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熱血青年的四五事件:談判、高歌、燒汽車│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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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1978年10月,人民日報登了為1976年 “四五事件”平反的文章。那時我正在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讀一年級。
     
我是在晚自習的教室看到那張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報的。有同學驚詫地遞過報紙并說: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個談判代表趙世堅吧。
     

……


說起來,天安門廣場的那場事兒是挺好玩,像是第一次體會了高潮,可是它過去了。現在提它,像老妻老夫重提年輕時的蜜月。我骨子里喜歡玩。當初攪進 “四五”運動,除了基本的政治觀點之外,主要也是覺得廣場的熱鬧與咱的熱血協調,廣場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電影似的。


鏡頭一: 在聯合指揮部的紅樓談判
     
1976年4月5號的中午,廣場上的部分群眾都聚集到了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一所三層紅磚樓前。樓內即是軍隊、警察、民兵的廣場聯合指揮部。樓門前,圍了至少三層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們手挽著手,抵擋著潮涌般的人群。
     
北京化工學院的陳XX、北京X工廠的侯XX、北京麻紡廠的王XX以及我和一些上午在廣場上比較活躍的年輕人,擠在人群的最前列。人們高喊著口號:還我花圈、還我戰友!
     
士兵的后面有當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釋和警告:小樓里沒有花圈也沒有你們要找的人;不要受壞人挑唆沖擊營房;請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再往前沖后果要自己負責。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對的回語: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們這的,花圈也藏在這兒。軍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齊聲一直在對喊,并且人群對士兵身體圍墻的拱勁正逐步加大。
     
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亂,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們派代表跟他們談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齊喊:我們要談判!我們要談判!的確人群里有人,故意沖撞戰士,而戰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墻,也不說話。
     
沒想到,過了十多分鐘,對方竟同意談判了,還讓我們選出五人作為談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個頭也高像是會打架,并且剛才在人大會堂前、紀念碑前多有領呼口號、宣誦詩歌《告子弟兵書》等出風頭舉動,便也被選為談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選出,有北京化工學院的陳XX、北京X工廠的侯XX、北京麻紡廠的王XX、X中學學生以及我。陳中等個,瘦臉略白,戴眼鏡,言語不多。王瘦方臉,薄唇,愛說。侯面紅褐,大眼,愛出主意。進小樓前我們五個也沒分工,也沒合議,倉促上陣。進小樓前,有人喊:一個小時你們不出來,我們就沖。
     
除小樓外的幾層士兵人墻,小樓大門的過道里也塞滿了士兵。根本擠不進去。也知不誰喊:從上面過去。我們五人就爬上了士兵們的肩膀,爬了好幾米長的“肩膀走廊”后腳才著地。小樓里沒什么特殊,除軍人就是穿便衣的。廣場上的人群大都知道,這幾天在廣場上被抓的群眾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這里的。
     
我們上到了二層,被引進一間像是辦公室的房間。我們好像都不會談判,暫時也不知跟誰說,那就先喊著一成不變的口號:還我戰友,還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給我拿水來喝!幾個戰士立刻去接來了幾搪瓷缸的涼開水。我們一飲而盡,跟“臨行喝媽一碗酒”似的。
     
一會進來一位沒戴領章帽徽穿綠軍衣的人,高大,相俊,約四十多歲。有軍人介紹:這是我們的首長,你們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談。談判時我基本沒說什么話,只是偶爾冷場時說一句:還我戰友!還我花圈。我們五人說話最多的是侯XX和王XX。他倆互補式的擺乎了一通悼念周總理無罪、為什么強行撤走花圈、為什么抓走悼念周總理的群眾、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來、否則革命群眾堅決不答應云云。
     
那位軍人口氣和緩,措辭不卑不亢,說:你們悼念總理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你們不要受壞人挑唆上當;花圈不在這小樓,我不知道在哪;我們抓的只是極個別的壞人,他們也沒有關在這里,關在哪我不知道;你們應勸廣大群眾退回去,離開廣場,回到工作崗位。因為我們也是車轱轆話來回說,這位首長也不得不重復了好幾遍他的話。
     
大約談了二十多分鐘,樓下傳來更強的群眾呼聲,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們到窗口來。估計是想知道談判結果和我們是否被銬起來了。我們來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們很安全,他們耍賴,說不知花圈和戰友在哪,你們別著急,我們要跟他們繼續談。
     
