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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黃·面對轉折》
 
面對轉折——1948年l、2月
葉圣陶1948年1、2月日記（摘抄）
1月8日（星期四）續選教材，寫信。午后5時，開業務會議。報告而外，多為閑談。通貨膨脹益甚，物價跳漲益速，貨物售出得貨幣，將無從取回原貨，因而營業不如不營業之為愈。然開明之機構已不為小，如何維持支撐，實非易事。來日大難，局面不變不成，而變亦將趨紛亂。就一般人生活而言，今后難堪殆將十倍于抗戰時期矣。會畢聚餐，八時歸。
10日（星期六）上午忽傳斯大林逝世，系英美電訊社誤傳，至晚報出版，始知為謠言。前數日曾傳蘇聯有一要人患癌病，請瑞士某專家往診。今忽聞此謠，足見英美人仇蘇之深。16日（星期五）夜7時，讀書會集會，·1諸人閱讀高爾基之《母親》，討論歷兩小時。（按：這是在中共影響下的進步期刊的編輯人的秘密聚會，除讀書外，還交換有關信息。）
23日（星期五）放工后，與伯祥趨車王振鋒家，觀其新得之源。一般之源多正立，不為動作之形相，此次所得九誦，皆作舞蹈之狀，其一則倚石側立，衣服為粉彩，上加金飾，故為可貴。既而共飲，陳冷盤三十二具，各色不同，皆其家制。酒次談及二十余年之往事，歡笑滿座。振鋒藏有較舊之墨，余向索三錠，他人亦各取數錠。辭出后，于車中閑談，予同謂振鋒之忽趨考古，亦精力無可寄托之所致。九時半到家。
27日（星期二）…··酒罷，至對面虹光影院，看名片《鴛夢重溫》。此片以戰士經受傷，患遺忘病為題材，尚可觀。
28日（星期三）午后，有一寧海少年了君來訪，請介紹工作。問其學歷，僅畢小學業。家有田三四畝，由父耕種。兄在寧波讀書。以家況貧困，故來滬找工作。而上海曾無一親半友。問其何以敢冒然出此，則謂高爾基不亦到處流浪，亦工亦讀，以臻成學耶。余告以無能為力，則淚下不止一執其手而別，余心頗為歉然。
31日（星期六）晨間閱報紙，知甘地被人狙擊身死。……目前世界已裂為兩線，一為人民勢力，一為反動勢力，雙方之斗爭實不可免，而甘地導之以和平不爭，或為見惡于人之一因。2月5日（星期四）夜于收音機聽衛仲樂彈琴，其《流水操》極富描寫之能事。6日（星期六）趙悔深自開封來，云將往北平。據談豫省戰況，全省僅三數縣未遭波及。民眾深知雙方作風不同，多以為彼勝于此。而此方軍政界之蠻橫，競使人幾無生路。為之嘆｝9日（星期一）得平伯寄示慰佩弦（按：即朱自清）一律，粘之。承告佩弦《不寐書懷》之前四句：“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病常防兒女覺，童真豈識我生忙。”其意想甚蕭颯，為之不冶。18日（星期三）下午開經理室會議。沈陽分店副經理李統漢來書，言沈陽已成圍城，人心惶惶，渠擬設法撤退。…，··抗戰期間，我店各分店屢經撤退，不圖今日復睹此局。
1945年11月16日，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記者，慷慨陳同，預言“我們不久就要回來”。從那時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過無線電臺，尋找“北方的聲音”。開始還限于“親共分子”，后來范圍就越來越廣，許多國統的老百姓都習慣于根據“北方”的消息來判斷時局。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傳播著昨夜新華社廣播的、據說今天將在中共的《人民日報》（此時報社還設在晉察冀邊區所在地的武安）正式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在茶館酒肆以至電車上，人們都公開地談論著毛澤東先生的這篇文章，井不掩飾自己的或興奮或沮喪或惶惑的反應。--五十年后，我們找到了這張顏色已變灰黃的報紙，探尋當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澤東宣布了一個國民黨政府竭力想否認、卻又掩飾不住的事實：經過17個月的較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數百萬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人了反攻。而毛澤東由此引出的判斷（毋寧說他指出的事實）卻足以“石破天驚”：“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毛澤東的文章就這樣把一個無可懷疑的“歷史巨變與轉折（由此引發的將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們所要著重討論的文學藝術的巨變與轉折廣推到中國每一個階級、黨派、集團，每一個家庭、個人的面前，逼迫他們作出自己的選擇，并為這選擇承担當時是難以預計的后果。“1948年”也因此永遠深埋在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一切中國人（而不論當時他們的年齡有多大）記憶的深處，并為后代人所注目：今天人們所關注的也正是那時不同集團與個人（本書所著重的是以作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與個體）的選擇與后果。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看作是作為主導者與勝利者的一方對這一終于到來的歷史巨變所作的反應與選擇。選擇是明晰而不容置疑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息時間，然后再來打人民。”①元旦這天的《人民日報》報頭的新年祝詞：“敬祝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徹底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所表達的是同一意思。