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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豪，他一生著作頗豐，散文、評論、歷史、社會批評，無不涉足。他的作品與時代絲絲相連，或針砭時弊，或借古諷今，或細細記述精神的再生之路，或諄諄訓導大英臣民。晚年的卡萊爾沉溺于英雄崇拜，漸漸步入擁護獨裁，反對民主的行列，后世的評論家為此對他詬病不已，尤其在法西斯主義猖獗的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進步的文人更是將他視為民主的對頭，有意地冷落他；但50年代以后，人們以冷靜客觀的目光重新審視這位“切爾西的賢哲”時，不得不承認：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可替代的建樹之功，他在19世紀的英國文壇占據了舵手的位置。卡萊爾還是一位文體大家，“卡萊爾式文風”(Carlylese)在維多利亞時代獨樹一幟：氣勢磅礴，用詞造句別具一格，大膽借用德語詞法，說理論證環環相扣，節節緊逼，令人應接不暇，即使在今天讀來，也依然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一
　　1795年12月4日，卡萊爾出生在蘇格蘭的小村伊克利斐珊，父親是一位石匠，個性倔犟，母親嫻靜慈藹，但也很有主見。兩人都是虔信加爾文教義的基督教徒。父母的勤儉淳樸和充溢家中的宗教氣氛深深地影響了小卡萊爾。他是長子，雙親對他期許甚重，家境雖不富裕，仍盡力供他讀書，殷盼有朝一日他能担任神職。卡萊爾14歲時進了愛丁堡大學。在那里，他感受到自由開放的文化氣氛，涉獵數學、文學和懷疑論哲學書籍，逐漸動搖了對基督教的信仰。經過痛苦的思索猶疑，他毅然決定放棄做教士的打算。為了謀生，他教過書，學過法律，最后選定寫作為終生職業。他早年傾心于德國的文學和哲學，早期作品多是對德國作家的翻譯和評介。他曾譯過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1824)，寫過《席勒生平》(1825)，潛心研讀過康德的著作，還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了幾篇評論文章。這些不但使他小有名氣，還開擴了他的視野，令已不再信奉基督的他在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和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先驗論中尋回了宗教的種子，培植出一套獨特的哲學信仰。
　　1821年，他得遇美麗聰穎的簡·貝麗·韋爾什小姐，此后借魚雁傳情，終使這位家境殷富的醫生之女于1826年以身相許。婚后兩年，由于經濟拮據，二人只得隱居一處荒涼山莊——克雷根普托克，一住便是6年。卡萊爾在孤獨寂寞中筆耕不輟，許多精彩的短文接連問世；他以文會友，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斯圖亞特·穆勒等人過往甚密。1833年至1834年，卡萊爾在《弗雷澤雜志》上連載發表了第一部奇書《舊衣新裁》。1836年，在愛默生的大力推舉下此書的單行本首發于美國，兩年后才在英國出版。卡萊爾的文名漸漸大起來。
　　《舊衣新裁》是一部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的哲理小說。卡萊爾假托記錄德國教授圖非斯德婁克的生平和論述，將自己35年的人生經歷、感受和哲學思辨巧妙地注入了書中。此書共分3卷。第一卷描寫一位英國編輯如何整理教授的文稿并將其中闡述“衣服哲學”的精彩文字介紹給英國讀者；第二卷說的是從德國寄來的6包郵件，描述了教授的身世及其“衣服哲學”的形成；第三卷則將“衣服哲學”運用于其時其世，做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論述。這部書是卡萊爾第一部有影響的作品，也是他獨特的哲學思想的小結之作，其中既可看出他早年所受的加爾文教義的熏染，又可覓到他后來所受的德國文學及哲學的影響。
