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爭取國際支持

　　“高貴的思想，從四面八方來吧！”——印度

　　憲法的制訂者正是懷著這種吠陀祈禱者的精神，尋求世界各國憲法的指導。

　　　　　　　　　　　　　　　　　　　　　　　　　　　　——[印度]索利.J.索拉布吉

　　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事業決不是孤立的、與世隔絕的。它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開放世界的和平民主潮流息息相關。近代以來之中國，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非中國之中國，也非亞洲之中國，而是世界之中國。中國之發展、進步與富強，只有在參與世界政治經濟大循環的潮流中才能得以實現；自我孤立與閉關自守只能導致自甘落后和自取滅亡。從國際關系層面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意味著國際交往的增多和國際依存的加強，意味著各個國家要接受一些共同的價值標準與規則（如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的規章）。因此，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全球化、國際化，它是從各種文明和各個國家獨自發展的狀態向著全球文明和地球村過渡的一個歷史時期。全球化意味著伴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世界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系互動與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們的全球意識逐漸形成并不斷強化。同時，由于世界各個部分之間的資金、生產、貿易、資源、市場等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的日益加強，使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的全球性經濟。因此，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治家認為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他的書中寫道“全球一體化的新時代已經開始”；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在1992年聯合國日致詞中指出：“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國公民爭取憲政民主的事業無疑是屬于世界和平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國際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全球的和平民主力量利益一致、命運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我國的憲政民主事業離不開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時，一個實行憲政民主體制的中國，也必將會成為世界和平民主事業的堅強保障力量。反之，則可能構成對世界和平民主事業的威脅。

　　從近代歷史看，我國的憲政民主運動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幫助，并且從國際社會獲取大量精神和物質能量。例如，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運動——1898年的戊戌變法，主導變法的維新派所操持的思想武器，就有來自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尤以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原著為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據今人考證，赫氏原著本意是批判進化論，尤其是批判將進化論用來解釋人類歷史；嚴復在翻譯過程中進行了加工，使之變成了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利器)所起的作用最為強烈和深遠，書中闡述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對中國的革新力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由于世事變遷，時移勢易，如果繼續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來解釋今天的現實，是很成問題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其在我國近代歷史上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戊戌變法的改革內容主要就是學習西方國家，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發展現代工商業等。“變法”失敗以后，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紛紛流亡海外，得到國際友好人士和海外華人的真誠幫助。偉大的民主主義先驅孫中山在其領導的革命斗爭失敗后，也曾多次流亡海外，得到了國際友人和海外華人巨大而無私地支援。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優秀兒女從未停止過追求憲政民主的奮爭，許多人為之獻出了生命。在這一過程中，未曾間斷地受到國際進步社會和海外華人的有力支持與慷慨幫助。我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路還很長，其間還會有許多艱難險阻；盡管它將主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內部因素的逐漸演化；但是，國際社會的呼應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將提供必要的動力和壓力、經驗和教訓、人力資源和物質援助，加快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進程，并使我們盡量少走彎路。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在爭取國際支持方面，既存在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如：

　　第一，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經構成人類文明和政治現代化的主流。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中，自由民主事業在世界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一大批國家加入了實行憲政民主政體的行列。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基本價值正在成為愈來愈多的人們的信仰。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政體，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與之對抗，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和不明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中國有句古話，叫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此推論，失人心者終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政權是否穩固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我想：中國共產黨最清楚這一點。清朝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為其太腐敗失去了人心；北洋軍閥政府之所以垮臺，也是因為其暴虐無能失去人心；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統治之所以土崩瓦解，仍然是因為貪污腐敗失去人心。所以，中國還有一句古話，叫作“多行不義必自斃”。做了太多不仁不義的事情，必然要失去人心；而失去人心的結果，必然是自取滅亡。歷史上這方面的事例數不勝數，執權柄者當深思！席卷全球的實行憲政民主的洪流，給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注入強大的推動力，并且遲早會沖破重重障礙，幫助中國人民到達勝利的彼岸。 