這一選擇理所當然地為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同樣信仰，或將中國的希望寄托于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所欣然接受；茅盾在發表于1948年1月1日燁聲報》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這次必須一氣完成，我們要有決心。革命事業如果為了缺乏決心而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徹底完成，而使后一代的仍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那么，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我們是對不起我們的子孫的！”他因此而祝福“將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的兒孫輩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來從事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③這里所表達的是這樣一種觀念：為了“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也即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夢想），人們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包括千百萬人的犧牲。正是這樣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許多知識分子在這歷史的關頭選擇（接受）了革命。另～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時，卻希望這是最后～次流血，這又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他們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會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最激動人心的恐怕還是毛澤東文章的結束語：“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歷史樂觀主義：堅信真理在手，贏得群眾（多數），掌握歷史必然性，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力量，就將無往而不勝。盡管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并不習慣于這樣的毛澤東式的話語與思維邏輯，但他們仍被那內在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這些本是知識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給中國人民及知識分子展現了這樣一個前景：經濟落后、物質匱缺的東方民族國家，可以依靠精神力量的優勢，克服一切困難，戰勝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這對于近百年來備受列強侵略。凌辱的中國人民，特別是他們中民族情緒最為強烈的知識分子，更是具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何況毛澤東的論斷有強有力的事實作依據：戰場上無可懷疑的勝利仿佛也就理所當然地證明了指導戰爭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正確與無敵。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必然”邏輯；但后人卻從中看到隱隱綽綽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3/當事人在陶醉于這樣的“必然”邏輯時，又很容易將其推向極端，產生對體現必然性的“絕對真理”及其現實代表（人民政黨、軍隊、政權）的崇拜一些本來就好走極端的知識分子尤其容易如此。1948年1月1日出版的《野草》叢刊第7輯發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甚至聳人聽聞地提出了“尾巴主義萬歲”的回號，要求知識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條人民大眾的尾巴或這尾巴上的光榮尾巴”。他后來又寫文章進一步發揮，強調對“人民至上”這類“絕對真理”必須“唯唯諾諾”，“毫無保留地不鬧獨立性”。當有人懷疑會因此而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自主”時，郭沫若回答說：“對于人民解放的運動，革命程序的必然，科學真理的規范，要發揮‘獨立自主’性，那就剛剛流而為‘獨裁專制’了。”④這是一種“真理崇拜”的邏輯，對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言之成理”，但放棄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權利的危險也正預伏于其中了。