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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現實的過程，但全球一體化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所包含的價值不同；全球化是普同性和多樣性的統一。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地位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但發展模式是多樣的；中國政治發展具有獨特的背景和廣闊的前景，在全球化進程中應有自己的選擇；中國的世界觀有一個變化的過程，而世界觀將是影響中國對全球化作出政治反應的主要因素；中國要對自己的政治發展作出自己的價值選擇，就要對中國的現實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行理性的認識。
　　劉世軍，1968年生，法學（政治學）碩士，復旦大學法學院政治學博士生；唐賢興，1968年生，法學（政治學）博士，復旦大學法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王慶洲，1969年生，法學（政治學）碩士，復旦大學法學院政治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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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球化：現實抑或神話
　　我們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致一切種族之別、制度優劣乃至文化沖突，似乎早已被擱置一邊。人類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存空間在變小，生活的內容在不斷豐富，人們對世界的把握似乎更精確了。然而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卻比以前更多了，而且困境不只是一邦一國的，而更多地表現為全球性的。毛烏素沙漠侵吞的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起眼的邊陲古鎮，但它引起了聯合國環境委員會的普遍關注；地區間的流血沖突也許僅僅是毫無意義的宗教圣戰，但它危及的卻是世界的和平與人類對正義的根本態度等等……這一切都已表明，世界已經成為一個整體，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全球化”已不是神話，全球問題已成為“全球化”的現身說法。
　　但“全球化”是一個難以界定清楚的概念，對其淵源之考證也實非易事。也許人們會想到“羅馬俱樂部”，甚至會想得更遠。其實，對字源的考據沒有什么更多的意義，我們所能夠確定的是，人們對“全球化”的關心是與我們這個世界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問題緊密相連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是全球問題的同義詞；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時包含著解決全球問題的方法的全球性，即全球問題的產生與解決已經超出了單個主權國家、單個國際組織、單一方法論的能力和范圍，這種普同性方法反映了全球交往在其方式、內容和范圍上發生了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全球問題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這決定了認識和解決它們的方法也將是千差萬別的。從不同學科出發，人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可能會大相異趣，政治學可能會更多地關注人類的權力、正義與和平，社會學可能傾向于難民與福利的解決，人類學則注重種族、民族及其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生態學則對諸如地球變暖等問題情有獨鐘。由于它們各從某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全球化問題，因此，人們對全球化問題就存在著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然而其目標卻是基本一致的。既如此，對全球化的完整認識就需要多學科的綜合，或找到一個溝通的結合點。 〔1〕
　　“全球化”是隨全球問題和全球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的一個歷史過程，可被看作是一個通向最終的穩定和大同的、時常伴有紊亂和沖突的過程。它是人類輝煌業績的記錄，如：先進文明對世界的滲透，高科技對全球的輻射；與此相伴，也是全球問題的凸顯，如：沖突加劇、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等等。這說明全球化是一個進步性與矛盾性并存的歷程，“善亦進化，惡亦進化，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并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影，非有它也”（章太炎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歷史過程是完全客觀的——即某種不依具體的環境、地理、社會文化、體制、意識形態等為轉移的走向。歷史地看，全球化之動力來自現代性之挑戰、利益之驅動、文化普遍主義之激勵。哥倫布的遠航，資本主義廉價商品對世界各國的沖擊，西方傳教士的全球布道，昭示給人們的是全球化過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價值一元論和單線發展論。
