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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羽戈

來源|天涯博客

汪國真先生的去世，對我而言，不是什么新聞。我原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這話固然有些不敬，卻清晰呈現了時間的殘酷：汪國真的詩歌、余秋雨的散文與龐中華的書法，連同教科書的謊言、錄像廳的幽暗與荷爾蒙的反叛，支配了我們風雨不透、營養不良的青春期，當我們的青春灰飛煙滅，汪國真們的幻象便煙消云散，此后，他們的作用，好似接頭暗號，在黑夜與夢想的終點，喚醒健忘的我們，與記憶重逢。

汪國真崛起那一年，我還在讀小學，對世事與未來一無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詩集《年輕的潮》，從而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抒情潮流。這個時代與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馳，正如汪國真的詩歌與1980年代的詩歌實在格格不入。事實上，汪國真的詩歌創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貫穿1980年代，那是詩歌的盛世，詩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卻無力脫穎而出，滿天星辰璀璨，他卻低若塵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煥發自己的光芒。這與其歸功于他的沉潛，不如歸功于時代的黯淡。用古語來講，即“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汪國真是1980年代的棄子，卻是1990年代的寵兒。時代的斷裂與沉淪，使他的命運無比尷尬。1980年代詩歌所表現的批判功能，對專制的反抗與對自由的召喚，構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難說主動還是被動，他契合了1990年代輕逸、庸俗的審美口味，然而這卻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過渡年代。當他的讀者羽翼豐滿，他便被無情拋棄。對他的冷酷，正是人類成長與時代進化的必然。假如一個人三十歲后依舊迷戀他的詩歌，他的詩歌流行超過十年，毋寧是一種更大的悲劇。

1990年代構成了汪國真的黃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實的讀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們，有智力拒絕汪國真，此后出生的人們，有選項排斥汪國真。我們這代人封閉、匱乏的青春期，恰與汪國真，以及余秋雨、龐中華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運，受其蠱惑，無可厚非。其實，不是我們選擇了汪國真，而是我們別無選擇。在狼奶與雞湯之間，我們無所適從。

現在來看，汪國真的詩歌風格，幾乎毫無深度和張力，注定了速朽。這甚至不能稱之為詩歌，而是斷句。1980年代的提前終結，導致詩歌集體休克，從此真正的詩歌，只能以一種哀歌的形式，潛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贊美詩茁壯成長。汪國真的詩，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頑艷，本質上卻是禮贊，禮贊遠方，禮贊理想，禮贊苦難，禮贊生命，禮贊國家和時代。他深知自己與時代的關系，這是一場公開的合謀，所以他們拼命在對方身上銘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詩歌無關政治，當他談起詩歌理論，卻滿口“國家”、“人民”，這也難怪，他必須感謝國家，正基于國家主義的禁錮和規訓，犬儒主義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詩歌才能擁有如此巨大的市場；反之，他以犬儒化的個人主義抒情，誘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覺，而回避了現實的肅殺和慘淡，間接實現與國家主義的對接。

只有贊美詩，才有資格充當心靈雞湯。只有貧乏時代，才會對心靈雞湯饑不擇食。汪國真被視為心靈雞湯寫作的先驅，他的詩被稱作“賀卡語文”、“心靈桑拿”。通過詩歌，他完成了對一個時代的按摩與麻醉。他的風靡一時，恰恰是時代貧乏的明證。

我們生存的時代，無論詩歌，還是心靈雞湯，都遺忘了汪國真。不過究其實質，汪國真并未遠去。單說詩歌，在我看來，這個時代的代表詩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嘯天，便數趙麗華和余秀華，前二人屬于贊美詩人，可謂政治化的汪國真；后二人，趙麗華的“梨花體”，一度飽受質疑，質疑的聲音，我們并不陌生：這是詩歌，還是斷句？至于余秀華，其詩自然優于汪國真，不過她的成名，與世人對她的消費，正是一劑汪國真風味的心靈雞湯。

詩歌與時代的關系，從來糾結。我們不能指望詩歌拯救日漸淪陷的貧乏時代，然而詩歌之為詩歌，絕不該止于對現實的臨摹和頌揚，而在于呈現與現實的張力，以詩性的光輝，照亮世界的陰霾，以靈魂的歌哭，發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詩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劇了時代的貧乏，以至詩歌本身便是一種貧乏，那么我們只能悲嘆：詩歌死了。

詩歌先于汪國真而死亡，汪國真先于我們的激情而死亡。請不要嘲笑，我們用殘余的激情，哀悼汪國真，同時懷念那個千瘡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盡管汪國真對我們青春期的啟蒙意義，遠不及舒淇和李麗珍，盡管那個封閉、匱乏的青春，沒有人愿意重來，然而他和他的詩歌，終究是我們成長的信物，證明我們曾經年輕，曾經迷失，曾經虛弱，曾經淺薄。如今，他們的死亡，印證了我們的蒼老。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