純粹靠蔣介石國民黨提供的民主、自由和可能的經濟出路，中國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真正實現自身的統一與獨立，變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國家。但可肯定的是，如果這種可能存在的話，最少恐怕也要像英國革命那樣，經歷許多反復，還要花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走上近似19世紀德國那樣的建國之路，很大程度上要拜日本軍國主義者當年的狂妄無知所賜。正因日本狂人扮演了當年拿破侖扮演的那個角色，一個“九一八事變”不足，還要發動“華北事變”，再來個“七七事變”，一步步把一個四分五裂、老大懦弱的農業中國中許多人的民族意識調動起來了。日本敢于侵略中國，除了盲目迷信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邏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像德國納粹一樣，自認“優秀”且“文明”，把中國視為劣等且野蠻。因此，許多日人相信“中國非國”，“支那人無立國之資格”。戰爭爆發后，日政府甚至公開聲明：“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其實，蔣介石當年決心抗戰，要爭的就是這個立國資格。從中國各黨各派各軍一致對日抵抗的那一天起，日人關于“支那人無立國之資格”的判斷，事實上就被打破了。只要中國有人能把這種抵抗堅持下去，日本之挫敗，中國之獨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本文選自《財新周刊》2015年第21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楊奎松 2015-08-23 08: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