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瓦爾澤(1878—1956)是上世紀瑞士德語文壇上的怪才,他曾經是蘇黎世一家保險公司的小職員,出于對文學的偏執,把整個生命投進自視為近乎神圣的文學創作,作品卻長期不被世人所接受。瓦爾澤的文學創作以小說殘稿《強盜》達到高峰,被看成是德語文學中的《尤利西斯》。1909年發表的日記小說《雅考伯·馮·貢騰》是瓦爾澤生前正式發表的最后一部小說。
20世紀初,瓦爾澤的文學似乎顯得太超前,就如康定斯基所說的那種處在時代的金字塔頂端的藝術品,很難被同時代大多數人認同,它們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方能顯出其本來的光彩(Vogt 104)。閱讀和研究瓦爾澤是從上世紀70年代起才逐步成為德語文學理論界的熱門話題。近年來,德語國家文學理論界對羅伯特·瓦爾澤文本的多視角解讀大多都集中到一點,即解讀瓦爾澤文學話語的現代性。瓦爾澤的日記小說《雅考伯·馮·貢騰》則比較明顯地體現了瓦爾澤文學外在目的逐漸向內在目的轉向、能指與所指的界限趨于含混、象征與符號替代故事、敘述性逐漸消解的文學特點。
《雅考伯·馮·貢騰》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在一個沒有時空框架的瞬間,小說第一人稱“我”以貴族青年雅考伯·馮·貢騰的身份來到班雅曼塔仆人學校當寄宿生。小說套用日記形式寫成,但沒有日記的順時性。小說的前半部分主要表現雅考伯對班雅曼塔仆人學校、同學及師長的觀察,后半部分寫雅考伯與班雅曼塔兄妹的關系。“班雅曼塔學校”是一個抽象的、與外界完全隔絕的時空概念,校長班雅曼塔先生則是神秘人物,沒有來歷,小說只隱約暗示他曾是阿拉伯大漠里的國王。雅考伯來到這里是為了將自己訓練成“誘人的、滾圓的零蛋”。他的榜樣是同學克勞斯——一個完美的仆人,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愿望,他的存在就意味著對主子絕對的服從。班雅曼塔學校“要不就是沒有老師,要不就是總處于睡眠狀態”(瓦爾澤 40)。校長班雅曼塔先生脾氣怪僻,在學生眼里是“巨人”,充滿無限的權威,是權力的象征。班雅曼塔有個多愁善感的妹妹,叫麗莎,她不僅是主人公雅考伯的老師,而且還是雅考伯的心靈導師,同時對男孩雅考伯有著愛戀之情。班雅曼塔先生外表看來無比強大,內心卻十分懦弱,漸漸將雅考伯視為唯一的朋友,最后終于向雅考伯傾吐內心的孤獨和對男孩的愛戀之情,心理上完全依賴雅考伯。麗莎小姐憂慮過度身亡,學生紛紛離去,班雅曼塔先生說服雅考伯離開學校。小說以班雅曼塔和雅考伯前往阿拉伯沙漠為結束。
瓦爾澤小說的現代特征首先表現在文本的敘述形態上。在這部小說里,敘事性降到最低。與瓦爾澤1925年的《強盜》小說手稿相比,《雅考伯·馮·貢騰》確實還算不得“前衛”,然而,小說所呈現的現代主義趨勢對歐陸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形成則是不能忽視的,從某種意義上看,《雅考伯·馮·貢騰》開創了德語文學荒誕派小說的先河。從敘述視角來看,《雅考伯·馮·貢騰》是一種封閉自我主體的窺視和內心獨白。從結構形式上看,每一篇日記都是相對獨立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些相對獨立的語篇大部分是一種隨意排列,是一種剪輯和拼貼。我們可以用小說中一個情節來加以說明:每當離開校長班雅曼塔先生的辦公室,第一人稱主體雅考伯都要透過鑰匙孔偷窺校長的動靜。假如我們把這個“鑰匙孔”視為解讀小說《雅考伯·馮·貢騰》的隱喻,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小說通過這種窺視達到對小說中三個重合空間的反思——通過對同學和老師的窺視來表白虛幻的班雅曼塔學校;通過對兄弟約翰的窺視來表白現實的外部世界;通過夢臆和對雅考伯內心的窺視來表白雅考伯的內心世界。美國文學理論家米德萊頓在小說英文版的前言中寫到:“這本書與其他德語小說截然不同,與其他歐洲小說亦大相徑庭,它的新穎在于將傳統小說的宏觀的大顆粒微觀化,將簡單的形式細膩化。如果說‘自白’是以往的歐洲小說中眾多手法中的一種的話,那么《雅》則是一分析型的自白文學,實際上這是一部獨奏曲”(Middleton 41)。
我們在其中看到的不僅僅只是他對西方傳統小說價值觀念的放棄,還看到他一反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意義上的傳統小說的敘事性,他的興趣似乎在于“表白”。傳統小說在敘述方式上比較注重“史詩的連續性”(weitl@①ufig-episch),而《雅》則相反,它由一系列的“事件”進行隨機式的疊床架屋組合(episodisch-additiv)而成,幾乎瓦爾澤的所有小說都有這個特征,比如:《幫手》由34個這樣的“事件”組成,《雅》有77個“事件”,《強盜》有35個“事件”。這些事件大多沒有情節上的關聯,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事件只是主人公的主觀想象、夢臆或白日夢,或者處于兩者之間,我們無法嚴格地區別它們的界線。這些事件的另一個特點是“瞬時性”(Vorüberg@①nglichkeit),“事件”出現之后就徹底消失,不再具有任何故事意義,瓦爾澤全集出版者格萊文甚至認為瓦爾澤的小說完全摒棄了小說的史詩性(Greven 25)。
