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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來,從1978年讀研究生至今,我從事學術研究已逾30年了。其間,我駐足科學哲學、科學思想史、科學文化三個領域,圍繞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物理學革命,以馬赫、彭加勒、迪昂、奧斯特瓦爾德、皮爾遜為代表的批判學派,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兩極張力論和多元張力論,科學進步和科學革命,科學說明和科學理論評價,現代西方科學實在論,哲人科學家,科學精神和科學價值,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基本方法、范式轉換、學風建設、新視野和新境界,中國現代科學思潮,科學的文化意蘊,科學論等問題潛心研究、探賾索隱,先后出版18部著作、15部譯著,主編叢書10種共80本,在海內外90多家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這些學術成果在國內學界贏得好評,也受到美國、俄羅斯等國學者的關注、評論和引用,我的學術簡歷亦被英國、美國、印度、新加坡等國傳記研究中心收入有關國際人名辭典。
回顧自己多年的研究足跡,反思自己的學術歷程,我覺得之所以能取得諸多成績,最重要的有以下三個原因。在這里,我愿借《光明日報》之一角,和盤托出、躬身獻芹,與志同道合者在相互砥礪中分享、共勉。
其一,學術是我的生命的重要組分,學術研究是我的生活形式。自我步入學門,學術就被視為我的志業、我的人生追求、我的生存要義,乃至成為我的生活形式和生命的存在方式。1996年,我在臺北出版的專著《愛因斯坦》的后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哲學不是敲門磚和搖錢樹,因此我鄙棄政治化的官樣文章和商業化的文字包裝。遠離喧囂的塵世,躲開浮躁的人海,拒絕時尚的誘惑,保持心靈的高度寧靜和絕對自由,為哲學而哲學,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維邏輯和突發靈感在觀念世界里倘徉——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詩意的棲居和孤獨的美。”在2001年出版的《科學的精神與價值》中,我把此言作為題記,當做我的座右銘。我有兩首詩,與之一脈相傳,最能說明我的志趣和天趣。一是〈五十感懷〉:“世事滄桑知天命,神離紅塵耳目清。香茗一杯思緒遠,任爾東南西北風。”一是在退休時寫的〈辭職退課之后〉:“棄案絕絲一身輕,心靈自由人之精。究際通變吾最愛,泛舟學海任西東。”
有人生的追求目標,自然就有生活的價值坐標。人的生命是有界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這有界、有限的客觀現實面前,一個人一生能做好一兩件事情就很不簡單、很不容易了。為此,就得有所選擇:我總是選擇自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情去做;毫不猶豫地婉謝、拒絕、擯棄那些對自己來說意義不大或沒有意義的事情,盡管它們實惠多多。只有這樣,才能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埋頭學術,既不為實權實利,也不為虛譽浮名所累所困。為了潛心學術研究,我直言無隱提出“六不主義”——不當官浪虛名,不下海賺大錢,不開會耗時間,不結派費精力,不應景寫文章,不出國混飯吃。針對一些妨害學術的規章制度,我坦率表明:“不把不合理的規章當回事”,或者“把不合理的規章不當回事”。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為外物左右。為避免干擾,不耗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我還以“三不政策”——不申請課題,不申請評獎,(在無“資格”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境況下)不招收碩士研究生——作為自己恪守的戒律。現在,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言行若一,表里相應。”
其二,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由于受到彭加勒和愛因斯坦“為科學而科學”思想的影響,更是出于對社會上時髦的物欲主義和實利主義流弊的反感和叛逆,以及躲避喧囂、回避追逐的心理需要,對理想主義的想望和恬淡生活的向慕,所以我一直把“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奉為圭臬,并身體力行、貫徹始終。這使我能夠在人心不古、學風失范的大環境下依然我行我素,熱戀學術家園,守望心靈凈土,不為眼花繚亂的誘惑所俘,不為五花八門的“項目”或“工程”所動,不為形形色色的“假問題”所蒙。我幾十年如一日,在學術園地默默耕耘,并從中享受理智的愉悅、思想的升華和心靈的凈化。在〈春日與研究生聚會論道〉時,我們“紫藤架下論鴻儒,古今中外無不及。花香時伴翠鳥語,直引奇思九天馳。”在經過奮力攀登而到達某一學問絕頂時,我〈即日即興〉脫口而出:“極目騁懷天地寬,遨神若飛度關山。挾仙羽化不知止,馮虛御風凌峰巔。”