　　書中的主人公名叫圖非斯德婁克（意即“魔鬼之糞”），是德國魏斯尼赫圖（意即“不知何處”）大學的教授。他自幼被棄，為一對純樸的農人夫婦收養，在養父母的慈愛呵護中長大，后來入大學讀書時失去了對基督的信仰，便改學法律，做了律師。他愛上一位上流社會的小姐布魯米妮，卻遭拒絕（這也是根據卡萊爾本人的經歷寫成）。傷情之下，他四處漂泊，在精神和社會的黑暗中苦苦探尋真理的存在，終于演繹出這番“衣服哲學”。圖非斯德婁克和卡萊爾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他從自我懷疑到精神的覺醒，從“永遠的否定”到“永遠的肯定”，此間痛苦的掙扎恰恰是卡萊爾本人在20年代艱難摸索的真實寫照。書中所宣解的“衣服哲學”貌似荒謬，卻蘊含著嚴肅而深刻的內涵；實際上，它與康德的先驗論一脈相承，還包括了卡萊爾本人對病態的維多利亞時代所下的診斷和勸誡。
　　在卡萊爾的代言人圖非斯德婁克看來，衣服與人類文明并存，是社會和政治地位高低不同的象征、人類社會的基礎，但終究只是表象而已。而物化的社會混淆了表象與本質的區別，使人們漸漸失去了洞察力，看清匿于衣后的人類靈魂，不再信仰宇宙中那股神秘的力量。于是圖非斯德婁克大聲疾呼：
　　“能透過人的衣服看到人的本體；能窺透這樣那樣的霸主威儀，看出那不過就是個消化不太好的人而已；還能在最不起眼卻目光敏銳的補鍋匠身上看到不可解的神秘而肅然起敬，有這樣能力的人才幸福呢！”（注：托馬斯·卡萊爾：《舊衣新裁》（東京：研究社英文叢書，1928），第60頁。本文關于此書的引文皆出自這個版本。）
　　圖非斯德婁克還以痛苦的親身感受來訓喻正沉溺于“科學萬能”幻想的同時代人，指出失去精神信仰，以機械的眼光看待世界，給宇宙萬物以“永遠的否定”，這實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在這樣絕望的夜色中緊抓住“盡職盡責”這最后的稻草，上下求索，終于走出“冷漠的中心”，喊出了“永遠的肯定”，在大自然中找到了“上帝瑰麗活潑的外衣”，并在踏實的苦干中找到了新的生活寄托。他又將“衣服哲學”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問道：

深思一下，所有的象征都是合體的衣服；所有靈魂借之傳于感官的形式，外在的也罷，想象而生的也罷，都是衣服，到了此時，難道你竟還不曾明白這一點嗎？　　　　　　　　　　　　　　　（第247頁）據此，他認為基督教已成為一件過時舊衣，而鼓吹機械化、科學崇拜和實用主義泛濫的當今社會也已腐朽，但宗教的精神和社會的發展卻是不滅的，就象風凰涅ｐáｎ＠①，它們經過“火的洗禮”，必將獲得新生。而他所謂的新宗教則與康德的先驗論不謀而合：“時空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造物；在上帝那里，這是無所不在的此處，這是永不逝去的此時。”

　　卡萊爾獨特的文風在此書中也漸已成形。他受德國文學潛移默化，在文中呼吁：“合上你的拜倫；打開你的歌德。”他模仿德文別出心裁地使用大寫；還大量借用德語詞，有時還任意組合新詞。排比句式一個接著一個，排山倒海般地撲向讀者，趁其未及細細品味個中邏輯，就先以雷霆萬鈞的聲勢贏得了讀者身不由己的情感贊詞。卡萊爾不擅抽象說理，而好以具體形象或意象來描摹抽象的觀點，這樣，一來為文章添上了瑰麗壯觀的色彩，二來也減輕了因借用德語詞和遣詞造句不合常規而引起的晦澀之感。此書雖是他孤處書齋中寫出的，卻獨具一種談話風格——他就象一個布道的牧師一樣呼吁著他的讀者；用宏量的聲音、夸張的辭句、豐富的典故、具體的描摹和激情昂揚的語氣來與讀者交流。他還好用反問句和對比結構。這些特點在下面這段引文中幾乎皆可尋到痕跡：