　　因此，“全球化”——無論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一種觀念——的提出和確立，多多少少是以西方的存在為前提的，是以西方的話語出現的。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幾乎等同于“全球一體化”，它的全球化理念表現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企圖把西方文明的價值觀、社會制度、行為規范向全世界擴張，實現以西方為主宰的世界大同或一體化。這種擴張是通過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多種方式來實現的，但卻以“救世”的面目出現。西方認為，世界未來的模式就是西方的模式，人類進化的道路就是西化的道路，人類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人類的進化就是理性和科學的進步。這就暗示著，只要人類社會能按西方的模式實現一體化，人類最終將會擺脫苦難和困境。因此，西方國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使非西方國家最終走上“西化”的道路，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能被他們所認同和接受。這種全球化理念除了西方沙文主義外，剩下的只能是一個古老的神話，這一神話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之奮斗了五個世紀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對此作了極為深刻的揭示，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
　　西方的“全球化”理念烙有不平等與強權政治的印痕。它把本來限制于西方歷史的矛盾投射到整個人類身上，認為這個矛盾代表每一個人和每一個民族所關心的困境。西方企圖使這個矛盾普遍化的歷史與西方中心主義的“一體化”觀一樣久長，甚至連“冷戰”也沒有能夠真正中斷西方的自我全球化過程。〔3〕實際上，全球化的一個現實是， 非西方國家必須在全球化過程中實現它們自己的現代化，它們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與西方國家現在面臨的并不一樣，西方社會自己的矛盾之解決并不等于人類從此能夠擺脫所面臨的困境。因此，西方中心主義的“一體化”夢想與神話將被無情的全球化現實所擊破。
　　這樣，盡管“全球化”帶有某種程度上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但我們理解的“全球化”必須明確區分它與“西化”、“全球一體化”等概念間的不同含義。〔4〕真正的全球化應是一個普世的概念。 它是普同性和多樣性的統一體——既是一個合作與整合的過程，又是一個分化加快、多樣性紛呈的過程；它是一個新的地理概念，含有的是“地球村”的空間想象，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它意味著開放性與多元性取代封閉性、均衡性；它意味著霸權政治時代的結束和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排斥。因此，偏居一隅、抱殘守缺的觀念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全球一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府”也同樣是烏托邦。我們應該明確我們是在“后現代”這一背景下談論這一話題的，多元并存是這一時代的主旋律，文化的歷時性與共時性是人類文化的兩個基本性格，二者的統一才是合理的文化觀，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看到黑格爾、孔德等人“歷時性文化觀”的深刻，又要看到斯賓格勒“共時性文化觀”的睿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人類共同面臨著的全球化問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
　　 二、全球化過程的政治含義：多樣性政治發展的統一
　　政治發展是20世紀50年代西方政治學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和研究方法，在60—70年代頗為興盛。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政治發展的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①政治發展意味著政治成員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②政治發展意味著政治系統功能的增強；③政治發展與政治分化的程度是一致的；④政治發展包括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5 〕政治發展理論的代表人物L ·派伊（又譯白魯恂）認為：“政治發展意味著從臣屬型文化轉向公民文化，政治參與擴大，對平等原則更加敏感，更多的人接受普遍性法律，政治體系的能力不斷提高，結構分化，功能專門化，機構組織的一體化”。〔6 〕另一個代表人物亨廷頓認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發展的標準，政治發展的前提條件是公民參與的擴大。”〔7〕
　　不管西方政治科學對政治發展作如何界定，其理論并沒有做到行為主義政治學所倡導的“價值中立”的原則，而是把政治發展視為非西方社會從傳統的政治體系向現代化的西方政治體系的演變過程，以當代西方的政治體系作為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樣式。他們把政治發展的價值規定在民主政治這一層次上，而又認定民主只存在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系中，非西方國家的政治體系不是寡頭的、就是專制和極權的，因此，政治發展就被定義為從專制的、極權的政治邁向民主的、憲政的政治的過程。我們將知道，這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誤解。
　　全球化進程對政治發展意味著什么呢？全球化意味著在文化普遍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矛盾下，政治發展是多樣性的統一，即發展目標的某種趨同性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
　　首先，全球政治觀的形成將對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形成挑戰，全球化進程對政治發展的價值取舍、戰略選擇、動力結構、發展進程等諸方面發生作用。
　　全球化的形成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相互之間有進行合作與交流的可能性。全球政治觀是開放的政治體系面對全球問題而作出政治回應的產物，它一旦形成，便反過來對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影響表現在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必須承認、維護和促進世界政治體系的共同價值標準，比如民主、平等、人權等等。這就要求各個民族國家必須把自己的政治發展納入全球化的軌道中。無論人類的文化存在著多少差異，人類社會還是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在致力于政治發展時，其發展戰略的選擇就必須以這些共同價值為轉移，否則它將為全球化進程所拋棄。
