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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顧炎武曾經沉痛地說過：亡國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當于現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代表國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國家的精神高度。我們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國，是因為它產生了許多莎士比亞、牛頓這樣的文學和科學巨匠，它擁有一批牛津、劍橋這樣的頂尖學府，它培養了許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杰出人士。我們之所以稱頌唐代，是因為它產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產生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杜甫，產生了“若世無孔子，不當入弟子之列”的韓愈，產生了敢寫《賣炭翁》的白居易。回顧前輩，如在天際；反觀自身，不勝噓唏。前不久“倪萍們”的“共和國脊梁獎”，已經成為世界級的笑話，用錢去買“共和國脊梁獎”，恰恰證明自己早已沒有脊梁！
 倪萍們“共和國脊梁獎”曝光后，我連續寫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評倪萍后接著又反躬自問：“我”有脊梁嗎？“我們”有脊梁嗎？誰敢說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優越感？如今，知識分子已經從人們尊敬的對象變成了人們嘲諷的靶子，“專家”已被大家譏諷為“磚家”，“教授”更被人們罵為“叫獸”。要是能看到大學里評職稱時，教書先生們的卑微態度；要是了解每年評獎時，教授們到處求人的樣子；要是得知為了爭取到重大課題，很多斯文教授到處行賄的丑態；要是清楚教授和專家的許多論文，常常只是在為長官意志進行論證和辯護，我想社會大眾更要向專家們臉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們頭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教授”“專家”，真的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不過，中國知識分子絕非從來如此。很多知識分子在1949以前大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為人風骨凜然，說話擲地有聲。想想劉文典面折蔣介石的傲氣，想想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上詈罵蔣介石獨裁的剛烈，想想章太炎、黃侃師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罵倒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的勇敢，比起當年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民國范兒”真讓讀書人氣暢神旺！可是，絕大部分人1949年后，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梁，郭沫若先生的丑惡表演就不用說了，連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也低下了高貴的頭，連馮友蘭先生這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也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破口大罵。
 1951年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其實就是讓所有讀書人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自己當眾吃下自己拉的屎喝掉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連三地寫了十二次檢討，還在報紙上發表了上萬字的長篇自我批判文章——《為什么仇美仇不起來》，把自己的父母、師長、同學、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當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當年，潘光旦是民國時期的獨腿硬漢，歷任清華和西南聯大教務長，從來不向權貴低頭，從來不向命運服軟，可是1949年后徹底否定自己，不斷自輕自賤，不斷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順從的模樣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還只是求自己蒙混過關，更有不少人甘當當局的“密探”，不少人出賣自己的師長，很多人以為虎作倀為榮，這六七十年整個知識界真是斯文掃地，滿地雞毛！比起那些賣友求榮賣師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饒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當眾掌嘴還是無人領情，1957年照樣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樣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對好友葉篤義介紹了自己的 “三S”求生經驗——“Surrender（投降）、Submit（屈從）、Survive（生存）”，最后發現想做屈從的奴隸也沒法活命的時候，他又補上“一個S”——“Succumb（毀滅）”。晚年以“三S”作為自己的生存策略，哪知道“投降”“屈從”還沒有人接受，真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求當奴隸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無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毀滅）”。當奴隸的資格也被剝奪，潘先生死得沒有半點尊嚴。
 是什么原因讓民國時期的硬漢，變成甘愿“Submit（屈從）”以求“Survive（生存）”的軟蛋？為什么當年敢當面大罵蔣介石獨裁，49年以后卻“樂于”唾面自干？為什么過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知識精英，后來卻活得如豬如狗沒有一點“人”樣？
 從1951年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的社會運動，第一步是讓所有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毫無價值可言，過去學的知識全部是人類垃圾，而且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他們都承認自己既“骯臟”又“無能”，對那個被神化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心悅誠服；第二步就是摧毀知識分子的意志，讓他們都以長官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識分子的人格，讓他們不斷自我檢討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頭土臉；第四步是對他們誘以利餌，用官用錢用職稱用課題來籠絡他們，讓他們像狗一樣吃嗟來之食，于是就出現了目前這種“重賞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任何一個人要是自己也覺得自己百無一能——既沒有價值，又沒有意志，更沒有人格，一定會自己極度鄙視自己。像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最后以“投降”、“屈從”為手段，以“生存”為人生目標，在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一個個案和特例。他們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窩囊，還談什么氣度，還談什么風骨，還談什么高傲？
 讀書人畢竟也是人，誰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數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護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風骨和尊嚴都不值一提。從公認的“硬漢”到公開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學中所說的成長環境。在一個極不健全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人格也會極不健全。養成知識分子錚錚鐵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條件，如果有風骨的人被剝奪了生存權利，如果說真話的人會掉腦袋，誰還有什么風骨？誰還敢說真話？我決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資格，如果我處在潘光旦先生同樣的環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舉起了白旗。
 別提什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警句，別說什么“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格言，當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腦袋，當你的家人可能被牽連，這些格言統統都會拋向九霄云外，除了極少數人可能寧折不彎，大多數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殘酷荒唐的歲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從）”來求“Survive（生存）”，并不奇怪，更不丟人。民國時期之所以那么多人敢罵蔣介石，是因為多數人罵了蔣介石沒有多大的風險——由于能罵，所以敢罵。
 把潘光旦這樣的一條硬漢，活活給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這是國家的勝利，還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容忍一條硬漢，舉世全是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的嘍羅，怎么能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呢？
 摧毀一條硬漢的人格和尊嚴，可能就摧毀了一個民族的人格和尊嚴，這是極端的無恥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人的脊梁全都抽掉，如果一個國家里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懂得“聽話”，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知道磕頭謝恩，我不明白這是什么“盛世”？我更看不出這算什么“英明”？
 
 2011年9月12日中秋節
 

戴建业 2012-04-27 0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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