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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或科技實力的復興也包含文明的重建。換一句話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或科技等實力的復興也包含文明重建的偉大使命，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中華現代文化最高理想的構建。所謂文化的最高理想指的是一個民族對于共同體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夢想或追求和通向這一境界的核心價值。它往往是一個民族在殘酷的打擊和磨難中堅強地站起來的精神支柱，也是指引這個民族從強大到更強大的指南針和燈塔，同時，也是成為該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不屈不撓追逐的偉大夢想。
 我國從清末起進行的洋務運動就開始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不斷被打斷，一直到現在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還沒有完成。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加快，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再用十年八年的時間我國將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從現在算起，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我國將成為世界強國，在未來的三十年內，我國將發展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超強國家。
 實際上，成為世界超強國家已是中華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和崇高使命。超強國家的標準應包括：(一) 政治因素，擁有一個強大的民主制度，能夠動用大量資源去實現全球政治目標；(二)科技因素，擁有強大先進的科技力量;(三)經濟因素，出眾的經濟實力是超強國家的必備力量;(四)軍事因素，超凡的軍事能力，相對無懈可擊、有能力阻止或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壞，并且擁有鎮壓及影響全球的統一軍事力量;(五)文化因素，它必須有很強的文化融合性，適合各個文明的生存與發展。所以，現在的我國除了，應注重加強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建設外，還應該加強文化建設，在文化建設中，中華現代文化最高理想的重建是最首要的。
 綜觀歷史，任何一個國家要強大，除了要保持國力強盛外，還需要文化的底蘊、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這才是一個民族長治久安的根本。在過去上下五千多年的歲月里，我們中華民族雖然曾經歷過多次的分裂、動蕩和被侵略，但是我們能歷經風雨而不衰，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有睿智和我們中國的綜合國力比別國強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的古代文化價值理念或文化理想比別人高遠。從黃帝以來，我們的祭祖文化、重家文化、宗族文化、廉恥文化，等等，特別是從孔孟以來，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的民族確立了先進的文明理念，這些理念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化對人類共同體生活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理想，它們體現于“王道”政治理想中，體現于“道統”和“禮儀”的一系列表述中，體現于夷夏之辨、王霸之辨等一系列學說中，并用這些理念來作為指導我國經濟、政治、軍事的根本精神。中華古代文明代表了一種偉大的文化自信，其精神實質是要努力建成與一切野蠻行為對立的文明之邦。
 但是，從清末到現在的一個多世紀我國倍受蹂躪和欺壓的歷史，那些難以忍受的割地賠款的屈辱，以及遠遠落后于世界強國的現實，都使得我們至今對那段歷史耿耿于懷，不能正確看待過去，不能正確定位自己的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今天，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人應當提醒自己的同代人和后代人，千萬不要忘了我們的祖先有過無限的輝煌和光榮，只是近代的我們落伍了，后來我們又落入全盤西化和全盤俄化的圈套，所以我們才有百來年的屈辱。在百來年里，在世界上，我們民族都沒有值得向世人炫耀的“獨特”文化成就。現在我們中國人從根本上講還有一種內在的不自信，這與一個多世紀以來養成的深深的自卑心理有關。今天的改革開放，我們不能在文化中找到人生意義的終極歸宿，只能在鄧式功利主義等之中獲得慰藉。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狀態，我們必須創造出中華現代文明，當然，這種創造離不開古今中外文化，但是，這里面應該有不同于我國古代和西方的東西，必須有新的偉大的創造。由于是創新所以必須有自己思想的獨特性。從民國以來，我國很少出過大師，我們的絕大部分文化人一直是在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我國古代文化的概念框架里跳舞，沒有創造出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體系。所謂大師就是必須構建出獨特的思想體系的人，不論其觀點對還是錯，其實，從古至今，任何思想體系都沒有全對或全錯的只有對多或對少的事。在民國時期，梁啟超寫的作品雖多但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雖然有自己的某些構建但最主要的還只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和魯迅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里打轉，胡適也僅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更沒有自己的東西，梁漱溟、馮友蘭也只不過是儒者，根本沒有構建出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在思想上，他們都是跟著別人的屁股后轉動 ，沒有獨創性，不能說是大師。