在自認為服膺了“真理”以后，一些知識分子開始自覺不自覺地以“進步”者自居，將與自己有不同觀點與選擇的“異己”，輕則視為落伍，重則看作“真理的叛徒”，進而扮演起“真理捍衛者”的角色，對異己者大加討伐：這大概也是知識者的通病。元月3日下午，一群已離開了學校的中山大學師生在海邊的一幢洋房的四樓舉行新年團拜，特請郭沫若作了一個題為《一年來中國文藝運動及其趨向》的報告。郭沫若在強調要“在毛澤東先生的號召下努力建立人民文藝”的同時，一口氣指控了四種據說是“反人民的文藝”，即他所說的“茶色文藝”、“黃色文藝”、“無所謂的文藝”與“通紅的文藝，托派的文藝”，并第一次點了沈從文、蕭乾等人的名字，而以蕭乾為最“壞”。他·7·宣布，對這些“反人民的文藝”“應予消滅”，即使是作為“文藝上的所謂中間路線”的“無所謂的文藝”，“可能時應開導，爭取，否則則予以揭穿”，同樣難逃“消滅”的命運。郭沫若毫不回避：“要消滅他們，不光是文藝方面的問題，還得靠政治上的努力。”⑤這是第一次按照“非紅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為）人民即反人民”的邏輯，把作家（知識分子）分為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并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滅”對方。人們不難注意到新的時代主題詞（“改造”與“批判”），新的哲學（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以及與之相應的話語方式（斬釘截鐵，黑白分明，高屋建領，氣勢磅礴，等等），在歷史轉折的1948年伊始，即已伴隨著“勝利”的事實與由之引起的狂喜而悄悄產生。在歷史的“當時”是作為“正題”而提出，并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內在危機的暴露則在邏輯與歷史的展開中，這是需要時間的。在對南方香港的幾家由中共領導的報刊上的郭沫若等領袖人物的文章略作考察以后，我們的注意力還是回到北方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來。1948年初的《人民日報》集中精力于新老解放區的土改與整黨宣傳，很少有本書所關注的思想文化與文學藝術的報道。因此，l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局宣傳部頒布的《晉冀魯豫統一出版條例》引起了我們的特別興趣。“條例”明確規定對各種刊物。書籍實行“黨委審查制”，“取締宣傳資產階級腐朽制度及文化”的讀物，“克服目前出版工作中的投降主義、自由主義、單純營業觀點”。2月11日發表的黨的領導人彭真《改造我們的黨報》的講話，強調“報紙的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都是代表黨委說話，必須是能夠代表黨的，它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報紙”，也值得注意：其適用范圍自然不止于報紙。人們或許會聯想起周揚幾年前說過的一段話：“在新社會制度下，現實的運動已不再是一個盲目的、無法控制的、不知所終的運動，而變成了一個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工作過程”/6/，看來這恐非虛言：一個對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進行嚴格控制、統一計劃管理的體制正在建立中。從這一角度看，l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音樂家金紫光關于《高唱戰歌紀念星海》一文的檢討，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其實很小：作為洗星海的學生，金紫光無非是對老師作出了容易引起爭議的評價，例如認為洗星海的藝術成就已高于聶耳，趕上國際水平之類。這件事后人看來也許真正“有意思”的是由此給他戴上的“藝術上的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及引發出來的一些“正面觀點”。例如，“試問，資本主義國家的藝術，有什么資格來和我們相比較？我們的藝術是進步的，新民主主義的，為工農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藝術，即使我們無產階級粗糙、倉促，或萌芽狀態的藝術品，比較起帝國主義或資產階級象牙塔里的那些富麗堂皇而沒有靈魂的東西來，也要高明得多。”以人民日報》的編者仍覺不夠“徹底”，又加接語，批判道：“站在什么立場說它‘富麗堂皇’？真是‘富麗堂皇’嗎？’）‘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工農藝術在技巧上也是比資產階級優越的，脫離政治、超越時間空間的‘技術’是不存在的。”這里，從觀念，到心理、語言都充滿了勝利者的絕對自信：從戰場上的勝利推及一切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的無往不勝的絕對優越，從戰場上的有我無敵，與敵方的任何聯系均視為叛敵，到一切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的“敵”“我”不能并存，對異己文化的任何承認都看作“投降”，等等，從戰爭思維（邏輯）向文學藝術思維（邏輯）的這種“自然”轉化（推演），在當時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在這“（無產）階級優越感”、“階級自大主義”的背后，更是隱藏著“民族文化優越感”與“中華自大主義”，它是根植于中國民眾與知識分子意識深處的。