　　就這樣，象一支上帝所造的、呼焰吐火的靈魂大軍，我們從虛無中顯現，聲勢浩大地飛掠過那大驚失色的大地，然后再次撲入虛無之中。我們所過之處，平山填海：大地死氣沉沉，是一個幻象，而靈魂生機勃勃，是一個現實，大地豈能抗拒靈魂？在最堅最硬的地方也有我們踏下的腳印，而殿后的最后一名士兵將會看到沖在最前面的先鋒所留下的痕跡。但是從何處來？——哦天啊，又去往何方？無從感知，也無從信起；只是知道，這是從神秘走向神秘，從上帝那兒來，又往上帝那兒去。
　　　　　　　　　　　　　　　　　　　　　　　（第224頁）。

這種雖欠修飾卻粗樸有力的文風使卡萊爾在那個盛行繁文縟節的時代成為一個振聾發聵的時代先聲。

　　書的結尾，卡萊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弊病。他認為，政府對社會經濟采取不干涉政策，勞資之間的關系變成越來越純粹的貨幣關系，這些都會阻礙社會的更生，使統治者愈發腐朽無能，而被統治者則會積怨日深，最終必將引發破壞性的社會動亂。這種對現狀的憂慮也成為他第二部重要作品《法國大革命》的主題之一。
　　　　　　二
　　《舊衣新裁》并沒有給卡萊爾夫婦帶來多少經濟上的收入，但卻為卡萊爾走向文壇寶座開通了一條道路。1834年，為了讓卡萊爾能寫出一部傳世之作，夫婦倆決定遷往倫敦以接觸更多的文化氣氛和著書素材。他們在文人名士聚居的切爾西區的切恩街上住了下來，3年后，《法國大革命》問世，卡萊爾終于一舉成名，穩穩地坐上了文壇領袖的寶座，崇拜者越來越多，他們聚在卡萊爾家中聆聽他侃侃而談——他成了“切爾西的賢哲”。穆勒曾撰文盛贊《法國大革命》，認為“與其說這是一部歷史，倒不如說這更是一部史詩，但盡管如此，它卻總歸是……所有史書中最逼真的一部”。在今天看來，這部書作為史書中有欠客觀、真實；其觀點也未免偏頗；但就其文學價值而言，卻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法國大革命》的敘述者是一個親身經歷這次革命的普通人。全書分為3部，分別冠以不同的小標題。第一部名為“巴士底獄”，記述從1774年路易十五駕崩到1789年10月路易十六被迫移居巴黎之間的歷史。第二部名為“憲法”，記敘王室與革命政府關系的惡化，路易十六的逃亡和幽禁。第三部名為“斷頭臺”，記敘處死王室成員和貴族的屠殺，雅各賓派專政的恐怖統治時期，羅伯斯庇爾的倒臺，吉隆特黨的勝利，一直寫到1795年10月拿破侖平息叛亂和政變，登上權力頂峰為止。
　　法國大革命在西方史學界歷來是眾說不一的話題，而卡萊爾利用獨特的寫史方法，使自己的說法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王權的衰落、王室的腐敗、大臣的無能、貴族的殘暴、自由思想的傳播、民眾水深火熱的苦難，終于釀成人間的大悲劇。他認為，統治者必須審時度勢、克盡職責，否則就將導致社會的動亂，而一個建立在腐朽觀念和崩潰的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是注定要走向毀滅的。法國大革命正是多年統治不力的苦果，是“得到釋放的無政府混亂對腐敗老朽的當權者所做的公開的、狂暴的反叛和戰勝。”
　　卡萊爾在寫作這部史書時，為了強調其典型意義，引起讀者對今天的反思，匠心獨具地使用了現在時態。著書前他閱讀了大量素材，掌握了詳盡的史料，寫作時他卻擇而用之，使這些浩翰如海的素材既能體現細節的生動逼真，又能加強他的觀點；他還夾敘夾議，往往平白直接地插入一段感慨議論，以他雄辯的文風說服讀者贊同他的分析；他寫歷史，猶如在寫眼前發生的事，賦于已成為過去的人和事栩栩如生的感覺，令讀者為之哭、為之笑、為之歡呼雀躍、為之扼腕嘆息，不能自己。而他大段直接引用大革命時期的回憶錄的手法又給這部史書增加了強烈的可信性。
