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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22X（2002）04－0005－08
　　這里主要談三個問題：第一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第二是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第三是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一些核心問題。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我國“九五”規劃期間的一個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文科項目過去沒有任何項目列入這樣一個計劃，這也表明“夏商周斷代工程”其實并不是單純的文科計劃，而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多學科研究計劃。
　　那么，為什么要設立這么一個工程？它在我國和整個學術研究領域里面，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我想主要談這樣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就是1999年秋天開始，大家可以在報刊上面看到很多有關21世紀展望的文章，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經濟方面的，也有不少論著涉及到科學的發展。據我所知，我們國家的三個科學院的院長都曾經作過展望的工作，他們都有論作或者講話，都談到了21世紀科學發展會有什么樣的前景，或者有什么樣的趨勢。他們都講到21世紀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我覺得這是有遠見卓識的，實際上也反映了世界科學發展的趨勢。今天我也想特別強調，我們對于科學的發展，應該有更深遠的眼光、更戰略性的看法，否則，就不能把握21世紀發展的趨勢。為了把握這種發展，我們就應該有意地、有目的地尋求一些領域，使得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互結合，既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這樣一些有戰略性的布局、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我們國家的領導已經有相當充分的了解和體會，“夏商周斷代工程”正是在世界和國內的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為什么這樣說？具體說起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并不是文科學者提出的，大家都很了解， 它實際上是宋健同志提出來的。 宋健同志在1995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的時候担任國家科委主任，他本人是研究控制論和系統論的，完全是自然科學。可是宋健同志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的文史方面有很深厚的興趣和愛好，他很關心這方面的發展，同時，他對于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也有很明確的認識。宋健同志到國外旅行、參觀，他看到很多國外的考古遺址、博物館，接觸了有關學者，他感覺到作為現代科學對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外國有很大發展。比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這個說法不一定準確，世界文明古國不止這四個）中的埃及和兩河流域古代文明歷史的研究，早就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學科了，而在這些學科里面，它的歷史年代都比較清楚，如古埃及從前王國時期、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一直到希臘化時代等等，歷史是很清楚的，有一個公認的有科學根據的年表，可是我們中國卻沒有為世界所公認的這樣一個年表。
　　1995年秋，宋健同志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有沒有可能利用我們國家在自然科學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來支持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這種提法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向，是在這個趨勢上面取得一個前沿的領域。這個提法非常好，在座談會上，大家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于是決定進行這樣一個項目。
　　接著是籌備和組織工作。1995年12月末，就在接近年關的時候，召開了一個更大規模的正式會議，當時分管人文社會科學和考古文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同志和分管自然科學技術的國務委員宋健同志召集會議，本身就體現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這個會議有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教委、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七個部委級單位的領導參加，同時邀請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的學者與會，決定正式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多學科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學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對中國古代歷史給一個有科學根據的時間標尺。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古國，一個古老的民族，令我們感到自豪。我們悠久的文明歷史，是廣大華人凝聚力的來源之一。我們常說我們是炎黃子孫，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人家是不是都承認你有這么長的歷史？這就需要很深入的研究，為我國文明起源的歷史提供一個現代科學的依據。第一步就是應該給出一個有科學根據的時間標尺。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等其它類似的古代文明，世界的科學家都做過類似的工作。現在我們所做的就是這樣一個工作，這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