繼續談,沒什么新鮮,加上窗外人群高喊著讓我們回去。我們稀了糊涂地下到一樓又爬過眾戰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們拒不交出花圈和我們的戰友, 談判失敗。人群中有人說:你們回來了就好,我們担心你們五人也會被扣起來。當時廣場中央有輛上海牌小轎、頂四個喇叭,是廣播車,被人群圍住,更多的人向那蜂擁,我們談判小組就散了,也隨人群去了廣場中央。
     
我后來一直納悶:參加四五事件那些有頭腦有組織能力的精英呢,關鍵的時候他們應該組織一個有力能的談判小組,哪能讓我這個愛美人勝過愛革命、愛玩熱鬧勝過愛玩政治的混混兒占據了一個寶貴的談判代表名額呢。我覺我們五人,基本算群眾在混亂中即興湊起的談判代表。當我稀了馬虎成了談判代表時,我心里有些空白——這是怎么了?我?代表大家去跟當局談判?



鏡頭二: 爬上紀念碑的浮雕
     

從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在廣場上轉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廣場的花圈叢林中且轉悠呢,我仔細瞧廣場上的人,覺得實在有點好玩。照說清明節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對周總理的追思,人們的表情應該肅穆端莊甚至壓抑,可我發現大多人的臉上滿溢著興奮、復仇、解放甚至歡快。有的悼詞或挽聯寫的相當工仗,不遜賈誼;有的婉轉深邃,直追稽康。但更多的義憤露骨,如同社論,不怎么好玩。各種各樣的花圈,甚至還有成噸重的金屬做的,紀念碑周圍的柏叢上也全部系滿紙花絹花。廣場上是花的森林、詩詞的海洋。
     
更有不同層次演講。誰都可以找個高處如臺階、燈桿爬上去,或即興成章,或照紙喊念。我操,雖沒指名道姓,有的話也太大膽了,但往往這種直接的、口號式的宣講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歡呼。我就像在一個朗誦、相聲的博覽會上,看看這個不好再走幾步換一個小場,聽聽哪個有勁就幫著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熱鬧,不少人提前下班都來此“加班”。在這個世界最大的廣場上,有花圈、詩詞,紀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時上演著幾百臺戲。差不多所有戲的表面主題都是悼念周總理,而深意則有人們對現實的極端不滿、對一小撮人的憤慨。有趣的是,你以為你是來看戲的,但你看著看著聽著聽著也被觸動,想起他媽的這次工資沒給我長或想起單位操蛋的領導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窮或想起看了幾本外國小說就被點名批判或想起媽的每月才供給半斤油根本不夠或想起他們盡騙人外國哪像他們說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農村父兄越過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聲抱怨了幾句,沒想到旁邊的人們讓你再講講,于是你怒口再張,也成了這千百出戲中的一個角兒。廣場上全是戲,人人連看帶參與。
     
大部分演講都是以周總理當個由頭,然后直接訴苦,婉轉批罵。也不是沒有人流淚,也不是沒有人切齒,但我敢說這些廣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來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關系極遠——對自身生活的極度不滿才使人把怨忿發泄在領導層的壞人身上,把悲傷系在對一個故人的悼念上。通過個別人的演講、少數人的詩詞,我確實看到了潛藏的民主精英、文學精英。大廣場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藝,廣大老百姓都是跟著玩熱鬧的——這是連續幾天的節日呀,最高潮的時刻是4月5號——它已不是清明節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熱鬧,不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點多我又在長安街的1路中山公園站下了車,去廣場轉一圈。突見一夜之間,廣場的幾萬個花圈蕩然無存,連柏叢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見了,紀念碑上干凈冷清,圍了一層工人民兵和兩層士兵。人們傳遞消息:昨夜動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場,運走所有花圈,驅趕群眾并抓走一些人,軍人作為二線在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燒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會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關在旁邊的紅樓中。不少人質問警戒的軍人甚至諷罵他們,對方不語,只是挽成人墻不讓群眾靠近紀念碑。
     
我決定今天上班遲到一兩個小時。大約晨7點多,一隊中學生扛一個普通的花圈近前卻被阻住。群眾開始起哄、呼喊、沖擠,軍人的人墻一下就破了。人們歡呼著、簇擁著那個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紀念碑的臺階。我看見那些士兵,整好隊撤向小樓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擺在浮雕前很不顯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頂的平臺距地面有兩三米高,根本舉不上去。我就用攀巖的動作,連勾扒帶懸體援撐,爬到了 浮雕頂的平臺,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遞上的花圈。花圈擺正后,底下一片掌聲、歡樂聲,此時不少相機沖著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響。我當時有些“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的感覺,但也意識到這回風頭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來了。不過我還從沒站到過紀念碑的半腰上,在這里看天安門并不 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變小了。略愧的是,剛才攀爬時,不得已我一只腳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來難,一是看不見下面的落腳點,二是有倒錐度,我手鰾著平臺的沿兒,腿腳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開始在紀念碑的基臺上演講,口氣猛于以前,但仍沒有直點人名。這時有一個穿便服的人很強硬的干涉,說: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節是鬼節,要反迷信;你們受了壞人的騙;馬上離開。這人30歲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還有幾個人跟護著。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沒有下狠手,他被隨從護著撤出了紀念碑。
     
