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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點鋒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隱諱自己的觀點。我愛這個國家、我愛這支軍隊。正因為部隊困難、有需要改善之處，才需要我和我們。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們干什么？因為愛而無私。因為無私而無畏。

　　當到一定的職務后，不敢替別人辦事，不敢說話，戰戰兢兢，為什么？不就是為了當更大的官嗎？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堅強，你就不可能無畏。人活一場，我不做自己還做別人嗎？雷鋒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還可以吧。官帽子像雨點一樣往下掉，哪一頂能掉到你頭上？不要去追求這些東西，還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東西，這方面疆界無限寬廣。我在生活里是沒有鋒芒的。我和大家相處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鋒芒的。真正能夠刺痛你的，真正能夠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鋒芒。而不是在于你這個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職，那都沒有用。我寫過不少書。我寧愿我的書被一個人讀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個人只讀一遍。有人讀得懂我。很多人把鋒芒藏起來，我不藏。我藏給誰看，藏了我要干什么。張孝祥，南宋人，秦檜當宰相時，他考進士第一，當即上疏揭露秦檜，為岳飛平反。朋友勸他斂起鋒芒，他說，沒有鋒芒我考進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鋒芒把它藏起來我考進士干什么；秦檜是個王八蛋，我不攻擊他我考進士干什么。三問，酣暢淋漓。

　　朱镕基總理對我愛人李小林講，１９５８年，他到三O 一醫院看望病人，在電梯里碰見了彭德懷元帥。彭老總剛看完一個身患絕癥的老同志，彭說到生病時，講了三個“然”：“大不以為然；不得不然；順其自然。”朱總理說：這三個“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銘。至于毛、鄧，就更不用說了。我對自己的講話負責。講對的地方，你們就往心里去，講錯的地方，你們就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莞爾一笑，不要當回事。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給你們。我更不能要求把你們的思想都統一到某一個思想上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偏要追求那種可能，這是非常虛無飄渺的，實際上做不到。

　　你們都知道我對臺灣問題的看法。作為共產黨員我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的觀點。和平有一線希望就要爭取。戰爭有百種可能都應避免。但一旦戰爭逼來，軍委一聲令下，我將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我，共產黨員，解放軍將軍，總不會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些德國國防軍將領吧。德國國家社會黨攫取國家權力后，積極謀劃對外戰爭，遭到了德國國防軍許多職業將領的反對。然而一旦國家做出決策，戰爭機器開動，那些將領們沒有二話，毫不猶豫地領兵出征。一位元帥講：“我以極不情愿的心情執行統帥的命令。但我必須執行得非常堅決。”他把自己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極致，連連破敵。在波蘭邊境上駐防的一名德國國防軍將軍，也是積極反戰的，尤其他的妻子是波蘭人。敵國有她的親人。但軍令如山倒，他陷于兩難。入侵波蘭的戰爭將于第二天打響，他精心布置，指揮有方。次日凌晨，他穿上嶄新的軍裝，皮靴擦得錚亮，把歷年來獲得的勛章掛滿胸膛。進攻開始了，他昂首走到最前面，首先被子彈打中。我也是軍人。他雖然是敵人，但他的勇氣令我佩服。他服從命令的素質和本能更為我崇敬。祖國如果需要我死，我當含笑。我不怕死。今天的年輕軍人和我們相比，是相當幸運的。

　　有人說，我們這輩子是什么都缺。我們小時候缺菜，長大了缺鈣，老了缺愛。年輕時缺知識，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憑，有了年齡又缺健康，開放了我們又缺青春，有青春時又缺開明。我們這輩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夾著尾巴做人！我們總是生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輕人不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這一點很可貴，很難得。我們不僅要使用他們，還要珍重他們。

　　某團空難后, 壓力很大。我對他們說，你們一不要用自己錯誤懲罚自己，二不要用自己錯誤懲罚別人，三不要用別人的錯誤懲罚自己。然后，我做了一個決定，下部隊乘該團的飛機去。摔掉的是一架運七，我要坐的還是一架運七。剛出了事故，家屬們哭聲猶在耳邊。運七飛機質量一般。很多同志勸我：不要坐運輸團的飛機。我堅持要坐。我說：“飛行員都犧牲了，我怕什么？當空軍還怕坐飛機嗎？笑話！”我在這種時刻乘坐運輸團的飛機，表達的是一種愛意。我愛他們。

　　如果大家都不講真話，那就讓我一個人來講真話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獄。我愿意做思想先鋒，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連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在中國，講真話真難啊。但我還是要講真話。我為什么如此？我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不退縮？那是由于我太愛這支軍隊，太愛共產黨了。“我把黨來比母親”。兒子對母親能不講真話嗎？兒子如果欺騙母親還叫兒子嗎？我們一個通訊處長的愛人，非常好的姑娘，得了癌癥。今年寒假，兒子返校。她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對兒子說：“我不死，你不許回來。好好學習。我死了，你才可以回來。但你要記住，媽媽不會走遠。媽媽會一直在你身邊，用眼睛看著你。”多么堅強的女人！臨死前，她給年邁的老父親打了電話：“女兒不孝，不能為您老送終了。”我們應當時時刻刻感到有一雙眼睛在看著我們，這雙睛睛是組織的，人民的，先烈的。李先念主席當軍長時，手下有一個英勇善戰的師長，叫熊厚發，二十四歲。西路軍失敗后，他跟隨李主席一起撤往祁連山。這時，他的師政委逃跑了，還偷了李主席一匹馬。熊厚發大怒，猛地一拍，把胳膊拍斷了。我問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說：“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頭上！”后來傷口化膿，不能隨部隊走，留下養傷，被馬匪俘虜，押至西寧，綁在炮口上用炮轟死。馬匪把其它戰死和被殺害的紅軍師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氈包起來，用火車運往南京邀功。天氣寒冷，尸體凍得硬梆梆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在車站月臺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張照片，當時我的眼淚就淌了下來。想想先烈，我們憑什么患得患失！我寫過《大國策》，有人說我有親美傾向。那他們是沒讀懂我。真正讀懂我的反而是美國人。美國人一直對我非常注意。當年對我是不錯的，數次邀請我赴美訪問，學習，很下功夫。但是最近他們在研讀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美國中央情報局列了一個我國黨政軍干部的黑名單，名單上都是堅決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變的、“死硬的”共產黨員。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劉亞洲 2010-08-15 06:39:50