　　“工程”在1996年的5月16日正式啟動。 這個工程由七個部委的領導組成領導小組。政府支持、指導，具體的業務工作由全國的21個專家組成一個專家組來負責。由于年代學的要求，主要有四大門類的專家，包括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技術（用科技方法測定年代），涉及到十個以上的學科。開始作了可行性論證，當時決定設立9個課題，36個專題，后來由于研究中的工作需要，又增加為44個專題。直接參加的人員包括老、中、青，有200人左右，被列入了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有一些屬于“重中之重”的項目，由科技部直接管理。這樣的項目有16個，“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研究的啟動也有一個過程，需要組織和準備工作，每個課題和專題都經過詳細的論證。真正的工作全面鋪開，實際上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經過五年的時間，200位老、 中、 青學者作了大量工作。 到1999年底，各項專題陸續結題，然后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2000年9 月經過由科技部組織的論證專家組的審查，正式通過驗收。10月，以“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的名義正式向社會公布了成果，就是已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包括《夏商周年表》。
　　《夏商周年表》雖然不大，完全可以印在一張紙上，但它是200 多位學者5年心血的結晶。這個年表，在不少方面已陸續采用。 這個年表粗看起來，可能和過去我們在辭典上常常見到的年表也差不了太多，可是，這個年表不是僅僅根據文獻古書排列起來的，而是根據大量的考古發掘、科技年代測定和實驗、大量的古文獻與古文字的研究得出的結果。
　　夏商周斷代工程工作的年代跨度很大。司馬遷在漢武帝的時候就為我們編了最早的年表，就是《十二諸侯年表》，這個年表是從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開始的。司馬遷是個很謹慎、 很有科學態度的人，他沒法編就不編，所以就從公元前841年開始， 此前只有三代世系，而沒有詳細的年數，這就造成了我國古代年代學上的重大空白。
　　年代學的空白需要進行研究，漢朝已有學者認識到這個問題，最值得稱道的學者就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不但是文史方面的學者，而且是我國科學史上重要的科學家。劉歆根據當時新發現的古文經等材料，根據他所掌握的天文歷法知識，對古代的年代進行了推算。他推算的結果成為一部著作《世經》，它的主要內容保存在《漢書·律歷志》里面。他推算的武王伐紂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直到今天，是武王伐紂的各種學說里影響最大最廣泛的一種。
　　劉歆的成果確實是很杰出的，他用的一些方法，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使用。可是，從劉歆開始，盡管歷代學者不知有多少人研究年代問題，卻都不能夠得到公認，總有些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們所看的材料，基本上沒有超過司馬遷。換句話說，從西漢直到清代中葉，沒有人能跳出這個圈子。在今天看來，他們的科學根據都不夠。
　　到了晚清，開始有人利用金文，利用一些銘文里的歷法材料來研究年代問題。特別是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更提供了商代的一些歷法材料，這樣，研究就完全不同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后，現代考古學在中國逐漸發展起來，根據考古學、古文字的材料來研究年代學的人越來越多，不但有中國的學者，而且有外國的學者。可是，這些學者的研究和過去一般的科學研究一樣，大多是個人行為，一個學者或者跟他有關的一兩位學者。但年代學所涉及的不是一個學科的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的問題，任何一個人，不管有多么好的聰明才智，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研究。因此，這個階段還有著局限性。
　　怎么克服這個局限性呢？那只有到了現在，我們才有這個條件，因為從建國以來，我們的考古工作迅速發展，而大規模的明顯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考古工作的發展，為研究夏商周的年代學和整個古代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材料，包括古文字材料。此外，我國的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一些有關領域，如歷史學、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等等，也都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另外，我們的社會主義條件提供了組織方面的優越性，可以組織各個方面的力量。經過各位專家的合作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了一些前人沒有能夠取得的成果。不過，“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能取得的成果，只是我們這些人在20世紀末的條件之下，盡了我們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比較好的成果，這并不是一個完美的成果。科學研究是不斷發展的，任何科學都是漸漸接近真理。我們做的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今后還有待于進一步修正、發展和補充，這個是無疑的。最近，我們有一些新的發現，新的實驗，證明在某些點上，還可以做一些修改，以后可能還會有一些比較大的修改，這個一定會。所以，我們的報告叫作階段成果報告。
　　 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
　　“夏商周斷代工程”從一開始就議定了我們是要為進一步用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做好一個基礎。我體會這個基礎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我們具體做了一個年表，可是，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紀，還差了將近一千年，往前怎么樣，還要進一步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工作把文科和理科、工科結合起來，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大型項目，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教訓。現在既然“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告一段落，那么，我們就要進一步來研究中國古代文明。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有獨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中的一個。世界上的古代文明不是很多，古代文明并不是在地球上同步出現，而是在某些地區首先出現，換句話說，我們整個人類是在某一些地區首先步入了文明的門檻。這樣的文明有的是獨立起源的，有自己的起源和發展道路。還有一些地區的人民是在其他文明的影響下進入文明發展起來的。