　　第二，蘇聯、東歐、南非、韓國、印尼和臺灣的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政權的解體與政治民主化，昭示著中國大陸的明天。蘇聯、東歐國家在二十世紀末發生的巨變，影響至為深遠。它宣告了存續半個多世紀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由此，危及人類安全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冷戰”隨之告終。它明確地告訴世人：實行一黨專政和極權式的社會主義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須改弦易轍；舍此沒有別的出路。改得愈早愈好；否則的話，拖得越久，包袱背得越重，就會形成積重難返的局面，社會轉型的代價就越沉重（這正是今天俄羅斯與前蘇聯各國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步履艱難的重要原因）。同時，蘇聯、東歐的變化也并未出現有人斷言的“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局面；改革進行得雖然很艱難，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序的和有成效的；關于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看得愈加清楚。臺灣的總統大選和政權的和平轉移，對于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建立憲政民主政體更具有切近的參考價值。因為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臺灣能做到的，大陸也應能做到；臺灣民主化的經驗正可供大陸學習與參考。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憲政民主變革與和平民主轉型的經驗教訓，對于正在爭取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中國公民來說都是極為寶貴的。

　　第三，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進行的英勇卓絕、可歌可泣的斗爭，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和許多國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憲政民主結下了不解之緣，并為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論述中國民主化的書中寫的：“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探尋一種政治形式，而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都沒有這么痛苦和殘酷。”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奮爭雖屢遭挫折，但并沒有付諸東流。國人所作的犧牲，足以贏得世界上所有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關注和尊重。尤其是1989年爆發的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威震全球，令全世界的獨裁者膽戰心驚，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士氣，有力地推動了蘇聯、東歐的政治變革。赤手空拳的王維凌只身攔截全副武裝的坦克車的英雄形象，已成為中國公民爭取民主視死如歸的象征！只要我們繼承和發揚這種“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在爭取憲政民主的道路上接力競走，一定能夠得到世界上愈來愈多的人們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與信息網絡的飛速發展、地球村時代的臨近，使得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愈來愈緊密。今天傳媒與信息的穿透力極大地削弱了邊界的藩籬，人類各個部分之間的互相了解、溝通與共同感已經達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國發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與它國無關的事件。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而不會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和科技領域。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簽署國際人權公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因為不能無視外部世界的影響。今日世界通訊和技術信息的飛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大量新鮮的信息；而這些新鮮的信息，同時就是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它會促使人們不滿足于現狀，向著先進看齊，追求高質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閉人們的思想，已無法做到；封鎖信息，也難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種改革信息都會鼓舞我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的信心和決心。對于統治者來說，可供選擇的方案，只有主動地改革和被動地改革兩種，不變革是肯定不行的。

　　不利因素為：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著反對實行憲政民主的勢力。一些國家仍然是由奉行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政治人物和勢力掌握政權。這種勢力不僅在本國極力推行專制統治，而且在國際社會極力推銷自己的貨色，拼命抵制憲政民主潮流。他們為了給自己的專制行為制造理論根據，利用各種場合極力鼓吹“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生存權優先論”、“主權高于人權論”等謬論，意在對抗以人權、自由、憲政民主為基本價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時，在本國國內殘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見解者，壓制各種與之不同的力量和聲音，箝制要求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輿論，踐踏人權與法治。盡管他們提出的理論根據是站不住腳的，其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由于他們掌握一定的國家權力，控制大量的政治機構、社會資源和輿論工具，擁有巨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而且在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組織中占據一定的席位和發言權；所以，這種專制勢力仍然能夠迷惑和影響一部分人，并且對自由民主事業以及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構成很大的障礙。

　　第二，從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應該看到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國家利益和自身的難題，都有自己的國際戰略和國內政策。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利益摩擦和沖突大為增加。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這句話用在國家關系上，也不失為至理明言。各國都有自己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利益，都希望盡可能地開拓國際市場，以解決本國商品的出路和增加本國公民的就業機會，各國政府為此做出的各種努力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可對別國的幫助寄予不切實際的期望，不應指望別國政府會象關心本國的事情一樣，關心它國的事情，畢竟民主國家的政府首先要對本國的選民負責；自己的事情辦不好就只有下臺。加之近年來，各國經濟和內政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問題和挑戰（如拉美和亞洲的金融危機、經濟下滑、失業、恐怖主義抬頭與社會治安惡化、環境污染等等）；此外，跨國移民問題對發達國家也造成了較大沖擊；致使一些國家、特別是歐美各國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本國內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回歸本國的“孤立主義”傾向和排外思潮。這些都會影響到實行憲政民主政體的各國政府及其國內的政治勢力，對于正處在發展中的國家事態的關注，而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實際支援。一些民主國家出于國家利益方面（如拓展國際市場、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的考慮，也可能會對專制國家作某些讓步，這是不足為奇的。認識到這一點，并不是要在爭取國際支持的工作上采取消極無為的態度，而是要對國際社會可能給予的幫助，保持清醒的頭腦，樹立“以我為主”的意識。

