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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進程，對大學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訴求，并把這種制度建設賦予了“現代”的含義，由此引發了關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思考。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命題，也是一個時代的命題。我國高等教育實踐與國情的特殊性，又決定了這一命題的特殊性——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的中國特色。
　　關于大學制度，拋開時代的色彩，大體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宏觀層面的大學制度，亦可理解為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它包括國家層面的辦學體制、投資體制和管理體制，是一個國家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總稱；其二是微觀制度，主要是指一所大學的組織結構和體系，是維系一所大學正常運行和發揮其職能的制度保障。應該說，在高等教育的發展史上，大學制度的最初指向，主要是微觀層面的含義，即是指一所大學的制度構建。大學制度的發展邏輯表明，是先有了微觀的大學制度，而后才有宏觀的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制度。從一所大學制度的建立，到一個國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才是大學制度的完整體系。這一發展過程同時證明，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大學制度的有機結合，才是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一體兩翼”。
　　大學制度是一個悠久的話題，大學制度也蘊含著古老的形式。任何一種大學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和時代的烙印；任何一種大學制度能夠得以延續，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大學制度一經形成，也就有了自己的歷史慣性。大學制度的歷史慣性，與社會其他組織的制度相比，其穩定性和繼承性表現得十分強大。以至于在世界大學發展史上，每當社會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都會對建立新的大學制度提出強烈的訴求，并最終產生新的大學制度。
　　我國在今天之所以提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命題，就在于我國正處于新的社會轉型時期，大學制度存在的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影響大學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在發生變化，大學的職能和屬性也在發生變化。在我國，引發這些變化的直接動因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在其背后，則隱含著更多的深層次原因。尤其是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啟動，規模的急劇擴張加劇了大學制度的裂變，引發了大學制度與社會轉型的矛盾。現有的大學制度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對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制度的不適應，由此被稱之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
　　在西方，大學也曾一度被稱之為“象牙塔”。其原因就是大學制度的變革在19世紀前也曾極其緩慢，有一個歷史的“冰河期”。由于大學遠離社會中心，“象牙塔”長期被認為是大學的代名詞。關于我國大學制度的建設，在世紀之交出現“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這種曾在西方國家出現的話語，既是歷史的一種巧合，也彰顯了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性。大學制度在西方國家走出“象牙塔”是一種必然，在我國走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也是一種必然。不同時代的兩種表達方式，既表達了社會對大學的期待，也反映了大學制度建設的緊迫性。在進入20世紀后，西方大學的保守性和制度變革的滯后性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大學制度的重新構建在西方國家相繼進入了快車道，除了西歐福利國家的大學制度之外，多元化的大學制度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已基本形成。社會轉型為大學制度的重新構建提供了一個契機，也提供了一種動力。例如，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高等教育的辦學體制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私立大學幾乎都在重新崛起。
　　大學的保守性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著雙重的價值，既維護了大學的精神和傳統，也曾阻礙了大學的發展。造成大學這種保守的根本原因，人們往往責難于大學，其實，并不全在大學本身，而是社會對大學制度構建的驅動和需求不足所致。大學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種外在的動力，也需要大學把握住機遇。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往往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催生出新的大學制度。任何一種新的大學制度的出現，幾乎都有社會轉型的痕跡；每一種新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對原有社會形態和傳統大學制度的一種“反叛”。
　　大學制度建設的一個基本命題是：一個國家的大學制度，依賴于本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一所大學的制度建設也遵循同樣的原則。我國也不例外。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決定了我國大學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中國特色”，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也決定了我國大學制度建設的“中國特色”。
