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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眾所周知，粵語是漢語方言中通行較廣、影響較大的一種“強勢方言”。作為語言歷史悠久、語言現象復雜的漢語方言，現代粵語的研究已發展成為具有世界性的語言研究課題，在漢語方言的研究中，乃至在整個漢學的研究中，粵語都處于相當引人矚目的地位。在現代漢語中，除了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之外，能夠在某個華人地區作為公眾通用語及公共事務法定用語而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大概只有粵方言了。把漢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海外朋友，在他們能夠選修到的課程中，除了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課程以外，也只有粵語這一漢語方言能夠作為一門課程在有關的院、校中開設。我想，每一位從事粵語研究和粵語教學、粵語應用的人，對粵語在漢語方言中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都應該有足夠的認識。對于我們的同道在粵語研究中所取得的每一個成績，每一項成果，對于我們的前輩在粵語研究中所走過的道路，所遇到的問題，以及他們積累下來的豐富資料和寶貴經驗，自然也都應該加以重視。這樣才有可能使粵語的研究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不斷前進。
　　本文對粵語研究所走過的歷程，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的情況作一點粗略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粵語研究的前景略抒管見。限于條件，我所談及的資料，以用漢語發表的為主。
　　　　　　二、回顧
　　粵語的研究，從萌芽階段一些民間流傳的韻書算起，應該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拿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頗為流行的粵語韻書《分韻提要》來看，據彭小川教授的研究，她所收集到的較早版本是清乾隆壬寅年（1782年）由虞學圃、溫歧石所輯的《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其中上部為《江湖尺牘》、下部即為《分韻撮要》。1892年陳澧所撰《廣州音說》，可算是中國傳統語文學中一部系統論述粵語音韻的著作，可惜這樣的著作不可多得。至于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粵語的著述，則是本世紀初葉以后才出現的。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除了屬于傳統語文學范圍的詹憲慈著《廣州話本字》（1929）及孔仲南著《廣東俗語考》（1935）以外，象戴仲杰的《粵音與國音的比較》（1929），王力的《兩粵音說》（1928）和《博白方音》（1932），羅莘田（常培）的《關于廣州話入聲的討論》（1932），岑麒祥的《粵語發音實驗錄》（1936）等，大概可算是最早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來研究粵語的著述了。進入四十年代，粵語研究有了明顯的進展，突出的標志就是出現了幾部迄今為止仍被經常引用的傳世之作，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1941年初版，爾后一再重版的黃錫凌著《粵音韻匯》。繼黃氏之后，岑麒祥于40年代至50年代之間又相繼發表了《入聲非聲說》（1942）、《廣州音系概述》（1946）和《從廣東方言體察語言的交流和發展》（1953）等重要文章；趙元任出版了《粵語入門》（1947）、《中山方言》（1948）和《臺山語料》（1951）等著述；王力、錢凇生發表了《東莞方音》（1949）、《臺山方音》（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音總論》（1950）；陳三蘇發表了《閩粵方言中形容詞的襯字》（1940）和《廣州話的上入和中入》（1952）。這就使粵語的研究開始打破了沉悶的局面。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幾位日本學者加入到粵語研究的行列，如藤ｚｈǒｎｇ＠①將一發表了《廣東語發音與音韻分類之研究》（1955）和《廣東語全音表》（1955），賴惟勤發表了《關于廣州方言的介音》（1954）和《廣東話音韻論》（1958），香坂順一發表了《以廣州話“個”為中心談語法的穩定性》（1953）、《廣東語語氣助詞論稿》（1959）和《廣東話的研究——向趙元任先生請教》（1952），松本一男發表了《關于廣東話語匯的若干考察》（1956），藤堂明保發表了《粵方言和廣東話》（1957）等等。而與此同時，自從五十年代初北京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發行了《中國語文》雜志，隨后又開展了以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為中心的一系列語文運動，給各地方言研究者提出了圍繞語文中心工作大力開展方言調查研究的任務。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大陸的粵語學者，在五十年代也就先后發表了一些有關粵語特點，特別是比較粵語與民族共同語，為“推普”服務的文章和小冊子。其中最早出現的這類小冊子要算王了一（力）的《廣東人學習國語法》（華南人民出版社1951，廣州），重版改名《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北京）。