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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曾國藩》完整地刻畫和還原了曾國藩的人格形象，從超越層面對其人生價值作了高度評價，從而為一切奮斗者進行了肯定性的文化定位；小說全方位地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籠罩下的人生狀態，為我們提供了對傳統文化更為客觀地觀照的思路；小說在藝術上超越文藝美學范疇，具有文史哲相結合的特色，不同于當代正規的文學理論預定的文學作品模式。但小說存在全盤認同傳統文化價值標準的偏失。
　　關鍵詞　人格形象　全方位　大文化　文史哲
　　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以其思想文化層面高度的認識價值，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政界和實業界人士普遍推崇，海峽兩岸同時看好，一般讀者也非常喜愛，形成了惹人眼目的“《曾國藩》熱”。然而，對小說研究評論的工作卻遲遲未曾展開，出現批評滯后的景況。“冷”“熱”交織，構成一種十分值得探討的“《曾國藩》現象”。我認為，只有把作品的價值和當代意義相結合，才有可能準確地把握這一現象并給小說進行恰當的文學定位。
　　一
　　《曾國藩》這部小說真實完整地還原了曾國藩的人格形象，從而在人生層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具體地表現了一個奮斗者的奮斗歷程和成敗因由。小說從墨dié①出山、艱難創業，到功成名就、持盈保泰，直至瞻前顧后，求田問舍，一直緊緊扣住曾國藩的奮斗道路展開描寫。曾國藩歷盡艱難爭成就，費盡心機保成就，直至為成就所累的奮斗歷程，無疑對一切奮斗者都具有警醒意義。作者相當富有層次感地描寫了曾國藩在奮斗過程中身心所遭受的摧折，特別是著重表現了他壓抑、痛苦、委屈的心態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強毅性格。這樣一個事業有成但悲苦兼嘗的“圣者”形象，能給予事功奮斗者很大的啟發。小說還細致地揭示了曾國藩采用的策略手段及其形成思路與理論依據，而且描寫了他由此獲得成功或導致失敗的全過程。作者將這種策略手段看成是超越常人的大智大慧，對它奸詐陰險的丑惡面給予了淡化。對于同樣需采用策略手段的奮斗者，這部作品庶幾成了他們觀摩學習“奮斗藝術”以及采用這種“奮斗藝術”可以心安理得的文化依據。曾國藩的現世奮斗獲得了如愿以償的成功，但身前身后對他的評價卻人言言殊，曾國藩本人也對他是否成功地得到了流芳百世的功名感到底虛。那么，曾國藩的悲劇性進取精神和人生哲學值不值得肯定？這樣一條道路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思考。作者以崇敬的態度，把曾國藩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理想的人格形象進行描寫，用悲劇的評斷對人物在矛盾漩渦中主動或被迫作出的一些抉擇予以開脫。這就從超越層面對曾國藩奮斗一生的人生價值作了高度評價，從而也為一切奮斗者進行了肯定性的文化定位。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底層讀書人多半夢想由耕而讀，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達到改變社會地位的目的，甚至出將入相，身名俱崇，榮宗耀祖，青史留名。曾國藩正是一個出身農民而在輝煌的功名之路上達到了頂峰的人物，對他的肯定性描寫給予了“千古學人功名夢”虛幻性的滿足。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希望追求事功，但想干出一番不平凡事業的卻大有人在，希望自己家庭出現龍子龍孫，榮宗耀祖的父老鄉親，簡直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整個底層。如果把功名理解為超越常人的地位和成就，可以說，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存在著一個“功名情結”。曾國藩形象恰好成為“功名情結”的文化寄托。當今的中國正處于文化轉型期，新的文化形態尚處在未完成狀態，一切追求和創造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事業奮斗者們一旦超越瞬時社會價值體系，從精神層面進行形而上的詰問考察，就會感到對自我事業進行文化定位的困難，甚至出現價值迷失、存在迷失的現象。《曾國藩》則無形中從傳統文化角度為當代中國的奮斗者提供了一個精神庇護所。