　　其次，也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有文化滲透、價值變遷、制度移植等因素對政治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經常以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表現出來，文化普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矛盾在這里異常尖銳。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會的政治體系模式向全球的擴張。布萊克對“擴張論”的評述點到了問題的實質，他說：“當代世界的政治被看作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內戰。西方的優勢在于有更多的資源，更豐富的經驗，而且更貼近勢在必行的政治發展路線。”〔8 〕擴張論“這種思想堅持認為西歐和英語社會已經發展的政治體制向非西方社會的傳遞是最關鍵的問題。”〔9 〕全球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與文化擴張是一脈相承的，“從歷史上看，多數文化與社會結構都呈現出統一性……文化是由精神加以統一的，它把思想和意義串聯到一起，并滲透到社會的一切方面”〔10〕，如果審視一下20世紀的全球政治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實際上，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第三波民主論”等政治思維始終沒有偏離西方中心主義的軌道。這種西化式的政治思維一直是西方人全球化進程的組成部分；支撐西方政治發展的精神支柱的是理性主義和善惡二元論的思維路向。法國革命的理性主義激情一直被西方社會神秘化、浪漫化，他們創造了議會神話、法制神話、人權神話、自由神話，并企圖向全球滲透，正像拉爾夫·布爾特詹斯教授認為的，“與人權有關又獨立于人權問題以外的是另一個進程——政治道德的全球化。”〔11〕
　　然而，這種打著文化普遍主義旗號的烏托邦主義未能逃脫現實政治發展對它的無情嘲諷，“第三帝國的興亡”、“革命拯救論”的破滅、“多元民主的困境”都證明了這種文化帝國主義式的政治發展思維的失敗。無論是以理性偽裝的教條主義還是強制性的烏托邦主義，都是把人類生活簡單化、一元化，它要創造的是單一決定論的神話，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盲目自信，是對錯綜復雜的政治生活的誤解。“民主可能是西方的重大發現，但是民主是一個需要注入內容的容器。民主的政治程序、憲法制度，法律的至高無上，都是維護和加強個人權利和人的個性的無與倫比的保證，但民主本身并沒有為解決社會生存的難題……提供答案。”〔12〕
　　所以第三，全球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價值取向必須是多元共存，文化的相對價值應予以充分的肯定。文化相對主義的要義在于不承認各種文化有進步與落后、優劣與高下之分，任何文化都是相對的。文化相對主義可能引發出一系列保守的甚至錯誤的觀點——比如文化是不可比較的、最好的文化和最好的政治體系是那種能夠適應自己特定環境的文化和體系（這樣就容易得出：那些還處于部落社會階段的土著人的文化和秩序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和交流是困難的，等等。但是文化相對主義也揭示了一個正確的常為人們所忽視的方面，即在兩種不同的體系之間進行原封不動的制度與文化的移植絕對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移植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試驗導致了國家和社會長時期的混亂與衰敗，就已經證明：每一個民族國家、社會的政治發展，必須探索出一條符合自己情況的發展道路。
　　事實上，政治制度或文化的原生性與移植性應該是有機的統一。一般來說，文化的移植與變異是同時發生的，“文化一般具有適應性，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是整合的，這兩點都意味著文化是不斷變遷的。”〔13〕這也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強調的文化的元生性原理，它要求全球化進程中的政治發展必須剔除教條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觀念，尋求各國文化的相互滲透與共同繁榮。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談到，“一般歷史當然并不是由于國內原因推動的，而有更廣闊的原因，近代法國王權的興起和英國當時的情況都是一個同樣性質的運動的一部分。波旁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結果雖然不同，但是它們卻遵循著同一法則。換一句話說，作為英國地方產物的議會制度也不是英國所特有的，而是在英國和法國同時都起作用的一種力量的產品。”〔14〕
　　以上的論述說明，如何解決文化普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矛盾將是全球化給政治發展提出的最主要課題。我們認為，政治發展應該取得各種文化的互補，其價值追求趨向于地區性與全球性的統一，應允許民主、平等、發展、穩定這些價值在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各有側重。由于全球政治道德與合理的正義觀將被前所未有地重視，政治發展的戰略選擇應更多地表現為求同存異，在混亂中求秩序、穩定中求發展。這是一個充滿矛盾、漸趨整合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身構成了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發展的互動：發展的背景和前景
　　全球化把中國的政治發展納入了世界軌道，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這種緊密的聯系表現在：全球化制約著中國的政治發展，中國的發展也極大地影響著全球的政治關系，兩者處于互動的過程之中。當然，任何一國的政治發展都與本國的歷史文化密切相連，“今天的政治發展不可能完全超越歷史沉淀的政治發展，過去的政治發展總是今天政治發展的基礎”。〔15〕但是，由于我國立足于自身的現代化實踐又必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因此，政治發展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經驗的影響。這樣，我們就必須在當今整個全球化的大環境中來審視我們的政治發展。