　　中國的文明是獨立起源的，有自己特殊的發展途徑。中國古代文明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它連綿不絕，它沒有斷。世界其它的古代文明都中斷了，古代的埃及，今天還有埃及，可是今天的埃及人和古代埃及人差別很大，今天的埃及人不是古代埃及人的直接后裔。今天西歐的文明有兩個來源，一個從希伯來而來，一個從希臘、羅馬而來，可是中間經過中世紀，有很多的曲折。只有中國的文明綿延不絕，中國歷史上雖有那么多的朝代遞嬗、變更，有那么多政治、軍事的風風雨雨，可是我們的文明沒有斷過。老實說，外國人有時候看不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看臉，不知道。可是，只要你跟外國人接觸，他就體會到你是中國人了。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文化特質，這是因為我們中國的文明綿延不絕，一直傳下來。中國古代文明的根子就在它的起源問題上。
　　僅從純粹的科學意義上考慮，文明起源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說過，他只知道一門科學，就是歷史科學，整個科學可以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這樣的話，所有的科學都包括在內了。從整個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發展過程來說，我想至少有五個起源的問題可以討論，都是科學上的大問題。
　　第一是宇宙的起源問題。過去說宇宙沒有什么起源問題，今天看恐怕不然。大家知道，宇宙學里面的很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論。宇宙大爆炸理論的一點就是認為時間是有起點的，推算起來大概在150億年，或者更多一些。 現在從哈勃望遠鏡能看到的最遠的天體已經接近150億年，差不多了。宇宙的起源問題屬于天文學、 宇宙學的問題。再一個是銀河系（包括太陽系、地球）的起源問題。這個問題是天文學和地學的問題。再往下是我們都關心的生命起源問題。生命怎么起源的呢？我們這個宇宙中，除地球以外有沒有生命？這是個認真的科學研究，不是科幻故事。生命的起源是個極大的問題，關系到生命怎么發展，我們當然是極其關心的。
　　生命起源之后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人類的起源問題。人類是目前生命發展的最高形式，這種最高形式究竟是怎么起源的？現在出現了一個理論，就是夏娃理論，它從分子生物學來推算，認為我們現在發現的人類化石，包括中國的北京人、藍田人這些化石，與我們都沒有關系，他們說我們現代人是幾萬年前從非洲出來的幾波非洲人的后代。我所接觸到的國內的古人類學家不承認，說他們的研究結論與這個全然不同。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呢？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也許要依靠我們中國的學者，因為中國在人類化石上是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人類起源問題下面，就是文明的起源問題。人類本是動物界的一個部分，人類怎樣真正脫離了動物的狀態？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從野蠻到文明。人類從非文明狀態進入文明狀態，這個變化使人真正成為人，特別是成為今天的人。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世界上有一批學者重視文明起源問題，掀起了研究的高潮。可惜他們的書出版的時候，我們正在搞“史無前例”的事，沒有人知道。我們知道這些事，是在“文革”結束后，由在國外的一些華裔學者逐漸介紹給我們。這里面特別要提到的是曾長期担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的張光直教授。張光直教授在美國編了一套書，叫《中國早期文明叢書》，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套書里，他自己寫了《商代文明》，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的許倬云教授寫了《西周文明》，《東周和秦代文明》是我寫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前所長王仲殊教授寫了《漢代文明》。在《商代文明》里，張光直教授特別介紹了世界上對于文明起源研究的背景，特別結合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
　　自從這些理論傳進來之后，我們國內，首先在考古學界，然后在歷史學界、文化史學界，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也逐漸成為熱門了，可是這些研究仍然是單學科的。得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發，我們希望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學科的研究，還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我們認為，既然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占到整個人類很大的比例，而且中國的古代文明又是唯一能夠綿延至今的文明，就應該投入力量來研究它是怎么起源的，怎么發展的。這個研究必然對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科學研究有重大意義。
　　這個想法從一開始就得到黨和國家的支持。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決定先進行三年的預研究，就是用三年的時間，從2001年到2003年，為大規模展開研究打下基礎。當然，我們要準備一系列的成果，把這些成果集中起來，編一個更詳細的計劃，希望能夠很快地展開大規模研究，吸收更多學科的學者參加。
　　那么，我們怎么做呢？首先，我們要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把視野再擴大一下，在時間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根據我們已有的知識來估計，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中國歷史文獻來講，《史記》從《五帝本紀》開始，《五帝本紀》開始就是黃帝，而黃帝離現在約近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這么來的。我們從考古學上來看，那個時期正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時代。在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之間，就是公元前第三千紀里面，逐漸看出文明的各種因素。
　　從世界上來說，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古代印度，大約都在這個時期有一個大的變革。拿中國歷史與古代埃及比較，就可以知道，中國的商代就和它的新王國差不多，夏代和它的中王國差不多，五帝時期和它的古王國時期也差不太多，人類的發展還是有一些規律性的。前些年我在法國看自然歷史博物館，那個博物館實際上是把法國全國的考古材料集中起來。它的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與我們的考古文化發展也差不太多。在預研究里面，我們把這個時間再縮短一點，基本是放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傳說的堯舜禹時代一直到商朝前期。在地域上也縮小，放在山西南部到河南北部，因為傳說里面唐虞、夏、商早期的一些都城基本都在這個范圍內。
