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就會受到壓迫嗎？

簡體傳統

我們的文化對美麗的相貌贊許不已。但我們的白日夢，如同我們的臉孔一樣，并不完全由我們自己做主。

壓迫的性質和形式不一而足，但幾乎所有的起因都是不公正：人們所接受的待遇與他們應得的待遇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很難說出一個人應得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當今世界，我們常常認為，功過賞罚在某種程度上與人們所能控制的事物有關。例如，你的膚色并不由你做主，所以你因此而受到惡劣待遇，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壓迫。我們說的這種待遇往往并不那么顯而易見：一個排斥同性戀的社會可能比一個關押同性戀者的社會的壓迫性要低，盡管如此，它還是讓人有壓迫感的。性取向和種族是相當明顯的壓迫重災區，階級和性別亦如此。但是，如果壓迫就是沒有給人以應得的，那么將會有另一種壓迫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就是丑陋之人所受到的壓迫。

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長相特征，就像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膚色，但是人們一直都以貌取人。正如心理學家克米拉•沙哈尼•丹寧（Comila Shahani-Denning）于2003年在《霍夫斯特拉視野》（Hofstra Horizons）期刊上關于該問題總結并發表的研究報告所說：“（人們關于）長相的偏見出現在各個領域，比如老師看臉給分、選民看臉投票、陪審團在模棱兩可的案件中看臉來做出裁決……長相也會影響面試者對于應聘者的評判。”蹣跚學步的幼童愛盯著漂亮的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喜歡凝視可愛的孩子，我們無情地給予長得養眼的人以優待。長得丑的就糟了。

古希臘人也愛以貌取人。19世紀的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評論道：希臘人不僅深受美的影響，而且還普遍并且坦率地表達他們對于美的價值觀。”荷馬所著的《伊利亞特》（Iliad）中就有一幕，頗能蠱惑人心的平民忒爾西忒斯（Thersites）要挑戰阿伽門農（Agamemnon）的權威，但很快就被奧德修斯（Odysseus）狠狠揍了一頓，奧德修斯對于這位自命不凡者的蔑視十分強硬：“所有那些來到伊利昂城（Ilion）腳下的人中，沒有比你更壞的人了。”荷馬對于忒爾西忒斯的描寫，基本上都用“最丑的”（ugliest）來代替“最壞的”（worst）：

這個男人是來到伊利昂城的人中最丑的一個。他羅圈腿、跛足、駝背、含胸，尖尖的腦袋上頂著羊毛般稀疏的頭發。

將“最丑”與“最壞”兩個概念等同，并非是荷馬個人獨有的習慣。希臘語中，表示“美麗”的詞匯是“kalos”，它也有“貴族”的意思；而表示“丑陋”的詞匯是“aischros”，它也有“可恥”之意。我們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說法就是，在古希臘，“美麗與精神上的高貴相連，是一種最為牢固的信念。

希臘人毫無保留地崇拜美麗，他們請求將長得好看的運動健兒看做半神（quasi-deities）并為之立下雕塑；把青春帥氣的男孩培養成名流雅士；甚至到了偶爾會僅僅因為一個敵方士兵長得俊美，就要放他一條生路的地步。一種文化若崇拜美麗，那么在這種文化中，丑陋也會受到壓迫。布克哈特講了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里，“一個斯巴達姑娘后來成為了狄馬拉圖斯（Demaratus）的妻子，因自己樣貌丑陋，她每天都去特拉波涅（Therapne）的海倫神廟禱告；她站在美麗的海倫塑像前，懇求海倫讓她變美點。”

雖然現在時興的是外科手術而非求神拜佛了，我們的文化似乎仍然與希臘文化一樣恐懼丑陋的事物。父母仍然希望他們的孩子不擁有丑陋的外貌，許多父母也愿意助孩子一臂之力：雖然讓孩子去做隆鼻、豐胸、抽脂手術的不多，但對諸如牙套等一些形式的牙齒美容的投資，現在已經屢見不鮮。東倒西歪的牙齒意味著丑陋的笑容，丑陋的笑容會讓你在人生的舞臺上多次付出代價。當然，人們會說帶牙套是為了健康，而不是為了好看，但是對于那些忍受這一過程的孩子來說，真正的原因十分明確——在我們的文化中，牙套是纏足的翻版。

