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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小說是明清小說中的一大門類，它通過敷演歷史事件，褒貶歷史人物，來揭示興衰治亂的義理，以期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可是由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紛紜復雜，并且充滿了悲劇性。所以當作家戴著儒家倫理道德的有色眼鏡去觀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他就不能不時常感到宇宙間有些東西實在是不能用倫理去說明的，也不能在道德上尋得合理的證明。于是，一種悲哀、凄愴、憤激、悵惘的悲劇意識也就油然而生了。
　　　　　　一、對歷史興亡的反思和喟嘆
　　翻開《三國演義》，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一首“臨江仙”：〔1〕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是一種對歷史流轉、英雄已逝的悵嘆，流露的是一種“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歷史幻滅感。羅貫中何以會產生這樣的感喟呢？推究起來，這正是他對王朝更替、歷史興廢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本來，按照儒家“內圣外王”的理論，有志圖王者，只有加強內在的德性修養，實施仁政，以民為本，才能據有天下，所謂“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2〕“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3〕“仁人無敵于天下”〔4〕等等，都意在說明“仁義”乃是奪取天下， 保住君位的必備條件；反之，若行“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5〕“雖得之，必失之”。〔6 〕羅貫中顯然也是秉持儒家這一倫理信條的，他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觀點，即與儒家“仁政而王”的理論一脈相承。在小說中，他明確主張尊劉抑曹，歌頌以劉備為典范的仁君仁政，鞭撻以曹操為代表的暴君暴政，虔誠地渴望以仁義為本的劉備集團能平定奸邪縱橫的濁世亂道，解民于倒懸，重建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社會秩序。可是，歷史卻偏偏和他開了個玩笑，讓他心目中邪惡勢力的代表曹魏集團奪取了政權，統一了天下，而他傾注了一腔癡情的劉蜀集團，竟然悲慘地敗亡了。殘酷的歷史事實對他奉為圭臬的道德理想的無情嘲弄，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困惑中。他不知道該如何去解釋這種逆理悖情的歷史事實，于是只能發出無可奈何的喟嘆：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
　　可什么叫“天數”呢？難道是指惡者必勝，善者必亡嗎？倘若如此，那么積善行德還有什么意義！如果指的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人又何必還要苦苦地爭斗，不懈地追尋呢？羅貫中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所以只好來一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然而，《續三國演義》的作者酉陽野史卻缺乏羅氏這樣的超然和灑脫，他不能夠也不愿正視正義仁德被毀滅的歷史悲劇，于是便心懷激憤，假手劉＠①、劉曜故事，發泄其佐袒劉蜀而摧抑曹魏的“忠義”之氣。他說：“予懷漢亡關張后，史冊不傳書不備。而今表出世人看，聊泄生平忠義氣”。（卷首詩）又在小說開頭自云：“奈何營中星殞，丞相云亡，遂使奸雄得志，千載于今，人心痛忿，幸而天道尚存，假手苗裔，夷兇剪暴，使漢祀復興，炎劉紹立。”可這樣做固然可以“解悶于煩劇憂態，以豁一時之情懷”，〔7〕但畢竟屬水月鏡花， “誠所謂烏有先生之烏有者哉”，何嘗真能消解心中的悲劇情結呢？