　　中國的政治發展已經或正在受到全球化發展趨勢多方面的影響，具體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我們的政治發展越來越具有開放性，這表現在民主化在逐步地發展；二是我們的現代化政策可能會受到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的制約；三是由于冷戰結束后的國際關系準則發生了變化，我國國家的統一即主權也可能會受到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影響；四是我們的政治發展實踐——如制度化建設、民主化建設、政治體系能力建設、對政府能力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視、政治文化的變革，等等——明顯地受到了西方政治發展理論的影響。全球化的這四個方面的影響可能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也可能是起消極的阻礙作用。對此，我們的理論和實踐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和判斷。
　　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和全球化發展趨勢雙重的壓力和要求下，中國的政治發展面臨著如何整合這兩方面的要求的艱難工作。中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王滬寧教授提出，要構筑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模式，必須處理好四對關系：超大社會與資源總量的關系、公有制與民主政治的關系、一黨領導與民主政治的關系、倫理民主與法理民主的關系。〔16〕
　　第一，政治發展的價值取向：民主和穩定
　　政治發展的價值選擇顯然受到國情、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結構、政治發展現狀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體系對人類共同價值的不同的理解，將可能是影響這個國家采取特定的政治發展戰略的重要因素，東西方對人權問題的不同理解就說明了這一點。這種影響并不一定損害人類的共同價值，但至少在實現這些價值時存在著輕重緩急的次序。價值次序的選擇有時會引發人們對政治體系的責難，理由是不同的人對不同的價值有不同的需要和偏好。
　　中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決定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體現人民性特點，其目標取向必須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17〕但是，中國是一個超大社會，人均收入較低，地區差異甚大，綜合國力不強，民族關系復雜，歷史傳統悠久，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中國政治發展不利的起始條件。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的政治發展如果一開始就匆匆忙忙地實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很有可能會導致混亂和無效率。可以說，政治穩定在發展中是首先要考慮的價值，否則就根本談不上民主化。因此，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是政治發展目標的根本所在。改革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發展為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積累政治資源，政治穩定又是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政治發展的這種價值選擇從根本上而言是由中國自身的條件所決定的。
　　但是，從全球政治角度看，選擇中國政治發展的價值必須考慮到全球化趨勢的現實要求。中國的發展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和推動，尤其是受到西方社會價值的影響，像民主化這樣的價值本來是西方社會文化下出現的價值，如果中國不對民主化作出積極的回應，就很有可能被摒棄在全球化之外。反過來，中國不能實現穩定的發展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不僅是對中國而言的，也是對全球社會而言的，因為作為大國的中國能否實現穩定與發展，將直接影響到全球的安全與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在發展中不能時時處處事事遷就西方社會的壓力，任何有損于中國社會穩定的民主化建議與壓力，絕對不能盲目附和。
　　第二，政治發展的動力來源：內緣式的體制革新
　　當代政治發展的一般理論認為，政治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現代性之挑戰。從全球現代化進程的角度看，現代性對中國政治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過程，它涉及到社會體制的、文化的、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的變革。由于西方社會的影響，現代化浪潮正在向全球滲透，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多元主義、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思想上的現世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大有席卷全球之勢，構成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潛在壓力或動力。
