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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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關于民國、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觸。中國是個從來沒有停止過折騰的國家，總是在繞彎子了想圖省便，吝嗇抗爭，結果比任何一個開明國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個民族經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難相信中國人總在表揚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觸散亂記下，供學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說中國和日本一樣維新，結果甲午一戰，優劣立現。我說其實起點是不一樣的，日本經過倒幕歸政天皇，舊勢力應該說是經過一個大的清洗，所以理論上是一個新的政權，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輕，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國人齊心，少壯派當國。維新的相當成功，而中國的是在舊瓶子里裝新酒，太平天國并沒有改變政治體制、社會格局，某些程度還加強的舊勢力的反撲心態，雖然受鴉片戰爭及鎮壓國內起義催生洋務派的一時風氣。但曾、李、左、張等人老成持國，萬事講究穩妥，有個同治中興的成績就頗為自許，并不曉得自己所處的歷史當口是千年未有之變局。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在變，這期間，普法戰爭、美國南北戰爭都此起彼伏，某個程度給清朝一個喘息的時間。洋務派以為自己在進步，卻不知道人家進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戰爭一檢驗，中國輸的非常干凈。
　　
　　這里說有個體制問題，這個問題只是假想，體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權勢的時候，很難改變，要是太平天國滅亡時候，曾國藩振臂一呼，國家為之一變，政治洗滌一清，也未必后來不是日本人的對手。這個只是假想，曾國藩或知不可為或與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約束及其他顧慮，卻不知道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就慢了一拍，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斷
　　
　　首先我從小就懷疑我們的兩千歷史并非封建主義，從小時接受的政治學分類而言，封建社會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應該是非常鮮明的帝國主義狀態，王權至上，以知識分子為社會行政主體并掌握話語權的中間階層，及廣大農民為基礎的農業社會，從帝國幅員廣闊的大陸國家形態而言，有擴張的欲望但并不強烈（這一點與今日之美國多有相似，有領袖欲而少領土欲），更多在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態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開疆辟土的現實意義就不過是一種完成統一的王權責任。所以秦、漢、隋、唐、明（即使包括贏弱的宋）在帝國初期無不四處用兵，極力擴張帝國，而擴張目標，卻僅以恢復先朝疆域而已。
　　
　　中國只有王權，沒有神權。所標榜的帝國核心價值為儒學，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學，學則可疑之，疑則少誠，再加上中國的實際思想根源其實是道家。道強調的是變化。所以中國擅長變與不變的學問，功利心強于道德。對于中國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換，只要順乎天道，也無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個表面文章了。以至堅貞者罕見，變節者眾。比如五代馮道，在亂世當中的生存學問今天看何嘗不見得沒有道理。
　　
　　西方國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權神權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為信，信極則輕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紀來傳教的熱誠可以夸張到十字軍這個程度。傳教可以說是文化侵略，但價值觀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個偉大的文化理想。只不過事及當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這里要說日本是個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無疑問和中國一體，但更要純粹一點。道的思想也未必沒有，但只及花草茶飲。于為人處事，還如儒家一樣強調狀懷激烈。
　　
　　從體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狀態幾乎到幕府結束，只不過幕府時期藩屬大名略為式微一點。另一點，很有意思，政權代表為將軍，神權代表為天皇。這點而言，日本是一個有信仰的國家。信仰使全國的價值觀統一，這也日本順利變革的原因。
　　
　　甲午戰爭，與中國，可說是變革的失敗，也可說是文化的失敗。
　　
　　因為此時中國人甚至沒有國家認同，失敗是皇帝的，與百姓何干。
　　
三、民族問題
　　
　　前面說中國人沒有國家概念，甚至也沒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國的號召里就沒有特別強烈的滿漢區別。曾國藩的鎮壓也就沒有太大的民族情節，所謂滿人走狗恐怕是中國人日后的好惡方式。
　　