　　而最讓作者們感到悲凄、困惑，不能正視的是，類似《三國演義》中忠義仁愛被毀滅的悲劇，在他們眼皮底下竟實實在在地重演了！空谷道人的《續英烈傳》寫的就是明代歷史上有名的“燕王靖難”之事。明建文帝朱允ｗéｎ＠②本是個仁君，其臣僚方孝孺等又都是忠臣，可是就是這樣的仁君賢臣在面對殘暴的燕王朱棣的違法爭帝的戰爭中卻慘痛地失敗了，真不知天理何在！小說第31回，作者借人物之口不禁嘆息道：“臨天下，當以仁義稱至治，今天下誰不稱仁慕義，乃不能保其位。此何意也？”“曹瞞篡漢，司馬懿篡魏，反儼然承統，此又何意？總之天難問，理難窮耳。”正因為“天難問，理難窮”，所以作者也只能象羅貫中那樣將“仁義為威武笑”的可悲現實歸諸天命，在小說中反復慨嘆，“天意有定，人心難逆”、“豈忠不如奸，此中有天意”、“天意不可違”、“勝敗是天生”……
　　由于將一切都看成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作者一方面既歌頌建文帝的“仁孝”，贊美他手下舊臣臨死不屈謹守君臣大義的英烈行為；另一方面又認可燕王的“智勇”，把他誅戮建文舊臣的行為也視作英雄的壯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結果毫無是非可言。但是作者似又非全信天命，如小說第4回即借席道士之口指出：“名世雖天生， 學不離人事。人事合天心，有為應得志。”這分明是在肯定“人事”、“有為”。小說第19回，作者又說：“仁乃君之美，然而不能柔。一柔姑息矣，國事付東流。”此又指出“柔”乃失敗之因。這種矛盾的心態，有趣地表露了歷史小說作家們悲劇意識的二重性：他們既欲“審理亂之大趨，跡政治之得失”，揭示歷史興亡的“義理”，同時又覺得歷史之興廢本不可測，實乃一種天意；既對歷史興亡的反思充滿濃烈的興趣，同時又覺得人世的一切活動都無意義，不必糾纏不休，大可付諸笑談；既對歷史人事的道德評判秋毫不爽，同時又覺得用這種道德理想去評判歷史人事的無能為力，從而墮入一種無是無非論。
　　　　　　二、對忠奸斗爭的感憤和憂患
　　在歷史小說中，忠奸斗爭，可說是作者涉筆最多，用心最苦，悲劇意識流溢也最為濃烈的情節關目。幾乎每一部歷史小說，都少不了對政治風浪兇險、殘酷的著意描繪，對忠臣良將遭受權奸排擠、陷害的椎心泣血，對亂臣賊子禍國殃民罪行的憤怒聲討。閱讀這些情節，我們很容易被作者傾瀉于字里行間的濃烈的倫理情感所打動，與之一起嘻笑怒罵、悲哀泣嘆，而在感情的熱浪漸趨平息下來之后，也許我們也會象作者那樣對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忠臣遇害、小人得志的丑惡政治產生困惑、厭倦、悲哀、失望和冷漠等諸種感受。以《楊家府演義》為例，這部小說描寫的是楊家世代忠勇舍家衛國抗敵御侮的故事。作者對楊家一門五代奮起抗擊遼夏入侵，父死子繼，夫亡妻承，代代相傳的忠勇行為，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渲染和熱情的褒揚，同時對楊家屢建大功卻屢受奸賊屈害的不幸際遇，深表同情和義憤。小說的結尾籠罩著一層濃郁的悲劇氣氛，作者別有深意地虛構了“懷玉舉家上太行”這一情節。楊懷玉因“傷宋政之日非”，覺得“輔之無益”，于是便挾憤殺死屢欲誣害其家的宰相張茂，瞞住老父，舉家隱居太行山，過那種“伐木為室，耕種田地，自食其力”的生活。朝廷派周王勸他“入朝受職”，并提醒他說：“汝不回去，甘為叛逆之臣，以負朝廷乎？”懷玉義正辭嚴地回答：“若以理論，非臣等負朝廷，乃朝廷負臣家也。”因此，他表示不愿再受宋王朝的約束，聲稱：“倘或來宣入朝受職，將臣碎尸萬段，亦決不遵依！”