　　卡萊爾分析法國大革命時依然沒有脫出加爾文主義和先驗論的窠臼。他強調實干反對空談，對路易十五的驕奢淫逸、路易十六的懶惰無能和革命前諸大臣一無成就的政務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譴責；他一方面認為革命是暴政的結果，一方面又認為這是歷史精神的體現，而冥冥中始終有個至高無上的神秘力量在左右局勢：盡管出現了血腥的暴亂、處決、濫殺和種種不可收拾的殘酷局面，但一切終究還是會重歸秩序。對他而言，“無政府混亂是毀滅，燒毀了裝模作樣、站不住腳的一切；但卻在身后留下了一片虛空”。這種時候，秩序是必需的，即使是用士兵的劍維持的秩序。因此，當拿破侖用“一串霰彈”平息混亂之后，卡萊爾并沒有對其使用的暴力手段橫加指責，而是如釋重負地將拿破侖統治下的法國比喻成一條入港的船，稱為“歷史的奇跡”，對這付出慘重代價的秩序贊頌不已。
　　《法國大革命》是一部激情之作。卡萊爾那生動的文筆使法國大革命中的許多場景凝成了英國文學中不可多得的章節。攻克巴士底獄、刀尖之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臨刑等章節都寫得字字傳神，句句動情。在描寫這些事件的時候，卡萊爾與經典歷史學家不同，并不冷靜枯燥地記流水帳，而是將重點移向事件中的人，寫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極富想象力。讀者看到的不再是呆板被動的棋子式人物，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復雜、性格鮮明的男男女女。換句話說，與其說他是在記述歷史事件，倒不如說他是在描摹人們在戲劇化的情景下所做出的反應。例如他寫攻克巴士底獄，并不在打了幾槍、放了幾炮上做文章，而是用眾多的短句式來表達當時那種急迫緊張的氛圍，又以親眼目睹的口氣來描寫雙方的對峙和舉動，偶爾會插入一兩句命令句，仿佛一切仍在進行中：他還不斷變換角度，一會兒以攻打者的口氣問，“該怎么辦呢？”一會兒又轉入城堡中，細寫守堡軍官的言行舉止；而那些就事論事的感嘆句則更是加得巧妙——讀者好似在看一場戲，他們被卡萊爾的筆施了巫術，完全忘我了。實際上卡萊爾真正用在描寫攻堡上的筆墨連一頁都不到，但那種形勢急轉直下的感覺他卻是一絲不差地傳給了讀者。
　　卡萊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另一大成就就是他塑造的那許多令人難忘的人物。他善于使用貼切的綽號，往往能一語中的，將人物的特點體現出來。例如，羅伯斯庇爾被稱為“碧綠如海的拒腐者”，米拉伯則是“黑黝黝、倔頭硬腦的米拉伯”。他所推崇的人物，如米拉伯、拉斐特、拿破侖，他都盡力以渲染筆法去寫，這正是他英雄崇拜思想的體現。例如，他寫米拉伯，就將重點置于米拉伯真誠的天性、雄辯的口才、對王室的忠心耿耿和力挽狂瀾的不世之才。他既以工筆手法細描米拉伯的外貌言行，也以陪襯手法勾勒其他角色的猶疑、虛偽，還時時引用米拉伯的同時代人發出的贊語。米拉伯在法國大革命前期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最受卡萊爾稱道的，他正是一個亂世英雄。卡萊爾寫米拉伯的逝世及民眾的哀悼竟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極力表現他的誠實、勇敢和偉大以及民眾對他的擁戴。在卡萊爾的心里，米拉伯若能多活幾年，歷史必然會因之而有另一番局面：
　　（他）只要一息尚存，縱然不勝，也要不屈，心無所懼，腦盡所計。……那勞作于頹勢之中，勇往直前，依稀可見的，正是不折不撓進行奮斗、欲成就驅云大事的米拉伯！——人們甚至可以說，若米拉伯能活著，那么法國和世界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番模樣了。（注：托馬斯·卡萊爾：《法國大革命》（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28），第一卷，第444頁。）