接著黃伯榮也出版了《廣州人怎樣學習普通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而廣東省方言調查指導組也及時編寫了《四邑人學習普通話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58）。在這幾年中，王力還出版了《廣州話淺說》（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北京）。同時有好幾篇以揭示、分析、比較粵語特點的專論也陸續在《中國語文》、《方言與普通話集刊》等刊物上出現。如詹伯慧的《粵方言中的虛詞“親、翻、住、埋、添”》（1958）、黃伯榮的《廣州話補語、賓語的詞序》（1959）、《廣州方言語法的幾個特點》（1958）、《廣東陽江話物量詞的語法特點》（1959）和《廣州話和普通話的語音比較》（1958），李瘦芝的《怎樣掌握廣州音和北京音的對應規律》（1956），方淑珍的《英語和廣州語音的比較分析》（1957）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發表在《方言和普通話叢刊》第一集上陳慧英、白宛如的《廣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一文。這是一篇比較全面揭示粵語和民族共同語語音異同的文章，經常被一些研究粵語的論文所引用。盡管40、50年代的粵語研究已經出現逐步發展的態勢，有了一些可觀的研究成果，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基本上仍只能說是處于開發的階段。從本世紀初的萌芽階段到本世紀中葉的開發階段，粵語的研究當然有了不小的進步，但是，過了50年代，進入60年代以后，粵語研究卻未見有十分明顯的進展，這期間有幾部實用的粵語工具書出現，如馮思禹的《廣州音字匯》（世界書局1962，香港》，喬硯農的《廣州音國音中文字典》（華僑語文出版社1963，香港）和《廣州話類推法》（華僑語文出版社1964，香港）。學術刊物上出現過一些有相當分量的論文，如林蓮仙的《粵音與〈廣韻〉比較表》、《論粵語的聲調》（1963）和《粵語動詞詞尾虛字用法的探討》（1963），張日升的《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1969）和喬硯農的《廣州語詞的研究》（1966），黃家教的《廣州話無介音說》（1964），宗福邦的《關于廣州話陰平調的分化問題》（1964），黃伯榮的《陽江話‘入聲非聲’實驗報告》（1960）和《陽江話的幾種句式》（1966），似乎已顯示出粵語研究有逐步深化的趨勢，但是整個60年代，除了出現過幾本工具書外，卻沒有一部稱得上是粵語研究的專著問世過。可見粵語研究的全面開展，直到60年代還未能形成“大氣候”，而真正步入開拓進取，全方位接觸到粵語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的粵語研究工作，無疑是70年代以后的事。個人認為：從70年代起粵方言研究才進入到中興時期，這個時期從70年代初略見端倪，開始出現粵語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到80、90年代以后，便逐步進入高潮，以至形成持續繁榮、碩果累累的局面。
　　我把70年代看作是粵語研究的一個新起點，主要由于有兩部具有標志性的粵語研究專著在70年代誕生，這就是余靄芹教授的《粵語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Yue Dialects I:　 Phonology　of　Cantonese.Cambridge: Cambridge Unirersity Press, 1972. ）和張洪年教授的《香港粵語語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湊巧的是：這兩部著作都在1972年問世。余著對廣州話語音進行了前所未見的詳盡分析，張著對香港粵語語法作了系統的探討，這兩部著作在研究的深度上堪稱為粵語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在此以前，人們對粵語的認識，很難跳出粵音的圈子，除了有學者就粵語中個別突出的語法現象進行剖析描述以外，還沒有人把粵語作為一個完整的語言系統來全面論述其語法上的種種表現。張洪年教授此書的出版對于推動粵語語法的深入研究自然是功不可沒。70年代除了余、張的專著外，港、臺及海外學術刊物上也還出現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粵語的論文，　分別由　Bauer, LightTimonthy, Kwok Helen和鄒嘉彥、游順劍等學者所撰寫，而美籍華裔學者黃伯飛（Huang　　　Po－Fei ）所編的《廣州話辭典》（CantoneseDictionary）也在1970年問世。隨后還有幾部粵語應用的工具書，如曾子凡的《廣州話普通話對照常用手冊》（1979），劉錫祥的《實用粵音詞典》（1977），香港中華書局的《普通話粵音中華新字典》（1978）等也陸續出版發行。令人不免遺憾的是：70年代初正當出現余、張兩位分別撰寫的影響深遠的兩部專著之際，中國大陸卻忙于“戰猶酣”的“文革”大動亂，語言研究和其他學術領域的境況一樣，處于“萬馬齊喑”的低迷狀態，許多學者直到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才有機會讀到余、張兩位的著作。因此，粵語研究雖然在70年代已出現了突破性的進展，而在中國大陸，粵語研究真正在大范圍內形成“氣候”，從中興的開始期跨進到持續發展的鼎盛期——或者可以說成是黃金時期，卻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當時隨著中國學術事業的大發展，方言研究工作也才得以枯木逢春，勃發新枝，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80年代以來，粵方言的研究日新月異，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呈現出突飛猛進的氣象。顯著的反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出現了一些有相當分量和一定學術水平的專著。在內容的深度或廣度上有不少的突破。