　　大家不要以為那些傳說沒有根據，當然我們不可輕易把考古發現和古書的傳說記載簡單結合，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可是不能不在認識上有這個考慮。比如，古書上說堯都平陽，平陽在什么地方？平陽在山西的臨汾（合并在襄汾），前些年就在襄汾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個大型遺址，這個遺址叫陶寺。陶寺遺址出土的東西與別處不一樣，有銅器，甚至有禮器。你看一個大陶盤上畫了一條龍，就和后來的銅器一樣。還有陶鼓，用鱷魚皮做鼓面，與古書的記載相合。后來經過一些年，這個地方又發現了城，這個古城是中原地區龍山時代古城里最大的一個，現在還沒有發掘完。里面有一個溝被破壞了，溝那邊怎么樣，現在還不清楚。所以，傳說不都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我們已經準備進行這樣的預研究。然后把研究進一步擴充。這樣的工作，不但有重要的社會效益，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科學價值和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問題
　　近些年報刊上常常引用歐洲學者雅斯貝斯的所謂“樞紐時代”這個說法。雅斯貝斯有一個理論，他說各國文明史有“樞紐時代”，比如歐洲文明的樞紐時代在希臘；中國的樞紐時代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期。雅斯貝斯的說法我們現在不評論，他的說法是與他的理論結合的，他的學說有很多恐怕都不好接受。可是，任何一個古代文明都有一個發展的高峰期，這個時期會成為整個文明發展的經典時代。過去講歷史言必稱希臘，因為站在歐洲文明的角度來看，什么東西追溯它的起源就是希臘。看西方的建筑，就可以追溯到希臘。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它的文明的樞紐時期，或者說經典時期，以后是從這兒發展起來的。
　　最近，我聽一位美國學者說：我們這些人實際上就是希臘人，希臘人的優點和缺點我們都有，因為希臘的優點就是重視科學，重視技術，它的哲學有很高的發展；它的缺點，希臘人崇拜酒神、美神，崇尚喝酒行樂，西方社會仍有這樣的影子。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有它的高峰時期，也成為一個經典時期，正如雅斯貝斯所說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
　　我們可以想象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從各種文明因素萌芽一直發展下來，我們的文明是越發展越高的。從考古學上，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早些時候還處在新石器時代末期、銅石并用時期，然后出現了青銅器，特別是出現了文字。文字絕不是從甲骨文開始，以前肯定已經有了，甲骨文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統。然后出現禮器，到了商代，禮器系統就大發展，鐘、磬、鼎、簋等等，商代基本上都齊備了。這就告訴我們，此時，作為文明重要表征的禮樂制度已經形成。
　　中國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就在周代，周公制禮作樂在文化上的貢獻恐怕要超過在政治上的貢獻，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周代發展到高峰的禮樂制度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禮壞樂崩，傳統的官學也衰落了。這時候，怎樣來繼承和發展從上古以來經過夏商周傳流下來的文明，就成為當時學術界的重要問題。怎么維持這個制度？怎么把上古傳流下來的六藝之學繼承下來？我想這里起最大作用的就是孔子。
　　我們暫時不談孔子的評價問題，這個問題永遠會有爭論的，從孔子當時以來就不斷地在討論，以后還會討論。這就好像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永遠地研究，不會停止。對于孔子，我們不斷地加深認識，不斷地去研究，這是必然的。孔子所造成的影響也不是今天所能夠完全估計的。
　　孔子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什么都有，不僅儒學，道教、佛教、諸子百家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都可以給予研究評價，都應該進行繼承和發展，這是沒問題的。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還是儒學。你不能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變成佛教、道教，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一定是儒學，而儒學的創始人就是孔子。至于儒學所起的作用怎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研究孔子，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孔子及其所開創的儒學上承了夏商周以來的禮樂文明。我們今天研究孔子，對儒學進行評價，繼承其中的優秀傳統，揚棄其中不合適的因素，還是很有必要的。
　　近來的一些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近年以來有很多的發現，最突出的就是簡帛書籍。簡帛書籍在中國流傳了千年以上，從商代就有了竹簡，帛書什么時候開始有，有人說從西周就有。這些書籍的發現，對于中國學術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大家進孔府，里頭有面墻壁，寫著“魯壁”，魯壁就是在西漢的時候（應在景帝末年），魯恭王好宮室，把孔子家里的舊房給拆了，墻里頭有藏書，這就是“孔壁中經”。“孔壁中經”的發現，一直到今天還在討論研究，這是學術史上的重大問題。到了西晉武帝初年的時候（應為咸寧五年，也有人說是太康元年或者二年），在河南汲縣的汲冢發現了竹書，也是經過了多年的研究，這樣的發現在歷史上很重要。
　　近年的發現就更重要。我們經常談的荊門郭店竹簡，是戰國中期偏晚楚國的一個墓葬里出土的，有《老子》，還有大量的儒家書籍。上海博物館收藏的1000多支竹簡，主要是儒家書籍，也是楚國的。上海博物館的簡因為是被盜掘出土，從香港收買回來的，在哪個墓出土的，不大清楚。已知那個時期有一個墓被盜，也在荊門這一帶。這個墓被盜之后，還剩下一些東西。有一具女尸，據說當時發現的時候保存得還很好。如果真是這個墓出土的，那就非常驚人了，可是，這個不能證實。
　　從這里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就是戰國中期，公元前300年多一點，孟子還活著的時候，儒學已經傳到了楚國首都。上海博物館竹簡中有一篇，現在《大戴禮記》叫《武王踐阼》，里面有一段話，是前些年在河北平山縣的中山王墓里的青銅器上面發現過的，當時我不敢相信這是《大戴禮記》的東西，怎么會有啊？在河北中部的這個中山國是個少數民族諸侯國家，是白狄，后來被魏國占領，把太子封在那里，占領了幾十年。那個時候，吳起這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在那里傳了一些學問，吳起是子夏的弟子，傳了儒學。《大戴禮記》中《武王踐阼》不是儒學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北可以到白狄的中山國，南可以到荊蠻的楚國，這樣，儒學的流傳與我們過去想象的就大不一樣了。過去我們以為儒學就在鄒魯這一帶，現在看當時的流傳是非常廣泛的。而且竹簡里面主要的有七十子和七十子弟子的著作，特別能看出來的是子思一派的。所謂子思之學、思孟學派確實是當時儒學的正宗，宋人的看法恐怕還是比較對的。