瓦爾澤小說的現代主義特征不僅表現在對敘述手段、技法以及文本語言的反思,而且直接反映在對敘述本身直接的質疑和審視,綜觀瓦爾澤的文學創作,我們可以認為,文本和語言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瓦爾澤的反思對象。瓦爾澤在談到這部小說時說:“這部小說的絕大部分是文學臆想,在我那么多作品中我最喜歡它。作家運用的素材越少,那就越說明他是天才的作家”(qtd.in Seelig 9)。從這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到瓦爾澤對文學有著自己的理解。就如烏貝托·埃科(Umbeto Eco)在其《開放的藝術》中所說的那樣,假如文學藝術作品形式和內容上越開放,作品就越具有象征符號性,越具有解讀深度。瓦爾澤善于將平淡的內容提高到純文學的高度,善于將文學手段演變為文學主題。瓦爾澤自己則對他人的評價如“夢臆、意識流”等等并不在意,1927年,他在《法蘭克福匯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小品文《一個戲劇家》,當時文學批評家們認為這是瓦爾澤“做白日夢、隨手彈鋼琴”的典型作品,而瓦爾澤則說,他只是在編織文字,是在進行文字游戲,與文字捉迷藏。捉迷藏首先是隱秘,隱秘的目的卻是最終被尋找、被人發現,瓦爾澤慣于將真實隱藏在語言的森林之中,正是在這個語言森林中,文學的敘述結構在捉迷藏的游戲中得到了消解。文學對于瓦爾澤而言,剩下的似乎只有“夢囈”了,這種夢囈具有雙重意義,即在用語言表達的同時在語言中隱藏想要表達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拉希-郎尼基所謂的狡詭性了,他在《文學律師》一書中把瑞士德語文學中的兩大“瓦爾澤”——馬丁·瓦爾澤和羅伯特·瓦爾澤放在一起評論:“馬丁·瓦爾澤對其他幾位羅伯特·瓦爾澤的贊賞者的見解不以為然,他認為卡夫卡和本雅明都沒有完全讀懂羅伯特·瓦爾澤。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看透羅伯特·瓦爾澤文本中的狡詭性”(Reich-Ranicki 309)。
現代歐美文學理論界一致認為卡夫卡的創作與瓦爾澤有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雖然迄今為止沒有發現有文獻記載卡夫卡與瓦爾澤的私人交往,在瓦爾澤與塞里希的談話中也找不到他們之間交往的線索。然而有一點是肯定的,本雅明說卡夫卡“不講寫宏篇大論的小說家,而是講名氣小得多的作家……,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是他所喜愛的作家”(341)。卡夫卡在其文獻中也曾多次提到瓦爾澤。卡夫卡的摯友馬科斯·布洛德曾經寫到:“他(指卡夫卡)有時突然沖進我的房間,就是因為他發現了非常好的東西,比如讀到瓦爾澤的日記小說《雅考伯·馮·貢騰》和瓦爾澤的那些短小的散文就是那樣。他非常喜歡這些作品。我記得他是怎樣以極大的熱情眉飛色舞的朗讀瓦爾澤的《山聽》的。我們只是兩個人在房間里,可是他就像在幾百個聽眾面前朗讀那樣”(Rendi 85)。1900年,卡夫卡在給布拉格保險公司經理埃斯納的信中寫到:“瓦爾澤認識我?我不認識 他,我只知道他的小說《雅考伯·馮·貢騰》,極好的一本書,他其它的書我沒讀過” (Pestalozzi 76)。此外,卡夫卡在1922年的一篇日記中曾贊揚瓦爾澤“飄浮不定的運用抽象的隱語”(Kafka 236)。這恰恰印證了本雅明對卡夫卡和瓦爾澤的比較:“助手們屬于貫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籠罩著他們生存的朦朧狀態讓人想起羅伯特·瓦爾澤”(本雅明 352)。
雖然我們不能依此斷定卡夫卡在他的創作中直接承襲了瓦爾澤的文學手法,但卡夫卡1913年發表的《審判》和1922年發表的《城堡》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兩部小說與《雅考伯·馮·貢騰》在結構和運思上的共同之處。《審判》中的“法庭”和《城堡》中的“村莊”在卡夫卡研究中一直看成是一種隱喻或象征,這種隱喻象征手法與瓦爾澤的班雅曼塔學校的符號特征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種用現實手法構成的非現實符號,因而既具荒誕性,同時又不乏象征意義。比如《城堡》和《雅考伯·馮·貢騰》都隱喻了一個集權的時空,這個隱喻使我們極力試圖去解開隱喻的所指,然而這恰恰又引誘我們誤入迷津。本雅明則將卡夫卡的“城堡”和瓦爾澤的“班雅曼塔學校”同視為一種抽象符號,即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這種權力結構并非具體的,而是普遍的,既非褒義的也非貶義的,而是本質的(Calasso 149)。