研究的覆蓋面也日漸擴大，改變了以往粵語研究的專著只涉及廣州或香港等少數粵語地區，極少外延至其他粵語通行點的狀況。進入80年代，就有幾部引人注目的粵語著作問世，它們是：高華年的《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的《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1981）和日本＠②伸久的《廣西粵語比較音韻論》（風間書房1980，東京）。《廣州方言研究》論及粵語的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是一部比較全面觸及粵語本色的著作；《廣州話方言詞典》收錄廣州方言詞匯，立足于顯示粵語詞匯特色，只收那些屬于粵方言特有的詞語，體例比較得體，釋義比較準確，堪稱粵語詞匯研究中的一大成就；《廣西粵語比較音韻論》對廣西南部八個粵方言點進行音韻比較，并進而論及粵語“祖語”的重建問題，為作者長期研究粵語的一部力作，無疑也是研究廣西粵語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在此以前，我們能夠看到的比較深入論析廣西粵語的專著，除了早期王力的《博白方音》（1932）外，大概只有余靄芹的《藤縣方言》（1979）了。80年代中期。粵語研究中出現的最具影響力的新著，無疑首推詹伯慧、張日升及粵、港兩地幾位年青學人合作編寫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這是有史以來對粵語的“大本營”——珠江三角洲地區所進行的第一次較為全面的區域性方言調查所獲得的成果。在詹、張的帶領下，一批有志于粵語研究的年青同仁深入到幾十個方言點開展記錄語音、匯集語料的田野工作，歷時數載，最后結集成三卷本的調查報告，分別以《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東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廣東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1988）和《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東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1990）先后出版。與此同時，作為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組骨干成員的張群顯博士，完成了他在負芨倫敦大學期間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當代廣州話音系》（1986），全文近300頁， 無疑也是這一時期粵語研究的大手筆，可惜迄今這部作品尚未見公開問世。踏入90年代，隨著粵語研究的深入發展，又出現了幾部很有影響的專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新魁等的《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這是繼80年代初高華年的同名著作以后，由廣州中山大學幾位語言學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部研究廣州方言的力作。此書后出轉精，全面深入地描述了當代廣州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書中所述并不限于廣州市區的口語，而是兼及廣州郊區的20多個粵方言點，這就能夠更廣泛地反映當今廣州地區粵語的真實面貌。本書在共時描寫的同時，還進行了歷時的研究，對廣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包括廣州語音的歷史發展及詞匯、語法方面的古今承傳等都進行了探討和闡述。這樣一部45萬字的《廣州方言研究》，把它看作是當代粵語研究的標志性著作，應該是當之無愧的。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撰寫《廣州方言研究》的同時，李新魁還為《嶺南文庫》撰寫了一本35萬字的《廣東的方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此書內容雖然包括廣東三大方言一粵、閩、客家方言，而粵語作為廣東方言中的“大哥大”，在本書中所占篇幅約有一半。本書中對于粵語的敘述并不限于廣州地區粵語，而是著眼于廣東各地的粵語，對廣東粵語的形成和分布，語音、詞匯、語法特點以至于廣東各地粵語的內部歧異都有扼要的論述，堪稱與《廣州方言研究》相互補充的兩部粵語研究著作。在大面積成片的粵語研究方面，以詹伯慧、張日升領銜的港、穗兩地粵語學人繼前述在80年代完成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寫出三卷本調查報告以后，從1992年開始又繼續北上粵北北江流域、西進粵西西江流域先后實地調查了粵北十縣市和粵西十縣市的粵語，對上述共20個縣（市）的粵語進行了記錄、分析，整理出版了128 萬字的《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廣州）和 132萬字的《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廣州）。從80年代到90年代，從珠江三角洲到粵北、粵西，這前后五部廣東粵語的調查報告，涵蓋廣東粵語的大部分地區，為繼續深入研究廣東粵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已成為海內外粵語同道必備的參考資料。