　　但是，經濟全球化在不斷強化著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思潮，國際化既具有對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合理內核，也會對一個國家或一所大學的傳統產生沖擊，使大學制度建設貼上“現代”的標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化思潮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學制度建設都提出了挑戰。這也正是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本土化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個理論和實踐命題，在許多國家依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高等教育本土化就是對傳統的一種繼承，本土化也就是一種特色。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同樣是在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等國家實行的是分權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在西歐部分福利國家實行的則是集權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何保持我國的大學傳統，同樣是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必須思考的問題。
　　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對大學制度的影響，人們已經形成共識。但對于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建立大學制度之間的相關性，人們還沒有形成共識。一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往往體現著這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并由此構成大學制度間的差異。以我國為例，我國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集中地表現在窮國辦大教育，高等教育資源明顯不足。因此，我同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就必須要打破國家辦高等教育的體制，給民辦大學更大的空間。再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辦高等教育已經有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現階段的民辦高等教育與我國歷史上相比，在性質上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我國歷史上的私立大學，幾乎都是企業家捐資辦學，而今天的辦學者幾乎都是投資辦學，兩種辦學模式必然導致不同的大學制度。因此，全面認識和把握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的特殊性，對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在關于現代大學制度的討論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就是對高等教育屬性的重新認識。這一話題既牽涉到宏觀的大學制度，也影響到微觀層面一所大學的制度。例如，在大學制度的初始狀態，對高等教育屬性的認識是公共產品，因此無論是公辦大學還是私立大學，最初的大學制度都是圍繞著公益性和知識價值而建立的。而今天對于高等教育屬性的認識，已突破了原有的認識范圍，既有人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公共產品，也有人把高等教育看成是準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既有高等教育要堅持公益性的觀點，也有高等教育具有產業屬性的觀點。這種對高等教育屬性認識上的變化，直接觸動了原有的大學制度。例如，基于高等教育是公共產品的大學制度，國家則盡可能地把高等教育納入到公共財政體系。然而，當人們對高等教育屬性的認識發生變化之后，并伴隨著大多數國家公共財政能力的下降，大學不得不到市場當中去獲得部分教育資源，大學的公益性程度開始降低，以投資為主的大學模式也應運而生。再以我國為例，目前出現的獨立學院，以及部分民辦高校對學校產權的訴求，其實就是對投資舉辦高等教育的現實要求。
　　縱觀大學制度的建立過程，其實質就是大學的利益相關者不斷博弈的過程，同時也是大學的利益相關者不斷增加的過程。在世界范圍內，無論是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大學制度建設，都先后經歷了與宗教、政府、市場間的博弈，才形成了如今的大學制度。但是，在大學的利益相關者不斷增加的過程中，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力量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今天，大學利益的相關者主要表現為三個主體：大學、政府、市場，其中市場的力量不斷增長，大學與市場的矛盾顯得比任何時代都更加突出，大學制度的“現代”含義也增添了更多的市場因素。尤其是我國的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對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引進市場機制的思考。但是，構建現代大學制度，是為了提高大學在整個社會中的適應性，而不僅僅是適應市場經濟，它必須還要適應和提升整個國家的文化建設。
　　任何一種大學制度的建設都是選擇的結果，都是一個經過選擇的制度。建立大學制度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選擇制度的過程。現代大學制度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的選擇更多。今天，世界各國宏觀層面的大學制度上的差異，一個國家內部大學之間的制度差異，其實都是選擇的結果和選擇的差異。大學制度在不同層面的差異以及選擇越來越多，既在于國家層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和選擇，也在于一所大學在特定的國度內，對大學理念的一種自我選擇。相比較而言，一個國家宏觀層面的大學制度，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所進行的選擇；一所大學的制度由于辦學主體的不同，更多的是基于辦學者的價值判斷和辦學理念的選擇。例如，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在辦學體制上，一般都選取了公辦高等教育這條道路；在市場經濟國家，則往往選擇了發展私立高等教育這條道路。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就在于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正是大學理念的多元，導致了大學制度的多元；大學理念的分化，導致了大學制度的分化。當然，一所大學制度的確立是在一個國家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行的一種選擇。