　　太平天國的目標非常混亂，但有一點卻前所未有，就是破壞中國文化。這點可說是開壞風氣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沒有太平天國的余毒影響，之前還有五四期間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國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國藩這樣的傳統知識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說曾國藩與其保皇，更不如說是衛道，這是一場知識分子之間的武斗，結果是曾國藩所代表高級或高層知識分子略勝一籌，但可惜這也高級或高層知識分子的最后一場勝利，約100年后，國共之間的斗爭以共黨所代表低層知識分子獲得勝利，勝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對于農民的組織。除了彼此之間的天然接近以外，強大的組織能力也非高層知識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問題是有了國家認同的后的新問題，孫中山后來把“驅逐韃虜”改成“民族主義”到后來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國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淡。
　　
　　中國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適應性，以中國人哲學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決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無回旋。
　　
　　今天的民族問題其實也如此。
　　
　　某些騷亂費那么勁折騰無非換取一個重視。
　　
四、說話方式
　　
　　世界亂的時候，就是中國人的機會，至今依然，同治中興如此，一戰期間的民國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戰纏斗其中，卻籍此擺脫半殖民地命運，接著冷戰中于美蘇之間長袖善舞連橫合縱，到現在金融危機中國的世界救世主表現。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機遇都把握的不夠。
　　
　　清朝想憲政的時候，漢人已經不答應了，所以武昌起義，袁世凱當國的時候，孫中山偏要與他斗，當然這個問題說來復雜，其實無關是非，卻開啟一個流血的說話方式的時代，此后中國人有革命勇氣，卻無協商改良的耐心和涵養，血流干，結果現在還有人懷念民國，說起碼那當時氛圍還是寬松，政治家還是開明的。經過一個輪回，國人開始意識自己是不是走復雜了，這個圈非但沒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還沒有把自己走回去。體制的問題顯而易見，一個大規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緒正在擴散。原來說歷史是最好的教員，但顯然中國人從來沒有在歷史當中學到過什么。兩千年王朝更迭變無可變，馬未都言中國人的封建體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產。這個東西給中國人帶來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戀傳統，即使而今傳統不復，還要舉著恢復的大旗給社會主義注入中國特色。
　　
　　清帝遜位袁世凱當國其實是中國一個很好開始，但也許就是來的太容易了，也就不會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楊度和梁啟超的體制探討還是意義的。他們其實都看到欲速則不達這個道理，都想到以某個方式去防范問題。可持續和穩定才是中國有所發展的根本。所以當時開明專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卻沒有想到鄉間民眾內心2000年訓練出來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專制卻成了一個共同掩飾的持續事實。
　　
　　袁世凱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無人可以牽制。總不能看著你通殺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講話的方式變了。
　　
　　想來真的很可悲，
　　
　　慈熙不和光緒好好談，成就了戊戌六君子
　　
　　袁世凱和孫中山不好好談，結果是二次革命卻只成就遍地軍閥。
　　
　　蔣介石和毛澤東不好好談，結果是三年大規模的內戰以及民主歷程的徹底夭折。
　　
　　中國始終沒有養成談判并尊重談結果的習慣，也許身懷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義
　　
　　魯迅總結中國的特色就是阿Q主義。一個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個沒有信仰所以也不抗爭的民族。當然，這也怨不得。歷來成王敗寇，勝利者通殺。無論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這個賭局中的勝利一方，與旁觀的百姓幾乎無關。而且翻盤過于頻繁，百姓已無法有無必要表態。
　　
　　所以今天去想小時候接受的那些關于農民起義的歷史觀簡直就是屁話，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洪秀全從來無關階級感情，什么所謂解救勞苦大眾，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個被剝削階級成為剝削階級的奮斗史而已。
　　
　　所以軍閥時代只是這個濃縮歷史的現實教育，猶如唱戲般你來我往。也造就彼時軍閥的涵養，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寬慰。中國百姓沒有學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說高層一直也沒有在乎過。
　　
　　曾幾何時，臺灣帶給我們希望，但當百萬紅杉軍也沒有讓陳水扁下臺的那刻，我一度懷疑所謂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還有就是群眾的大多數是不是在正確選擇。是的，陳水扁是進監獄了，但這不能不讓人感覺是政權更替后的秋后算帳。
　　
　　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后學生尸體前長跪不起，而后專意念佛，堅持吃素，這是一個時代最后的內疚，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惺惺作態，這以后，惺惺作態也不復了。我們陷落在拜金主義當中，全民墮落。