我覺我該去上班了。這幾天工廠盯得也緊,一律不準請假,晚去一兩個小時工友還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剛才在紀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過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來也他媽挺討厭的——傳說這幾天抓了好幾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戲才開場,哥們兒剛剛進入角色,加上好勝心又敦促我:你想當逃兵嗎,跌份!僥幸心提醒我:哪就那么輕易輪到抓你。這早我穿的是 一件勞動布的干凈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褲,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們拍了我,我若去換一件衣服再潛回廣場并且不再出風頭而純是看熱鬧不就安全了嗎。


鏡頭三:離開廣場換衣又返回
     
我趕到住在虎坊橋的工友張XX家換上一件淺灰的夾克,想想剛才攀爬紀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動,稍有點后怕,決定再返廣場后只當看客、絕不當角兒。可我一來到天安門那節日的廣場,腎上腺素又活躍了。湊近紀念碑,就有人認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換了件衣服。我說:剛去吃早點了。我又和剛才幾個愛挑頭的匯在一起,望著激動的人群我腦子一熱,就高呼口號,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總理無罪;人民萬歲;鎮壓群眾沒有好下場。我練過美聲和朗誦,別的領呼口號者的聲音沒我的高大,所以從虛榮心的角度說,隨著我喊口號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國際歌》吧。我起了頭。我頭一次起這個歌的頭,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讓我們走向天安門。反正稀了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開始第一排很寬,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諱前面老有人給我們拍照。快走到國旗時,第一排僅剩十幾個人。我在偏左側一些,我的左面挽著一個女青年——她個不高,手臂軟軟的,感覺真好,我都能試出她腋下的熱氣。我的右側挽著的是最能 “煽風點火”后來也是談判代表的王XX。我們的前面總是有黑洞洞的鏡頭——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讓你們丫照個夠——那鏡頭變成槍口又怎么樣啦,讓你們丫開槍吧。當時我心里瘋瘋狂狂,必死的決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國旗時,《國際歌》唱完了,并且已經多唱了好幾段,我們這群昂首挽臂挺進如敢死隊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為沒有公安和民兵阻攔我們 ——沒有反作用力也就沒有作用力,因為我們也不知要到國旗下干嘛——可能集體意識忽然空白了。我們幾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還沒等尷尬太大,忽聽有人喊:我們去大會堂找花圈去。于是我們別別扭扭就散了隊形,又一窩哄地奔向人民大會堂的東門。大約已經10點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趕不上了,但我在廣場上再玩一個小時也能保證下午的班不遲到。
     

剛才又有不少人給我照相了。“四五事件”平反后我應人民日報社王X之邀去報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當時我們手挽手、大張著嘴挺進國旗的那張照片,其中在左側的我歪著頭挺著胸炸著頭發,一副反動樣,隨后我又在中國美術館看到了這張放大的照片。
     
這幾天來廣場的老泡都知廣場上有不少便衣專門盯梢并在對象離開廣場后將其扭進公安車中。我的膽子忽大忽小;虛榮時大,靜思時小。我在走向大會堂的途中,也不斷打量有沒有使勁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學過反偵察呀,根本看不出誰是雷子。
     
這天廣場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單位緊急傳達不許職工去天安門廣場。昨天廣場同時估有百萬人,總人次達到二百萬,花圈就有三萬多。廣場上各種消息仍在流傳,什么鄧小平昨天也來廣場了,什么昨晚清場也是老華的主意,他說壞人跳出來了;什么吳德說天安門的廣場發生的事情是鄧小平準備好的反革命事變。在中國,不少上層領導的新動態一夜就能傳入市井——中國人是一個愛傳遞隱秘消息的種群。
     
中午快到了,我離不離開廣場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說法不責眾,那么多人“鬧事”,憑啥單抓我,我又沒喊“打倒”的口號,我是來悼念周總理的,我也沒喊擁護鄧小平。
     