希臘人應該不會對承認帶牙套的真相而感到尷尬。亞里士多德就明確公開地說，除非你的孩子開心，否則你無法開心；而且人只有長得好看，才能真正感到快樂。他的意思并不是丑陋之人就永遠“感受”不到開心；他說的并不是（或者至少起初不是）主觀或者內在的感受，而是更加客觀的感覺。我們不妨這樣想：有一才會有二，循序才能漸進。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開心快樂地成長。假如你能替他們做選擇的話，那么哪種環境，哪些品質對于他們來說有選擇價值呢？比如說，你是希望他們美如西施呢，還是希望他們貌若無鹽呢？顯然你希望他們能好看些。因此，如要挑選最值得過的生活，美麗必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而丑陋則是“玷污了幸福的一個污點”。這種邏輯在當下仍然成立，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難去承認它。

為什么我們如此關注“流行的肥胖病”呢？顯然，超重會損害個人健康，也會影響公眾福利，這個原因易于被大眾口耳相傳。但就我個人而言——希望我的觀點不會過多暴露我的卑鄙——我發現，要相信減肥活動并不僅僅是由“嫌惡”所驅動這種觀點是很難的。當你遇到肥胖體型的人時，我認為你會覺得——或者我認為我會覺得——有一點“驚駭”，甚至對他們有一點“惱火”。肥胖似乎是“錯的”。實話實說并不容易，因為這種想法非常不道德，讓我想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偶像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Idols）（1889），尼采顯然沒有受到這種難題的困擾：

從生理學角度來看，一切丑陋的事物都會讓人們變得軟弱而悲傷。丑陋讓人們想起腐朽、危險以及無力：它確實會讓人們失去力量。丑陋帶來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當人們消沉沮喪時，他們會感到一些“丑陋”近在眼前。他的力量感、權力意志、勇氣以及自豪——統統會因為丑陋之物（的影響）而減少，因為美麗之物（的影響）而增加……丑被看作衰退的表征……枯竭、沉重的跡象……瓦解的氣味、顏色和形式……所有這一切都產生了同樣的反應，產生了“丑”這個價值判斷。一種“憎惡”之情油然而生：人們憎惡的是誰？而這是毋庸置疑的：是“人類的倒退”。

尼采接下來可能要說的是，我們現在如此關注肥胖是因為我們無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我們無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是因為他們是丑陋的，并因此散發出“腐爛以及變質的氣味、顏色和形式”——換句話說，他們是我們這個種群的倒退。

丑人讓我們的精神和能量大傷元氣，讓我們對于人類的未來感到沮喪

對尼采來說，我們所說的這個種群與其說是國家，倒不如說是人類zi ji。然而長得好看的人會讓我們想要神化人類，以（給長得好看的人）樹立雕塑和紀念碑的形式幫助人類“肯定自己”。丑人讓我們的精神和能量大傷元氣，讓我們對于人類的未來感到沮喪。這么說有點過分嗎？可能吧。但是想一想《機器人總動員》（WALL·E）（2008）這部電影中的反烏托邦的情景，未來的人類被描繪成肥頭大耳的懶漢，坐著輪椅，沒有機械的輔助就沒法站起來，他們的下顎骨退化消失。這樣一個噩夢難道真的無法改變人們對肥胖的態度嗎？

當然我們寧可噩夢不起作用。一方面，它似乎有一點納粹主義的意思。但是它也很是膚淺與刻薄，我們是羞于變得膚淺刻薄的。僅僅根據一本書的封面就對它做出評價，這會顯示出我們的膚淺。從“內心”上來講，變得膚淺就是變得丑陋。

尼采認為，將外在美轉化為內在美的革命性概念，是由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歷史上長得不咋地的人、神職人員和哲學家所發起的。希臘人假設外在美是快樂所必須的因素，蘇格拉底反對這種假設，而聲稱理性能夠帶來美德，而美德又能帶來快樂。眾所周知蘇格拉底的長相十分丑陋，但是他設法讓自己的內在變得美麗，以至于英俊的年輕男士會無可救藥地陷入對他的愛戀之中，讓他們對自己精神上的丑陋感到悔恨，像狂吠不已的小狗一樣乞求他的注意。尼采對這一切給出了一個挖苦的解釋：“用辯證法的目光看去，烏合之眾將反敗為勝。”這種將美麗與高尚掛鉤的文化，除了簡單把美麗重新定義成知識分子才有的內在品質，我們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來對抗它嗎？