　　除了上述幾部突出反映80年代以來粵語研究迅猛發展的煌煌大著外，近10幾年來，還有一些篇幅不算太大，但也頗具特色的粵語專著問世。例如兩部以碩士論文為基礎寫成的專著：陳曉錦的《東莞方言說略》（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和曾子凡的《廣州話、普通話語詞對比研究》（香港普通話研習社，1995）。前書揭示粵語某個地點方言（東莞）的特殊風貌，后書比較粵語詞匯與民族共同語詞匯異同，內容都相當充實。還有，余靄芹教授1993 年出版的《漢語方言法比較》（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EHESS,Paris,1983）， 雖然以漢語各種方言作為比較對象，其中屬于粵方言的語法例句很多，觸及珠江三角洲、粵西以至廣西一些地方的粵語，無疑也該算是一部有關粵語語法的重要著作。此外，80年代開始在中國各地興起的編修地方志高潮中，方言學界聞風而動，紛紛編起《方言志》來。兩廣粵語地區也陸續編出了一批《方言志》，其中有的篇幅相當大，能比較詳盡地描繪出該地粵語的面貌，也屬于粵方言的專著之列。只可惜粵方言地區編纂的方言志為數不多，正式出版的還只有寥寥幾本。
　　2.廣泛開展學術交流，舉辦了一系列粵方言研究的學術會議，匯集出版了多本粵方言研究論文集。80年代以來，隨著粵語研究事業的日漸繁榮，海內外同仁深感有必要加強學術交流，組織粵語的學術研討會，以達到相互切磋、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經過一番醞釀，1987年7月1日，由香港語言學學會和香港中文大學發起主辦的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終于在中文大學揭開了帷幕，50多位來自海內外的粵語學者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宣讀了40多篇研究粵語的學術論文。這次粵方言國際會議，寫下了現代粵方言研究史上重要的一頁，把粵語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自此以后，兩年一屆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便連續不斷地輪流在香港、廣州、澳門三地舉行，直到這一次的第七屆研討會。毫無疑問，這一定期舉辦的粵方言研討會，已成為海內外粵語同行切磋、交流粵方言心得，檢閱粵方言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場合。除了這一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外，由香港鄭定歐博士倡導，以廣州一批年青粵語學者為主的“今日粵語”小型學術研討會，從90年代初開始，也輪流在廣州幾所大學舉行，迄今已開過4次。這一研討會每次都有一個比較集中的內容， 多以粵語語法問題為主。主辦者把會期定在兩年一度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的中間舉行，即沒有舉行大型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那一年，便組織舉行“今日粵語”的研討會。這對于活躍粵方言研究，增加同行學者切磋的機會，無疑是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的。這樣一來，每年都有一次或大或小的粵語研討會在香港、廣州或澳門舉行，這就為粵方言研究事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學術會議的舉行帶來了學術論文集的編纂、出版。參加研討會的同仁，都有一個共識：一次研討會必須有一本集中反映該研討會成果的論文集出版。只有論文集出版問世，這屆研討會才算圓滿成功，也才可以劃上句號。就已經舉行過的六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看，在會上宣讀的有關粵方言論文總數超過300篇，平均每屆研討會收到的論文約50 篇左右。這些論文除1993年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現香港城市大學）舉行的第四屆研討會一直未有匯編論文集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各屆的論文集都早已成冊送到各位手中。前年在澳門舉行的第六屆研討會，論文集也在編纂之中，可望近期完成。前面提到的“今日粵語”小型研討會，迄今開過四次，除去年冬天剛開過的第四次研討會的論文集尚在編輯過程中外，前三屆的論文集均以《廣州話研究與教學》為題分三輯陸續出版，匯總四次“今日粵語”研討會的論文，總數也在100篇左右。
　　除此以外，數以百計的粵方言研究論文在海內外有關學術刊物上發表，觸及的粵方言點越來越多。如前所述，眾多的粵方言研究論文集中發表在歷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和歷次“今日粵語”研討會上的總計約有400篇。80年代以來，散見于其他有關語言方面的學術會議上， 或發表在一些語文專業刊物及人文社會學科綜合刊物，以至于各地高等院校文科學報上的論及粵方言的文章，每年也在10篇以上，加在一起，為數肯定是超過百篇的。拿兩年一度的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學術年會來說，每次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好幾十篇，其中粵方言研究的論文總占有相當的比重。廣東省的社會科學綜合理論月刊《學術研究》，也常常可以看到論述粵方言的文章。至于《方言》、《中國語文》、《語言研究》、《語文研究》以及香港出版的《語文建設通訊》、《中國語文通訊》等語文刊物，雖不可能經常出現粵方言研究的論文，但把“偶爾有之”的加在一起，日積月累，為數也就相當可觀了。把這些散見于各種刊物上的粵方言研究文章和前述歷屆研討會論文集的文章加在一起，80年代以來，粵方言研究的論文已有五、六百篇。單從數量上看，10多年來粵語研究這塊學術園地，已可以說是繁花似錦，萬紫千紅了。