我隨著人群擁向了人大會堂東門的半地下室門口,但被層層士兵人墻阻住。士兵也手無寸鐵,卻挽起臂膀,死命抵擋著人群拱動式的沖 擊。人群中亂喊著口號,也有罵語。士兵們啥也不說,有當官的說這里真的沒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烏合之眾,至少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有一個中年人因說不應沖擊大會堂便被幾個人拳打腳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來悼念周總理的,才得以擺脫。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鏡頭四: 站在人大會堂臺階念《告工農子弟兵》
     
4月5號約11點,因為人群中有人說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進了人大會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著:去大會堂,去大會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門前早被士兵的人墻擋住,沖了幾次沒沖進去。人群又上到大會堂的東門臺階上。這里依然有士兵的幾層人墻,對群眾的呼喊漫罵一概不理。這時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詩,又將手提喇叭遞我,我就念了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農子弟兵》。詩的大意是:工農子弟兵,請你們傾耳聽,你們吃的穿的都來自工農,你們的槍口不應對著工農,你們應分清敵我。這詩節奏、用詞、韻腳都不講究,我念著念著覺得不特來勁,因為它比這些日子天安門詩抄的優秀者遜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歡呼,慫著人更起勁地對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擋人群的沖拱,大多戰士的臉都有汗水,他們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計也是在執行命令:誓死保衛大會堂,一定不能讓壞人沖進來。而群眾的行為肯定不是在執行什么命令,也沒有什么組織,胡亂有個什么說法,就會一呼百應。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歷史博物館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會堂臺階,擁往歷史博物館的西門。
     
我記不清歷史博物館門前有沒有人墻,如果有也不如人大會堂門前那樣銅墻鐵壁.人群上到了門前的臺階,這時歷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出來干涉,一個女同志大喊:同志們,你們這是要干什么,這里面都是國家財產,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沒有花圈,你們沖進去只能使國家遭受損失。那個女同志的確義正詞嚴,又急直白臉,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財產。人群竟不再往前沖了,卻步了,后退了。也因為有人喊:走,我們去小紅樓,那里有我們被抓的戰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動著呼喊著往歷史博物館西側偏南的小紅樓涌去。廣場上的小道消息早就傳出: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常來這坐鎮;首都工人民兵的總頭馬小六;王洪文幾天前也來這視察過,并且江青、張春橋經常在人大會堂的平臺頂觀望廣場的動靜。
     
我覺差不多該走了,好歹下午在廠里露個面,否則算曠工就麻煩了。可是不知不覺,侯XX、王XX等幾個愛領事的人總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著我們呀。反正我不可能說:我該去上班了,小樓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樓是最不應該沖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裝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鏡頭五: 燒汽車了,我趕緊溜走
     
4月5號午后兩點多,我們五人代表在小紅樓與當局代表的談判毫無結果,就半卑半亢地離開了小樓。這時廣場上的焦點轉到了國旗南側的廣播車。那輛小車內有一個女的廣播員。人群圍擁著那車使之不能動彈,有人開始用手拍打車廂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廣播車掀了。
     
我覺得大勢不好,著實該鬧事了,我是該撤了,我操,莫名其妙地當上談判代表,已夠被槍打的出頭鳥資格,再呆在要對廣播車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執行”一樣危險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當“反革命分子”。我憑著基本的正義感來廣場,后來發展到出出風頭、泄泄青春之火,絕沒想著“以雞蛋碰石頭精神喚起廣大群眾的革命勁頭”。
     
我走的時候,人群已經吭呦吭呦喊著號子翻那輛廣播車了,時間約是午后兩點。3點左右,我悄悄進了車間,趕緊換了工作服。
     
……
     
我們廠里是4點40下班。一小時后我又來到廣場。見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隊的民兵已集結在廣場四周。我又聽說我下午離開廣場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廣播 車掀翻了,還燒那汽車的輪子;聯合指揮部小樓那邊也有人縱火后被戰士撲滅;沒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廣場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廣場,到處都有聲音在傳播:今晚他們肯定會動手。
     
我沒有久留,坐車去了陶然亭邊上的魏師傅家。魏備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別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90%我逃不掉;但沒參與打砸燒不會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堅決表示是為了悼念周總理去的廣場;不要否認在廣場上的行為,因為年輕底兒又不潮,有可能會被政府認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錯事的單純青年。
     
我問:估計會被判幾年。魏說:這事還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談判代表,怎么也得判個八年十年。魏師傅也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熱情,怎么還成了廣場第一線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腦子一熱,就跟著玩進去了。后悔也沒用,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吧。那晚喝得暈乎乎,睡得還不錯。



阿堅 原名趙世堅,別名大踏,男,漢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嶗山縣。當過5年鉗工,半年中學老師。1983年5月退職,以寫作、當半專業運動員或旅行向導謀生。


來源:今天)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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