　　顯然，卡萊爾描寫米拉伯主要還是出于一種英雄崇拜的思想，他認為民眾對英雄的崇拜和忠誠是“動人的”。這一思想在他1840年5月所做的一系列講演中得到更為明白的闡述。1841年，這些講演被集編成書，這就是《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萊爾講演集》。全書分為6個方面：一、神靈英雄：沃丁、異教、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二、先知英雄：穆罕默德、伊斯蘭教；三、詩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亞；四、教士英雄：路德、宗教改革；諾克斯、清教；五、文人英雄：約翰遜、盧梭、彭斯；六、君王英雄：克倫威爾、拿破侖、現代革命主義。
　　卡萊爾的歷史觀在一開題時便表達得十分清楚：
　　在我看來，世界的歷史，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已完成的歷史歸根結底是世界上耕耘過的偉人們的歷史。他們是人類的領袖、傳奇式的人物、蕓蕓眾生踵武前賢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說，他們是創世主，我們在這世界上耳聞目睹的這一切實現了的東西，不過是上天派給這個世界的偉人們的外部物質結果、現實的表現和體現。可以公正地說，整個世界歷史的靈魂就是這些偉人的歷史。（注：托馬斯·卡萊爾：《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萊爾講演集》（上海三聯書店，1988），張峰、呂霞譯，第1—2頁。關于此書的引文皆出自這個版本。）
　　而他所列舉的英雄，都是以一種先驗的目光看待世界：“如果我們敞開我們的頭腦，睜開我們的眼睛，上帝不也是通過每一顆星星、每一片樹葉而為我們所見嗎？”他們還具有類似加爾文主義者的責任心和真誠感：“一個偉人不可須臾沒有真誠”，他們沉默緘口，只用自身啟示人類、帶領人類，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中建立起秩序，而普通大眾所需做的，只是辨清真假英雄，然后一心一意地信奉和跟隨真正的英雄：“崇拜英雄就是我們的職能。”他將莎士比亞推為“詩人的領袖”，“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他還認為克倫威爾雖然解散了國會、實行獨裁，卻是混亂中“一根固定的石柱”，使英國免于重陷血腥戰亂之中，因此仍舊應該受到崇拜。
　　卡萊爾好用比喻的文風在這里也可見一斑。他將英雄的到來比喻成“象北極星一樣照耀我們穿過煙云、塵土和各種激流、大火”；又將沒有英雄的國家比喻成“一片無根基的樹林，很快就會枯萎”。象這樣的妙語在書中簡直俯拾皆是。
　　　　　　三
　　卡萊爾如此崇拜舊日的英雄，是因為他深感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狀況危機四伏，急需英雄人物來匡扶救治。1838年，英國暴發了貧苦工人要求權利平等的憲章運動。卡萊爾是個極為關切社會現實的作家，他一方面對工人的悲慘生活深感痛心，另一方面又為可能引發的社會動亂甚至革命而憂心忡忡；他一邊警告當權者要重視民情、體察民怨，一邊又宣揚踏實苦干，試圖通過將工作神圣化的方式來緩解社會矛盾，平息動蕩不安的局勢。1839年，他寫了《憲章運動》一書，奉勸政府接受工人的正當要求、改變對經濟的不干涉政策，以免發生象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大悲劇。