　　3.從研究內容來看，進入80年代鼎盛期以來，粵方言研究的覆蓋面大大擴展，語法、語音、詞匯全面深入發展。如今我們書架上的粵語論著，再也不只是研究廣州、香港以及周邊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粵語。遠至西江上游、桂南地區的“白話”（粵語），近至廣州郊縣具有特色的粵音，都有粵語學者染指。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眾多的粵語研究論文中，著力于揭示粵方言語法、詞匯現象，深入挖掘粵方言語法、詞匯特點的文章，呈日漸增多之勢。拿粵語語法的研究來說，從不同的層面對粵語的語法展開全面探討的勢頭越來越明顯。余靄芹教授90年代連續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廣東開平方言的中性問句》（1992年第4 期）和《廣東開平方言“的”字結構：從“者”“之”分工談到語法類型分布》（1995年第4期）， 對深入開展粵語語法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歷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和“今日粵語”研討會中，探討語法問題的文章也明顯呈上升的趨勢。如《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廣州），屬于粵語語法方面論文有7篇之多。其中有研究詞法的，如周小兵的《廣州話量詞的定指功能》，植符蘭的《廣州方言的語氣詞》；有研究詞組的，如施其生的《廣州方言的“量＋名”組合）；有研究句法的，如方小燕的《廣州話里的反復問句形式》。回過頭來再看看前幾屆研討會論文集中的論文，第一屆（1987）、第二屆（1989）和第三屆（1991）的《論文集》中，探討粵語語法問題的論文都只有3～4篇。再拿已出版的三冊“今日粵語”研討會的論文集來看，語法研究的文章更占了壓倒的多數，因為如前所述，這個小型的粵語研討會，一開始就著意于多從語法方面來研究粵語的特征了。在三本已出版的《論文集》中，探討語法問題的共有37篇，而去年11月舉行的第四次“今日粵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雖未面世，從會議上散發的《論文提要》及研討會的“程序表”看來，在會上宣讀的22篇論文中，就只有4篇不屬于語法的范圍，其余18 篇都是討論粵語從詞法到句法的各類問題的。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研究粵語語法問題的風氣業已形成。這一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從已收到的好幾十篇論文提要看來，屬于語法問題的文章又有20篇左右，仍然是比重較大的，這反映出粵語語法問題的研究繼續保持深受重視的良好勢頭。
　　當然，從80年代到90年代這一二十年間，從內容上反映粵語研究突飛猛進、全面發展情況的，決不限于語法研究中的表現。粵語語音的研究、粵語詞匯的研究以及粵語歷史發展的研究、粵語研究中理論、方法上的探討等，同樣也都在已有的基礎上邁開了大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拿語音的研究來說，除了隨著粵語調查面的大大擴展，我們可以從一些成片、成區的粵語調查報告中看到好幾十個粵語方言點的音系，進一步認識到粵方言區各地在語音上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之外，在歷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和海內外各種相關的學術會議中，以及一些學術刊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少就粵語語音現象進行深入探討的文章，其中有的是老題目新議論，不乏獨特見解。如對粵語有無介音問題，粵語聲調問題，粵語元音中的長短音對立問題等等，從1987年首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以來，歷屆研討會都有學者發表論文。拿有無介音問題來說，已故黃家教教授在首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廣州話沒有介音？——粵語研究中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一再論證他在60年代已闡述過的《粵語無介音說》（《學術研究》1964：2，廣州）的觀點。 這個論點自早年黃錫凌的《粵音韻匯》開始，在許多粵語學者中似乎已有共識。可是，我們翻開前幾屆粵方言研討會上的論文目錄，也翻翻幾本粵語研究的資料索引，如張日升、甘于恩編的《粵方言研究書目》（香港語言學學會，1993），鄭定歐編的《廣州話研究論著索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3）和《廣州話研究與教學》第三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廣州）中的《廣州話研究論文索引1993～1996》等等，發現實際上廣州話有無介音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1995，廣州）上，張振興、張惠英兩位教授曾發表《廣州話音系的分析和處理》一文，明確提出廣州音系不宜以“無介音”方式來處理。文中提出由于廣州音系被視為“無介音”，帶來了“不便于其他漢語方言的語音系統的處理”。我認為這個問題確實值得重視，我雖然迄今為止仍基本上支持“廣州話無介音”的觀點，但當我們在把粵語和其他漢語方言進行對比研究，需要對照列出廣州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字音時，的確感到有些棘手，由于廣州音系被處理為無介音，而同時又多出了kw、 k'w聲母，象“瓜”這樣的音節，廣州話是kw＋a，而許多別的方言卻是k＋ua，對比起來看，難道可以說廣州話的a韻母對應于其他方言的ua韻母？這當然是行不通的。舉這個例子，說明“老問題”確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一些同道為此持有各自的見解，也就不足為怪了。又如粵語音系的元音音位問題，長短元音對立問題，以至于某些韻母（如oe一類韻、
　　附圖
　　、o韻等）的問題，調類、調值的問題，變調的問題等等，這些年來在研討會上常有人提及。學者們提及此類問題時，并非都在炒冷飯，唱重復的調子，而是隨著語言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發展，思路常有新的開拓。張群顯博士、李行德博士、陸鏡光博士對廣州音的研究就有過具有理論意義的見解（參看李行德《廣州話元音的音值及長短對立》，《方言》1985年第1期；張群顯：《粵語元音的音長單位》， 載《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4；陸鏡光：《粵語的u和y是否同一音位？》，香港《語文雜志》1983等）。