　　這一結尾，可說是作者對忠奸斗爭作了冷靜反思之后，所作出的一種選擇，它抒泄了作者久蓄于心的對昏主＠③臣的激憤，否定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的封建倫理道德，它以一種不合作的態度，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厭倦和失望，讀后，令人備生慨嘆。
　　與《楊家府》同調相應的另一部歷史小說名作是《說岳全傳》。這部小說著力描寫了岳飛精忠報國卻慘遭屈害的傳奇故事。岳飛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支撐著南宋王朝搖搖欲墜的半壁江山，立誓直搗黃龍，洗雪“靖康之恥”。可恨皇帝昏聵，奸賊誤國。“十二道金牌”斷送了北伐的良機，也斷送岳飛的性命。岳家父子飲恨風波亭，“天下冤之，聞者流涕”。作者恨透了奸臣秦檜，為憤怒、懊恨所脹熱的頭腦久久不能冷卻，于是便幻設了秦檜、王氏在陰司受盡刀砍斧碎諸般酷刑的奇誕情節。可這種“報應”畢竟是作者的一廂情愿，至于權奸為何非欲置忠臣于死地而后快，仍是不甚了了，令人困惑的一件事。
　　如果說描寫歷史上的忠奸斗爭，尚不免有霧里看花，終隔一層之憾的話，那么直接描寫現實政治中的忠奸之爭，無疑更能激發作者的滿腔義憤和憂時傷世的悲患意識。創作于明末的《遼海丹忠錄》、《鎮海春秋》，即直接取材于當代的實事。作者因對抗敵御侮、功高被殺的民族英雄毛文龍的命運感慨萬端，對現實政治之腐敗，深為不滿，故欲借筆墨為文龍伸冤吐氣。
　　小說中的毛文龍與岳飛一樣，受命于危難之秋，立誓掃凈胡塵，安邦定國，他憑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接連收復失地，威震敵膽，并結成強固的防御基地，使滿清貴族望而怯步，真堪為護國“長城”，不料，督師袁崇煥因妒其聲威才謀，竟不計國運民生，冒然誅之，終釀成千古奇禍。作者對文龍之被冤殺，扼腕憤嘆，在小說中不禁再三致慨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欲起其人于九原，支半壁之天下，而其人已矣，骨已朽矣，不亦深可痛哉！”〔8〕又作詩泣嘆：“敵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揮淚吁蒼蒼。驅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猶污烈士腸。”〔9 〕對國事的傷感，對英雄已逝的哀悼，使這部小說具有悲切動人的藝術力量。
　　而將忠奸斗爭描寫得最為慘烈、激切，令人切齒怒發的，則是反映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閹黨抗爭的幾部時事小說，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圣烈傳》、《警世陰陽夢》等。“東林黨”乃是明末興起的一個進步政治團體，其成員主要是在朝的知識分子反對派和在野的“罷官廢吏”。他們學術相通，志趣相投，采用講學、結社的方式，以倫理道德為準則“裁量人物，訾議國政”〔10〕力圖整頓日趨朽壞的朝綱，維系皇明政權。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要鏟除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心腹之患”。〔11〕“心腹之患”最為厲害，所以他們首先致力于黨爭，將矛頭直指專權亂政，作惡多端的權閹魏忠賢及其黨羽。魏自然不肯束手斂威，于是兩黨展開殊死博斗。一方不惜性命，連連上疏，亟欲將魏繩之以法；另一方則依勢矯詔，對東林黨人大打出手，“遂致殺氣彌天，忠魂涂地”。魏閹的猖獗兇殘，倒行逆施，在當時激起了普遍的民憤，人們紛紛站在東林黨人一邊，支持他們抗權奸、反暴政的正義行為。作為幾部“斥魏”小說的作者，“草莽臣”、“國清”、“樂舜日”、李清等人，自然也是東林黨的擁護者，他們身處下層，卻頗關注時政，總希圖國家能清平安泰，所以他們“睹忠貞之受＠④，則涕泗欲零，見奸惡之橫行，則目ｚì＠⑤幾裂”，〔12〕甚而欲“大嚼充饑奸賊腦，橫吞解渴讒臣血。”〔13〕魏閹一倒臺，他們立即操觚，對魏進行口誅筆伐，借小說來“按捺奸邪尊有道，贊揚忠孝削讒人”，使天下之人盡悉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從而自覺地激發忠義之心，懲創叛逆之志。