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在毛澤東時代，經過全力灌輸，幾乎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都沒有什么創造，其他信徒能創造出什么來呢？鄧小平時代，實行改革開放，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重新興起，但鄧時代學者的思想無非就是停留在，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自由主義，不是鄧小平理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鄧小平理論在政治上還只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專政思想，在經濟上也沒超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更是在孫中山的民主主義范圍內，也沒有自己的創建。當今活躍于文化舞臺上的孔慶東、張宏良、劉奎元等人等無非是毛澤東后期思想的崇拜者（通稱“毛左”），張木生也只是毛澤東前期思想的崇拜者，劉俊祥、房寧等無非就是鄧小平理論的 擁護者，茅于軾、厲以寧、張維迎、劉曉波、崔衛平等這些學者也只是自由主義者，張維為、閻學通、秋風（原來是自由主義者）也只不過是孔孟之道的宣揚者，他們都是某一種思想的擁護者而已都沒有獨創性，也無法稱他們為大師。我國從民國以來，在人文學科領域只出現過大師三位大師，比如，高行健（1940— ）先生就是一個， 2000年10月12日，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圣經》等著作，他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但可惜的是1997年他已加入法國國籍，已不屬于中國。現在在國內，還有兩位大師，一位是吳思先生，另一位是鄭酋午先生。吳思先生以《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血酬定律》、《隱蔽的秩序》等書構建了獨特的思想和方法，自成體系，鄭酋午先生以《社會進程》、《二十一世紀哲學思想范式——系統主義哲學導論》《試問未來，“誰”主沉浮》等書構建了一套獨特的歷史方法、歷史理論和未來學理論體系。如此少的文化成就，跟我國現在和未來的大國地位極其不相適應，所以，我們有必要創造，創造出我國的現代文化。當然，創造我國的現代文化不應僅僅是追求一個世界超強的需要，不僅僅是為了追求領導人類事務的需要，也不僅僅是為了證明來自于華夏中心論的種族優越性；更是追求一個偉大文明的理念，一種可使一個民族長治久安的偉大文明理想。今天的中國人應當需要擺脫近百年來的民族自卑心理，走出百年恥辱的歷史悲情，再次拿出廣闊的胸襟和恢弘的氣度，在全世界色彩紛呈的文化之林中創造出現代中華文化。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數有良知的中國文化人從內心深處喪失了對一個古代中華文明的基本自信，他們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落腳點。總是在中學與西學、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與西洋現代文明樣式、在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互激蕩中彷徨四顧。這個問題不解決，無數文化人在精神上就無法擺脫無家可歸的狀態。而文化的最高理想卻可以給一個民族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帶來無窮的生機與活力，成為激發無數人奮斗不息的精神源泉，使該民族的文化人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自信的精神支柱。由于中國人沒有深刻的超越意識，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喪失了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意味著這個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
 值此特殊時期，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決定未來中華民族能否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不僅僅取決于是否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而且還取決于中華民族能否建立一種新型的、有獨特價值和意義的文明。從清末開始西方文明傳入我國，我們曾經熱情擁抱，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我們也曾經為之激情澎湃，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數中華志士仁人被歐風美雨和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真理”所折服，彷徨于西方現代文明樣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明樣式的十字路口。但是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歷史已經回到了這樣的起點：需要理解一個未來意義上的中華現代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價值、制度架構等之上所具有的主要特點，它對人類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義和積極作用。基于其過去的歷史傳統及今天和未來的國家規模以及中華民族的崇高歷史使命，未來中國必須建成一個獨立的文明形態——中華現代文明，并像古代歷史上那樣把它的影響力輻射到周邊甚至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
 盡管它與現代西方文明一樣認同普世價值，甚至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和共享的資源，但是在一系列異常重要的方面與現代西方文明相比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優秀之處。毫無疑問，這個新型的中華現代文明既是以工業文明、普世價值，又是中國自身特有的現代性為基礎建成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政治、經濟、科技 乃至軍事上的綜合國力的復興，更是一種新型文明形態的誕生。這個新型文明形態，盡管在工業化、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諸多方面與今日主導世界的西方現代文明多有類似，但終究是一個在多方面，比如核心價值、組織模式、生活方式、行為樣式等，與西方現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態。