　　在粵方言詞匯研究方面，80年代以來，有不少粵語學者從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切入，著力于發掘蘊藏在粵語方言詞匯中的社會因素和文化背景，并注意跟蹤粵方言新詞語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動向。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內地學者和港、澳學者結合一起，還進行了“港式粵語詞”與內地粵語語詞之間差異的研究。在中國改革開放引來的經濟發展大潮中，粵、港語詞“北上”的情況，也成為近十多年來粵方言研究者關注的“熱點”，不少人為此開展了匯集資料、分析研究的工作，這當然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我非常欣賞香港學者姚德懷、張勵妍等對“港味粵語詞”所做的一些剖析工作。每年四期的《詞庫建設通訊》是很有價值的一份刊物。盡管它不全是研究粵語詞匯，但在香港這個地方，能辦起這樣一份期刊，對于不斷跟進在瞬息萬變新時代中詞匯日新月異的新情況，從而提供一些不斷創新中的港式粵語詞，揭示其規律性，無疑也是功德無量的事。
　　隨著粵方言研究工作的蓬勃發展，對粵語進行歷史溯源，或就其演變流程進行探索，把共時研究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這方面的課題受到部分粵語學者的重視，出現了一些有份量的論文，填補了長期以來這方面研究較為薄弱的空白。如已故李新魁教授便是在研究粵方言歷史方面富有見解的一位學者。他的系列論文《廣州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廣州研究》1983年1期）、《一百年前的廣州音》（《廣州研究》1987年10期）、《粵方言語音特點探論》（《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1期）、《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系統的發展》（《學術研究》1990年4期， 廣州）、《粵音與古音》（《學術研究》1996年8期，廣州）等， 是我們研究粵語歷史發展的寶貴資料。又如林柏松的《近百年來澳門話語音的發展變化》（《中國語文》1988年4期， 北京）是首篇論及澳門粵語歷史演變的文章，也深受粵語同道注目。此外，還有一些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對粵語與鄰近民族語言關系進行探討的文章在歷屆粵方言研討會上宣讀過，如戴慶廈的《漢藏語與粵語》（《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陳佩瑜的《粵方言與侗臺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李敬忠的《粵語中的百越語成分問題》（《第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專輯》，澳門《語叢》總12、13、14期合刊，1991～1992），劉叔新的《粵語壯語關系詞的分類問題及類別例釋》和千島英一、ｔōｎｇ＠③口靖的《馬來西亞粵語中的借詞問題初探》（均刊于《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這方面的研究富有開拓性，對于進一步擴大粵方言研究的視野，無疑也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4.把粵語研究的豐碩成果，轉化為粵語社會應用中的寶貴財富，充分發揮語言研究為語言實踐服務的作用，在8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粵語研究中，呈現著日漸增強的趨勢，這可說是粵方言研究和其他漢語方言研究顯著不同的一個特色。近十年來，粵語教材和粵語辭書不斷推出市場，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記得在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1995，廣州）閉幕式上，我把那次研討會的特色概括為三點，其中首先提出的一點就是“有關粵方言的社會應用問題，是大家普遍關注的課題”（見《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第7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在那次研討會上，有近十篇的論文是討論粵方言應用方面的問題的，顯得相當引人注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美籍粵語學者林柏松關于在美國利用電腦進行粵語語音教學的經驗介紹，藺蓀等幾位香港學者提出的“電腦輔助粵語速記方案”，資深粵語學者饒秉才關于修訂廣州話拼音方案的設想，梁啟昌、曾子凡等關于對外粵語教材的評析、關于詞語對譯及其教學的討論等等，都是在粵語的教學、應用方面下過功夫的經驗之談。粵語學者密切關注粵語應用問題，在前年第六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1997，澳門）上，有進一步的發展，突出的例子是香港語言學學會張群顯、陸鏡光等提出了完善他們于1993年制訂的《粵語拼音方案》的意見，并為推介這一方案，在澳門研討會期間專門組織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對《粵語拼音方案》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在這里，我要借此機會向同道朋友表示萬分的歉意，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粵語的社會應用，我們從1990年發起組織粵、港、澳二十幾位粵語專家成立了“粵語審音委員會”，針對粵語音讀中存在的歧異現象開始工作，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由于我們對粵語審音問題的復雜性認識不足，加上委員們分隔三地，又都是業余參與，未能集中時間、精力，使這一工作曠日持久，一拖就是將近十載，直到去年上半年我們才把反映審音成果而編纂的《廣州話正音字典》編就送到出版社排印。