　　小說從外在表現到內在特征，對曾國藩為人處世的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了描寫。曾國藩兼有農家子弟的勤儉樸素、讀書士子的真誠高雅、官場老手的世故圓滑、理學大師的嚴謹端方和亂世人杰的殘狠奸詐。因此，做人，他是仁慈坦誠的好父親、好兄長、好朋友；做官，他是公正寬厚的上司、恭順而有作為的下級、有定見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詞切理辟，寫出了品格。他做了不少虧心事，但做得冠冕堂皇，讓人只能朦朧地感覺到卻說不出他的錯處何在；他的品格有著無法忽略的劣質，但被他用懿德美辭掩蓋得那么巧妙，了無痕跡。而對于虧心事，他存著真誠的愧疚并往往盡力地彌補；對于劣質，他心中常懷著深深的懺悔。人孰無錯？他這種追求心靈解脫的超越努力理應得到肯定。然而，在過后的行為過程中，曾國藩又往往老戲重演、故態復葫，從殺金松齡到殺韋俊叔侄就是典型的例證。作者對曾國藩為人處世的多角度、多層次描寫，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復雜，讀者閱讀時必然會引發多方面的深深感慨和深刻思考。
　　作品還相當完整地顯示了曾國藩的心路歷程。從剛健昂揚，到深沉老練，直至苦悶萎縮，是他心路歷程的階段性標記。作者對曾國藩出山時重重疑慮的剖析，顯示出人生抉擇的艱難；對他滿懷失意地回家奔父喪和打下金陵大功告成時都感到身心交瘁的描寫，顯示出人生的蒼涼；曾國藩思索自己成功原因得出“不信書信運氣”的結論，則令人感到人生的迷茫。可以說，作者對曾國藩心靈感受的展示，為讀者提供了五味俱全的人生況味，尤其是當曾國藩沉醉于他春風得意的人生境界時，作者對其中諸多不和諧音的渲染，更是耐人尋味。小說在宰牛血祭那使人熱血沸騰的場面中，加入了一道令曾國藩心寒也讓讀者感到不是滋味的上諭；寫到江南科舉的歡樂升平景象時，又著力渲染大雪凍死一位老士子的惡性事件；描寫李鴻章鳴炮禮送曾國藩北征的隆重場面中，插入一個炮聲震死曾國藩小外孫的細節。這些描寫大大加深了作品顯示的人生況味的復雜性，表現出作者跳出了人物當時的心境，達到了對人生更為宏觀辯證的把握。對于那些曾經滄桑，對人生感慨良多的人，小說必定會勾起強烈的心靈感應。
　　但是，《曾國藩》在“五四”運動過去七十多年的今天，卻以傳統文化的價值標準判斷人生，價值指向顯然存在某些失誤。
　　這種偏失首先表現在作者對曾國藩處理人際關系時體現的內心的丑惡和骯臟批判不力，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以淡化。康福與曾國藩恩斷義絕，不只由于康福從與其弟康祿的對比中，看到了做頂天立地的英雄和做忠心事主的家奴之間人格的高下，更在于他從韋俊叔侄的被殺看到了理學名臣的虛偽殘忍。作品卻著重強調了曾國藩感到“人生如棋”、抉擇無奈的內心矛盾。實際上，曾國藩的無奈有很大的虛偽性。他對曾國荃就一直是縱容庇護的，有時甚至偏袒到了不顧原則和自身人格形象的程度，以致使左宗棠等人憤憤不平。作者在理念上可能是想寫出曾國藩性格的豐富復雜，但在寫作中卻不自覺地忽略了對曾國藩靈魂深處的陰暗丑惡面進行應有的鞭撻。
　　其次，作者對曾國藩用文化原則壓抑自身自然人性、束縛內心快樂自由的方面，也流露出過多的認同和肯定。作者雖也表現出了從人性壓抑感到的人生的悲涼，但更多地是贊美由壓抑顯示的人格的崇高。曾國藩得知攻下金陵的消息時，悲喜交加以至昏厥，過后卻學謝安石輕描淡寫地宣布捷報。對這種壓抑個性自然表現而生硬地體現出的所謂大將風度，作者采用了略帶嘲諷的語調進行描寫，但更多地讓人感到的，還是曾國藩克制內心的性格力度。這種對壓抑人性的過分肯定，必然會引起當今一些以個人的自由發展和幸福為價值標準的人的反感。
　　二