 六、為什么總是失敗

　　中國的近現代史充滿了失敗，各種各樣匪夷所思但又理所當然的失敗。不過政治家們總認為處在偉大的不斷勝利當中。我們的勝利往往是對錯誤的糾正，但我們總不反省為什么老是在犯錯誤。我們忽略錯誤，而后夸大勝利，比如比較值得拿出來一說的抗日戰爭的勝利，14年的斗爭2000萬軍民的死亡大半個國家國土淪喪換來的價值恐怕最多是對日軍的所謂牽制。勝利應該屬于原子彈，當然有我們的功勞，但全部是苦難。

　　失敗從清朝開始，但把清朝的滅亡和明朝的滅亡放在一起比較還是比較有意思的，不過有一點可以這么說，明的滅亡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沒有被李自成打下來（據說是因為一場瘟疫使守城明軍喪失戰斗力），或者說剛烈的崇幀皇帝逃掉而不自殺，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國準備了終其一代的陪都結果并沒有讓正統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這個所謂正統問題導致了晚明內斗的血腥而可恥的18年，不過怎么說接班的清帝國討了一個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國就沒有這么幸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912年宣統退位，帝國就沒有消停過，而且是 鈍刀子割肉，一點一點把一個內政原本非常強勢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兩次鴉片戰爭，接著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國都被打破兩次，割地賠款不勝舉數，內部是太平天國、義和團、捻亂、疆亂、保路運動、革命黨，政變搞了兩回，前者處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務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權臣當國，孤兒寡母總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馮玉祥破壞協議，驅逐溥儀出宮，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個萬幸結局。

　　清鉆了明末天下大亂的空子，輕松取國，老實說也沒有因此放松警惕。終清一代，應該說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強勢，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轍，也一直上緊滿漢大防這根弦。但結果還不得不依靠漢人維持帝國最后的一息尚存。這形成了一個繞不過去的悖論，一是漢人要驅滿，一是維持下去還要靠漢人。所以這也成了中國最后不能實行君主立憲的死局。作為精神象征的最高領袖是異族人，而異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獄加鐵腕而維系的統治，現在君主立憲卻要剝奪這個異族君主的權利，讓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樣萬世一系的搞下去。顯然不現實。上面說才12年馮玉祥就撕毀協議，不再優待遜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國歷史上，又何嘗有哪個亡國之君得過優待。或者，這就是宿命。

　　那么彼時的政治體制究竟該如何是好呢？其實明白人很多，楊度是其中一個。宿命的是，他提出來的依然還是君主立憲。

　　他的《君憲救國論》說：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于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魯迅的一些小說也驗證了楊度的論點，當時的民眾無所謂革命者的理想，他們要的只是處決的革命者一腔熱血去救治疾病。而勢力相當者互不買帳。中國人只服從不合作，至今依然。

　　對于堅定的君主立憲派楊度來說，排除清帝，當時的狀況就沒有其他皇帝給他做政治實驗。于是他想造一個皇帝出來。于是就有了袁世凱臨終前的“楊度誤我”。

　　除卻戊戌變法出賣光緒這一節存疑的歷史暗影以外，洪憲登基以前的袁世凱還是此時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領袖人物，可惜與西漢王莽篡位的結局如出一轍，這又是一個悖論，位極人臣卻不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洪憲隨著登基威望和能量隨之煙消灰滅。君主立憲的兩個可能性就此終結。接著各派勢力相爭，到45年國共談判的時候還不能就聯合政府達成一致（一個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達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飄杵，爭一雌雄才善罷甘休。想來當年灰心的楊度還是風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評，挽袁世凱：

　　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原可作，三復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聯，唏噓不已。

七、變法棋局

　　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的年代，所以對于變法有天然的親近感。我們的歷史教育也是如此，將變法人物一律樹造成英雄——有點悲情的英雄。

　　但現在我們重新去看歷史，忽然發現，其實中國歷來的變法，幾乎沒有成功過，除了秦以前諸侯國的變法有了一些作為，比如商鞅。但氣短的是，同樣的是秦法嚴苛，偏居一隅的秦國可籍此統一六國，但秦朝時卻被兩個因懼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應并由此滅國。

　　而且變法人物結局令人唏噓，商鞅車裂，吳起射殺，王安石罷逐，康、梁避國，譚嗣同六君子赴義。所變之法，歷來褒貶不一，甚至貶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點：

　　一是欲速則不達，變法之人覺得沉疴累累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橫掃積弊。但不知道積弊也是成年累月一點點形成的，解決起來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國本如烹調小鮮需慢火細燉方可火到肉爛。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則無所不用其極。事情做過了不但一無所成且誤國害己。