經過一年的時間，最近已完成了三校，本來希望能趕在這次研討會前完成印刷裝訂任務，送到會上來恭請各位指教，沒料到“千呼萬喚難出來”，直到前天出版社又告訴我：三校后他們還得再通校一遍，這樣也就得再押后一段時日，才能和讀者見面了，實在是抱歉萬分。關于這部正音字典，我們在上一屆的研討會（澳門，1997）上已作過介紹，今天在這里重提此事，并非字典本身有多大魅力，而是通過這一經歷漫長歲月最終總算完成的事實，說明這一協作的項目，反映出粵、港、澳的同道們是如何關注粵語應用的問題，也反映出大家都愿意齊心協力，同心同德，使我們的粵語研究能夠更好地為海內外的粵語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服務。
　　在近十多年逐漸熱鬧起來的應用型粵語研究中，已出版的教科書、工具書大大小小總有幾十種。發表的相關文章也數以百計，其中有的已在粵語的教學、應用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90年代初在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讀音委員會”指導下編成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何國祥主編》及隨后編就的姊妹篇《常用字廣州話異讀分類整理》就是實用性很強的一套粵語應用工具書。又如由鄭定歐主編的上下兩冊《今日粵語》教材（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1994，廣州），出版后頗受海內外粵語教學者的歡迎。當然，我們也不能不指出：近年來出現于坊間的形形色色的粵語工具書以及各種學習粵語的小冊子，其中上乘者固然有之，而粗制濫造，“趕風”色彩濃厚但學術氣味淡薄，甚或錯誤百出的劣質產品，也屢屢可見，這種“泥沙俱下”的狀況，已引起粵語學者的關注。作為專業人士，我們更有責任密切注意這類問題，要呼吁出版部門嚴格把住粵語應用型書籍的質量關，要注意堵住漏洞，千萬不能任由那些低劣產品，那些錯誤百出的粵語工具書及教材占據粵語書籍的市場，務使千家萬戶書架上擺著的粵語書籍，都是粵語學者辛勤研究的結晶，都是有助于廣大讀者更好地掌握粵方言的好教材和好辭書。
　　　　　　三、展望
　　上面簡略地回顧了近二十年來隨著整個漢語方言研究的飛躍發展，粵方言研究進入騰飛時期的一些情況。總起來說，成績是顯著的，成果是豐碩的，進展是快速的，形勢是喜人的。但從回顧中我們也看到粵語研究中一些不足之處，還有待今后加以完善。首先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盡管粵語研究的內容非常豐富，但調查所及的粵方言點仍然不夠充分，某些偏僻一點的粵方言點，某些多種方言（包括粵語）混雜地區的方言，例如粵西及粵西南地區，差不多每個縣（市）都存在著兩種以上方言并存并用的現象，或粵語與客家話并用，或粵語與福佬話（閩語）并用，這些情況因缺乏深入田野調查，我們所能看到的粵語資料很不夠；至于廣西南部的漢語方言，有學者認為除存在屬粵語的“白話”外，尚有一種跟粵語很接近的“平話”，到底桂南“白話”與桂南“平話”的關系如何？是同屬粵語的兩種方言還是非把“平話”與“粵語”獨立為兩個不同的方言區不可？這只有進一步對桂南的粵語及桂南的“平話”作全面的調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學結論。編纂《南寧平話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的暨南大學博士生覃遠雄近期擬對桂南“平話”作選點成片調查，為撰寫《桂南平話研究》博士論文作準備。他傾向于認為桂南“平話”基本上仍屬于粵方言的一個分支，但他表示科學的結論尚待他完成對桂南“平話”成片選點調查以后再來下，這樣才會更加可靠、更加準確。廣西南部粵語區的主要城市玉林，以往有學者發表過單篇的文章揭示其特點，據我所知，目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周烈婷女士正在深入調查，并以《玉林話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象這樣深入調查、深入研究，對于認識桂南粵語的真面目，實在是太重要了。 記得1993 年余靄芹教授在第四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作主題講演（Key－note Speech），以《粵語研究的當前課題》為題，首先提出的一項就是“粵語方言資料的收集”，當時我聽著他的講演就深有同感，沒有足夠的資料，哪兒談得上研究？現在回頭一看，五年匆匆過去了，如今在資料收集方面我們可以說已有了不少的進展。響應余教授的呼吁，我和張日升教授在完成珠江三角洲調查之后，近幾年來選擇了粵北、粵西各十個縣（市）對其中的粵語進行了田野調查隨后編寫出版了兩部共260萬字的《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1994 ）和《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1998）。我們所作的粵語調查研究工作，始終是初步性、資料性和服務性的。目的在為粵語的深入研究打點基礎，正如余靄芹教授所強調：“方言資料是咱們研究的基礎，資料不夠，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范圍和結論。”五年來我們共同的粵方言研究事業確實是大大發展了，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粵語語法的研究、詞匯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堪稱是一派繁榮，今非昔比。但是，從整個大面積大粵語的范圍來看，我們所掌握的粵方言資料仍然有些不足，我們還有某些未調查的粵方言“領地”。因此，當我們展望未來的研究時，從現有的實際情況出發，首先就會想到要繼續大力開展實地調查，繼續匯集更多的資料，特別是前人未調查過的、未接觸過的新鮮資料，要把我們田野調查的覆蓋面擴大到粵、桂兩省（區）中的每一個粵方言點。這個基礎打好了，粵方言研究的深入才會有扎實的根基，研究的結果也才會有更高的科學性。