　　從中國改革以來的具體經驗看，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動力實際上來自自身的改革，即內緣式的改革。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要解決中國內部存在的現實問題，絕非是迎合全球化外部發展趨勢的壓力。一種不正確的改革主張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參照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國家民主化的經驗，否則中國沒法從根本上解決成堆的問題。這種改革主張把中國的發展引入了歧途，因為中國在發展中要解決的問題與西方國家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而且中國的發展最根本的動力來自自己內部，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實現的。這種主張實際上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變種。以我們的農村改革為例，農村的經濟改革和政治發展都是源自農村內部的要求，像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產權制度創新以及適應此種要求的農村基層自治制度的出現，實際上與西方社會的產權和民主制度并沒有多少聯系，或者在西方社會找不到制度性的淵源。但是，農村的制度創新卻對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少為中國社會的民主化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三，政治發展的模式選擇：中國特色
　　民主政治應該是任何國家政治發展的最終理想。巴林頓·摩爾把西方社會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為三種模式，即英國模式、法國道路和美國道路，亨廷頓的設計則是傳統穩定期、現代化起飛期、城市突破期、綠色崛起、現代化鞏固期和現代穩定期。〔18〕很明顯，這樣的概括是以歐美歷史為基點的，帶有濃厚的“歐美中心論”色彩。此外還有各種“精神推動論”、“政黨推動論”、“文官組織論”、“軍隊參政論”、“心理文化更新論”等多種政治發展模式理論。〔19〕這些理論對政治發展的某些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它們只具有相對價值，并不是全球政治發展的普遍原則，它只能給政治發展提供某些參考。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模式選擇。政治發展，無論是在革命時期的，還是在改革時期的，都是把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的產物。鄧小平說：“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20〕像人民代表大會制、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一國兩制”等在世界各國別無他例，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模式是近現代中國政治新陳代謝的邏輯必然。
　　第四，政治發展的思維理念：多元主義
　　要探求一國政治之精神，必先求其文化之精神，政治思維理念是政治發展的軸心所在。近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演進同政治思維的變奏互為表里，先后歷經帝王等級政治觀的破滅，全盤西化政治觀的勃興，最后到多元對等政治觀的形成。與轟轟烈烈的現實政治變遷相比，這是一條被遮蔽了的政治發展線索，這一條線索昭示了中國人政治思維理念的不斷成熟，即多元主義政治觀的形成。
　　這里的多元主義是從全球的角度來說的，因而與現代西方政治學中的“多元主義”是不同的，它是指：承認各國人民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反對政治發展中的霸權主義和單一模式論；承認文化的相對價值，主張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反對在文化上的自以為是和交流上的相互敵視；強調全球政治的開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貶抑封閉性和保守性。漠視任何形式的以全球化為名的沙文主義政治。正像劉述先生所言，“到了現在，東方與西方到了應當真正以平等眼光互視對方的時候了。……這個時候，人類同應一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担負人類的艱難、苦難、缺點及過失，然后才開出人類的新路。”〔21〕
　　 四、世界觀與中國對全球化的政治反應：近代以來的啟示
　　國家、社會和民族的世界觀將是影響政治體系對全球化作出政治反應的主要因素，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反應方式。在世界觀的作用下，政治體系的反應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近代以來的經驗是很好的證明。
　　中國被納入世界是近代以來的事，中國對世界的認識也是隨著近代化的演進而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正好反映了中國人全球世界觀的日漸成熟。近代中國歷史是不斷向西方學習的歷史，是倍受屈辱的歷史，“百年中國所受的紛至沓來的壓力，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強暴的侵略和擴張同時又不自覺地裹挾著一種不能用意志和過去感情化解的歷史內容，那就是逼迫中國改變幾千年來的傳統封建制度。”〔22〕
　　英國傳教士馬嘎爾尼來華引發的一道為人耳熟的乾隆“敕諭”足以反映出封建帝國對世界的無知與盲目自大，“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23〕只是當西方以廉價的商品和強大的軍事摧開清帝國的封閉門戶時，失敗才使沉睡的中國人對自身與西方乃至與世界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這種認識是被迫無奈的，但卻使近代中國人從鄙視西方文化轉向盲目膜拜西方文化。然而，這兩種世界觀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而言都是不成熟的世界觀，除了試驗失敗的教訓外，并沒能給發展帶來更多的益處。
　　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有一個從“奇技淫巧”、“堅船利炮”到“聲光化電”、“西藝西政”等概念的演進過程，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人對世界認識的變化，但中國人并沒有比較完整的全球世界觀。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把中國的失敗歸結為“器技”的落后，于是有了后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救亡思想，洋務運動的自強求富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經國之道。當這一切都在甲午海戰的炮聲中灰飛煙滅后，梁啟超等人把開學校、興教育、變官制等作為變法之本，奕＠①ｘīｎ則認為中國的失敗是由于不西化的緣故。這樣，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青睞由“聲光化電”的器物層面深入到制度層面。在這種世界觀支配下，產生了“公車上書”的中國式的民主運動、抱薪救火般的“戊戌變法”和垂死掙扎的“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政治變革。然而，所有這些世界觀的變化都脫離了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土壤，袁世凱的復辟鬧劇破滅了西方式制度決定論的神話。“新的制度必須有新的價值觀念、思維和行為模式與之相適應，否則不可能賦予新制度以真實的生命力，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性結局也就不可避免”。〔24〕