　　二是眾口難調，中國幅員廣闊，各地風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個政策都經各地的長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況不一程度不一的問題，但革新者研究問題又很難做到采樣完全，視界廣闊。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經驗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適用又做少許改良。結果乙地未必買帳，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單一政策實施全國，必然舉國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變法者以為是為天下計，但事前動員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執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聞實施中的不協調聲音，結果怨聲載道，好心徹底做成壞事。

　　四是傷筋動本，這點最難做，改革說到底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必然觸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經。現在我們總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待問題，覺得改革必須要與舊勢力斗爭，且不知做聯合舊勢力的嘗試。你侵犯別人利益，別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內斗當中，一個社會離心背德又何來進步。所以也造就了變法人物的悲情結局，陷入因果報應當中，殊為可惜可憐可恨。

　　還有一點放不上臺面，但也值得一說，就變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樣，吳起殺妻求將，商鞅被司馬遷說成天資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為日后的固執保皇，偽詔，及改譚嗣同絕命詩以標榜自己。非無大功利心的人不會輕易思變，有功利心則被功利熏心。變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現實皆不接受的地步，舉步維堅最后泥足自封，

　　這里還要說晚清戊戌變法說到底是書生誤國，且不說所議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凱手上多有所成，說明變法其事還是可為但其行則難作為，就說這邀袁世凱所謂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這條而言，可見康等極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舊勢力反撲致使中國大動蕩而陷于分裂當中，被環視四周的列強魚肉。就說袁世凱這人，怕也不是這數個書生能掌握得了，無非復制東漢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說我們現在的改革非變法，則不過從一個非正常的年代正常化而已，所謂撥亂反正。只是如一個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氣，走的時間久了見的東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謂人之常情，至于有沒有大智慧去解決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點可以肯定，就是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

八、淺談中日變法

　　1853年，太平天國正式建都南京，流寇終于蛻變成為敵對政權，對于清帝國來說，肯定是一個最大的噩夢，而且很不幸這個噩夢還做了11年。但1853年這年對于日本的德川幕府來說，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四條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軍艦擅自在日本浦賀港口停靠，史稱黑船事件，當時日本的震動非常之大，今天的許多日本電視作品上，還描寫那時年輕人在目睹港口上耀武揚威的軍艦的憤懣。但日本人愿賭服輸的性格發揮了正確的作用，他們很快學會知道自己與這世界先進力量的區別，并清醒認識到問題出在哪里。

　　大約7年后，偉大的清帝國又一次被一支不到2萬人的外國軍隊打破國都，并且據說經過清軍英勇抵抗后以近2萬人傷亡代價只打死了這支侵略隊伍12個人（有說4人）。可怕的是這還只是不幸的開始，這以后還有源源不斷的對外戰爭失敗。以至百年后依然盛行一個詞匯，叫做“崇洋媚外”，這個詞匯后面的現實是數代以來中國人對于洋人的跡近遺傳的恐懼。

　　與之比較，日本，我們總蔑稱為“小日本”的國家，很好的發揮了他的小巧，他們沒有炸沉那些停泊在港口的軍艦，雖然之后也在“攘夷”的口號下與外敵發生零星沖突，但很快他們從不斷的挫折當中發現了差距，所以首先是那些發生沖突的藩如薩摩等開始意識到的是另一個問題，即是這個社會制度已經發生問題，他們沒有象我們那個著名的也不能說沒有氣節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在深厚的理學的理論基礎指導下“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并最終成就自己的“海上蘇武”。而是發現問題的源頭在于腐敗落后的當國者——幕府將軍。于是義無返顧徹底的開始顛覆“倒幕”戰斗。這時候，清帝國也開始了自己的反省，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下開始洋務運動，那些絕對算上是優秀人物的一代帝國精英從維護帝國的角度進行了純粹技術層面的改良。好比兩個同樣嚴重的病人，一個進行了休克式的外科手術，另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服了幾劑湯藥做了簡單的調理。兩者的恢復情況在一場甲午戰爭得到了比較。又幾年，在康有為等低級官員及士人驅動，中國學習日本進行新的一輪維新。一個新的不幸。

　　日本和中國都是以士為主要社會中堅的國家，社會的變革往往也靠這這些士人進行推動。所不同的是日本是武士，而中國的士在秦以后社會大一統所以崇文抑武的情況下早就退去剛武色彩變成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