　　作者把曾國藩這個處在社會矛盾焦點的樞紐性人物放到文化層面進行研究和描寫，從而使小說在廣大的思想藝術空間里，全方位地展示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籠罩下的人生狀態。與“尋根文學”憑體驗感悟擬構傳統文化的民間形態不同，《曾國藩》對我國傳統的規范文化進行了正面的寫實型開拓。作品同時描寫了曾國藩忠君敬上、建功立業的“外王”方面和慎獨自守、砥礪品性的“內圣”方面。對“內圣”一面則著重表現曾國藩為樹立人格形象，以利經世致用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換句話說，作者特別關注的是曾國藩的功名人格。小說從儒、道、法相融合的宋明理學的綱常原則中發掘曾國藩行為心理的文化依據；又通過描寫他從苦創基業到持盈保泰直至求田問舍的人生歷程，展示了功名人格從奮發張揚到沒落萎縮的全過程；而對曾國藩持家訓子的描寫，不僅表現出中國文化家國同構的特征，而且揭示出傳統文化的小農經濟根基。
　　作品對傳統文化的展示是多層次、多側面的。對曾國藩策略手段的描寫體現出傳統文化的歷史智慧；對他建功立業的描寫，肯定了傳統的人生哲學；對他強毅性格的描寫，表現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這些描寫顯示出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對傳統文化各個流脈鑄造的不同文化人格和同一人格形象不同側面的描寫，則體現了作家對傳統文化的廣泛把握。
　　小說具體充分地揭示了傳統文化的內在矛盾。明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爛熟時期，其正負質都表現得相當充分。曾國藩性格的矛盾二重性正是文化矛盾的表現。他的仁慈和殘忍、大度和陰險、嚴苛和寬縱、剛毅和怯弱，都不只是自然的個性特征，更體現了文化原則各個側面的內在矛盾。曾國藩性格的矛盾二重性就是因為以文化原則作統轄，才得到有機的融合和統一。作者以推崇的態度，把曾國藩壓抑痛苦而剛毅不屈的性格作為一種崇高美來描寫，則表現出傳統文化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
　　作者對傳統文化的展示堅持一種以生活本來狀態為原則的態度，使作品顯出難能可貴的真實性。小說按歷史本來面貌，把曾國藩作為一個建立了不凡的事功但一生過得痛苦壓抑的人物去進行描寫，克服了人們以往評價曾國藩時用“完人”美化或用“惡魔”丑化的偏頗。作者對文化原則及其約束下的人生狀態的觀照體現了同樣的態度。小說對春燕的描寫就是一例。春燕死后連公開發喪的儀式都沒有，曾國藩不動聲色地照常下棋，這充分體現出宗法禮教制的封建家庭中，小妾的地位是多么卑微，生命價值是多么的不受重視！然而，春燕的一生似乎也有過真正的溫暖、幸福和滿足，并非苦到不能存活。批判禮教者當然可以說，春燕的獨立人格處于蒙昧狀態，以致處在做奴隸的地位卻欣然自得；也可以說封建禮教原則有一種既冷酷又富“彈性”的特征，這種“彈性”使得生活在冷酷原則下的人們有一定回旋余地而不致生命力被窒息。但是，事實上任何文化形態都不可能使人終生都覺得幸福滿足，把非文化范疇的問題歸罪于一種文化是不恰當的。另一方面，幾千年來一代代人畢竟生活在一種漠視個人尊嚴和價值的文化氛圍之中，能夠活下去并不等于它就合理。總之，小說還原生活本來面目形成的高度的真實性，為我們提供了對傳統文化更為客觀從容地觀照的思路。
　　《曾國藩》以人物的人格形象為軸心，既從感性方面生動地描寫傳統的人生狀態，又如實地挖掘出它的文化依據，而且把文化依據本身和盤托出。比如對曾國藩裁軍，作品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構成的一個個事件，寫出裁軍迫不得已、勢所必然的情勢，又揭示出曾國藩裁軍所依據的在忠君敬上的前提下建功立業的宋儒理學原理和急流勇退、持盈保泰的道家策略，而“兔死狗烹”、“英雄不可自剪羽翼”則是理性思考總結出的歷史經驗教訓。這種把一切和盤托出的做法，使作品達到了對傳統文化的全方位觀照。
　　《曾國藩》以其對傳統文化的全方位觀照而成為了一部思想文化層面的作品，成為人們反思民族傳統文化時可作資料使用的“信史”型的優秀歷史小說。在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這部作品引起巨大的反響是必然的。
　　但是，《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觀照卻存在著創作思想上的某些偏失。