　　幾部小說比較真實具體地揭露了魏閹與客氏狼狽為奸，蒙蔽圣聰，把持朝政，遍植死黨，血腥鎮壓大批忠直官僚，欲移明鼎的種種惡行；特別是它們對忠奸斗爭慘烈程度的描寫，可謂空前絕后。如楊漣被閹宦爪牙打了一百鐵杠子，當場死去。左光斗用了三次鐵腦箍，兩次銅拶子，頓時命絕。魏大中受盡酷刑，陡然氣盡。周順昌被百刑拷打，手足俱折，傷口糜爛，最后被活活用土囊悶死，其他如袁化中、周朝瑞、顧大宗、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期、李應升、熊廷弼等人，也都遭陷被害，死于非命。一時朝野正直忠良之士，幾被魏閹掠殺殆盡。奸黨之惡，真可謂罄竹難書！奸賊為何這么喪心病狂，滅絕人倫？在作者看來，這是因為奸賊權欲膨脹，圖謀不軌，叛逆了正統的宗法制度，踐踏了傳統的倫理道德。可奸賊為何能夠如此呢？如果略作思索，便可知道這是因為他們獲得了昏君的庇護和縱容。但一旦確認了這一事實，就勢必會導致怨君、問君，深入發展下去，就會對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的文化體系產生懷疑、否定。這對信持封建政治倫理道德規范的封建文人來說，實在是無法想象的，也不敢想象的事。無法想、不敢想，就勢必會產生無法解脫的精神困惑和痛苦。于是，作者便自覺不自覺地轉入文化早為消解悲劇意識而設置的佛道的超世思想中去。如長安道人國清即將人生視為一場大夢，將魏忠賢作惡受報，演作陰陽二夢，大談因果報應。《ｔáｏ＠⑥杌閑評》的作者李清，也借用因果之說，謂魏、客前身原系淮河二蛇，嘗助治水有功。治河者不奏聞朝廷，請給封典，反火其穴而殲之。二蛇因是率其族類，投胎為人，雄者為魏，雌者為客，余則為其同黨，所傷忠良，即為當初治水臣民。這種解釋，與《說岳》之解釋岳飛受報，命意全似，同為安頓不平之心的無奈之舉。除此而外，作者所能做的，就是哀嘆人生如夢，一切作為皆無意義。也許當一種充滿了悲劇意識的文化，不得不以人生如夢來消解悲劇意識的時候，它的生命之源也就快要枯竭了。
　　　　　　三、對家亡國破的哀痛和沉思
　　《樂記》上說：“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當魏閹亂政，流寇叢生，明王朝行將衰亡之際，一批憂患意識深重的文人（包括小說家），還滿懷怨怒和激情，斥奸罵賊，掊擊弊政，意欲重整朝綱，復興王朝；而到了清初，伴隨著改朝換代的血腥搏斗，慘無人道的民族壓迫，老大帝國的灰飛煙滅，許多文人士大夫再也沒有了先前的激情和自信。江山換姓的歷史興亡感，異族入主的亡國屈辱感，促使許多文學家長歌當哭，藉詩文小說來抒發亡國的哀痛，宣泄心中的郁憤，追究興亡的原因，尋找社會的出路。于是，國破家亡的哀思，腥風血雨的感憤，流離失所的悲涼，興明復國的希望，便流蕩在了各種作品之中，從而匯聚成一股強勁悲凄的“亡國之音”。陳忱的《水滸后傳》，即是這股“亡國之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小說寫了32位梁山末死英雄，不甘忍受統治者的凌虐，在李俊的領導下，于登云山、飲馬川重舉義旗。彼時正當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鐵蹄縱橫，“四野蕭條，萬民涂炭”。趙宋王朝君昏臣貪，大廈將傾。梁山好漢秉持忠義愛國之心，清除了蔡京、童貫、高俅等禍國殃民的奸賊之后，又孤軍奮戰，勇御金兵。最后在國破家亡的時候，李俊率領梁山英雄漂洋過海，到域外重建基業。臨行前，樂和站在金陵的雨花臺上，“望著鐘山，王氣郁郁蔥蔥，不覺胸次霍然。”