 今天和未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至少應當包括每一個生命的健全成長，每一個人潛能、創造力與個性的發揮，人格尊嚴與正當自由的確保，以及人生幸福與價值的實現。今日重建中華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為了提出一套理論上完美無缺的價值體系來強加給這個民族，也不是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盛世藍圖去滿足人們的美好愿望，而是從事一項探索以便從探索中發現在今天的時代里以及未來，什么樣的文化理想才能使中華民族具有在現在以及未來千百年里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同時，它能向這個世界提供一些進步的思想和觀念，從而使中華民族成為引領全人類不斷進步的風范。
 必須認識到，我們的祖先曾以包容宇宙的氣度來鑄造中國古代文化的最高理想；他們本著“為萬世立法”、“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胸襟，把握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和最高理想，一次次開創中華古代文明的千秋偉業。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現代先進的文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制度模式以及政治經濟原則自然會影響到全世界。因此，今天，只要我們真心追求文明的理想，就應當更有信心積極參與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現代文明和歷史上一切文明最大的區別在于它是以現代性為基礎構成的，但這不等于現代性一定帶給我們想要的文明。這是因為現代性本身問題就很多，尤其在非西方社會遭遇的問題更多。我們要重新構建中華現代文化理想，首先必須從我國古代文化中尋覓理想要素，因為數千年來，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總是能從它的源頭出發，找到對于文化的方向、人性的進步、生命的價值等的豐富啟迪。歷史上如此，今天何嘗不是。因而，今天中華現代文化創新的主要任務，決不是簡單地“復古”，而只能是從的精神傳統出發，分析今天這個時代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癥結，說明未來中華文明的希望和出路在何方，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理想重建之路。同時，我們也應該把目光投向西方，從西方文化中找到有啟發的精神因素。西方文化可以從古希臘民主、古羅馬法治和基督教博愛找到精神源頭，到現在已經發展為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市場經濟等核心價值的龐大的文化體系。但是，中華現代文化理想的重建還不能停留于此，也不是簡單的全盤西化，因為這些只是西方的東西，構不成我國的現代性和未來指向性。所以，我們必須跟隨時代前進并超越于時代，腳踏實地，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用未來眼光來構建我國的現代文化理想。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今天的世界格局已與古代不 同，而世界上多種不同的文化相互沖突、交融異常激烈。難道我們沒有我們先祖一樣的睿智和宏偉胸襟來構建我國的現代文化理想嗎？
 人類文明演進到目前為止，已有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兩種基本的狀態。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由于農業技術的出現產生了農業文明，只要農業文明這個核心不變，農業文明的內在結構即農業結構范式也就不會變。縱觀幾千年的世界歷史，農業社會的結構范式其特征在政治上是專制制度，在經濟上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自然經濟，在文化上是一元化文化。一般說來，社會結構范式是會發生轉換的，工業革命發生一段時間后，當世界主要國家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后就預示著工業文明的形成。工業文明是工業社會的核心，工業文明的產生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的農業社會結構范式發生了轉換，當然，這種轉換的最終動力是科技革命。農業文明是農業社會的核心，工業文明是工業社會的核心，農業文明的內在結構是農業社會結構范式，工業文明的內在結構是工業社會結構范式。工業文明的內在結構即工業社會結構范式，其特征是民主的政治、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和多元化文化的統一。從今天來看，在世界范圍內，不論是何種文化背景的國家以及在工業化之前采用什么樣的制度，只要是實行工業化，都必然向工業文明的內在結構即工業社會結構范式轉換。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化、農業社會結構范式轉向工業社會結構范式是不可逆的。這是一種優化，是一種整體優化。從系統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演化是一種進步。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世界的范圍內，各國都將朝著工業化的目標邁進，工業文明必將在全球代替農業文明，所以，凡是不適應工業文明的文化都將被淘汰，現在被世界各國憲法和國際文件所確認的普世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市場經濟，兩百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些價值最適合于工業文明，所以我們要構建的中華現代文化最高理想必須包含這些價值。