因此，這類“東方無產階級優越于西方資產階級”的豪言壯語，在當時以及以后的很長時間里，都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但在我們敘述的1948年年初，這些“北方”的聲音其傳播與影響的范圍都是有限的。因此，1948年元旦，大街小巷報童們尖聲吆喝的仍是蔣主席（介石）《對全國國民廣播詞》。這天早晨10時蔣介石還率領文武百官拜謁中山陵墓。據當天報紙報道，文官一律穿長袍馬褂或中山裝，武官則全著軍服，蔣介石本人也是一身戎裝，他發表了長篇訓詞。蔣介石的演說，因其不敢正視現實、空洞無物、語言于枯而不受時人歡迎與重視，與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知識分子與老百姓中不勝而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或許也是人心所向的一個反映吧。但后人（比如今天我們這些研究者）卻會對蔣氏的演說產生興趣：它所顯示的觀念與思維方式是很有意思的。應該說，蔣介石的這番演說并無新意，無非是重申“剿滅共匪以維護國家統一與社會安定”的決心。強調的也是民族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并且以自己為國家利益的代表。但在1948年的中國大多數老百姓與知識分子眼里，國民黨政府的這種代表性已經顯得十分可疑，其統治國家的合法性受到了強烈的挑戰，再來高喊“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在許多人看來不過是對既得利益的一種維護。但蔣介石依然竭力強調這一目標道德上的正義性，一再申稱：“我們當前剿匪的軍事就是救民與害民的戰爭，救國對害國的戰爭，建設對破壞的戰爭，自由對奴役的戰爭，光明對黑暗的戰爭”等等。看來至少蔣介石本人從這“正義感”中吸取了某種力量，盡管面對失敗（蔣氏始終回避戰場上的失利，卻承認了經濟L的“危機”），但全篇所說卻是“光明”的前景。根據呢？據說有二。一是“在過去抗戰革命史上，任何建國的功業沒有不能成功的”，這是用歷史的實踐的成功來證明現實的實踐的必然勝利。二是“事業之難易在于吾人心理之一轉念之間。吾人茍能建立信心，下定決心，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作再接再厲之奮斗，則任何困難皆可克服，任何難關皆可打破”。因此，蔣介石在演說里大談“自力更生”與“全體動員”的力量，揚言任何頑強的敵人“沒有不在民眾的偉力之前整個覆滅的”，這仍是堅信意志、精神力量能創造奇跡，無往不勝：看來蔣介石也是樂觀主義者，他和毛澤東都同是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時代的政治人物。在通篇大講精神的演說里，唯一的實際內容是對“助長投機，助長囤積，更復走私逃稅，搗亂金融，以加深經濟的失調，而破壞整個經濟基礎”的“商界敗類”的11警告。這正是暗示在新的一年里，經濟上將有所動作。其實在一個多星期前（1947年12月22日）國府下令準免蔣經國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職時，就已經傳出了信號。以后的事情是人們所熟知的：蔣經國率領他的勘亂建國大隊的骨干，打著“打虎隊”的旗號，開往上海，強制進行幣制改革，打擊豪強，這是國民黨政府對前述“歷史轉折”所作的回應與選擇：在繼續獨占政權，不予分享的前提下，進行局部改革，以作最后的努力（掙扎）。盡管最初的決心似乎也很大，據說打虎隊員在臨戰前曾發出過這樣的誓言：“縱然前面是熾烈的火山，我們可以用熱血把它撲滅，縱然前面是浩瀚的深谷，我們可以用頭顱將它填平。不勝利，不成功，絕不休止！”但這次改革終因目標的不徹底與內外矛盾交困而失敗，國民黨政權的崩潰也隨之成為定局：這都是后話。/7/
作為最后的努力（掙扎），國民黨政府思想文化政策也有“勘亂”與“建國”兩個側面。首先是加強思想控制，在這方面不作任何讓步。繼1947年發布《學生自治會規則》，以防范學生運動之后，在本年更加緊了新聞出版管制，動輒勒令停刊，逮捕編者。作為一種建設，國民黨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最高領導人張道藩主編的《文藝先鋒》在本年初提出了“文學再革命”的口號，號召“樹立興國文學，建國文學，反對亡國文學，打倒禍國文學”，強調“文學之自由與民主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作它的前提”/8/這是典型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文學觀/9/，仍然是30年代“民族主義文學”的老調，此番重彈自是要為前述蔣介石“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國策”服務。因此，“再革命”的重點就自然變成了要“清理”與‘糾正”“一切思想意識上的混亂”，為此而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正確反映”、“描寫黑暗必須用以襯托光明”，對于“片面暴露社會現象，宣傳失敗主義”，“不滿現狀，歪曲現狀，擾亂治安”的“反動”文學必須“查禁嚴辦”。/10/有意思的是，在一篇題為《答復反對三民主義與文藝結合的一位朋友》的文章里，作者慨然宣布“真理永遠存在，三民主義足以代表真理的整體”，“信仰是絕對的”，這里對“真理”與“信仰”的絕對化，竟是與同時期的某些左派知識分子的觀點驚人的相似。毫無疑問，在歷史的“當時”，所有上述有關“文學再革命”的主張都是針對左翼文學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人卻從左、右截然對立的背后，發現了二者在思維方式，以至話語方式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通，這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現象。因此，我們在《文藝先鋒））上看到如下詩歌觀就不應該感到驚奇：“詩歌是不能與政治絕緣的”，詩人應“把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合抱”，“逃避時代，違背時代，都不是詩人的本領，請對那些非正義，非真理，一切邪惡的行徑，投擲猛烈的炸彈”，“我們第一要詩人創作非文盲懂的詩，第二要詩人創作文盲懂的詩”/11/，民間歌謠“是那么干脆，俏皮，熱情，犀利，喜歡堆砌，喜歡感傷，喜歡晦澀的詩人們，請向他們學習吧”/12/