　　當然，當時的社會科學知識并沒有發達到能夠讓人們認識到這種適應性之重要性的程度。一定的世界觀的形成是基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要求近代中國人有一個比較科學的完整的世界觀是一種苛求。但是我們看到，近代中國在政治發展上的努力存在著價值上的偏差，則完全是由于當時的世界觀所致。這種世界觀的一個表現是忽視或沒能對中國的現實進行比較科學的把握。任何政治發展的努力都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這種對基本國情的認識也就是對自己與世界的關系的認識，是形成科學的世界觀的基礎，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這就是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對我們今天的一個有益啟示。
　　正如我們在第三部分中已經論述的，我們今天已經逐步形成了一種比較科學的世界觀，政治發展的努力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走上了正軌。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所有方面對國情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有了全面的、正確的認識。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接受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教訓，清楚地認識到世界觀是一個影響政治發展價值選擇的主要因素。
　　 〔責任編輯：馮向輝〕＊
　　注：
　　〔1〕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5頁。
　　〔3〕白培德（Peter Button）和李揚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提出了批評，認為福山并不新穎的理論中包含了西方社會的這種全球觀念。參見《文化與文學：世紀之交的凝望》，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頁。
　　〔4〕這些概念之間的區別， 主要是它們所包含著的不同價值取向。“全球化”是一個相對比較中性化的概念，它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的過程，而其他的概念則具有明顯的文化霸權主義傾向，而且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能最終得以實現的。王逸舟對這些概念的差別作了一個初步的區分，參見王逸舟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第15—16頁。
　　〔5〕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 中“政治發展”等有關條目。
　　〔6〕轉引自徐大同主編《20世紀西方政治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476頁。
　　〔7〕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8〕〔9〕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頁；第188頁。
　　〔10〕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82頁。
　　〔11〕〔12〕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頁；第87頁。
　　〔13〕C·恩伯、M·恩伯：《文化的變異》，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頁。
　　〔14〕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
　　〔15〕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頁。
　　〔16〕王滬寧：《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學》，《ｌｉàｏ＠②望》周刊1994年第20期。
　　〔17〕唐賢興等：《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人民性》，《理論探討》1996年第4期。
　　〔18〕參見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19〕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
　　〔21〕《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劉述先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
　　〔22〕〔24〕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第254頁。
　　〔23〕《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二七六，頁十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讠右加斤
　　 ＠②原字為目右加僚的右半部
　　
　　
　　
學習與探索3哈爾濱88-95D4中國政治劉世軍/唐賢興/王慶洲19971997 作者：學習與探索3哈爾濱88-95D4中國政治劉世軍/唐賢興/王慶洲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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