　　更全面的開展調查、更廣泛的收集資料固然是當務之急，利用已有的資料，包括粵方言本身的研究成果，也包括鄰近方言的資料及相關民族語言的資料，以及歷史文獻的資料，大力開展在比較語言學層面上的粵方言比較研究無疑也是當前粵語研究中富有學術意義的重要課題。余靄芹教授五年前在前述《粵語研究的當前課題》的主題講演中就曾對粵語韻尾的發展變化作了細致的闡述。時至今日，粵語學者在比較研究上，顯然已有一定的進展，對語音結構、語音特點的比較和語音變化的探討逐步深入，粵語跟壯侗、跟古百越語之間的關系也深受關注。但總的來說，粵語的比較研究比起閩語來還是差了一大截。從已經發表的著述看來，粵語的比較研究還大都停留在粵方言內部，不同地區、不同方言點間類別的比較，還沒有超出各粵語點間平面羅列異同的范圍。如何把粵方言的內部比較和粵方言跟周邊相關方言（如閩語、客語）的比較同時開展起來。以尋求粵方言歷史演變的軌跡，進而試探擬構古粵方言（祖語）的面貌，這方面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是進展甚微。如何把粵方言的研究從共時的描寫引向歷時的探索，使共時比較和歷時比較結合起來，無疑是難度較大的課題，正需要我們花大力氣來對付。去年在跟丁邦新教授的一次閑談中，他提及對構擬粵語“祖語”問題頗感興趣。大家都明白，近期不少方言學者在探討相鄰方言之間的關系方面可謂不遺余力，就客贛、閩客、閩贛、閩吳、吳徽，以至閩湘、吳湘等的關系進行討論的專論常有發表。最近張光宇先生在《方言》發表的《東南方言關系綜論》，更就東南諸方言的復雜關系做了綜合的論述，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方言》1999年1期）。問題在于， 眼下這些討論主要都是由閩語學者、吳語學者或客贛語學者提出來的，至于研究粵方言的學者，對粵閩、粵客等的關系如何看待，迄今未見有相當分量的學術論文發表，不免令人感到遺憾。粵、閩、客三大方言長期在粵方言區交融雜處，有的地方（如中山市）明顯存在粵、閩、客三種方言共處并存的現象。三大方言必然存在著某些內在或外在的關系，深入調查研究、梳理這些關系，無疑是粵方言研究者責無旁貸的事，也是粵語研究深入發展中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課題。
　　當前粵方言研究的隊伍正在不斷壯大，一批年富力強的粵語學者迅速成長。此刻我們正宜一方面繼續擴大粵語的調查面，更廣泛收集粵語資料，為更全面、更深入的粵語研究創造更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也要大力開展粵語的比較研究工作，認真思考粵語與周邊方言的關系，尤其是粵閩、粵客的關系，更應該進行積極的探討。到了一定時候，我們就可以考慮組織力量，在溝通粵、港、澳、桂粵語研究力量的基礎上，齊心協力來策劃、編纂出版能反映粵方言全貌，跨越粵桂兩省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大型粵方言綜合性著作，包括《粵方言概要》、《粵方言地圖》以及《粵方言研究》的系列叢書。這方面的工程無疑是巨大的，一旦項目啟動，就意味著粵語研究將跨入一個新的階段，登上一個新的臺階。
　　由于粵語的地位和作用比較特殊，粵語研究從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方面入手，今后也還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一國兩制”下粵語在港、澳地區仍將是社會上主要的交際工具，如何貫徹好“三語兩文”政策是當前香港六百萬同胞關切的事情。粵語研究者必須面對現實，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下功夫。當務之急仍是調查研究，對粵語應用的情況進行調查，把粵語應用的研究放到語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來考慮。拓寬我們的視野，為粵語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11～21H1語言文字學詹伯慧20002000本文對本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粵語研究的發展作了概括的回顧，在此基礎上展望今后粵語研究的發展，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方言/粵語研究本文為詹伯慧教授作為特邀講者（Key-note Speaker）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1999.6.）上所作的主題報告，經作者同意， 特在本刊刊出。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 作者：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11～21H1語言文字學詹伯慧20002000本文對本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粵語研究的發展作了概括的回顧，在此基礎上展望今后粵語研究的發展，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方言/粵語研究本文為詹伯慧教授作為特邀講者（Key-note Speaker）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1999.6.）上所作的主題報告，經作者同意， 特在本刊刊出。

網載 2013-09-10 2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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