　　第三，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巨變對后進國家（指后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來說，也產生了一定的負作用。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能緩行》一文中，談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放慢的原因時認為，蘇聯東歐的劇變來得太突然、太猛烈，震撼世界，更震撼中國，對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載1999年第12期《半月談》內部版）加之多數前蘇聯國家和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給人以動蕩不寧、痛苦不堪的圖像；尤其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過于緩慢，某些方面甚至還不及從前（據世界銀行1998年末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50%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而在10年前，這一人數大約只有2%）；加之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如黑社會勢力的崛起、黑金政治現象、貧富兩極分化、社會治安狀況惡化）比較嚴重，給了反對政治改革的人以攻擊的口實。同時，使象中國這樣的后進國家的領導階層從中看到了對自身不利的結局，進而變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憲政民主；還從中吸取了不少消極的經驗教訓：如只搞經改不搞政改；堅決鎮壓政治反對派和異議人士；決不放開言禁和黨禁；限制公民社會的發展等。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我國背離自由民主的潮流越走越遠，矛盾越積越多（前蘇聯集團的國家之所以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極其困難的局面，雖然與它們在改革中的失誤有一定的關系；但更為深刻的原因還是在于以前長期在專制政體統治下，積累的矛盾太多，啟動社會變革的時間拖得過長）；拖的時間越長，則危險越大，改革起來就越困難。

　　第四，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再度興起。我們在這里不去評論別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回潮（那不是本書的任務），也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只是指出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泛起，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是極為有害的。極端民族主義是一種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緒，因為它常常被政治上的陰謀家調動起來盲目排外、轉移民眾的視線和對抗民主主義的發展。在持極端民族主義觀點的人看來，只要是本民族的東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許他人反對和批評；否則就是漢奸（或其他什么奸），就是賣國賊，就得打倒、斗臭，甚至于取消其生存權；而國外的東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對和排斥。這種思潮本質上和法西斯主義沒有什么兩樣，都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如同科學技術沒有國界一樣，先進的思想和制度也不應該受國界的限制；誰的好，我們就應虛心學習，為我所用。如果一味排斥外來的東西，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發展。二十多年來實行對外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并切實履行自身承担的權利和義務，必將給中國帶來更大、更全面、更深刻的變化，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極端民族主義或激進的、偏激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實行憲政民主和實現現代化的大敵。 

　　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怎樣才能更加有效地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呢？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應重視聯合國和各相關國際組織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聯合國自成立以來，通過了許多關于人權、自由、民主方面的文件和公約，如《聯合國宣言》、《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人權公約》、《德黑蘭宣言》、《關于人權新概念的決議案》、《維也納宣言和行政綱領》、《曼谷宣言》等等，上述文件闡明了人權、自由、民主對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各國人民享有的權利、各成員國應當承担的義務。這些文件對于我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事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政府業已簽署了其中的大多數文件，如在1997年10月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11月簽署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政府現仍以全國人大尚未批準加入這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為由拒不履行）。但是拖延履行終究不是辦法，因為《世界人權宣言》還只是一種各參加國的意向性聲明，而聯合國人權公約做為國際協定，具有國際法上的法律效力，各簽字國負有切實執行的義務并要接受國際監督。《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規定：“凡未經現行立法或其它措施予以規定者，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担按照本憲法程序和本公約的規定采取必要步驟，以采納為實施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所需的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果繼續拖延履行聯合國人權公約，勢必會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著名法學家于浩成認為，根據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公民有權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1．修改工會法，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關于“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工會有權建立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2．制定罷工自由法，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于人人有權罷工的規定。3．修改或制定有關法律，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關于“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自由。”“人人有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4．開放黨禁、報禁，盡快制定結社法、新聞出版法以取代違反憲法、限制與扼殺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有關行政性法規。從中共過去的表現來看，關鍵在于怎樣對之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督促，以使之切實履行其所承諾的國際義務。這就需要聯合國及其所屬的有關機構(如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人權委員會、人權事務委員會、人權事務專員、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法院等)和非政府的國際人權組織給予必要的關注和監督(包括協商和對話)，這方面的工作將極大地促進中國人民爭取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事業。近年來，聯合國在維護和平與推進人權、民主方面的作用明顯增強。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已多次介入一些國家的內部事務，如派遣觀察團與維和部隊監督并幫助大選，而且在派遣時并不一定要嚴格按照聯合國憲章程序首先征得當事國的同意。另外，一些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影響也在日益提升，像社會黨國際、大赦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國際紅十會、無國界醫生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國際奧委會、諾貝爾獎評委會等，它們雖然是非官方機構，卻能以獨特的方式與渠道在政治領域中釋放出相當大的能量，對主權國家的傳統地位產生強烈沖擊。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對中國的影響勢必會得到加強。此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不僅會密切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也有助于中國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與國際經濟通行的規則接軌，學會按國際慣例辦事，進而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這方面的工作可以簡稱為“以開放促改革”。

