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回望2011，還是一如既往、大事小事不斷。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駕車肇事、煤礦事故、強征“血拆”、打擊參選人、迫害上訪人、黑監獄、黑磚窯……這些事件都和制度弊病有關，都是制度造成的政府濫用權力、管理不善或不作為。但是小悅悅之死折射出中國社會可能更加可怕的另一個側面，那就是人民的道德冷漠和墮落。事實上，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道德和制度是緊密相連的共生體，道德純潔不可能和制度腐敗并存。一旦制度和道德陷入相互毒化、不可自拔的困境，那么無論是人民還是政府的行為都不受控制，整個社會將很快面臨物質上的生存危機。
20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歷程基本上可以被總結為中國在道德墮落和制度腐敗的惡性循環中越陷越深。傳統中國秩序建立在儒家倫理和皇權政治基礎上，經歷了專制統治和農民起義的周期性循環。每次起義歷時不長，即便推翻原有政權，也找不到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因而新政權在儒家文化指導下復歸專制。辛亥革命最終打破了這個循環，首次建立共和制度，意味著儒家傳統失去了政治庇護。果然，沒幾年，儒家倫理就遭遇全面攻擊，并最終作為“封建主義殘余”遭到政治上的全面清算。共和革命陰差陽錯地摧毀了社會道德基礎，卻既未能引進新的道德信仰作為替代品，也未能維持真正的民主共和，造成了當今制度和道德的雙重貧困。
如果道德和制度是一個社會的“軟件”，物質生存則是社會的“硬件”。軟件一而再、再而三出毛病，最終會導致硬件崩潰;等到軟件問題轉化為硬件問題，就足以毀掉整臺機器。到了那個時候，再修復軟件已無力回天。制度出問題，就無法約束大小官員;這些人濫用權力、為非作歹，老百姓就要遭殃。“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道德也出了問題，全體老百姓也變得唯利是圖、以鄰為壑，那么這個國家從固體到氣體，食品、水、空氣統統都會出問題。畢竟，中國還沒有富到人人都能移居海外，科技也沒有發達到讓人類在火星或月球上繁衍;如果這片土地卻不能維持生命了，可如何是好?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戰屢敗、多災多難，但這些災難和我們今天的危機比起來并不算什么。鴉片戰爭戰敗的后果只是把毒性不是很大的鴉片交易合法化(非法走私的數量原先就不小)，中國賠了白銀、丟了香港而已;更何況有些事情未嘗不是“塞翁失馬”，主權旁落卻造就了香港的繁榮，百年后回歸還是中國自己占了便宜。即便日本侵華也只是占據了中國1/3的土地，離“亡國”相差甚遠。所以《義勇軍進行曲》唱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從今日中國的處境和未來趨勢看，實在是夸大其詞。中國本來不需要“救”，越“救”還危機越發深重，直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1949年，曾有人宣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年后他又說，如果中國不大干快上、超英趕美，將會被開除“球籍”。沒想到正是他老人家大手筆策劃“大躍進”和“文革”，差點把中國徹底整垮、喪失“球籍”;那時也有人憂國憂民，以為中國將要“亡黨亡國”。不過好在“家國破碎河山在”，“偉大領袖”仙逝，“四人幫”垮臺，中國人終于獲得了改革的喘息機會。
改革三十年，朝野上下、大小官員一齊發動起來搞“發展”，原以為前途一片光明、直奔“小康社會”，結果很快實現了GDP的“大干快上”、“超英趕美”，卻不曾想反而弄得山河破碎，一次次“小躍進”把一點家底都折騰光了。征地拆遷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工地，讓全國老百姓不得安寧，把有限的自然資源耗費殆盡;“毒奶粉”危害了成千上萬的嬰兒，受害家庭卻得不到適當補償，不得不為不幸的孩子終生買單;“毒蔬菜”、“毒大米”、“問題豬肉”每天威脅著億萬平民的身體健康，不經處理的工廠排污已經在各地造成多個“癌癥村”，缺乏勞動安全保障的農民工每天暴露在“塵肺”等各種疾病和事故的風險中……諷刺的是，中國從1978年起就擺脫了饑荒的陰影，今天卻深陷“相互投毒”、以鄰為壑等各種短視自利主義陷阱，在大“建設”、大“發展”中史無前例地接近失去“球籍”的危機。
就和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一樣，中國歷史上各種看似自然產生的“災害”、事故、悲劇實質上都是人為造成的惡果。如果這個民族的制度和道德繼續腐敗下去，終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只是這一次怨不得“帝國主義”或“封建殘余”作祟，而純粹是自己作孽。其實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族，確實非伊拉克等小國可比，外族想滅也滅不了。要開除中國的“球籍”，只有中國人自己有能耐和資格;同樣，要拯救中國，也只有靠中國人自己。
既然道德和制度弊病最終會毀了這個社會的生存環境，現在可能是振興道德、修復制度、維持生存的最后機會。只要河山依舊人還在，中華文明就還有復興的機會。然而，以中國現行體制和國民性格，似乎不走到山窮水盡這一步就剎不住“發展”的步伐。但是真走到那一步，中國還有機會嗎?這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張千帆 2012-01-29 19: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