 未來，由于全球各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從國家治理模式來看，在政治上，從現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將民主化。在經濟上，從現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不論是標榜實行什么主義的國家，都將采用市場經濟的經濟治理模式，都將進入混合經濟階段。人類在走向政治和經濟多元化的過程也就是走向文化多元的過程。從現在算起十五年后全世界各國的文化都將是多元化。總而言之，從現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各國治理模式將趨向同一，除此之外，還會有一個重大局面的改變，即未來的世界經濟將徹底由跨國公司主宰。同時，軍事變革方興未艾，除了核武器和精確制導武器之外，還將出現太空武器。面對這樣的世界局勢，我們有必要根據這種趨勢來重建我們的文化理想。
 從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上發生過三次科技革命。我在《未來三十年內的世界大趨勢》（愛思想網2012-02-03 23:58:42）一文中說：“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發生之前都有一個基礎理論準備時期，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礎理論準備工作完成以后到轉化為技術大約用了五十年的時間，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礎理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礎理論說的是耗散結構理論、突變論、協同學、超循環理論和混沌學等)已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構建完成的，那么這種理論轉化為技術也許在五十年后就有可能。以往的機器是線性機器，而將要發明的機器是非線性機器，通俗地說，以往的機器是非智能機器，而將要發明的機器是智能機器。根據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礎理論準備工作完成以后到轉化為技術的經驗，從現在算起，非線性機器的發明只要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有可能了，到時的世界將是不同的世界，世界一體化趨勢將全面提速，世界一體化一段時間后世界政府的建立就有了可能。” 三十后或更長一段時間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就將會發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發生將帶來智能機器，因此生產方式和生產結構將發生重大變革。因為生產方式、生產結構總是與特定的技術相互聯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發生出現的技術是非線性技術，通過這種技術制造的機器除了創造性的工作如教育、醫療、管理、籌劃等不能做之外其它工作都能做。在經濟建設中，有兩個大問題，比如效率和公平必須高度關注。正如我在《歷史的腳步：從過去到未來的印記》（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發布時間：2012-2-5 10:04:15）中所說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發生后原來絕大部分要靠人來進行的工作將由非線性機器替代，而非線性機器的工作是按程序來進行的，只要程序設計合理就有效率。換一句話說，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發生后人們關注的主要方面是社會成員的公平公正問題。因此，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條件下，私有制將會被拋去，公有制將會受到更加關注。民族國家和區域國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發生后的一定的時間后要消亡，緊接而來的是世界政權的確立。”也就是說，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發生以后就有可能實現經濟上的人人平等，這樣，世界大同就可以到來。我國古書《禮記.禮運》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世界大同”這個偉大夢想就一直在鼓舞和照耀著中華民族前進，在不久的將來這種理想就將在全球實現。所以，中華現代文化的最高理想的重建必須以“世界大同”這個偉大夢想為最后依歸。
 我們已知，文化的最高理想指的是一個民族對于共同體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夢想或追求和通向這一境界的核心價值。我們在構建中華現代文明最高理想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從我國古代吸取超時代的符合工業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仁義道德，等等；其次，我們也要從西方文明中吸取符合工業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市場經濟，等等；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吸收現實中符合工業文明的倫理價值，比如，誠信、公平、競爭協同、平等、認真等精神因素，以此作為我們的核心價值。同時，我們也必須把“世界大同”作為共同體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世界大同”這一概念雖為我國古代文化的概念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歷史的推進，已經不斷增加新的內容和原則。
 我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我們追求政治理想、經濟理想和軍事理想，這是很正常不過的，但是文化理想居于更高的層次，所以更應該追求，因為后者對前者有指導作用。我們中國人希望自己的國家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富國、軍事強國和科技強國并最后成為世界超強國家，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缺乏最高文化理想的民族，永遠不能不能成為最優秀的民族，也永遠不能鑄就人類最先進的文明。所以，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構建中華現代文化的最高理想。
 2012-2-20

郑酋午 2012-04-27 03: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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