　　其次，應加強與已經建立憲政民主體制各國特別是歐美諸國的交流與對話。歐美等先行的現代化國家在建立與完善憲政民主體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資源(如制度文明、政治文化、政治哲學、價值觀念、現代理論等)，值得我們努力學習、借鑒。俄羅斯等前蘇聯各國與東歐各國大多經歷了從一黨專政向憲政民主體制的轉型，其實踐對我國的政治改革極具參考價值。日本、韓國與我國為東亞近鄰，且同屬儒家文化圈國家，它們各自的政治發展樣式，也有一定可參照之處。土耳其、南非、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在追求政治現代化尤其是民主化的過程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們重視。為此，應保持一種健全的開放心態，遵循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取其所長，補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然，外國的東西未必都好，外國的經驗未必都適用于我國；自不必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引以為鑒，為我所用。同時，應增進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和認知，爭取各國人民和持有相同價值觀念的各國政府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理解與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傳播媒體對國人的影響正在日益增大，據估計，僅美國之音、英國BBC、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自由亞洲電臺的中文廣播，我國大陸聽眾已達幾千萬人。此外，近年來我國互聯網用戶的增長也十分快，短短幾年時間，已從最初的幾千戶增加到1000多萬戶，且仍在呈迅速增長之勢。客觀的新聞、輿論、信息的聲援，對我國的憲政民主運動助益良多。這樣，內有憲政民主運動的興起，外有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必將加快我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進程，從而也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文明古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僅在經濟上持續發展，而且在政治上開明進步，本身就是對人類社會的重大貢獻。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企圖扼制中國的發展，既不明智，也不現實。正確的政策取向應該是：積極支持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的事業，幫助中國人民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當然應對違反國際上公認的人權、自由、民主準則的事件提出批評，以減少這類事件的發生）。這樣做，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別國，都是符合各自利益的（這才是政治上的“雙贏”）。一個憲政民主的中國，必將奉行和平立國的外交政策，必將會信守國際公約和國際法的準則，必將會尊重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它的政策走向與發展前景將會變得可以預期。我想，全世界所有贊成和平與民主原則的國家和人民都會樂見其成。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以交流促改革”。

　　再次，我國有一種十分巨大的資源是其它國家所無法比擬的。這就是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僑、華人及留學生。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希望中國富強和走向民主，希望中國能屹立在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希望中國享有令人自豪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為此，他們作出了難以估量的奉獻。他們當中人才濟濟，社會關系網絡四通八達，不少人已經融入所在地的主流社會，其中的一些人還成為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藝術和媒體的重要角色，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不可低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他們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傳遞信息、培訓人才、文化交流、觀念更新等各個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國的政治改革與憲政民主事業，也需要他們的關心與支持，國內的民主力量一定不可以忽視與他們的聯系與交流，并應努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這不妨稱之為“以海外促改革”。

　　我們深知:要實現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目標，任務十分艱巨，道路崎嶇坎坷。但是，這一進程已然啟動，又合乎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大趨勢，并得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的支持、參與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同情、援助，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中國的憲政民主大業在新世紀的勝利前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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