　　日本有著很長的與我們的春秋戰國相似分裂狀況，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各樣的士人“學得文武藝、貸于帝王家”，周游列國，到處游說，所以造就了當時燦若群星的諸子百家。日本一樣如此，武士們有著很強的建功立業思想，且自身就就具備力量。并且經過近300年相對穩定的“幕府時期”，造成武士大量失業。這些人也變成了社會不穩定因數。當他們推動社會變革的時候，能夠不畏死的身體力行。這些力量匯聚在尊王的旗幟下，又符合日本社會一貫的儒家思想顧及的傳統。于是果敢、舍生、服從及共鳴成就了日本一個新的時代，成就了在日后歲月的一個長久不敗，是的，長久以來我們都認為二戰已造成了日本的絕對失敗，卻不知道在這個契機又讓日本獲得新的成功。從失敗中學習。中國似乎從來都學不會，但日本的機遇總是從失敗開始。

　　反過來看中國的變法，首先說洋務運動是帝國高層的不得已而為之，處處體現了一個居高臨下的倨傲。而戊戌變法的黨人，則又呈現出一種想當然的天真與實際操控帝國政局的笨拙。變法內容與日本比較起來，還不曾有十分觸及骨肉的變革，但已經引發了朝野的極大反對。自以為 有皇帝的支持，又不去做民眾的發動，時至今日，民眾的思想未必比前清進步多少。而后面對保守勢力的反撲，頓時失去了一個應對的從容和優雅，這里要說帝國的文人實在想象力豐富，100年前有個曾靜，僅以川陜總督岳鐘琪姓岳，想當然該是是岳飛的后人所以就一定要反清。100年后，這一堆同樣殺氣騰騰的書生們拍腦袋一想，覺得袁世凱練的是新軍，思想就一定是新的。從常識想，素昧平生，一見面就勸你政變。我是袁世凱，也不會答應，很簡單，與主義無關，從這堆人的鹵莽和貿然也會想到事不可為。事敗后，除了有任俠之氣的譚嗣同慷慨赴死，而作為領袖的康有為、梁啟超則帶著足夠的政治資本倉皇避國。若干年后今人議及，還把個失敗原因冠在袁世凱告密的頭上。真是國人大愚昧。

　　變法的結果是日本棲身強國之林，雖然一度因瘋狂而偏失，但整體來說，還走在正確的發展的方向，而中國依然陷在傳統的“槍桿子出政權”的中世紀的叢林生存法則當中，以武力發表意見。或者在另一個金錢至上的語境當中醉生夢死。

　　怎么辦，這是問題。

九、帝國最后的風度和雅量

　　上次提到的那個葉名琛，官做到兩廣總督，抗英戰爭中以“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態度著名。現在的史料表明，其人并不如我們一直接受的印象那樣顢頇、愚蠢、怯弱。曾積極的抗擊侵略，城破被俘后，葉名琛被英軍押解至印度加爾各答，咸豐九年四月初九吃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后，不食異鄉粟米絕食而亡，死于印度加爾各答囚禁中。《清史稿》記載“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葉名琛死時人有挽聯：

　　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一個享盡尊貴的大人物被俘至異國他鄉，據說曾囚于籠中任人觀賞，該是如何一個大羞辱。絕食而死又需要如何大的勇氣和毅力。但因為政治需要，所以一直丑化葉名琛名譽至今，再想想，中國的歷史評說何嘗有過一天公正。
　　
　　王閭運學帝王學，學帝王學的沒有帝王可輔佐也是十分郁悶的事情，所以太平天國將亡的時候去勸曾國藩自立。據說當時曾國藩聽完一聲不吭，只在桌子上手指蘸水劃字。劃完后起身而去，王闿運湊到跟前一看，依稀是個 “妄”字。勸曾國藩自立的人很多，于是曾書聯自表：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我想他也未必去籌劃此事的各個可能性或因覺得事或不成而放棄想法，而是他根本也沒有去想過。有武力的人放下刀即是對天下人的慈悲。十四年的舉國刀兵，生靈涂炭使真有道學的人身心具疲，所以放下也是大智慧。蔣介石云近人中獨服曾文正公，放細處看，也發覺兩人多有相似，如日記中嚴格律己，幾乎苛求自己向善。但比較起來，蔣公還是缺了那么一點量一點權變。如西安事變后捕已隨自己回南京的張學良以法律處之。有維護法律公正這點是好的，但卻忽略中國為人情之國，守原則而不顧輿論終使之形象大失。