夾在〈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之間的《大公報》在1948年降臨之際，也發表了它們的《元旦獻詞》：“當此新歲之始，我們愿向全世界全人類大聲吶喊：戰爭要不得，武力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希望這1948年應該是人類大覺醒的一年”，“人類的幸福要用理智創造，人類的問題也應該用理智來解決”。這些話，自然是準備決一死戰以決定政權歸屬的國共兩黨聽不進去的；而對于急待解決現實的生存危機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大公報》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理智”的信仰與呼吁也顯得過于遼闊而不解決問題，反應冷淡是必然的。于是，l月8日《大公報》發表了由著名的記者、作家蕭乾執筆的帕由主義者的信念》，再度向世人表明心跡。據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是“喜觀風向，善隨水勢改變船舵”的“妥協騎墻者”，自由主義對他們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和挺立在斷頭臺上，信念得一般堅定”。什么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與追求呢？文章提出了五條，其中最關鍵的是“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并重”，通俗地說，就是既要思想、政治的“自由”，又要“大家有飯吃”，既要滿足精神的自由欲望，又要解決生存問題，不能“舍二求一”。這可以說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于在二次大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中的一種選擇：“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井蓄，左右的弊病都要除掉。”對此，朱光潛后來有一個非常明晰的分析與說明：“就大體說來，民主自由是近四百年來文明人類所爭取的一條路線，也是維持人性和人道所必走的一條路線”，“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大成”，“它對于生產與分配有比較合理的辦法，是世界大勢所必趨”；‘民主自由在美國和資本主義連在一起，共產主義在蘇聯與集權主義連在一起，都是極不幸的錯亂的結合，目前世界分裂和沖突，禍根正在于此”，“我們希望黑格爾的歷史辯證式可以應用到未來世界的演變，兩個各是片面互相分裂的理想綜合在一個較高級的和諧里”。/13/正像蕭乾自己所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實與傳統西方自由主義者“英國自由黨的主張距離很遠很遠”，毋寧說他們是更接近社會民主黨人的。幾天以后（l月19日）《大公報》又發表社評，主張與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所謂“國際第三勢力”結成聯盟，就表明了這種傾向性。/14/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一方面，使得他們對蘇聯式的集權共產主義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從而對中國共產黨心懷疑懼；另一方面，對“經濟平等”的追求（這在小農經濟占優勢的中國，也是有傳統的），卻使得他們對社會主義具有天生的親和力，從而為他們接受“中國式”的共產主義（盡管這不免有些一相情愿）提供了思想基礎。而對毫無弊端，避免任何片面性的，絕對完美、全面、和諧的“綜合”的社會理想的追求，更是表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些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當時就有人著文指出，他們的理想落實到中國現實的境遇中，是脫離大多數中國人的，不僅脫離廣大工人與農民，也脫離“廣大下層小資產階級群眾和大部分中等資產階級群眾”/15/1948年的中國現實是，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面臨著基本生存條件匱乏的威脅，兩年前（194年9月）《觀察》雜志曾公布過一個統計數字，昆明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1937年上半年為350元，1946年下半年按同時期的生活指數折算，相當于戰前的27．3元，也即僅為戰前工資的7．8％；/16/而這樣的急劇下降的趨勢，到1948年（特別是下半年）更有了惡性發展。