　　還有一些觀念我們也得改一改了，比如，長期以來不少人都認為古代沒有“六經”，只有“五經”。因為漢朝一立就是“五經博士”。還有人說《樂經》經秦火而亡，可能沒這回事，可是還有《樂記》呢。如果沒有《經》，怎么會有《記》呢？其實，古書里有“六經”，這種說法見于《莊子》的《天運篇》和《天下篇》，“六經”的次序是一樣的。郭店簡里頭找到“六經”了，而且次序都與《莊子》講的一樣，可知在戰國中期已經有“六經”的說法。我們在郭店簡里，還看到里頭引的很多《論語》的話，比如四毋之教。可見，《論語》當時也是流傳甚廣。郭店簡的《語叢》就是一種筆記本，讀書時把格言抄下來，所讀的書中就有《論語》。可見咱們這里的“孔顏曾孟”在當時影響之大。
　　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有一個升華、提高的過程。文明從遠古一直到夏商周，逐漸演變過來，到西周形成了一套很系統、非常發達的禮樂制度，到東周的時候它就升華到了學術的高度，這就好像希臘、羅馬，出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哲人一樣，我們國家也出現了一批圣賢哲人。而圣賢哲人里面在后世影響最大的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我們研究古代文明的發展，必須研究它的核心部分——儒學，研究儒學一定要從它的始源，就是從孔子和他的門人、早期儒學這方面進行研究。這方面，曲阜師范大學的各位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這方面還要進一步發展。
齊魯學刊曲阜5～12K21先秦、秦漢史李學勤20022002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與融會是世界科學發展的趨勢，“夏商周斷代工程”是這一趨勢下產生的一個項目，旨在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學問題。其目的有二：一是做一個有現代科學根據的三代年表；二是為進一步用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打下一個基礎。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告一段落，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這個研究對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義。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儒學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Xia Dynasty/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Confucianism本文為李學勤先生2002年4月21日在曲阜師范大學所做的學術講演，由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楊朝明、周海生同志根據錄音整理。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　　LI Xue-qi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Academy, Beijing 100732, China)The fus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has become the tendency of world sciencedevelopment.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Xia Dynasty,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is aresearch proje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tendency. It is a study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Xia Dynasty,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y combining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Two objectives are to be reached through this research. One is to form a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based on modern science. The other i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origin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by means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present, this project hasbeen fulfilled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will be of great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beings' civilization origin.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李學勤（1933－），男，北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5～12K21先秦、秦漢史李學勤20022002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與融會是世界科學發展的趨勢，“夏商周斷代工程”是這一趨勢下產生的一個項目，旨在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學問題。其目的有二：一是做一個有現代科學根據的三代年表；二是為進一步用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打下一個基礎。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告一段落，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這個研究對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義。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儒學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Xia Dynasty/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Confucianism本文為李學勤先生2002年4月21日在曲阜師范大學所做的學術講演，由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楊朝明、周海生同志根據錄音整理。

網載 2013-09-10 2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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