　　小說作者站在傳統廟堂文化的立場，以功名原則作為判斷人生價值的最高準則，充滿體諒地把曾國藩一生當作一種崇高理想和時代條件錯位所產生的悲劇來看待。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名原則在宋明理學的理想人格中，只能是建功立業，出將入相，做一代名臣。它的致命弱點是君國至上，缺乏對正義的確認和追求。正是這個原因，造成了曾國藩背逆歷史潮流維護清王朝和背離人心所向辦理天津教案的人生失誤。曾國藩在生命末期對自我人生是否成功感到沒有把握時，未能對在忠君敬上的前提下建功立業這一人生支柱本身進行反思拷問，連實際上是“為民作主”的“民貴君輕”原則最后也沒有真正接受，臨終遺囑只給兒輩提出些修身養性的基本要求，不是從功名原則超越，而是從功名原則退縮了。在《黑雨滂沱》一章里，作者因為對曾國藩過分同情而在行文中貫注了濃厚的傷感情緒，實際上影響了對于人物分寸得當的把握。整個作品對曾國藩的評價也就表現出內在的矛盾。作者承認曾國藩具有崇高的奮斗精神但沒有找準道路，卻又對導致這種失誤的功名原則全盤肯定。出現這種矛盾和偏失，根源在于作者缺乏體驗歷史的嶄新思路和對傳統文化既定立場的否定性反思，只是從還原角度對它進行體驗和思索。這超越了社會層面，卻沒有超越傳統文化而站到今天的時代高度。實際上，人生價值體系包括功利、心靈和超越性三個層面。事功追求者往往看重現世功利；讀書人則講求美善相隨、悅情悅性；超越標準是希求超越瞬時社會價值體系永垂不朽，超越人生不同側面達到人生價值的全方位實現。以心靈和超越標準來看待小說對曾國藩形象的描寫，我們就會感到作者缺乏一種大思想家的高度。
　　數千年的君國本位文化傳統帶有厚重的集體本位的傾向。作者由于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自覺地站在集體本位立場描寫曾國藩和他的事業。這就必然地會用整體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標準，作為判斷人物行為抉擇的依據，從而導致對整體損害個體利益和價值現象的忽視，甚至從形而上學層面肯定這種現象。以小說對曾國藩殺害林明光事件的描寫為例。作者對無辜秀才林明光受到的侮辱損害明顯地關注不夠，對他內心的痛苦仇恨沒有進行充分的描寫，而對曾國藩的殘忍，卻用“治亂世須用重典”的原則使之合理化，對其人格形象則用鐵腕雄風予以崇高化。這明顯表現出作家創作思想的偏失。
　　《曾國藩》創作思想上的偏失，導致了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它不夠重視，對“《曾國藩》熱”不以為然的現象。
　　對于《曾國藩》的“冷”和“熱”，表明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和拒斥都存在著一種不健全的浮躁心態。依戀者因為生活浸淫于傳統之中產生的敬仰依戀，而表現出一種“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盲目性，缺乏對它的負質客觀冷靜的觀照。這種主體獨立意識某種程度的欠缺，導致了走不出傳統文化氛圍的悲劇性心態。拒斥者則表現出對建構自身理論空泛無力，對傳統文化批判否定的思想鋒芒和全面了解深刻把握的學問功底不相稱的特征。于是，一旦傳統文化真實完整地呈現在眼前時，他們就感到目瞪口呆、難以置喙。我認為，對待傳統文化的健全心態應該是：擺脫依戀或拒斥的偏執態度和非此既彼的知性思維模式，站在重建民族文化的高度，同等地注重傳統存在的合理性和轉換的必然性。
　　三
　　作者是從歷史研究走向小說創作的。他力圖從大文化角度還原歷史人物曾國藩，因而在作品中把史實闡述和文藝描寫融合在一起并使之升華到思想文化層面。小說在藝術上就超越了文藝美學范疇，具有文史哲相結合的特色。這種與《史記》等中國古典文學接軌的寫法不同于當代正規的文學理論預定的文學作品模式，所以必然會引起不同看法。
　　作者表現歷史人物和事件，在使用文學視角的同時，兼用了一種歷史研究的理性眼光。《墨dié①出山》一章，情節的發展其實是逐層從不同側面揭示分析了促使曾國藩出山的天時、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因素。作者描寫曾國藩裁軍，也是把情節波瀾起伏的推進和裁軍勢在必行的內外在原因的剖析結合在一起的。《黑雨滂沱》通過不同人物的評價表現曾國藩的反思，情節的關聯和銜接并不緊密。為了表達難以進入情節卻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評價，作者甚至讓曾國藩做了一個夢，通過夢境表現這些人物的看法。
