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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歷史問題要先還原歷史真相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關于一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科書從來沒有客觀中立地把故事敘述出來。因為我們的教科書大體上處于革命史觀之下，而且這個革命史觀是雙重的，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史觀。這兩種革命史觀對一戰的論述，尤其是北洋政府和一戰的關系的論述，基本是批判性的，或者說是扭曲化的，并且他們調用了民族主義的悲情。以前的歷史是不真實的，在兩個革命黨所激化的民族悲情之下，顯然就會把北洋政府罵得一無是處，把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夸大到了不得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情。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一戰到底怎么回事？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歷史學家要把它恢復成一個真實的過程，我們要在真實故事的基點上，來思考一戰與中國思想的激變。在此之基礎之上，我來談幾點看法。

不應對北洋政府過分苛責

第一，從外圍來看，中國與一戰的關系，暫且不談思想史的關系，首先要確立一個坐標。一戰是歐洲國家在主權國家形態相對比較完整的情況下，圍繞著國家利益進行的外部爭奪、資本擴張、殖民地重新調整等一系列戰爭。這些戰爭的背后，有一套國際法的制約，是正常的現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爭。但是中國和一戰的關系，不是正常的關系。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初建的民族國家羽翼還不豐滿，甚至內政外交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認同性以及國家執行能力，都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來，不能說是北洋政府的無能，而是因為它本身是在一系列約束的情況下出現的。比如，《中華民國約法》給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設了一個重大陷阱。比如，宋教仁案意味著中國憲政初期的夭折，使得本來可以正常建設的國家發生了變化。宋教仁作為國民黨的一個領袖，某種意義上不主張革命，而是主張議會斗爭，如果他不被刺，可能當了總理，民國憲政也許會不一樣。那時候袁世凱底下的軍閥還沒有成氣候，國家奠定之后有了憲法，憲法之后有制憲，然后有政府，還有議會，就開始進入國家建設。正常情況下，假如到了一戰發生，（國家建設）應該已經初見成效，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至于那么失敗了。所以這個過程是宋教仁被刺扭轉了（歷史），尤其是之后的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等一系列事情，使得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國家能力非常脆弱。

當然我們講偉大的政治家，可能有重整家國的能力，使這個國家能夠很好地建立起來。但是歷史的演變（責任）不能在北洋政府一系，而且孫中山國民黨的激進主義，從來沒有承認過袁世凱，他認同的是后來南京的中華民國。在這個意義上，從辛亥元年就有一股革命的激進力量，雖然革命的正當性在當時是有的，但是建國后就應該停止革命了。權力不是讓給袁世凱，而是讓給一個選舉出來的總統，應該搞和平建設了，結果誰刺殺的宋教仁就一直說不清楚。這歷史迷案暫且不說。總的來說，民初國家建設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國家能力非常弱。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不能對北洋政府太苛刻。

從另外的角度來說，一戰之后所謂的國民黨的黃金十年，沒有民國這十年的社會建設和資本家的建設，怎么能有黃金十年？中國發展最好的是1927-1937年。但是1927年之前的這十年，說起來是軍閥混戰，實際上軍閥哪有混戰過？通電打打仗而已，實際上經濟發展很好的，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功勞是要講的。國家層面上一直沒整合好，社會的自生自發建設在北洋這十年是非常不錯的，當然國民黨相對來說還可以。所以在這點上，對于一戰過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說，給予同情和理解，確實不是很優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一戰時的中國是一個初建的現代國家，而參與一戰的西方諸國則處于擴展時期。我們的國家剛剛構建，政治也不成熟，所以對于這一段歷史，沒有過多的可指責的，它是客觀事實，你可以指責北洋政府無能，我同樣可以指責革命黨搗亂，各打五十大板。這就是中國當時的現狀，這是第一個故事，而一戰后的那些是第二個故事。

俄國帶給中國的災難遠大于日本

第二點，談到思想演變，一戰的五年，加上之前、之后戰爭的發育、演變、擴展期，大約前后有十來年，中國確實進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時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時代是更扯淡，因為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張謇等諸多人，而第二代里頭，有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嚴復的自由主義沒有占主體，第二代思想家胡適的自由主義，雖有一脈血統，但是沒有占主體，這比較可惜。我們要問，為什么一戰前后自由主義沒有興起，反而讓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興起了呢？這是某種程度上運氣不好，趕上了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上升期，整個知識界的潮流有點所謂的“世界公理”，舊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樣板蘇聯逐漸升起了。這是一個大思潮，所以知識分子像胡適這樣的人，都曾經有過一段簡單的迷戀，但是很快就放棄了。這里面最讓人佩服的是徐志摩，雖然他是個詩人，但從來對這一塊都非常斥責。所以說這首先是一個大環境，即世界格局，無論是中國還是當時西方的知識界都不成熟或者幼稚。就是說，真正的社會主義不代表世界公理，只是一時之短長，但很多人迷戀了，西方的知識界也有這樣膚淺的認識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國的知識界顯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第三點，日本在中國的關系中是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日本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致命的因素。雖然從歷史上來說，在中國好的時期，日本人出于它的國家利益，確實在使壞，比如甲午戰爭時期，民國時期，日本確實挺壞的，但問題是還有更壞的。而且我們要站在大國角度上，比日本歷史更久遠的大國，體量比日本大，思考的尺度也應該比日本大，所以就可以理解日本雖然帶給我們很多災難，但作為一個小國、它要生存，它的國家利益就是要做這個事。那我們雖然記住這段歷史，但應該超越中日關系的恩怨，尤其在今天談這個問題。因為中國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國，至少相當一段時期內，俄國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遠遠大于日本。我們反省這段歷史，不能過于強調日本的關系，還要向日本學習，至少日本現代轉型比我們好，憲政發展了，國家文明，國民精神也好，這不夠我們學習嗎？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氣魄要大。

民族主義不可極端

第四點，當時的民族主義有正當性，任何一個國家有民族主義都是正常的，但問題是不能導致極端。俄國導致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是極端，民粹主義也是一種極端。正常的、理性的民族主義適合一個國家的正常建設，是一個正能量，但問題是怎么能夠理性地處理好這把雙刃劍？不能說一見到民族主義就怕，也不能說民族主義就是一個好東西，只有一個審慎的、理性的民族主義才是好的，尤其是中國具有超大負荷的國家，稍微大一點人家就怕，更要審慎。現在中國的筋骨發育不強，卻要向人家展示肌肉，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義嗎？在這點上，民族主義更應該理性、健康和自由主義相結合，這才是一條比較好的道路。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