蘇格拉底式的舉動將知識分子（或者藝術家、牧師）置于一個優待地位上。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對于當代人的品位仍然有些妄下評判的意思。我們想讓這一革命更進一步。我們拒絕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是丑陋的。要么，每個人的內心都是美麗的——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雪絨花——要么，無論如何外在美都是相對的，因此誰也不好評判。總之，我們很難讓某人承認一個特定的人是丑陋的，這一點顯而易見。人們的相貌的確反映著他們此后的選擇——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說“到50歲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了他應擁有的一副臉孔”——這的確讓我們很難把外在美從其他一切中抽離出來。但是我們還是這么做了。

這意味著相較于希臘文化，我們的文化對丑陋的壓迫要少些嗎？我們担心自己展現出膚淺與刻薄的形象，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膚淺不刻薄。為了掩蓋這一點而假裝丑陋并不存在，這反而創造了一個新的壓迫制度。在某種意義上，丑陋之人的處境頗似所謂“后種族”（post-racial）社會中黑人的處境：我們以為這種區別對待的壓迫已經不復存在了。

然而，事態可能會對丑陋之人愈加不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從未將丑陋當做過一種不公正并予以認真對待。事實上，不管丑人受到怎樣不公正的對待，也完全不會有人將其與種族主義引起的不公正相提并論。我們可以想想一個人所能實現他在這個世界上愿望的機會。假設你想變成一名宇航員、演員或者雜技演員，而這并不由你做主：它既取決于你的渴望，也要依靠你的天賦。

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軌，而這僅僅是因為出軌的機會通常就擺在他們眼前

如果一個人天賦不夠，那么他的機會也會變少，而好看的相貌被當做一種天賦。研究顯示，從人們求學伊始——它對于人的職業前景十分重要——不用多聰明的人都能看出來它也對人們的關系交際網十分重要。漂亮的人自然擁有更多的選擇。當然，可能出現難以抉擇的情況，擁有美貌也可能意味著一種詛咒：例如，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軌，而這僅僅是因為（出軌的）機會通常就擺在他們眼前。但是總而言之，絕大多數人會發現，在人生變幻叵測的機遇中，不貪戀更多的機會是很難的——總的來說，丑陋的人擁有的機會更少。

但是，這種壓迫僅僅是壞運氣嗎？畢竟，似乎沒有什么規章制度規定丑陋的人要“坐在汽車后排”。速度更快的跑步者常常能贏得百米賽跑，而雜技演員多是擁有良好平衡能力的人，你可能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惋惜和怨憤，但這幾乎不具有壓迫性；在某些場景中，獎勵這些具有天賦的人的“做法”就是給他們以應得的待遇。的確，生來美貌與是否能設計出好看的網頁不太相干，在類似的案例中，當招聘時，把外貌作為衡量因素應當是違法的。當然，這類法律很難得以實施——并不僅僅因為用人決定通常是不透明的。現實情況是，在許多工作中，漂亮的長相都的確能夠加分。這類工作不僅僅包括諸如演戲、走秀或者餐廳服務等拋頭露面的工作，也包括銷售、管理甚至教育等——只要客戶、管理人員以及學生仍然以貌取人，丑人就很難引起他們的好感。

這說明，對于丑陋之人的壓迫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法律，在清醒理智的意識的決定中也不常有所體現，它是在世俗交往中，而非法律和意識決定層面起作用。但是丑陋之人應該得到和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多的尊重：讓他們的話語得以被傾聽，動作得以被注意，眼神得以有交流。他們卻沒有得到這些尊重，但這并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犯了什么錯。

而且，正如你可能已經聽過的那樣，生活并不公平。幾乎沒有人會故意地壓迫丑陋之人。然而從道德層面來說很不幸的是，希臘人的態度已經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我們。有時，我們的確會發現一個人的外在之美——例如他笑容所洋溢的魅力——但在這笑容之下，他的內心是空虛墮落的。但是我們最初的想法幾乎都是這個人看上去像是一個討人喜歡的朋友。我們想要與他為伴，聽他說話，多看他一會兒。當然，對于一些漂亮的人，尤其是美女來說，這種吸引力是把雙刃劍，吸引一些人注意力的同時，也會失去另外一些機會。這也是一種壞運氣。

問題是，我們經歷了漫長的演化過程，性情也得到了演化。幻想我們能夠完全克服這種自然的遺傳，認為我們能過上各自應得的生活，或者甚至，認為我們能成為我們配得上的那種人，這就是一個幻想——而希臘人能無憂無慮不受其擾，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命運使然。然而我們的白日夢，如同我們的臉孔一樣，并不完全由我們自己做主。我們只能盡力去用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