再以《審判》為例,卡夫卡的文本從本質上講與《雅考伯·馮·貢騰》一樣,套用了舊的模式,如果說瓦爾澤套用了德國傳統教育小說的模式,那么卡夫卡則套用了猶太法典和現代法制國家的法庭符號。他們的共同點是將傳統文學模式通過荒誕的內容進行陌生化,從而使文本具有完全新的含義和多緯度的詮釋可能性。盧卡契在《小說理論》中談到歌德的教育小說《威廉·邁斯特》時指出:“在其形式上表現了歷史哲學和美學的統一:其主題是(代表某一群體的)個體的美好理念與具體社會現實之間矛盾沖突的化解”(Lukács 140)。就這個層面而言,瓦爾澤雖然也寫了個體(雅考伯)的發展,但是完全從相反的理念出發來對傳統文學形式進行解構。雅考伯的價值觀是毀滅自我的價值觀,這一自我是抽象的,沒有具體社會背景的一種符號,雅考伯·馮·貢騰的字面意思即:在低層的雅考伯。他所追求的也是一種完美,但卻是另一種完美,是把自我極度縮小的完美。在《雅考伯·馮·貢騰》中,我們可以讀到與《威廉·邁斯特》人性和自然美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念:“學生要教育,要塑造,我的感覺是這里不用科學知識來進行填鴨式教育,他們教育我們的方式是強迫我們弄清自己內心和身體的各種情況,讓我們清楚地知道,僅僅就是對我們的約束和讓我們放棄欲望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瓦爾澤 45)。
如果說,卡夫卡的文本表現了“自我”在權力面前的無奈和茫然,那么瓦爾澤的文本則表現了“自我”在權力面前的一種遁逃的狡詭,而這種狡詭又體現在“自嘲”的手法上。瓦爾澤從歌德庶民到精神貴族那種積極向上的新人文主義教育小說的模式中,演繹出從貴族到仆人的積極向下的價值觀,這也許是解讀瓦爾澤小說的另一個視角。盧卡契認為,浪漫派文學理論家的一個重要傾向往往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自我的認知以及達到主觀自我的消解就是早期浪漫派文學理論家所說的‘詼諧’(Ironie)”(Lukács 67)。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瓦爾澤文本的后現代性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繼承了以施萊格爾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文學理論的某種脈絡。“浪漫主義詼諧”指的是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文學中貌似嚴肅正經,實際上是“所指”(Signifikat)反面的一種文學話語,自潮正是這種文學話語的特征。
1933年之后,瓦爾澤患了精神分裂癥,被“囚禁”在瑞士赫里薩森林中的精神病院,在一次散步中,他對受瑞士作家協會委托定期訪問瓦爾澤的作家塞里希說,《雅考伯·馮·貢騰》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qtd.in Seelig 9)。也許這并不是一句“瘋話”。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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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ser,Robert.Der Sparziergang.Trans.Fan Jieping.Shanghai:Shanghai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母ü去u換a
@②原字母ü去u換o
外國文學研究武漢96~99J4外國文學研究范捷平20032003羅伯特·瓦爾澤的小說《雅考伯·馮·貢騰》的現代主義特性主要表現為符號隱喻性、狡詭性及對傳統文學模式的套用。瓦爾澤小說對敘事性的消解可以從放棄“史詩連續性”和實施的“事件堆砌性”的對比中得到印證。羅伯特·瓦爾譯/《雅考伯·馮·貢騰》/現代性范捷平,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1996—2001年曾任柏林工業大學外語教學法研究所研究員,現為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德語文學。 作者:外國文學研究武漢96~99J4外國文學研究范捷平20032003羅伯特·瓦爾澤的小說《雅考伯·馮·貢騰》的現代主義特性主要表現為符號隱喻性、狡詭性及對傳統文學模式的套用。瓦爾澤小說對敘事性的消解可以從放棄“史詩連續性”和實施的“事件堆砌性”的對比中得到印證。羅伯特·瓦爾譯/《雅考伯·馮·貢騰》/現代性
網載 2013-09-10 2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