　　我們閱讀小說會明顯地感覺到，作者在描寫曾國藩生活歷程的同時，對他的理性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翔實的介紹。小說對名勝古跡、風俗民情、器皿菜肴之類的描寫，是從知識學問出發達到反映社會生活外在面貌的藝術目的。《討粵匪檄》和遺囑這類表現曾國藩理性思想的資料，作者也大量地介紹和引用。小說對人物有關理論問題的對話和心理思考的藝術描寫，實質上是理論探討的具體介紹。鐘山論文表面上看是一個生動的故事，對話情趣盎然，還有捉松鼠的有趣細節的描寫，實際上更多的內容、更主要的目的是介紹曾國藩文藝思想。作者盡量地把歷史事實轉化為藝術畫面，把史實中的理性內容融入轉化到藝術畫面之中，做不到的就直接介紹和引用。這樣同時使用藝術描寫和科學分析兩種手法，從而達到展現曾國藩完整人格的創作目的。
　　作者又把歷史材料升華到文化層面進行思考，用傳統哲學的價值標準對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品評，并對曾國藩一生用崇高理想和時代條件錯位的悲劇予以概括和處理。這就使小說構思的制高點上升到了哲學層面。作品也因此具有文史哲相結合的創作特色，成為一部學者型的優秀小說。
　　創作構思的特色必然會影響到作品的其他方面。具體寫作方法上，除了文學的敘述描寫外，說明介紹的歷史著作寫法和分析思辨性的論說文筆調在小說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在結構上，作家實際上是以對象的存在方式為作品的構筑方式，以從感性和理性兩方面展示傳統文化典型的人生狀態為創作思路。這種具有博大的歷史感和文化感的結構方式，給作品帶來了很大的益處。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樞紐性人物。作者抓住這個樞紐盡可能地撒開，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一段活生生的中國近代史。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代表，作者對他的行為心理盡可能深刻地挖掘，對他體現的文化層面的內容盡可能廣闊地延伸，以致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曾國藩是一個功名奮斗者，作者從哲學層面對他的艱難奮斗進行分析，又使作品具有了深廣的人生蘊涵。因為整部作品的目標對準曾國藩的人格形象，所以從根本上說，《曾國藩》仍然應該算一部地地道道的歷史小說。若從文學美學本位的眼光來看，《曾國藩》的藝術趣味是相當傳統古典的。小說的三部體現出由生疏單純向深厚凝重的逐漸成熟過程；作者的思考也未全部有機地融入藝術描寫，還存在不少令人難以暢讀的理性硬塊；情節的發展存在局部形態拼接的外在特征，不夠連貫和渾然一體。但是，作者對曾國藩人格形象的描寫豐厚而生動，典型化程度很高，正是這一根本點使作品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品位。
　　不過，《曾國藩》還沒有達到文學巨著的水準。關鍵就在于文史哲相結合的創作思路中哲學層面的薄弱。作者對曾國藩形象的悲劇性處理使作品上升到具有自己獨特思想的哲學高度，從而找到了觀照人物的思想制高點和創作小說的藝術制高點。但是，作者所依憑的這個制高點實際上是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結果，哲學理解生活、理解文化的功能在小說中表現得很充分，其超越層面的批判功能在作品中則顯得薄弱，評判人物缺乏創作主體獨有的力度，表現出思想原創性的欠缺。