　　或許蔣公失國也是必然。
　　
　　曾國藩手下大將彭玉麟，幼年嘗與一少女梅姑有白頭之約，后女之父母將女另許他人，女竟殉情以報。故玉麟傷之，暇輒畫梅以志不忘。一個刀光劍影里活下來的百戰將軍，常縈胸懷的竟是幼年時候如煙花般謝去的至情女子，想彭玉麟之畫：枯樹梅花，又映得內心何等的一片皎潔。
　　后人事功有及之者，有用情及之者。事功用情皆及者，我估計再沒有了。
　　
　　鑒湖女俠秋瑾事敗被捕，全國輿論沸然，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發出哀惋和抗爭之聲秋瑾知死不可免，便提了三件要求：“一、準許寫家書訣別；二、不要梟首；三、不要剝去衣服” 山陰縣令李鐘岳私自許其后兩條，并告秋瑾“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秋瑾去后，李知縣自覺“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終 自縊于屋旁，終年53歲，離秋瑾被害還不到一百天。另府署刑席陳姓者，以辦秋瑾案為不然，竟告病辭去。

　　有時人公議，有個人品行。為帝國留下了一點是非觀和羞恥心。
　　
　　汪精衛少年時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后尤賦詩鳴志“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何等英雄。此案由肅親王善耆審理，但這位王爺為汪精衛事跡精神所動，竟保全了他的生命。

　　一個垂垂欲墜的帝國，還有保全敵人的雅量。

　　于大時代無情變革當中算有了一絲人的味道。
　　
 十、民國暗殺何其多
　　
　　 中國似乎是一個有暗殺傳統的國家，但幾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馬遷的《刺客本紀》里面了，換句話說，在秦一統以后，刺殺或有耳聞，但已經不能對歷史產生特別大的作用。造成刺殺日漸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覺得在冷兵器時代，刺殺一個人起碼要在一臂距離當中，所以對刺客的武功要求極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極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難全身而退，國家統一，燕趙已無，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風吹去了。所以人才難得。（當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兩軍對壘當中，太平時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隱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俠里的事情吧，現實中鮮有聽說）。一是國家已然很大，但資訊并不發達，刺客認不認得要刺殺對象且還難說，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蓋事實，使刺殺效果并不能最大化。還有就是刺殺畢竟屬于陰謀，除了象三國孫策被許貢門人刺殺這類屬于仇殺情況，很多如燭影斧聲這類事情，也不會寫入信史，只剩一個道聽途說去豐富你的茶余飯后了，至于事實是什么，鬼知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刺殺已經大多不是以弱刺強，被暗殺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臺官員。屬于追打落水狗，也無什么道義可言了。

　　但晚清民國之際，暗殺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來，這一方面要拜火器發展起來，雖一般人，只要會扣動扳機，扔得出炸彈都可以去刺殺。晚清帝國畢竟已久，革命黨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擊強權，也只有針對個人去搞肉體消滅搞搞暗殺。所以暗殺盛行，許多留日學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維新歷史，恰恰這個時間也是日本暗殺最盛行的時候。如17名水戶藩、薩摩藩武士櫻田門刺殺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這個時期搞暗殺的也都并非無名之輩。著名如高杉晉作、伊藤博文、木戶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龍馬都搞過暗殺。其中坂本龍馬刺殺勝海舟，自己最終也被人刺殺（有說是新選組）。這些都給那些留日的中國熱血青年一個啟發。許多學子陸續回國，也就踏上了暗殺不歸路。至于暗殺到底給滅清帶來多大后果。這個很難講。從本質上來說，并沒有撼動帝國基礎。因為實際大人物被刺殺的畢竟不多，而孫中山等人發動的若干行動猶如螞蟻攻擊大象。給自己同志帶的損失可能更大。但從暗殺帶來的恐怖效應，及革命志士殺身成仁帶來的社會震動卻給帝國麻木的神經觸動不小。漸漸共和理念隨著鐵與血滲入社會民眾信念當中。中國人素有梁山情節。慢慢也就開始同情革命了，從同情到支持到參加，歷程并不遙遠。