　　小說明顯地流露出作者熱望復明的一腔癡情。寄寓著他難以言明的憂思和悲憤，誠如他在序中所云：“嗟乎！我知古宋遺民之心矣。窮愁潦倒，滿眼牢騷，胸中塊磊，無酒可澆，故借此殘局而著成之也。”又云：《水滸后傳》之寫“中原陸沉，海外流放，是得《離騷》之哀”。在《水滸后傳論略》中他又稱已作為“泄憤之書”。這都說明他的胸中涌動著一股屈原式的愛國激情和難以遏止的亡國哀痛，故而作品才寫得那么哀惋深沉、悲壯動人，連胡適也擊節稱嘆曰：“古來寫亡國之痛的，無此好文章！”
　　與《水滸后傳》托言宋事，實寓故國之思、亡國之痛不同，《樵史通俗演義》直接對近在咫尺的亡明歷史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小說真實、全面地描寫了魏閹亂政、崇禎誅滅閹黨、李自成起義、清兵入關、南明弘光朝滅亡等重大史事，表現了明朝大啟、崇禎、弘光三朝25年間的三大社會政治矛盾：明王朝與滿清政權的民族對抗、明統治者與農民起義軍的階級矛盾、明王朝內部閹黨與東林復社之間的激烈黨爭，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明王朝覆滅的多種原因。作者撮激憤于筆端，瀉哀痛于紙上，故文字與歌詠，“激楚感慨，惻然有變徵之音”。〔14〕特別是書前之序，最足以表現當時許多亡國遺民所共有的悲劇心態。序云：
　　樵子曰存山中，量晴較雨，或亦負薪行歌。每每晴則故人相過，攜酒相慰勞；雨則閉門卻掃，昂首看天。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喪，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況敢問時代之興廢哉！然樵子頗識字，閑則取《頌天臚筆》、《酌中志略》、《寇營紀略》、《甲申紀事》等書，銷其歲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撫焉以惜，竟失其喜樂之兩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
　　作者一方面以故國遺民的身份，絕意于新朝，擺出一副恬然瀟灑的姿態，欲借野草閑花、縱酒放歌來消遣歲月，摒卻人世間的一切煩憂；可另一方面卻又不自覺地翻閱起那些記載政亂國破史事的史書雜記，并為之或悲或泣或哀或惜。這說明山水與酒根本無法緩解或平息激蕩在他心頭的憂憤和哀思，所以他不無譏嘲地說自己名為樵子，實則“不樵草木而樵史書”，而在“樵史書”的過程中，又總是“添余恨”，“和淚寫”，“悄然悲，“只自唏”，“竟失其喜樂之兩情”。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心中的悲劇意識是多么濃重！
　　探索、反思明朝滅亡之因的小說，還有《剿闖通俗小說》、《新世鴻勛》和《鐵冠圖》等。這幾部小說側重反映李自成起義亂國的經過，由于作者對明朝覆亡深極哀痛，故對李自成痛之入骨。如《剿闖通俗小說·序》所言：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國家之事，下不與謀。天不共戴則除兇雪恥之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憂世之情郁。于是乎聞闖賊之盛則怒，聞有絀首拜賊之人則愈怒；聞賊之衰則喜，聞有奮氣剿賊之心則愈喜。怒則眥裂發豎，恨不得挺劍而＠⑦其胸；喜則振足揚眉，恨不得執鞭而佐其役。此天理人心之必然而不容己者也。
　　但是，《剿闖通俗小說》的作者，并沒有完全將明亡之因歸諸李自成亂國，而是有著自己深刻的思考。如小說第一回所論：
