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信仰的中國迷局

簡體傳統

撰文：陳書娣
2010年，是平常的一年，中國正處于一個快速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快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處在討論期。
這一宏大深刻的轉型如一切社會轉型一樣，需要人們承受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它在瓦解人們原有各種價值觀、倫理觀與社會觀的同時，并沒有及時整合出新的信仰、價值觀與倫理道德等社會底線共識，于是，一種更加強大的系統生成了，它看起來是如此自由又喧囂，被牢固控制又放縱無羈這兩種狀態并存，人們樂在其中，也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這個系統的受益者、參與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請看有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李一道長一人騙得萬千追隨者；商業領袖唐駿學歷造假；方舟子十年如一日打假及遇襲；宜黃拆遷的暴力讓一個普通家庭失去生存底線；“我的父親是李剛”就能逍遙法外……
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說，我們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線，底線比信仰更重要。
但是，我們不太愿意談論“底線”，這個詞縈繞著一股退居保守、審慎、懦弱、無可奈何、陳腐、龜縮的氣息，我們更愿意談論高屋建瓴、標桿、旗幟、明亮、原則式、堅貞、高潔的東西，它也許可以用一個詞代替——“信仰”。
我們談論信仰，是因為相信中國還有信仰可談。
許倬云教授對信仰的空洞心存憂慮：“如今的中國，不但政治化，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現信仰真空的問題。”
而與西方或我們的鄰國相比，我們的信仰失落就顯得格外怵目。哲學家陳嘉映說，變總是要變的，但變的比較緩慢其實更積極更有準備；變的太劇烈，就更有危害，更讓人沒有把握。中國可能是后一種。
他提到了令人震動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他說，當農民工進城脫離了這種生活方式，容易感到茫然若失。這種問題很廣泛：當生活形式變化之后，應該如何面對？
一旦問題提出，我們就需要解決方案。遠離現代文明、九年如一日風餐露宿在克孜爾石窟臨摹壁畫的壁畫家王征，認為傳統藝術能融入現代社會，開花結果，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
然而，就王征提出“文化藝術本身就是救贖”的觀點而言，中國有傳統，有五千年文明，但需要什么參與其間才能凝聚起傳統呢？而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宗教與信仰，是一個亟待深究的問題。從孔子開始，“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神在不在？
可以確定的是，對于信仰的對象不能假設，如果在信仰問題上打折扣，那么一個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莊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就不容易莊嚴。
于是，當“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笑”的宣言大行其道，作為一個極端范例，王征的純粹與理想化讓人深思：這個社會除了物質標桿，是否還有其他東西導航？
幸好我們還有這些沉默者與他們的溫暖故事——
無論救助一個得病的孩子，還是地震時的舉國救援，社會中的美好、善良的感情和正義的行為還是到處可見。就如同我們不能忘懷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后那焦樓下滿街彰顯的人性關懷鮮花，它們是這抹灰色中的一點紅，它們提醒我們在這個時代還有人在關注終極價值，重視大時代下個體的微小生存。
沒有像王征和20萬上海市民一樣的沉默者彰顯的人性關懷，生命會因為失去信仰內涵而無所適從。荒原之所以是荒原，就是因為有力量者從那個時空關系中退場。
所以，我們應該有一些希望，正如許倬云所說，位微言輕的小我背后，是更寬泛的一種大力。上一代和這一代人的信仰，也許已經很難改變，那么對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他們在信仰上會有突破。“中國人口眾多，只要其中的1%開始想問題，討論問題，那么就有希望。當吃飽穿暖這些基本的問題解決以后，一定會有更多的人開始思考問題。”
我們不是僅僅從今年這365天中思考尋找中國人的信仰，毋寧說我們正一邊記錄著今天的塵世，也一邊回頭從過去這十年，從改革開放起，甚至1949，乃至1919維新時起，開始尋找的中國人的信仰，那是涉入我們精神的根，那是這棵樹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