　　1834年，他又用短短7個星期的時間寫成《過去與現在》。正如書名所示，卡萊爾將今昔加以對比，指出了今日的危機，并呼吁民眾和統治者效仿古人，齊心協力扭轉乾坤。在第一部“序曲”中，卡萊爾將英國貌似繁榮的經濟生動地比喻成邁達斯國王的金手指——中看不中吃；他以飽醮同情的筆墨描寫了英國工人的慘狀，又以犀利的言辭指責當今統治者的愚蠢無能：一方面是供過于求、產品大量積壓，富人過著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則是辛勤工作的工人勞無所得，饑寒交迫。卡萊爾對工人的處境是很關心的，他認為曼徹斯特紡織工人的起義是出于不得已，是對無能的統治者的懲罚：
　　起義本就是最令人沮喪的必要之舉，而今卻再有必要不過；而那些束手等待受此教導的統治者們，確實是正在走向最致命的險途——這才見得他們并非是富于遠見卓識的勇者，不過是夜與混沌的后裔，瞎眼的怯懦的子孫罷了！（注：托馬斯·卡萊爾：《過去與現在》（倫敦：登特父子公司，1947），第15頁。本文與此書有關的引文皆出自這個版本。）

在第二部“古代修士”中，卡萊爾為讀者描繪了12世紀圣愛德蒙伯雷修道院的情景。這個修道院在昏聵老耄的雨果院長的統治下，欠債累累、人心渙散、風雨飄搖，其形勢之危急、狀況之混亂，酷似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國。雨果院長死后，百廢待興，眾修士推選了公正賢明、言簡意賅的參孫做新院長。參孫勵精圖治、整頓秩序，終于使修道院復興起來。卡萊爾的用意正如他在書中所說。

　　當一個民族所選定的人確定之時，這個民族的可貴與否也就確定了。英雄的民族選擇英雄，這樣的民族是幸福的；而奴才或仆從的民族則選擇假英雄，也就是那些江湖騙子，將他們想象成英雄，這樣的民族是不幸的。　　　　　　　　　　　　　　（第73頁）
　　帶著這樣的觀點，他把分析的焦點拉到現在，在第三部“現代工人”中對社會種種丑惡的現象加以批判。他對不干涉的經濟政策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尤為反感，認為那是政府的失職；他也不贊成勞資之間那種純粹的金錢關系，提出應該以人道的目光看待勞工，給他們以應得的報酬和尊重；他反對拜金主義，對統治者紙醉金迷、貪圖享受的腐朽極為憤慨，指責他們背離了“高貴”的原則，以別人的苦難做了自己安逸的代價。他高歌工作的神圣，認為只有工作中的人才能獲得完善和解脫：“工作之中自有其永恒的高貴性，甚至神圣性。”但他對自由和民主的態度是保守的，說它們會象法國大革命一樣，給社會帶來破壞和毀滅，稱它們為“我們這滿目瘡痍的時代里一連串可悲的副產品”。在他看來，工人們反抗那些不盡職的統治者們無可厚非，甚至頗為正義，但更重要的是找到真正的強者來做新的統治者。強調英雄崇拜、推崇秩序、敵視民主——后期那個保守的卡萊爾漸漸在這些文字中露出臉來。他固然對勞資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深惡痛絕，但他宣揚的“兄弟之情”實際上只是中世紀主仆關系的翻版罷了——“以高貴的忠誠還報高貴的領導”。他要求資本家減輕剝削、盡職盡責，也要求工人對資本家俯首聽命、埋頭苦干。在第四部“星象”中，他對社會各階層發出呼吁，要求治人者與被治者攜起手來，建立一種新型的領導與服從的關系，要求那些開明的資本家、“工業的船長們”從迷夢中覺醒，以新貴族的身份引導英國重新駛上秩序的正途。
　　卡萊爾于《過去與現在》中所提的改革方案雖不可取也不太現實，但他所揭露的現象卻是有目共睹的。讀者只需翻翻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和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便可了解到卡萊爾對這些現象的揭露是何等的淋漓盡致，而他對維多利亞時代諸多文學家的影響有何等深遠。正如喬治·艾略特1855年所說的：“這一代幾乎沒有一顆高貴而活躍的心靈不曾受過卡萊爾的陶冶；而最近10年或12年里所寫就的英國書籍，如果沒有卡萊爾的存在，幾乎都要換一付模樣。”