　　（魏閹專政）一時正人君子，不論在朝在野盡行拿問，重者處死，輕者謫戌，唬得滿朝官員重足而立，兢兢懼罪，相率拜其門下，愿為干子干孫不計其數。……先皇帝（指崇禎）……削其大權，貶之于外，然后明正其罪，討而誅之。凡附ｄāｎｇ＠⑧之輩，定為逆或誅或戍，或奪或錮。雖則除了一件心腹之疾，朝堂之上，經了兩番剝削，如服硝磺之病，元氣未免大傷。……偶有幾個打病虎、斷死蛇，以擊逆ｄāｎｇ＠⑧為己功者，又立起個門面來，自謂氣節清流，高自標榜，要人依附，但論同異，不論賢愚，但問恩仇，不問好歹。就有一班隨志唱和的，借他名聲，哄取要位，立定了腳頭，一般樣招權納賄，事非錢而不行，人非錢而不用。朝中如此，外任亦然。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加之征調太煩，加派太重，征收無法，民不聊生。所以奴虜未息，流賊后起。
　　作者在這里將明亡之因歸結為魏忠賢亂政于前，李自成起義于后；崇禎剛愎，苛稅過重，朝無賢臣，清淡誤國，貪官遍布，賄賂公行，以致滿清入關，明朝滅之。這些見解，可謂既精辟深刻，又切中要害。這說明作者對歷史冷靜的思考，已遠過于單純地發泄內心的悲憤，興亡之嘆中已多了幾分深邃的憂思。這種憂思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作者對不可救藥的腐敗政治的失望和哀嘆。與這種冷靜的反思異趣，《新世鴻勛》的作者蓬蒿子、《鐵冠圖》的作者松滋山人，則將明朝覆滅解釋為妖星下凡，攪亂乾坤。這顯然是從《水滸傳》“洪太尉誤走妖魔”套來，但卻反映了作者“國家治亂，氣數興衰，運總由天，復因人召”的觀點。這種將國家興亡委之于天的消極思想，顯然也是作家對天道迷惘不解，對世事滄桑難測，且徒增人悲的心態的一種反映。
　　總之，明清時期的歷史小說家在演述歷史興亡、忠奸斗爭和鼎革之變（當然不止這些，如《水滸傳》所演述的是個人與社會的悲劇沖突）時，既充滿了對理想社會秩序的憧憬和熱望，抒泄著對昏暗無道的現實政治的感憤和憂戚，探索著歷史興衰更替的義理和教訓；同時又因理想憧憬的幻滅，現實感憤的無力，義理探索的困惑，道德執著的迷惘，而產生了一種無法消解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猶如黑暗王國的火種，寒冷冬夜的星光，不僅使歷史小說著染了一層悲切迷人的審美文化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啟迪著同時代和后來的英雋之士對祖國歷史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因此，明清歷史小說作家的悲劇意識有著獨特的審美認識價值，理應得到我們的重視。
　　注：
　　〔1〕此詞本為楊慎所作，非羅氏親筆，但移諸小說卷首， 亦可謂深得羅氏之作意，故謂為羅氏自吐心曲，也頗熨貼。
　　〔2〕〔3〕〔4〕〔5〕〔6〕分別見朱熹：《四書集注》， 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328、513、522、525、244頁。
　　〔7〕《新刻續編三國志·引》。
　　〔8〕〔9〕《遼海丹忠錄》第38回。
　　〔10〕黃宗羲：《明儒學案·東林學案》。
　　〔11〕李應升：《落落齋遺集》。
　　〔12〕羅剎狂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敘》。
　　〔13〕《桃杭閑評·總論》。
　　〔14〕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第98 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河北學刊石家莊65～6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紀德君19981998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65～6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紀德君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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