　　這里著重要說的是徐錫麟刺殺恩銘案，恩銘其人也算是滿人中的干員，任安徽巡撫，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膽采用嚴復等新人，政績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為顯著，創辦了許多學堂。為人比較注重感情，所以對前上司俞廉三推薦的他的表侄徐錫麟十分信任和提攜，結果反被其刺殺，臨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錫麟革命勇氣可嘉但槍法實在不怎么樣，打恩銘六槍沒有打死，還是另一個革命黨人陳伯平打的一槍才致命。后來審訊徐錫麟，藩司馮煦憤問“撫臺是你的恩師，你怎的這么沒有心肝？” 徐錫麟答 ：“恩銘對我的確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殺他，是為天下的公憤。”是不是公憤且說，但革命黨人“大義滅親”的勢頭赫然如現，叫今天的思維去想，至親至信之人尤可殺之，況天下不相識其他所謂敵人。中國人內斗，兄弟相殘一節在接下來的時間接連不斷。逝者如斯，是該反省這一個“殺心”究竟從何而起了。隨便說下，是徐錫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黨人的暗殺習慣并沒有隨著滿清滅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殺成了民國的習慣，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暗殺成了消滅政敵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惡劣的是，彼時新聞發達，暗殺完人還要栽贓他人以操控輿論。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許多以為已成鐵案的再被翻開，由此發現真正是沒有人干凈了。陳其美密令蔣介石刺殺陶成章，因為陶成章批評孫中山，多年后蔣日記披露道：“余之誅陶，乃出于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后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為孫中山辯解。后陳其美亦被暗殺。說是由袁世凱指使，由張宗昌找陳的隨員所為。姑妄聽之吧。

　　袁世凱刺殺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頗費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發，中國人已不為政見費口舌了而直接見于武力。那一邊西南軍閥陸榮廷的兒子據說也是被袁世凱毒殺了，歷史的荒唐就在這里，殺一個人以為平事端，結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殺。或者事情其實恰恰是反的，殺一個人就是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們很是納悶袁世凱一世梟雄，不應該這么短視啊。

　　暗殺遠遠沒有結束，因為暗殺鄧鏗，孫中山和陳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陳炯明。陳炯明的兒子現在翻案說，這個事該是孫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聽之吧。接著廖仲愷被刺，胡漢民涉嫌，討到便宜是資歷當時并不算老的蔣介石。由暗殺擴到陰謀，由殺一個人擴到屠殺。其實是很輕易過度，民國的初期其實就是在這樣的戾氣當中，接著中山艦事件、上海四一二清黨。與之相對的是之前湖南等地農運清算，清黨后的軍事起義。黨爭變成了軍事全面對抗。至于老軍閥之間的刀光劍影已形成司空見慣。整個國家，屠殺變成常態，暗殺也多不勝數。從殺政要到民間復仇（如施劍翹刺孫傳芳）。甚至形成如王亞樵這樣的具有“暗殺大王”名頭的聞人。蔣介石亦被其刺殺，但不幸的結果是汪精衛替了這幾槍。汪最終也因這舊槍傷而死。

　　比起這些暗殺更可為可怕的是政府暗殺。這局實在失盡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李、聞案據說為云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蔣。卻不知道，壞掉的是整個政府的信譽。國民黨失國退至臺灣，尤還發生刺殺江南案。實在是劣行。如今民進黨陳水扁選舉的那兩個子彈。很得國民黨傳統之神韻啊。

　　與之比較，共產黨早期尤還組織鋤奸隊，如殺顧順章。但整體來說，并不擅此道，或者說，其實有比暗殺更有效的方式。這個，我們知道就不說了。

　　刺殺是省便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但背后是對生命的絕對輕視。這個行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義，而另一個層面，則是面對問題所呈現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這個問題我講的有點絕對了，但最近美國發生謀殺墮胎醫生的事情，美國總統奧巴馬是怎么說的，他說：無論美國在解決像墮胎這類棘手問題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應該用這樣兇殘的暴力手段解決。

　　一直以來，我們的是非觀教育是有問題的，從小我們對于影視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結局，所關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沒有”。我們對于生命是輕視的。民國暗殺之多，以至整個民國行政陷入一個下作、殘酷的流血循環當中。所以上節我贊許晚清肅親王保全一樣搞刺殺的汪精衛一事。當暴厭充斥心頭，失去了從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諒之心將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啊。
 

豆瓣 許億 2010-07-18 16: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