　　　　　　四
　　1845年，卡萊爾的《克倫威爾信函及講演集》問世。1858至1865年，《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傳》出版，這是一部傾注了卡萊爾全部心血的巨著，標志著卡萊爾文學創作的頂峰。為了寫好這部歷史，卡萊爾曾親自尋訪昔日戰場，將許多圖片掛在書房中，使自己能夠惟妙惟肖地想象出當年的景狀。但卡萊爾寫史的目的并不是精確地再現歷史，而是試圖在歷史事件的表層下挖掘出意義更為深刻的現實，找出一條凌駕于混亂無序的史實之上的規律——他寫歷史只是為了提醒現在。在他的史書中，英雄壓過了歷史事件而成為歷史的主角。卡萊爾將腓特烈寫成救世濟民的大英雄，不惜筆墨地大肆渲染其力排眾議，竭力推進偉業之痛苦艱難；偶爾也會寫些軼聞趣事，調節氣氛，使主人公因為有了人情味而愈發可敬。但腓特烈到底是個踐踏人權、崇尚專政的君主，卡萊爾往往以大量的篇幅為這些獨裁之舉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甚至認為獨裁是必需的，是興國強盛的唯一可行之道。這種宣揚強者執政的獨裁論調與漸漸興盛的民主之風極不協調，竟使他失去了許多民主主義者和自由思想者的支持，連穆勒這樣的老友也慢慢疏遠了他。再加上他寫史演義筆法頗多，因此，評論家們多對其文筆贊不絕口，而對書中的內容和觀點則頗有微詞。
　　卡萊爾的保守在其關于黑人問題所寫的文章中表現得更為露骨。《當今短論》(1850)、《偶談黑鬼問題》(1853)、《獵捕尼亞加拉：然后呢？》(1867)等作品中的卡萊爾活脫脫是一個種族主義分子的形象。他認為黑人懶惰成性，而牙買加是上帝賜給英國人的采邑，白人沒有必要給黑人自由，而應該用各種手段強迫他們工作。讀過這些文章，卡萊爾死后聲名陡降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卡萊爾成名之后，一心忙于著書，竟忽視了一直助他寫作、給他靈感的簡的情感和身體。1866年他受命前往愛丁堡大學接受校長一職，并發表了著名的就職演說，但正當他志得意滿之時，簡在倫敦突然病逝。卡萊爾追悔莫及，重創之下幾乎再沒有什么佳作問世。象《挪威早期國王列傳》及《論約翰·諾克斯肖像集》(1875)這樣的書只不過是強弩之末，早年之勁力已喪失大半。為了緩解喪妻之痛，他著手續寫自1832年就已動筆的《回憶錄》，又懷著一腔哀婉整理亡妻的信件，這些都成為后世研究卡萊爾思想和創作的重要史料。
　　1874年，卡萊爾接受了德國首相俾斯麥頒發的普魯士榮譽勛章，但卻婉拒了英國首相狄斯雷利所建議的男爵稱號。1881年，他在切恩街的寓所中溘然長逝，臨終留下遺言，不葬西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是尸骨還鄉，長眠于伊克利斐珊的家族墓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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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般下加木
　　
　　
　　
外國文學京86～91,94J4外國文學研究徐曉雯19981998徐曉雯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 作者：外國文學京86～91,94J4外國文學研究徐曉雯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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