　　大學制度的選擇和建立，在更深層次意義上，是對大學理念的一種選擇。大學制度只是大學理念的表現形式，大學理念才是大學發展的根基與核心。任何一種大學制度構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大學理念支撐。大學制度往往折射著一定的大學理念，也是對大學理念的一種“制度保護形式”；大學理念則是大學制度的一種升華，是大學制度的一種“觀念形態”。因此可以說，大學制度的建立，離不開大學理念的建立；大學理念的形成，也離不開大學制度的形成。二者不可或缺。在我國現階段，對現代大學制度訴求的背后，隱含著深刻的對現代大學理念的訴求。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缺失，在本質上是大學理念的缺失；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迷茫，其實是大學理念的迷茫。
　　我國現代大學制度面臨著雙重構建，即無論是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大學制度都表現出與社會轉型的不適應，都面臨著重新構建的問題。在宏觀層面，目前暴露出來的主要是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的制度建設，高等教育規模的急劇擴張引發了教育教學資源的嚴重不足，單純依靠原有的投資和辦學體制已經無法滿足規模擴張的要求。在辦學體制上，民辦高等教育的崛起初步為多元化的辦學格局奠定了基礎。但是，伴隨著公辦大學舉辦獨立學院，國外資本進入民辦高等教育領域，投資辦學與捐資辦學的界限混淆，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制度建設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微觀層面的一所大學制度也面臨著雙重構建。一般說來，一所大學的制度構建，大體應該沿著兩條路徑：一是保護學術自由——即基于教學與科研順利進行的學術制度，一是適應社會和市場挑戰的制度。前者是大學制度的根基，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引發的矛盾更加直接和尖銳。這個矛盾在一定層而上掩蓋了基于學術自由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實際上，建立在學術價值取向上的大學制度，自我國近代大學產生以來，一直表現出某種缺失。而市場經濟的沖擊更加使原來缺失的學術制度沒有了根基，大學的工具價值和道德失范愈加明顯。
　　大學職能的單一，導致了大學制度構建的簡單。傳統意義上的大學制度，就是為了保護學者和學術自由。今天，大學職能的不斷拓展，也就導致了大學制度構建的復雜。在現階段，幾乎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所大學，都不得不思考如何去獲得更多的教育教學資源。在我國，這一要求則顯得更加迫切，這就要求在制度上要為吸收教育教學資源提供更大的空間。但是，無論是配置教育教學資源還是吸收教育教學資源，都應是在保護學術自由的前提下進行的。
　　在現代大學制度的構建中，無論是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其外延都在不斷拓展，打開了大學制度構建的視野。例如，在宏觀層面，為了緩解大學與政府的矛盾，在西方國家出現了中介組織這一制度形式，英國的撥款委員會、美國六大區的大學認證機構，都屬于中介組織。作為大學與政府間的“緩沖器”，這種中介組織無疑應屬于現代大學制度的范疇，并且對我國宏觀層面的大學制度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如我國目前推進的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大學生的學生貸款、專業設置與審批，都可以由中介組織完成。再如，在微觀層面，大學產學研一體化，尤其在我國社會層面的科研轉化能力相對低下的情況下，大學有必要建立起科研成果轉化的平臺，它既加快了科研成果的轉化過程，也為大學吸納社會資源打開了一個通道。在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實踐中，無論是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大學制度，都已經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在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領域，已經突破了固有的模式。人們對大學制度的重視程度，也從微觀層面的一所大學的制度建設，轉到宏觀層面的一個國家的大學制度建設。
　　但是，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的大學制度構建，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其中既有對傳統的繼承，又有對傳統的突破。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出于“趕超”的目的，往往在建立新的制度的同時，又丟掉了某些傳統。因此，也可以說，現代大學制度既是一個重新構建的過程，也是一個“回歸”的過程，二者同等重要。在重建當中包含著回歸，甚至也包含著彌補歷史的缺憾。
　　目前在我國，對于現代大學制度的關注，似乎更多的來自于微觀層面的要求，其原因就是大學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相對獨立實體，已經直接地感受到了原有的制度性障礙。因此，以微觀的制度建設為突破口，即以一所的大學的制度建設為試點，似乎可以降低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成本。在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踐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就是為了有效地配置教育教學資源。而實現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中，引進市場體制和運行機制，增強大學制度對市場的適應能力。然而，市場體制和機制對大學制度的“雙刃劍”作用，也就會隱含在現代大學制度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基于學術的大學制度。因此，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過程中，尋求市場與學術的平衡就成為了一個兩難的選擇。
中國高等教育京13～15G4高等教育鄔大光20062006
鄔大光，廈門大學。
作者：中國高等教育京13～15G4高等教育鄔大光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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