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射父曾對周昭王說：古時候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不雜，天下和諧。后人僭越神明，以人為神，遺下無窮禍害。

然而，封建文化卻正是將凡人塑造打扮成人世間的“大道”和“上帝”，賦予這個血肉之軀以最高的絕對權威。這些凡俗的假上帝、偽大道，由于毫不修身行德，不畏天道，還將社會和民眾視為囊中私物。他們自己本身都嚴重地精神營養不良，毫無德能的滋養，那么這個絕對權威也就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導致絕對腐敗。這個人造的“大道化身”，必然因為自己的失德與缺德、有罪和有限，一次又一次帶來全民族的苦難和無窮的浩劫。

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之中，私心、貪欲、權力、名利、金錢成為人們心中的最高追求目標。不論如何運用仁義禮智信加以粉飾打扮，都難以掩蓋其本質。人們毫無敬畏天道的恭虔之心，沒有大道的慈愛平等寬恕之善，那么具有中國封建社會特色的“人斗人、人治人”也就是必然客觀現象。缺失道德對人體精神系統的滋養和品格的規范，人與動物沒有什么明顯差異，弱肉強食，窩里斗、家里狠，就是司空慣見的必然。敵意和仇視，也就必然時刻潛藏在每個人的心智之中。由于整個社會都深陷于周期律的惡性因果循環之中而不覺，那么不相信永恒正義的存在，嘲笑大道和天地的無私慈愛，不能理解感格大道的終極關懷，不能尊信大道的自然法則，缺乏感恩心和慈愛心，也就是必然的社會共性現象。

三國攻伐、八王之亂、五胡十六國、魏晉南北朝，在那三百年的腥風血雨之中，佛教曾經昌盛一時，似乎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線新的希望。當時連諸多的皇帝們也紛紛皈依佛門，誦經拜佛。然而，佛學雖然同樣是東方的一門世間絕學，但是，這些現象由于都未能找準東方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基因，沒有找對先祖的道德文化的這個主根！佛學也未能真正承担起轉錄、翻譯、調控道德文化基因的全部遺傳密碼的功能。人們沒有識破封建文化誕生的基礎是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因此，良藥不對癥，這些努力也就難以突破封建文化本身異化基因的禁錮。盡管一代又一代的佛學出家人，付出了他們的巨大虔誠，雖然各朝各代都不乏佛學的大德高僧出入于皇宮內苑，卻也未能改變這個泱泱大國在沉重殺業因果周期律中的浮沉，長期掙扎也難以脫困的歷史命運。

在長達2500多年的四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無情滾動中，伴隨著腥風血雨中國的文化也曾經試圖尋覓社會的出路。第一次長期大戰亂，春秋戰國五百多年，文化陣營誕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諸子百家；但是由于整個社會的離道失德，道學、儒學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異變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坐上賓，人道以兵為先。文化學術成了封建統治者的幫兇和奴才。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戰亂中，魏晉南北朝共約四百多年時間，佛學與佛教吸取大量道學的內容和儒學的內容，從而在社會上獲得了一次大的發展；但是卻仍然未能給當時社會或者后世帶來歷史命運的改變，殺戮似乎反而更加兇殘。在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戰亂中，五代、十國、遼、宋、夏、金將近四百年期間，理學將佛學、道學和儒學的內容加以揉合，弄出了一個四不象的學術。使根文化基因，在封建專制文化系統之體上完全消失，反而產生了文化的基因癌變。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復出現之中，有個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當大道昌盛行世之時，必定預示著大治的盛世出現；但是每當佛學在社會上暢行興盛之時，卻又常常昭示著社會上將會大亂；而改良儒學在社會中大行其道之時，卻總是必然會將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亂世之中。這種現象粗看起來似乎難以理解，特別是佛學興盛時總是伴隨著社會亂象的同時出現，使許多學者難以解析。其實從因果釋放的規律性而言，這種現象的責任并非是在于佛學本身，而是因果釋放關鍵期的必然需求。

道學、儒學、佛學這三大學派，在中國歷史上像一個鐵三角一樣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大體系。這個“鐵三角”，不論是順轉滾動、還是逆向滾動，當它們進入社會主流文化領域彰顯以后，都會昭示和伴隨著整個社會的“治、由治入亂、亂”三步曲的滾動性變化循環。這種規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們應當透過文化現象的表象而進入文化基因中進行綜合解析，才可能尋覓到正確的答案。

