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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李景端，1934年生于福州市，資深出版人。1979年創辦《譯林》雜志，1988年出任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

前一陣，有人為自己“文革”中的錯誤行為表示道歉，盡管其誠意還有不少議論，但至少也屬于一種有益的反思，應該受到歡迎。相比之下，對1957年那場“反右”運動中整人的道歉，似乎還不多見。

“反右”時，我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人物。但回想起來，那時也曾狂熱地跟著去批判人。時光過去了五十多年，往事依然歷歷在目。對于那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隨后不幸身亡的同事，因為我也曾參與了“無限上綱”的揭發批判，我深為自己當年的盲從感到愧疚，更為自己不惜損人的自私而備感懺悔。

反“右派”運動開始時，我剛調到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科研所。因為這是個新建機構，人員都從各單位才調來，研究所本身沒有“老賬”可算，對本單位領導沒什么意見可提。

所以運動初期，我們主要是學習，談談外面見聞。當《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右派”發起反擊時，發現風向有點變化。所里幾位黨員的發言，看得出有針對一名新來年輕人的傾向。

此人叫秦增護，上海人，人民大學國內貿易系畢業，與我同在商品學研究室。他來所才幾個月，除參加運動，沒干任何工作。平時愛說話，愛插話，還喜歡傳播社會上的消息。因為他在所里，有時曾轉述過社會上某些“右派”的言論，這些后來竟成了他的“罪狀”。

那時，我是共青團員，在大學時就是建黨對象，所以運動中，我被列為左派積極分子。有一天黨支部開會，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達”了抓“右派”的任務，我們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個。

會上認為秦增護有對黨不滿情緒，必須組織力量進行批判。我心中雖有存疑，但在那種環境和氛圍之下，不僅是我，恐怕到會所有的人，都不敢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大家都贊成以秦為目標，開展研究所的反擊“右派”斗爭。

因為秦與我在同一個室，又年齡相近，領導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黨思想。

那年代，我真把這看作是黨對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爭取入黨，也指望以積極“批秦”的表現，來為自己的進步加分。有時明知那話不是秦說的，是他轉述他人的話，或也知道秦所講不是那個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現”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對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實”、“無限上綱”之類的事。

那時，政治上的盲從，已經壓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斷。面對反“右派”洪流，我違心地隨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秦看到報上，有人批評由組織上選派出國留學生這種做法欠公平，他表示同感，曾發言支持實行選派留學生公平統考。這本是別人的主張，他只是贊同而已。但我卻說他“惡毒攻擊黨培養干部的方針”，“要剝奪工農子弟受教育的優先權”。

報上有人批評蘇聯曾運走東北的機器設備，秦在所里發言時講了這個情況，并沒多說什么。但為了把他“批倒”，我質問他：“你沒在東北，怎么知道機器被蘇聯運走？”“你只講蘇聯運走東北機器，為什么不講蘇聯支援我們156項建設？”就是這樣，把“惡毒攻擊蘇聯”的帽子給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這樣的積極分子的批判下，秦曾護終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縣勞動改造時，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對于這位幾十年前的可憐同事，我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為自已的違心自私，備感愧疚與懺悔。

明知這種遲到的懺悔，沒有什么實際價值，只是表達老者的衷心愿望：但愿這樣的悲劇，切莫再發生。那種隨意上綱、違心整人的歷史，絕不能再重演！

共識網 2015-08-23 08: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