我覺得,學術尤其是純粹學術或基礎研究,就應該本著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的旨意,這樣才能真正做好學問,有所創造。錢鍾書先生說得好:“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糾集人馬大轟大嗡,串通媒體恣意爆炒,熱衷四處拋頭露臉,身在學界心系權錢,絕對無益于學問的長進和學術的繁榮。遺憾的是,現在的學界,“研究人”銳減,“市場人”猛增(二名詞為皮爾遜百年前之用語)。要知道,“建立學界之元素,在少數為學而學,樂以終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數為利而學,以學為市之華士。彼身事問學,心縈好爵,以學術為梯榮致顯之具。得之則棄若敝屣,絕然不復反顧者,其不足與學問之事明矣。”(任鴻雋)況且,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是有充足的立足理由的:它是人的本能的求知欲的自然流露,能夠滿足人的理智的適意和心理的快樂;它有利于學術進步,為人類創造偉大的文化精品和精神文明;它有助于爭取研究自由和保障學術自主;它有利于理想主義的恢復和光大。現代社會是一個重物質輕精神、重“形而下”輕“形而上”、重眼前實利輕長遠理想、重感官縱欲輕理性思考的時代,加之我國自古至今實用理性過于強烈,純粹理性極為欠缺,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糾葛和實用技術十分關注,對玄遠的自然奧秘與“無用”的學問關注不夠,所以急需補苴罅漏,把西方世界自古希臘以來的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為科學而科學的精神傳統注入我們的意識。
其三,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我有兩首詩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一是〈觀“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人格獨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虛名實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剛。”一是〈酒中仙〉:“鐘鼓饌玉可有無,浮名虛譽任去留。惟愿酩酊醉曉月,羽化登仙最自由。”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自始至終秉持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原則,這除了體現在上述的“六不主義”和“三不政策”外,也在我發表(以及撰寫)學術論文的“四不原則”上呈露出來:不趨時應景發表論文,不輕易應邀發表論文,不用金錢開路買發表權,不在他人論文上署名。這一切約法和禁令,使我在人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卓爾不群,寫出有自己卓識和風格的文字,發出有自己思想和異趣和的聲音,從而不至于淪為廟堂話語的應聲蟲,時髦鼓噪的傳聲筒,利益集團的幫閑者——這樣的“偽學者”炮制的只能是“偽學術”!
世上盡管有學問與人格分裂的個例,但是學問與人格應該統一,也能夠統一——古今中外偉大的科學家和思想家的所作所為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試想一下,迷戀強權、貪賄金錢的人能夠又橫又專、又賺又專嗎?阿諛逢迎、溜須拍馬的人能夠擁有個人的主見、獨立的思想嗎?鄉愿、老好人能夠分清是非、明辨善惡嗎?這樣的人混跡學界,根本不可能做出像樣的學術研究,更不可能創造出精神財富,說不定還會壞掉一鍋百年老湯。
寫到這里,可能有讀者納悶:像你這樣遁入象牙塔中,豈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一心只讀”確有幾分真實,“兩耳不聞”實際并非如此——“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陸游)嘛。其實,一個真正的學人,既會繼承中國古代士人修齊治平、先憂后樂的文化基因,又能接受西方知識分子的懷疑、批判意識。這樣的學人自然是有社會責任感、有學術良心、有自我人格的,面對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決不會無動于衷、漠然置之。我的〈法海寺白皮松〉(橫空出世二勁松,偉岸千載鎮古城。動問歲寒何孤直?賴我秉節狷介風)和〈述懷〉(素來卓立不同流,興至戲與強權牛。獨善其身分內事,兼濟天下豈敢丟),可以為我做證和辯白。
2009年,我從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退休,即刻辭去《自然辯證法通訊》主編職務,并謝絕人事處的返聘。我在給同行和朋友的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我未退休時與退休一樣,退休時又與未退休一樣。惟一的差別是,我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一心一意從事自己最喜愛的學術事業,參與自己感興趣的學術活動。我的智力生活將以讀書和學術研究為主,并盡力企望成為一個理想的‘自由思想者’(皮爾遜意義上的)、‘自由長矛騎兵’(奧斯特瓦爾德意義上的)和‘孤獨的旅客’(愛因斯坦意義上的)——這幾個人物都是我曾經研究的對象并有著作《皮爾遜》、《理性的光華——哲人科學家奧斯特瓦爾德》、《愛因斯坦》為證——從而在智慧的競技場和精神的休憩園中愜意地徜徉、詩意地棲居,從中享受思想的樂趣和孤獨的美。”今后,我將依然如我〈非顧〉一詩所言:“文章乃天成,行事本心聲。所向遂己意,非顧時人評。”我希望能夠像〈人生〉一詩那樣,繼續“凌云猛志囊四海,荼火氣勢吞八荒。胸藏珠璣任揮灑,筆走龍蛇自成章。”我打算從今年下半年起,除繼續“中國現代科學思潮”的研究之外,把醞釀已久的“科學與人生”課題提到議事日程。我相信,我是可以實現這一愿景的,因為我2010年元旦寫的〈新年訪梅〉已經預示這一點:“暮送落霞戀余輝,晨迎元日喜訪梅。一年之際今朝始,暗香將溢黃蓓蕾。”我也相信,我的學術生命力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是會蓬勃生發的,因為席勒和石里克的“青春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Jugend,即對人生意義有所體認,富于青春的熱情)已經在我的身心牢牢扎根。誠如我在〈記己丑年春日追春〉明示:“逐日追春滿眼春,春在心頭總十分。何方可喚春常在,青春哲學駐吾身。”
(原載北京:《光明日報》,2011年6月14日,第11版。發表時有所刪節,并把標題中的“自由思想者”五字去除。)
李醒民 2011-07-21 17: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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