2500多年的歷史反復重演，是在無情地告誡后人：只有復興道德根文化，才是中華民族社會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近代，我們可以看到，改良變相儒學其實始終穩居于主導地位，同時佛學又開始在民間光大興盛起來，但是道學卻始終處于低迷不振興的狀態之中。這種鐵三角滾動的情況，同樣值得引起人們的深思和重視。所以歷史上有一個現象，民間也有這種說法，那就是說：當佛學非常昌盛的時候，那肯定是將要亂的時候；如果道學昌盛的時候，那肯定就是社會將要大治的時候；如果儒學非常昌盛了，那肯定就是要由治進入大亂的時期。這，也是一個值得人們警惕的一個歷史周期怪現象。

西方的文化，從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曾經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歷史上也曾經正式介入中國文化，試圖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西方傳教士其實在唐代就已經來到了中國，但是那時他們沒有市場。在明清時期，由于儒家理學暢行，連誦讀《易經》也被無情地取消了，只允許誦讀精神營養能量極低的《四書》。“八股興而經說亡”，將整個中國社會弄得精神營養貧乏不堪，他們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清朝康熙年間，因為傳教士同時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成果，將科學與宗教捆綁在一起推薦給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與封建文化進行的一次較量與比拼。結果，以洋教的失敗而告終。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發布敕令，列數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準許西方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康熙親臨宣武教堂，題寫了“敬天”和“萬有真源”兩副匾額，還作詩稱頌耶穌。當時，傳教士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數十種，又幫助中國制造火炮數百門。康熙大帝每日請教士南懷仁、徐日升、閔明我三人入宮授課兩三個小時。康熙還開了海禁，使中國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國洋行。

但是，好景不長，西方洋教卻觸動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經。十八世紀初葉，梵蒂岡教廷派遣34歲的主教多羅來華，以“捍衛純正信仰”為名發布諭令：不能用“上帝”這個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許懸掛“敬天”一類匾額；不準敬孔祭祖；不能稱許中國古經；等等，違反者開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這諭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潛在危險性，立即將他逐出國門。康熙說：中國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質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與敬心的表達，與基督信仰毫不沖突。教皇卻還是無動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樂前來重申諭令。康熙曾經十三次接見他，尋求解決的辦法，見毫無變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幾年后，雍正皇帝終于真正敲響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喪鐘：信教的中國人一律處以極刑，教堂一律沒收，傳教士一律趕出國門。雍正說：你們想把中國人變為信徒，成為你們君王的順民嗎？一旦上萬艘洋船來了，中國就大難臨頭了！

梵蒂岡教廷的剛愎自用，對中國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聞，不識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對維護皇權和社會人心穩定的雙利性，盲目堅持“唯上帝獨尊”，卻不識中國封建文化既然能夠將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獨尊”，輕而易舉地替換成“唯儒術獨尊”，這該是多大的勢力和能量性！并且，這個“唯儒術獨尊”全盤取代“唯道獨尊”已經苦心經營了2000多年，具備著牢固的根基，梵蒂岡教廷想僅憑兩道諭令就予以撼動，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難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憑借武力破門而入，用槍桿子撐著脊梁宣傳“福音”，而對中國古代道德文化時期就早已經固有的“上帝”一詞，戴在Deus頭頂上是否合適，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認。但是不許祭祖之類，迄今也未見變更。

以史為鏡，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這個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醫治得了的，還是需要“內”科治理和調節。

中國東方的文化，其實應當自己救自己，自己醫治您那自己因為文化基因缺失和異變所產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難以醫治“內”科的疾病。因為您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東方震旦文化之根！修復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項功能全部恢復勃勃生機，將遺傳信息完整地轉錄和翻譯，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塊組織器官和神經之中，那么自我修復也就能在短期內迅速地完成，各種頑疾都將不藥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鏈環也就必將斷裂開來，不再困擾這個多災多難長期自虐的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評中國封建社會：這真是一塊活的頑石！那么這塊頑石也就必將會在道德根文化的復興之中，轉化成為玲瓏剔透的瑰寶！如果在21世紀初，中國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遺傳密碼全部完整地轉錄、翻譯、調控，您就必然將會獲得新生，成為新世紀在東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