　　超越文學美學范疇，已成為目前文學創作中一種普遍性的現象。張承志的《心靈史》就是把宗教、歷史和文學融為一爐。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把自己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日記作為社會史思想史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賈平凹的《廢都》則大量地直接引用社會上流行的民謠作為小說組成部分。他們這樣做，就使作品顯示的不是虛構的“藝術真實”，而是以原始材料為基礎的“形象化事實”。作家的思考也就隨之顯示出一種無可辯駁的真實性。讀者假如對作家的思想持有異議，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看待這種原始材料。作家如果對一些根本性的大問題進行原初思考，他也不應該依附任何理論思想的既成結論，而必須以歷史事實作為思考的起點。這是目前一些作品超越文學美學范疇的重要原因。中國的古代文化最初是文史哲不分家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學科差別得到辨析，分類才越來越細。這種細致化有利于專家在某一特定領域的精深研究。但是，人文科學以人類生活為研究對象，而人類生活的各方面是千絲萬縷地聯系在一起的，越來越涇渭分明的學科劃分，往往會妨礙學者們的思想視野和思考層次的豐厚。真正的大思想家雖然諳熟各種專業科學，但一般不會局限于某一具體學科。富有雄心的文學家不拘泥于藝術領域，也就是一種正常而且有作為的現象。
　　目前的中國文壇卻仍然用一種文學本位、美學本位的眼光評價作品，而且往往按既定尺度，以“新”和“舊”作為判斷標準。《曾國藩》雖然美學品位不低，但審美趣味相當傳統，于是評論界對它反應遲鈍、冷漠。其實，文學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文化層面重要的作品，同樣應該獲得文壇的重視。一旦我們超越身處的具體社會環境，與過去和未來的時代進行對話，我們今天所謂的“新”和“舊”又算得了什么呢？唐代詩文復古運動實質上是恢復幾百年前的美學趣味和品格，西方同樣出現過“文藝復興”運動。目前種種膚淺的藝術創新在未來時代的人們看來，也許不過是文人才子們小小的筆墨游戲。評論界對這類作品不遺余力的鼓吹已經是一種創作方向的誤導。事實上，文學美學本位的狹隘眼光面對《心靈史》、《我的菩提樹》上部、《煩惱就是智慧》等重要而特異的文學現象，早已表現出捉襟見肘的窘態。這類超越文學本位的創作方向顯然富有生命力，它的發展要求文學評論界把文學美學本位的眼光和文化的使命感責任感結合起來，具備一種大文化的宏闊視野。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克服用固定的條條框框去套千變萬化的文學現象的弊病，而根據不斷出現的文學現象，積極主動地調整批評方位，歸納和發展新的文學美學規范；才有可能對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作品進行準確而有效期長久的文學定位。
　　中國近現代歷史一直在“繼承民族傳統文化”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兩種文化選擇中折騰和循環往復，但迄今未找到在中國現實中轉換傳統文化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有效機制。一個帶根本性的弱點，就是對兩種文化清理分析的基礎性工作都做得遠遠不夠。《曾國藩》是清理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結出的一個成果。它對于我們今天發展新的民族文化，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巨大的認識價值，因而應該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纟加至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74～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起林19951995 作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74～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起林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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