在這樣的全民性的生存危機下，精神自由對于大多數人已成為一種奢望，這個時候，誰能解決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誰就贏得了民心。而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恰恰對這樣的民情、民心缺乏足夠的體察與認識，盡管他們在抽象的原則上也承認：“人的欲望稍異于禽獸：餓了他們不答應，捆綁起來他們也必不甘心”，但他們實際上更為關注的卻是后者，這自然是其自身的地位與利益所決定，卻因此而從根本上脫離了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陷人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必然面臨著服從大多數人的生存要求，還是堅持少數知識者自身的個體精神自由要求的兩難選擇，大多數自由主義教授最后作出了為前者犧牲后者的選擇，并從中獲得一種自我崇高感與悲壯感。對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另一個批評是，盡管他們在理論上要求同時避免他們所說的左、右兩方面的弊端，但在左派（革命）力量已經占優勢，并且向著最后的徹底勝利前進的1948年，他們的主張“其所產生的客觀作用，主要的就要變成牽制甚至反對革命力量的了”/17/。事實上，蕭乾起草的《大公報》這篇社評一再申說：如果“舍二求一”（為單一的生存要求而放棄了生存、自由的雙重要求），“革命必循環不已，流血也必循環不已”；“這個有革命抱負的政黨穩握政權后十年二十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徑？而那時不滿現狀的人們能不再起而革命？于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這個連環套要到那年為止呢？”這確實反映了一部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革命后”的某種隱憂。但這種歷史循環論的悲觀主義與懷疑主義的思維卻是正陶醉于革命崇拜和歷史進化論與必然論的左翼知識分子所絕不能接受的，于是這些自由主義者被理所當然地看作是“民族失敗主義者”/18/對于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與普通老百姓，自由主義者的陳述“遠憂”也是隔膜的：他們所直接面對的是國民黨政府受本加厲的獨裁統治，何況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村民主改革，軍隊的民主運動，以及中共大部分干部的民主、平等作風，正給中國社會帶來某種民主的希望呢？/19/因此，不管后人會怎樣評價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前述“隱憂”，在1948年的當時，他們的思想、主張卻是不能被接受與理解的：溫和點地說他們是“杞人憂天”；急進派就要對他們大加討伐了。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藝觀也是不合時宜的。早在1947年5月5日，為紀念“五四”蕭乾曾為《大公報》起草了一篇社評，題為《中國文藝往那里走？》。文章針對“有些批評家對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動輒以‘富有毒素’或‘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呼吁文壇“民主”及“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的存在”的寬容，希望“文壇由一片戰場而變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并肩而立”。文章打出的第二面旗幟是反對“集團主義”的“偶像崇拜”，舉出的事實是：“近年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人在中年，便大張壽筵”。客觀地說，這篇文章不過是30年代新月派和“第三種人”的觀點在40年代末的再版，本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但置于1948年的語境下--其時，人們普遍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已經進人了“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20/（1949年建國后又稱“工農兵文藝”）的時代，自由主義作家這時卻要為“貴族化”的文學爭取“民主”與“寬容”，這本身就不能被“容許”。更何況文章批評“稱公稱老”。“大張壽筵”現象，又有意無意地卷人了本來已經是十分復雜的文壇人事糾葛之中。/21/因此，蕭乾起草的這篇社評一發表即引起注意與強烈反應，并遲早要得到“回應”。恰于這時，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作家朱光潛又在他主編的1948年1月出版的《文學雜志》2卷8期上，發表《現代中國文學》一文，大談“本來新文學運動的倡導人大半是自由主義者”，指責“左翼作家聯盟”排斥“不‘人股’的作家”，將他們“編人‘右派’的隊伍”，而自身卻“只是有理論而無作品”。這自然又犯了眾怒。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注：一個“/”之后或兩個“/”之間的數字是原注釋號碼）
 

錢理群 2013-08-20 14: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